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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776年，就种族关系而言，殖民地非但没有养成什么特别好的习惯，反而有了些可怕的坏习惯。白人殖民者要么借用潘恩的共和主义言论，要么援引洛克的自由主义观点，甚至是两者并用，想要对这些坏习惯进行探讨，并且为之辩护。但事实上，他们不管如何尝试，都无法解决天赋人权和奴隶制之间的两难。他们为财产权进行辩护的时候，秉持着一个基本的信条，即他们有权将人定义为财产；简言之，他们有权蓄奴。潘恩认为“那些自视为天生的统治者、视别人为天生的奴隶的人，很快便横行霸道起来。由于他们是从其余的人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的心灵早就为妄自尊大所毒害”，殖民者也许会同意潘恩对于君主制度的批评，但是却完全忘记了他们自己社会中的蓄奴现象与此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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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独立宣言》的作者，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就察觉到了共和党观点中的缺陷。鉴于在美国本土共和主义观点的架构过程中，杰斐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能够发现这些问题也不会让人感觉意外。对于杰斐逊来说，奴隶制也具有多重含义。他在对1774年《不可容忍法案》的回应中，批评了那些施加在殖民地白人身上的“一系列压迫手段”，认为这些压迫表明了存在“一个企图将我们变为奴隶的精心、系统的方案”。这种虚设的奴役与殖民地非白人群体遭受的更为严苛的奴隶制现实截然不同。杰斐逊宣称，“在这些发展初期被不幸地引入奴隶制的殖民地中”，废除奴隶制是“那些殖民地中最重要的目标”。杰斐逊的这段话与其说是一种预期，不如说是一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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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些殖民地已经通过议会尝试对非洲奴隶的进口征收高额税，英国议会也对这些尝试全部加以制止，但双方的动机都不是出于任何道德的考量。杰斐逊认为，英国王室阻止废除奴隶进口，说明他们“宁可贪图少数非洲海盗的眼前利益，而不顾美洲殖民地的长远利益，不顾这种不光彩的做法是多么严重地损害了人性的权利”[2]。杰斐逊对殖民行为寄予了太过积极的期待。殖民者想要的是税收，并不希望税收的来源被切断。杰斐逊认为殖民地希望废除奴隶制，但事实上非但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反而有大量相反的证据否认了这种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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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并不会轻易放弃这个信念，而是会与之苦苦斗争。在《独立宣言》和之后的《弗吉尼亚纪事》（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1787年）中，他屡次重提这个主题。在《弗吉尼亚纪事》中，他思考了奴隶制对于白人的负面影响，认为“主人与奴隶之间的整个交往，就是不断施加最为狂暴的肆虐，一方无尽地压迫，另一方屈辱地服从”。在杰斐逊看来，奴隶制会使白人社会的工业和经济丧失活力，更糟糕的是，它对于这个新国家自身的根基具有腐蚀作用。杰斐逊问道：“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坚信自己的自由是上帝所赐，而我们却移除了这唯一坚实的信念基础，这个国家的自由还能够被认为是安全的吗？”这当然只是一种设问，杰斐逊自己也清楚答案。他总结道：“当我反思到上帝是公正的时候，我确实为我的国家忧虑。而他的正义不会永远沉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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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决定切断与大不列颠的殖民关系时，并没有决定废除奴隶制，但这并不能全然归咎于《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事实上，在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初稿中，关于奴隶制的内容要比最终版中多得多。在初稿中，杰斐逊指出，乔治三世在殖民地犯下的最终的，可能也是最无争论余地的罪行就是“向人性本身发起残忍的战争，剥夺了一个从未开罪于他的遥远民族最为神圣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捕获和贩运他们到另一个半球为奴，或者使得他们在转运的过程中遭受悲惨的死亡”[4]。杰斐逊想要将奴隶贸易的过错转嫁于大不列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个人很难站在奴隶拍卖台前宣扬自由。此外，杰斐逊以那些殖民地的名义落笔起草宣言的时候，那些殖民地也不只寻求在大不列颠面前为自己辩护，而是着眼于所有那些对此感兴趣的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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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世人当中，有一位知名的作家兼批评家，名为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约翰逊在殖民地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因编著《英语大辞典》而扬名，其小说《拉塞拉斯：一个阿比西尼亚王子的故事》（The History of Rasselas, Prince of Abissinia，1759年）也于1768年引进美国出版。在当时的大西洋世界中，贸易、消费和印刷文化大多与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紧密相连。同样作为大西洋世界的参与者，美洲殖民者和英国人都准备好了去仔细研读约翰逊对于《不可容忍法案》的辩护。这份辩词以小册子的形式呈现，标题为《税收并非暴政：对于美国国会决议与致辞的回应》。