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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This analysis of tobacco advertising is derived from Catherine Molineux, “Pleasures of the Smoke: ‘Black Virginians’ in Georgian London’s Tobacco Shop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2 (April 2007): 32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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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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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第三章 全人类的事业——从殖民地到《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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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美洲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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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潘恩《常识》，17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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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是英国在美洲殖民进程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正是冲突最终毁掉了英国的殖民计划，建立起美国这个新国家。白人殖民者与阿尔贡金部落的公开交战让他们彰显了自己有别于美洲土著的身份，并且明确界定了两者之间的种族差异。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种种族差异也会出现在白人社会和非洲群体之间。这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种族歧视还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当时这种关于种族的观点会逐渐凝结为一种固有的种族、民族特征。在其形成过程中，战争正是一个主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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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让英国殖民者更加确信自己本质上的“英国性”（Englishness）。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殖民者陷入了身份危机，这不仅是因为与美洲印第安人的接触，也源于他们对其他国家殖民美洲情况的了解。新法兰西殖民地的法国人比英国人更有决心，一心想让美洲土著信奉他们的宗教（天主教），抛弃原先的部落文化，融入法国的社会文化。但这样做往往适得其反。当时的一位官员让·博沙尔·德·尚皮尼（Jean Bochart de Champigny）指出：“在更多的情况下，法国人会变成野蛮人，而不是野蛮人变成法国人。”[1]不过在英国人看来，这种说法无关紧要，反正不久之后，他们既会和法国人、也会和土著人作战。英国人通过暴力维护了自己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身份，捍卫了这种身份中蕴含的价值。最终，这种暴力又会迫使他们从自己原有的欧洲身份中脱离出来，形成一种新的身份。美国这个政治文化国家、单一民族独立国家也许的确起源于“阿尔比恩的种子”（Albion’s Seed），但这颗种子绝非新世界里唯一的种子。当其他所有的种子都开始发芽，一种截然不同的植物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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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世纪晚期，英国在美洲的殖民范围已经远远超出切萨皮克和马萨诸塞湾地区，也拥有了更多的殖民形式：英王特许领主独占的殖民地、公司特许殖民地和皇家殖民地。其中，罗得岛、新罕布什尔和康涅狄格都是清教徒移民社群。这些殖民地的创立者中，有一些是和马萨诸塞湾的清教统治集团发生了冲突，另一些则是希望在这里寻求更宽容的宗教自由和更好的经济机遇。1635年，罗杰·威廉姆斯被逐出马萨诸塞后建立了罗得岛殖民地；随后，塞勒姆的安妮·哈钦森被约翰·温斯罗普解雇，也来到罗得岛。不久，“唯信仰论危机”（Antinomian crisis）引发了更大的冲击，哈钦斯的姐夫约翰·惠尔赖特（John Wheelwright）和他的跟随者们也放弃了马萨诸塞殖民地，去往从1623年起就已有部分英国人居住的新罕布什尔寻求宗教庇护。托马斯·胡克教士（Thomas Hooker）和当时马萨诸塞的领导人同样意见不合，虽然没有与他们公开敌对，但还是希望远离他们的管辖，因而在1636年带领跟随者去了康涅狄格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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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些新英格兰殖民地在建立之初就处于互相敌对的状态，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它们会有团结协作的可能。不过，殖民扩张带来的危险还是促使新世界里的这些英国殖民地建立起一个相对短暂（仅持续到1684年）的新联合体。在当时，英国清教徒异见者侵占了越来越多土著部落的土地和欧洲邻国（法国、荷兰）的殖民地。出于自我防御的目的，马萨诸塞、普利茅斯、纽黑文和康涅狄格殖民地于1643年组成新英格兰同盟（罗得岛未受邀请）。这个同盟的主要功绩——如果能称之为功绩的话——是在菲利普王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然而，就在这些殖民地探讨自我防御问题的时候，遥远的英格兰正在燃起内战的战火。英国内战期间，来到殖民地的英国移民也迅速减少。1660年，查尔斯二世复辟君主制，才开启了殖民扩张的新纪元，也对殖民地事务有了更多的关注，而这在殖民地当然是不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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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英国并非只因忙于内战才无暇顾及殖民地。