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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妮斯的父亲在《被救赎的俘虏回到锡安山》（The Redeemed Captive Returning to Zion，1707年）一书中将女儿的离开解读为两种威胁：天主教对自己宗教信仰的威胁、部落文化对英国生活方式的威胁。不过他女儿并不这么想，在尤妮斯本人看来，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她可能不会选择来美洲，但美洲殖民地的确是一片机遇之地。她成功获得了克雷弗克后来所说的独特的美国人身份，抛下“古老的成见和习惯”，接受新的习俗，完全地接纳了文化交流带来的“新生活模式”。然而，对她的家人和大多数白人移民来说，他们不期望也不欢迎这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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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妮斯的兄长斯蒂芬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述了关于尤妮斯的所有消息，以及他们试图救赎尤妮斯的行动。很明显，在尤妮斯的家人看来，相比尤妮斯在莫霍克部落里建立家庭、开始新生活来说，她被迫叛教并且抛弃新教的行为更让他们忧虑。莫霍克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他们的种族，而在于他们的耶稣会宗教信仰。尤妮斯最后一次回到新英格兰是在1761年，她的一些子孙后代在1837年也曾回到新英格兰给自己的白人祖先扫墓。那时，美国已经成为独立的国家，和当时仍属英国控制的加拿大之间的边界遭到封闭，只有法律上既不属英国也不属美国的当地土著人可以穿越边界，而美国白人早已决定了他们站在哪一边。和克雷弗克指出的正相反，新世界里不会轻易发生种族、文化和信仰的融合，正如记载中尤妮斯在1713年被劝返新世界时所说的，这“不可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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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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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分离的时候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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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尤妮斯·威廉斯和她的大家庭一样，在18世纪的美洲，当地土著和英国殖民者过着互不干涉的生活，二者并行发展却鲜有接触。而英国殖民地不管是人口的增长还是地理范围的扩张都相当迅速（地图2）。到18世纪中期，英国殖民地日益增长的人口向各处扩散，已远远超出原来的殖民地边界。到美国独立战争之前，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地理范围已经是原来的两倍多，从约58万平方公里扩展到约133万平方公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安妮女王之战的结束。就在尤妮斯永远抛弃自己英国人身份的同一年，《乌德勒支条约》（the Treaty of Utrecht）的签署也终结了让她背井离乡的那场战争。这场战争也使英国人获得之前掌握在法国人手中的土地，得到一个将英国殖民地向内陆推进的机会：可将殖民范围从东部沿海地区沿海岸线向北推至新罕布什尔和缅因，向内陆推至哈得孙河谷，向南推至（弗吉尼亚的）蓝岭山脉和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的山谷以及皮德蒙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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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殖民地之间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总的来说，在人口和文化上，新英格兰要比许多其他的殖民地，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和纽约更具有同质性。费城是贵格会定居点，这里无需服军役、征税少、相对安定，对移民颇具吸引力。因此，在1720—1740年间，有大批移民涌入宾夕法尼亚，这些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身份。而南部地区的切萨皮克、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则迎来了奴隶人口的大幅增长，同时也吸纳了更多的英国人、苏格兰人、（来自阿尔斯特的）苏格兰—爱尔兰人和爱尔兰人。当然，这些人当中也有许多定居在了迅速发展的海港城市波士顿、纽约、纽波特和费城，这些地区同时也吸引了数量众多的德国移民。波士顿、纽约、纽波特和费城都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主要中心城市（共有五个）。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一时期，这些中心城市就都已经集中在北部地区。当时，南部地区只有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拥有可以与这些北方城市媲美的发展规模。仅仅从百分比看，这些海港城市比殖民地的整体人口增速要慢。1720年这些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约7%，到1770年时仅占3.5%左右。尽管如此，这些处在殖民地与欧洲世界之间的城市将会对美洲殖民地摆脱大不列颠的统治产生巨大影响。