在这份辩词中，约翰逊提出了与杰斐逊相反的观点，认为那些针对英国国王的反爱国主义“偏见”仅仅是“夭折的愚蠢派系闹剧”。约翰逊暗示这些人“生来只为尖叫和死去”。在辩词主体的结尾部分，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在美国奴隶制度废除之前被一再提起：“有人说，美国人如果屈服于此，将可能导致我们自己的自由越来越少，只有极具洞察力的政客才能够预见此事。”他接着问道：“如果奴隶制果真具有这样致命的传染性，我们又为何听到黑人领导者为自由奔走疾呼？”[5]虽然杰斐逊做出了尝试，但天晓得，这并不是一个他可以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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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杰斐逊怀有何种信念或期望，在独立革命爆发前的几十年中，许多美国人从来就没有想过废除奴隶制。18世纪末期，美国和英国对于非白人文化都持蔑视的态度，事实上，他们认为，除了白人之外的任何人种的文化都没有资格被称为文化。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美国第一位黑人女诗人菲利斯·惠特利（Phillis Wheatley）在最初出版诗集时遭到的质疑（图16）。惠特利年幼时就被卖到美国成为奴隶，在主人家，也就是波士顿的惠特利家族中长大。1773年，她出版了一本名为《宗教与道德诗歌集》（Poems on Various Subjects, Religious and Moral）的诗集。不过，在这本诗集的前言中，不得不找来很多波士顿当时的显要白人男性，包括后来马萨诸塞州总督的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等人，向那些持怀疑态度的读者保证，他们面前的这本诗集的确是“出自菲利斯这样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孩之手，她刚刚从非洲被卖到这里不过几年的时间，在此之前，她只是一个未经开化的野蛮人”。这些人在前言里通情达理地承认，菲利斯自从来到殖民地后，一直都“在镇上一户人家家中为奴”。正是由于菲利斯是奴隶身份，她的才智和文学才能就必须要靠那些白人男性来证实，性别和肤色让这些白人男性获得了毋庸置疑的可信度，也让菲利斯自己失去了话语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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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菲利斯·惠特利《宗教与道德诗歌集》首页插图（伦敦：A. 贝尔，1773年）。这幅版画最初的创作者是西皮奥·穆尔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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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菲利斯没有因为出色的写作能力脱颖而出，她在波士顿为奴的命运和当时主要生活在南方的其他大多数奴隶的命运也还是会截然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当然不是全部）生活在南方。革命的硝烟也许已经遮蔽了马萨诸塞的奴隶制，但在18世纪，奴隶制的分布仍旧十分广泛，遍及社会各个领域，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大多数奴隶买卖，不管是私下的还是公开的，都主要集中在波士顿和纽波特两地。贵格会废奴主义者约翰·伍尔曼（John Woolman）对此感到十分沮丧，他在日记中透露了自己得知有一名贵格会教友也在买卖奴隶时的痛苦感受。“我渴望我的教友们可以竭力向立法机构请愿，以阻止今后的奴隶进口，”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为我明白这种贸易是非常邪恶的，并且会招致更多的麻烦。”不过，伍尔曼担心这样的尝试是没有意义的。他也意识到，殖民地越来越认定“黑人就是奴隶、白人本应自由这种观点”。“在一些地方，这些错误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他观察道，“我们很难从中脱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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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部城镇，解放奴隶尤其麻烦，因为那里的奴隶已经处于相对自由的状态，并不只是在主人家里做奴仆，而是也从事着种类繁多的职业，如侍从、车夫、铁匠、理发师和修鞋匠等。城镇的环境也模糊了自由与奴役的界限。一些奴隶宣称自己是自由身份，因此打起了官司，这表明北部海港城镇的奴隶制度已经摇摇欲坠。在南方殖民地则是另一番景象。当北方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已经开始渐渐松绑之时，南方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却捆绑得越来越紧，在这里，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区别已经几乎等同于奴役与自由的区别。随着英国殖民时期的美国逐渐变得成熟、稳定，在南方地区，奴役与自由的中间地带也逐渐收缩。这导致黑人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白人则在拼命维持这种奴隶体系。从经济层面上来说，这种体系只会使一小撮人受益，但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它成为白人生活方式的一个越发鲜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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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76年，弗吉尼亚已经是英国殖民地中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殖民地总人口的1/5都居住在这里。即便如此，在弗吉尼亚首府威廉斯堡，永久居民人口一直维持在不到2000人。除去南卡罗来纳州的著名城市查尔斯顿之外，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南方并没有出现在规模和人口上可以和波士顿、纽约或费城媲美的城市中心。