对于殖民地的事务，英国向来甚少参与，不过是看到许多穷人都去了切萨皮克，棘手的清教徒都去了新英格兰，而长舒一口气。殖民地对当时的英国社会来说就是一个安全阀：英国社会那些不受欢迎的元素都可以安全地转移到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例如在1666年，苏格兰爱丁堡的政府官员就曾在报告中满意地指出，“乞丐、流浪汉和其他不宜留在这个王国的人”都被迁移去了弗吉尼亚，眼不见为净[2]。就殖民地事务而言，英国的唯一关切是让英国船只成为殖民交易的主要受益者，但就连这一关切也是在英国遭到来自欧洲冲突的威胁之后才被明确地表达出来。1651年，英国颁布《航海法》（Navigation Act），但查理二世于1660年即位后随即废除这部法令，制订了新的航海条例。短期来说，这对英格兰（不是整个大不列颠，因为船只和货物只经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船只和新英格兰的造船贸易都有好处，因为“英格兰”船只中也包括了那些在殖民地建造的船只。但从长期而言，英国想要控制上述这些殖民地，前景就没有那么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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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年以后，英国在初步尝试实行贸易保护的同时，也迎来了一股殖民热潮。大量新的英国殖民地在美洲出现，这些殖民地有时也为纪念其建立而被称为复辟时期的殖民地（见表1）。这些殖民地最初都是英国国王特许给领主独占的殖民地。卡罗来纳的所有者是一群贵族领主，包括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的爵位继承人安东尼·阿什利·库珀勋爵（Lord Anthony Ashley Cooper）、弗吉尼亚总督威廉·伯克利爵士和乔治·卡特里特爵士（Sir George Carteret）。其中，伯克利爵士和卡特里特爵士还被任命为新泽西殖民地的贵族领主。新泽西是从新约克（即纽约）分离出来的殖民地，而新约克殖民地，也就是后来的纽约州，前身又是荷兰人建立的新尼德兰殖民地。英国在1664年的英荷战争中夺得这片殖民地的控制权，同年，查理二世将其授予弟弟詹姆斯。或许是缺乏命名的灵感，又或许只是想让自己的头衔到处留名，时为约克公爵的詹姆斯将这片殖民地的主要城市新阿姆斯特丹改名为新约克市（即纽约市），1685年继承王位后，又将纽约归为皇家殖民地。此时，纽约的白人人口已经比1664年翻了一番，达到2000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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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最初的13个殖民地（按定居点建立时间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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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之前一样，英国这次新殖民热潮的动机仍然是追逐利润、扩张势力以及传播新教。鉴于詹姆斯二世是天主教徒，传播新教这个动机多少有些可疑，但对于当时的领主来说，英国王室的宗教立场并不重要。在伯克利这样的人眼里，卡罗来纳殖民地和新泽西殖民地都不过是投资机遇而已，他们毫无在那里定居的打算。因此，伯克利将自己持有的新泽西所有权份额都卖给了英国贵格会教徒。当时，这些贵格会教徒正开始在新泽西西部地区定居，而公理宗信徒和浸礼会基督信徒则移居到了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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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泽西和新英格兰情况相仿，也不完全是一片和谐。例如1682年，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带领贵格会财团买下新泽西殖民地的东部土地时，就在当地以苏格兰人为主的居民中间引起了不安。新泽西为当时的这些贵格会教徒提供了一个类似于庇护所的所在。在当时所有的宗教团体里，贵格会受到的迫害最为严重，这一点从1660年玛丽·戴尔在马萨诸塞被判处绞刑的事件中就可窥见一斑。正如贵格会《教友》期刊上早期的一篇文章所说，“遭到极为严重的误解和歪曲”是贵格会教徒难逃的宿命，他们被指控为诡辩家、自然神论者、浪荡子和偏执狂，“被迫对每一条教义和教规作出辩护”[3]。因此，佩恩一直在为自己的“神圣实验”（Holy Experiment）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点。在1681年，他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地方：那一年，查理二世赐给他一片土地。他给这片土地取名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意为“佩恩的天堂”（Penn’s paradise，图12）。第二年，佩恩抵达属于自己的这片天堂，亲自监督殖民地的建造。在这里，将会建起宾夕法尼亚最重要的一座城市菲拉德尔菲亚（现名费城），希腊语里“兄弟之爱”的意思。随后，佩恩又从瑞士人手中买下特拉华河畔的一个殖民地，那里在1703年成为独立的特拉华殖民地。宾夕法尼亚很快就吸引了大量的英国贵格会移民。1680年，英国约有10000名贵格会教徒因异教信仰被抓进监狱，其中很多都遭处死。因此，数千名贵格会教徒来到了美洲，而吸引他们的正是佩恩在1701年《特权宪章》（Charter of Privileges）中明确做出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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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本地区的所有人都无须宣称或认可万能的上帝是这个世界的造物者和统治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歧视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或仪式，或以此为由侵犯其人身、财产安全；不应强迫任何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敬拜、保持某种宗教信仰或是做出任何其他违心之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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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是英国在17世纪建立的最后一个殖民地。下一个殖民地，即佐治亚殖民地要到几十年后的1732年才得以建立，并且这个殖民地已不再是为宗教异端者提供的庇护所，而是为英国债主建造的避难所了。当时，英国殖民地的范围已经从法国的加拿大殖民地沿东海岸一路向南，延伸至西班牙的佛罗里达殖民地。这些殖民地的政府组织形式大同小异，大多受一名由英国王室或领主任命的总督管辖，立法机构则分为总督任命的议会（上议院）和选举形成的议会（下议院）。