比起农村地区，港口城市的人口更多元化，如果要为这形形色色的人群找到一项共同的事业，最好就是在他们所处的千变万化的环境中寻找——正是这样的环境催生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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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 殖民地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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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的革命元素散布在殖民地各处，历史学家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忙于拼凑这些元素。不过，革命的思想归根结底是凝聚在自由和奴役这对互补的概念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并且形成了后来在《独立宣言》中表达的观点，即“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是名正言顺地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而自由和奴役这对概念之所以出现，具体说来，是因为殖民地遭遇着持续不断的冲突以及英国本土为进一步控制美洲殖民地而带来的侵扰；宏观说来，则是因为殖民者拥有了更广阔的视角，能够从整个美洲大陆的角度出发进行思考。与此同时，即使到了1760年，美国国父、外交官兼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也仍然认为殖民地不太可能联合起来反抗英国，并且还是有意从英国本土视角来表达了这个观点。在论述“我们的殖民地”这一问题的现状时，当时在伦敦的富兰克林并不认为这些殖民地的发展“会让它们变得危险”。他强调说，英国的美洲殖民地“不但有不一样的总督，还有不一样的政体、法律和利益，其中有些还有不一样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他还补充道，这些殖民地“相互间的嫉妒是如此强烈”，没有什么能够把他们联合起来；就算“王室立即下令”，它们也只能部分联合起来。不过富兰克林最终还是为自己的话留了一条退路，又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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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种联合不可能，是指在没有凶残的暴政和压迫的情况下。当一个国家里的人们拥有不想失去的财产，享有不愿遭到损害的特权时，他们通常更愿意保持安静，愿意忍气吞声而不会赌上一切。如果政府温和并且公正，重要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都得到保障，这些人民也会恪守本分，温和顺从。毕竟，无风不起浪。[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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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殖民者来说，他们拥有的财产和特权包含人和土地。尽管在殖民地内部也有些权威施加得越来越严，但殖民者对于英国给殖民地强行施加的不公正权威越来越觉得反感，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新英格兰所宣扬的美德与南部奴隶制所昭示的物质主义之间的冲突。撇开其他不提，这个时期的蓄奴情况在北部城市地区和南部农村地区其实是一样的。从人口比例来说，北部城镇的奴隶比例和弗吉尼亚、马里兰这些南部烟草种植区的比例持平。在纽约，17世纪末（1698年）有35%的家庭拥有奴隶，到了18世纪早期（1703年），这个比例攀升至41%。在波士顿，1710—1742年，白人人口翻了一番，而奴隶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则同期翻了两番，升至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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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变革之风。他在写下大量的文稿、书信和公文之余，还化名“理查德·桑德斯”（Richard Saunders）出版了《穷理查德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ks），试图提炼、传播一些更有哲理的观点。他的年鉴于1732年首版，在此后的25年里不断再版，每年约卖出一万本，是当时的畅销书。这个虚构的“穷理查德”居住的地方虽然也有契约佣工威廉·莫拉利在宾夕法尼亚经历的那种残酷现实，但总的说来还是一个想象中的美洲，在这里善有善报，勤能致富。然而，事实上对某些人来说，他们再怎么努力工作，也不会迎来成功；与此同时，对于北部和南部越来越多的移民来说，辛苦的工作只需交给别人即可。这令人沮丧的现实并没有影响富兰克林向其同胞提出乐观的建议。在写给他的朋友、伦敦商人彼得·柯林森（Peter Collinson）的一封信里，富兰克林暗示道，帮助不幸的人也许会构成“对上帝和自然秩序的反抗，他们的贫困和悲惨很可能是自己懒惰和浪费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为此而注定遭受的适当惩戒”[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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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远非为富兰克林所独有，也不仅仅局限于18世纪，但对殖民地时期的美洲却有着特别的影响。当时的精英殖民者吸收了洛克派对于天赋人权、自由和社会契约的自由主义思想，发起“美国启蒙运动”（American Enlightenment），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富兰克林这种观点的发展。当然，殖民者们一旦决定脱离英国，洛克的文章就更具影响力。《独立宣言》就参考了他《政府论·下篇》（Second Treatise on Civil Government，1690年）中的一些段落。殖民者发起独立革命的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洛克观点的影响还有待商榷，但至少对当时的美洲来说，洛克是一位风云人物，他既能就卡罗来纳殖民地的领主如何保留世袭特权给出建议，又能基于自己的白板说哲学宣扬天赋人权的理念。更宽泛地讲，洛克的观点与殖民后期日益增长的乐观主义和机会主义信念相融，而这也正是富兰克林指出并且鼓励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可回溯到清教徒移民早期要建立“山巅之城”的宗旨声明。在18世纪中期，虽然英属北美殖民地还没有为“全人类的事业”而结盟，这种理想的模型已经在各个殖民地之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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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人类、自然和新世界到底有多大可能臻于完美的探讨和辩论，当然不只局限在精英殖民者的饭桌上，而是通过布道传播给了更多的民众。例如，波士顿牧师乔纳森·梅休（Jonathan Mayhew）写下了《论无限服从》（A Discourse Concerning Unlimited Submission，1750年）一书，在大西洋两岸都重印数次。这本书写在查理一世被处死的100年后，在书中，梅休捍卫了这一事件的正义性，并且回答了“个体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屈服于那些既得权力者”这个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是，如果当权者是“一个不讲道理、野心勃勃、残酷无情的人”，那么就完全不必屈服——这也正是十年后富兰克林提出的观点。但是和富兰克林一样，1750年的梅休还没有开始主张摆脱殖民枷锁，因为那时的英国统治并不算太专横。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还是要让殖民者“学会自由，学会忠诚”。与此同时，梅休也提醒自己的教众以及更多的民众认识到“政府是神圣的，不可视同儿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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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对待政府的态度确实相当严肃。在大多数殖民地，最初的或者是精心修订过的殖民宪章里都制定了基本准则，将权力与权威分离，并且仿照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议会里国王—上院—下院三权分立的体制、设立了总督—地方参事会—议会三权分立的结构，希望借此形成平衡。尽管富兰克林也提到各殖民地之间在法律和行政事务上差别巨大，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事实上，在这个时期，殖民地的法律既没有得到统一实施，也没有得到一致理解。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这个事实恐怕也不足为奇：例如加布里埃尔·托马斯就认为宾夕法尼亚只有很少的律师或医师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并且希望殖民地“永无机会用到律师的口舌或医师的钢笔”，因为这两样“都会破坏人类的财产和生活”。与之类似，富兰克林也曾借“穷理查德”之口指出“一个夹在两名律师之间的乡下人就像是一条夹在两只猫之间的鱼”[14]。很显然，一些殖民者认为旧世界里有些元素没有，也不该跨过大西洋来到美洲。这里，是一个没有律师的美丽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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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法律职业的讽刺挖苦并不独属于美洲或者那个时期，但还是透露了18世纪中期殖民者中间普遍流行的观点，以及殖民地的城乡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区别。在殖民地的海港城市和其他地区，律师当然是过剩的：这些地方已经有许多律师、商人、人贩子和小商贩，还有不少具备专业知识和周转资金的新兴公司和商务人员，能够在欧洲和非洲市场发展美洲的贸易。由于英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这个社会阶层比那些内陆移民得到更多的政策倾斜，也常常更优先关注自己阶层的利益。尽管如此，在1750—1776年间，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的利益开始有了更密切的联系。虽然那些农民和金融家的出发点也许不同，但他们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论辩中去，像乔纳森·梅休牧师那样探讨政府、权力和殖民地治理等议题。在18世纪中期，大多数殖民者的床头可能还没有摆放着洛克的《政府论·下篇》，但不用太久，他们也许就会开始阅读宾夕法尼亚律师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的《一个宾夕法尼亚农民的来信》（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1768年），以及几年后托马斯·潘恩的《常识》（Common Sense，1776年）。这种突然而至的阅读兴趣来源于一系列复杂的冲突，同时却也归因于冲突的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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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在18世纪中期，能把美洲殖民地城乡人口都聚集起来的应该就是战争持续带来的威胁，尤其是18世纪的最后一场帝国之战：七年战争（1756—1763年，又名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但说来奇怪，防御外敌的需要并没有促进殖民地的团结。在英法宣战前两年，即1754年，富兰克林曾设计了一份名为《奥尔巴尼联盟计划》（the Albany Plan of Union）的提案，希望借此联合各殖民地，建立殖民地联盟，通过提高税收来为一支殖民地军队提供供给，以对抗法国和印第安人的威胁。但这份提案未能实施，富兰克林后来分析总结的原因是英国政府担心下放过多的权力，但事实上，就连当时的殖民地议会对该计划也毫无热情。到英法正式宣战之时，殖民地之间的分歧更是显而易见。事实证明，根本就没有可能说服各个议会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法国的威胁。这些殖民地各成一体，并不认为抵御法国是它们共同的事业。