只有罗得岛和康涅狄格是例外：这两个殖民地由立法机构选举总督。事实上，尽管这些殖民地在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等方面的追求极为相似，并且也形成了新英格兰同盟，但除了与大不列颠的共同联系之外，并没有什么能让这些殖民地团结起来，只有一个例外：印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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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威廉·佩恩《宾夕法尼亚政府框架》（伦敦，16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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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文化可能是民族主义在现代世界的支柱。但仅仅通过日益详尽的地图、针对潜在移民的宣传材料、约翰·史密斯等冒险家写的新世界游记或是西奥多·德·布里绘制的插图，并不能让美洲殖民地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要探寻美国早期身份认同的灵魂，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就藏在殖民地那些相当乏味的官文里，例如佩恩所写的《政府框架》（Frame of Government）。这是一片充斥着大量政府官文的土地，对于定居于此的人们来说，就连那些契约和宪章中用小号字印刷的部分、那些法律生活的细枝末节也相当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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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尤其热衷于利用表意明晰的宪章来获得控制权。清教徒“大迁移”（Great Migration）的资助者是持有皇家特许状的马萨诸塞湾股份公司。与伦敦公司不同的是，马萨诸塞湾公司的皇家宪章就掌握在清教徒移民自己手里：通过1629年的《剑桥协定》，他们从公司那些没有移民打算的人手中买断全部产权，从而取得了对殖民地政府的控制权，并且将殖民地交由约翰·温斯罗普管理。1639年，在康涅狄格，托马斯·胡克制定了一部《康涅狄格基本法》来管理殖民地，这也是美国最早的一部成文宪法。同年，新罕布什尔也制定了《艾克塞特公约》（Exeter Compact，效仿《“五月花号”公约》）来管理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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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部的卡罗来纳殖民地，贵族领主安东尼·阿什利·库珀爵士在哲学家约翰·洛克的帮助下制定了《卡罗来纳基本法》，以确保卡罗来纳世袭贵族的统治。虽然这部基本法很快就被殖民地专有的“标准”治理模式（总督、地方参事会和议会）取代，但它还是彰显了政府、社会结构、种族关系、宗教自由和政治参与这些议题在殖民计划中的重要性。殖民地的经历让这些英国殖民者远离了传统的英国治理模式：大宪章、地方法和普通法，以及法庭。事实上，鉴于殖民时期的契约和协议一直都处于不断的改写和修订中，美国最终发展形成一部核心的成文宪法也就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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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18世纪初，还没有人会预料到英国这些殖民地最终会形成统一，更不会预料到会有一份单独的宪法文件来管理这些殖民地。不过，殖民地政府内部的紧张局面，加上殖民地本身的人口增长和土地增长，虽然当时几乎没能增强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却已开始削弱它们与大不列颠之间的纽带。菲利普王战争结束后没过几年，部分是由于这次战争，殖民者和“祖国”之间的冲突就已经初露端倪：英国王室对新英格兰发回的报告感到不安，力图对殖民地实行更严苛的控制。英国在1651年、1673年接连颁布《航海条例》和《种植园税法》（Plantation Duties Act），开始尝试不断加强控制殖民贸易。1675年，英国又设立了一个枢密院委员会——“贸易与种植园议事会”来掌控殖民事务。1684年，由于马萨诸塞无视贸易限制，英国废除《马萨诸塞宪章》以示惩罚。紧接着，詹姆斯二世（James II）于1686年建立“新英格兰自治领”（图13），包括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普利茅斯、罗得岛、马萨诸塞、新泽西和纽约殖民地，统一由纽约前总督埃德蒙·安德罗斯（Edmund Andros）管辖。设立自治领一方面是为了确保这些殖民地遵守《航海条例》，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加强防御的考虑。但詹姆斯对于殖民地的治理没能持续多久，1688年的光荣革命就推翻了他的统治。1689年，威廉三世（William III）和玛丽（Mary）登上了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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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自治领的公章上印着一句箴言，意为“唯有在贤君治下，方有最高尚之自由”。然而，殖民地正在迅速形成自己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与君主政体的分歧日益扩大，与自治领公章上那幅表现英国人和土著人共同臣服于君主统治的图案中传达的理念更是极为不符。不过，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我们不应过分夸大当时这种自由观的分歧，更不应将这种在共和时代到来之前形成的自由观归为一种共和思想。英国王室在17世纪末实施的一些政策虽然引起了殖民地的敌意，但在18世纪，这些敌意并没有立即转变为意识形态上对王室的全盘对抗。不仅如此，英国议会在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中主张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享有“自古以来的”权利时，其呼声不仅在光荣革命时期响彻英国，也在遥远的美洲引起共鸣。当威廉胜利的消息传到殖民地，民众就起义废黜了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埃德蒙·安德罗斯（同时也是自治领总督）政府、纽约殖民地的弗朗西斯·尼克尔森政府（Francis Nicholson）和马里兰殖民地的威廉·约瑟夫政府（William Joseph），这些起义都与英国本土发生的事件密切相关。不过在马萨诸塞和纽约殖民地，反对旧政权的人并没有果断行动，而是等到他们相当确定威廉和玛丽的新政权得到确立之后，才开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