它们对自己地域之外的事情几乎毫不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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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开始将不同的殖民地利益群体聚到一起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带来的长期影响。法印战争给殖民地乡村和城市地区都带来了影响。乡村地区，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边境地带直接卷入战火，家园遭毁，留下大量的寡妇和孤儿。海港城市则由于英国军队的扎营，最初从战争中捞得了很大的好处。1755年有2000名士兵驻扎在这些城市，1757年增加了11000名，一年后又多了12000名。这种突然出现的垄断市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却也不会持久。尽管七年战争于1763年才正式结束，但北美地区1760年就已经停火。而一旦停火，来去匆匆的英国军队就迅速离开，中断了当地那些利润丰厚的军事合同。新英格兰、切萨皮克、纽约和费城地区的批发商和零售商都受到严重影响，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遇上战争导致的征税提高，更是雪上加霜。不过，尽管这些军队抛下债务、物价飞涨和失业问题转身走人，他们也并不是全部都离开了美洲大陆。派到殖民地与法军交战的25000名英国常备军里，约有10000名在《巴黎条约》缔结、战争结束后留在了北美。他们没有驻扎在殖民地区域内，但也离得很近，殖民者们完全可以觉察到他们的存在，同时也为之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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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来说，这时开始对殖民地施加更严格的经济管制并不是最好的时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尝试去这么做。一方面，法印战争是一场代价高昂的胜利，让英国的国债翻了一番，总得有人来偿还这些债务。另一方面，这场战争让英国无可争议地获得了对大片土地的控制权，而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人民并不熟悉英国的政治模式，有些甚至都不会讲英语（地图3）。英国自然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当时的13个殖民地自然也反对任何现状的改变。1760年停火之后，英国就在一定程度上感觉到了这种反对情绪。他们试图取缔殖民地与敌方的黑市交易时，就遭到了反对，当时，波士顿律师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站出来为之辩护，声称英国无权干预殖民地的黑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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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殖民地但凡察觉到英国对殖民地的事务有所干涉，就会掀起轩然大波。人们熟知的“牧师案”就是一例。当时，有一项提案提出用现金代替传统的烟草去支付英国国教会牧师的薪酬，弗吉尼亚律师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是这项提案的辩护人。亨利在辩护中控诉英国国王已经“从子民的父王沦为暴君，丧失了他对臣民的权力”[15]。这里所说的国王的暴政实际上是指当时弗吉尼亚的《两便士法案》（Two Penny Act）事件。1758年，由于烟草歉收，烟草价格从每磅两便士涨为每磅六便士，为减少影响，弗吉尼亚立法机构希望以每磅两便士的价格用现金支付神职人员的薪酬，遭到国王否决。说到底，一切都是钱的问题。后来发生的殖民地与王室对抗的事件中，虽然不是全部，但大多也都是关于钱的问题。到最后，这改变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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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现在的人理解过去的事件时会遇到极大的障碍。现代人会很容易将1763年之后殖民地向英国权威发起的一系列挑战按时间顺序排列，并从这些事件中看到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从而指出殖民地决定脱离英国是不可避免的。1764年，英国政府为偿还法国—印第安人战争带来的债务而颁布《糖税法》和《货币法案》，第二年颁布《驻营法》和《印花税法》，1767年开始征收“汤森税”（Townshend Duties），1768年派兵前往波士顿，1770年发生“波士顿惨案”，1773年颁布《茶税法》，1774年制定所谓的《强制法案》，这些都太经常被看成既定路线上的一个个指路牌，其终点正是1774年的第一届大陆会议以及1775年4月19日早晨莱克星顿草地上打响独立战争的第一枪。但是，通往革命的这条路上并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撇开帕特里克·亨利这类人的夸大言辞不提，1763年乔治三世治理下的英国王室的举动普遍说来并不会引起乔纳森·梅休和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些人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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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殖民地事务的突然关注自然让殖民者感到担忧。不管在什么历史时期，不管是哪里的政府，在试图提高税收的时候都可能会招致反对。英国政府试图通过《糖税法》增加进口税，通过《货币法案》禁止殖民地生产纸钱以控制信贷，从而加剧了殖民地经济本来就面临的贸易逆差问题，引起美洲殖民者的疾呼反对，也属正常。英国通过1765年的《驻营法》派军驻扎到殖民地，在殖民者看来是一种入侵；但就在五年前，这些军队离开时，那些海港城市的商贩还在为自己丧失了收入来源而惴惴不安。对于英国政府的这些措施，殖民地的反抗大多只有小范围的影响和反响，唯独1765年的《印花税法》例外。为了提高税收，这项税法规定从报纸到法律文件到纸牌的所有文件都要征收印花税。这项法案惹怒了所有人，使得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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