因此，奴隶对于南方殖民地的发展而言更为关键，他们为切萨皮克地区、卡罗来纳州的大米和靛蓝产区以及18世纪之后的佐治亚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农业技能和劳动力。南卡罗来纳州的奴隶多来自加勒比海地区，但其他南方殖民地不再局限于英属加勒比殖民地，而是越来越多地从菲利斯·惠特利自视为故乡的“非洲欢愉居所”进口奴隶，这导致南方成为一个更为两极分化的社会。甚至是南卡罗来纳州也出现了社会两极化的情况，不过其原因不是“非英”奴隶的进口，而是由于更富有的奴隶主倾向于在自己的种植园和查尔斯顿之间分配时间。简单来说，南方的黑人和白人过着比北方城镇更为相互隔离的生活，这使得这种体制里本来就有的紧张关系愈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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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革命之前的几年中，港口城市越来越被商人阶级主导，那么南方殖民地则见证了种植业精英的崛起。这些人的经济力量根植于，并且依赖于影响着整个大西洋世界的消费文化之中。就算他们当中有些人的财富是继承所得，通常也还是通过奴隶贸易才实现了增长，但可能是出于对残酷现实的故意否认，这些人建造的社会却是对上层英国文化移植到殖民地的一种自觉反映。考虑到在殖民后期，最富有的南方种植园主中有很多人都曾在英国接受教育，并且把他们的孩子也送回英国上学，这一点就不会让人感到惊讶。事实上，南方精英和英国的地主，以及那个时期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的商人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些人拥有的雄伟壮丽的建筑，以及美轮美奂的别墅，都来源于他们从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区别在于，他们不需要和这些奴隶劳动力毗邻而居，但南方白人却不得不这样做。在南方殖民地，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化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当时、在后革命时期、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甚至一直到20世纪初，都界定了南方文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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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任何标准来看，这些种植园主都是相当富有的。那些所谓的第一代弗吉尼亚家族——卡特家族、菲茨休家族、李家族和伦道夫家族——主要从他们可观的烟草种植业中获利，但在南卡罗来纳州低地，大米种植业的可观利润迅速将它变成了最富有的英属美国殖民地之一。其主要城市查尔斯顿也变成了一个非常繁荣、精致的城市。从很多方面来讲，这都是一种特权生活，但它并不全然是简单安全的。到了18世纪中期，南卡罗来纳州的白人仍然被曾折磨过早期殖民者的那些问题所困扰。天花等疾病定期蹂躏着这片殖民地，殖民者在这些疾病面前也显得无能为力。南卡罗来纳州种植园主伊丽莎·卢卡斯·平克尼（Eliza Lucas Pinckney）在其丈夫于1758年去世后接管了他在库珀河边的种植园。伊丽莎对她的一个朋友说：“我发现要想照料好卡罗来纳的财产，需要极大的谨慎、专注和活力。相比之下，完成自己的职责并将工作变为财富，则要轻松许多。”对她的另一个朋友，伊丽莎评论说一片“巨大的乌云似乎如今就悬在这座城市上空”，这里“不断地遭受印第安人的侵犯”，同时还承受着“一种摧毁性的天花……几乎让所有贸易停摆”。伊丽莎沮丧地说她的很多奴隶“即使接种了疫苗，也很快都死去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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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平克尼也许不能帮她的奴隶们治病，但是她的确有信心管控这些奴隶。在她接管平克尼的财产时，南卡罗来纳州已经通过了一系列旨在遏制奴隶人口增长并对其加以管制的法律。这些试图牵制黑人奴隶的法律事实上清楚反映了当时黑人对奴役制度的反对。1739年，在查尔斯顿附近发生了一场短暂但充满暴力的奴隶起义，即以奴隶们聚集的河流命名的史陶诺动乱。在奴隶人口已经占据大多数的殖民地中，这场动乱点燃了白人对于黑人的恐惧。参与反抗的奴隶都是天主教徒，但这无济于事。和之后所有的大规模奴隶叛乱一样，史陶诺动乱并没有取得成功。那些参与动乱的黑人就算没有战死，之后也遭到了处决，或者像上个世纪印第安人被新英格兰殖民地处理的那样，被卖到了西印度群岛。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小规模叛乱，加上接下来几年里奴隶进口数量的持续增长，都让奴隶主相信，他们不仅需要针对黑人奴隶，还应该对所有黑人都实行更加严格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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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在1740年通过了《黑人和奴隶管理法案》（亦称《黑人法案》）。这项法案规定奴隶未经主人允许不得擅自活动，禁止奴隶接受教育，并且允许奴隶主处决反叛奴隶。南卡罗来纳殖民地的《黑人法案》和其他殖民地密切相关。1700年之后，在切萨皮克地区，从契约劳动力到奴隶劳工的转变走向了高潮，卡罗来纳殖民地和佐治亚殖民地的稻米经济也愈加有利可图，一系列限制性法案开始更密切地影响黑人的生活和自由。如果说有哪个殖民地既能显示奴隶贸易利润的强大吸引力，又能证明白人的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被卷入，甚至是依赖于黑人奴隶制的话，那一定是佐治亚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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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治亚殖民地是英国慈善家詹姆斯·奥格尔索普（James Oglethorpe）为了给英国穷人提供一个新的开始而创建的，其创建观念是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奥格尔索普试图从第一批殖民者到达佐治亚时就开始除去所有的诱惑之源。他认为，正是这些诱惑让这些人陷入了贫困，让他们来到了佐治亚。因此，酒精和奴隶在佐治亚均被禁止。奥格尔索普期望佐治亚殖民地中居住的都是那些在英国生活严谨、不畏辛劳的“值得帮助的穷人”。然而，这些穷人感觉他们理应获得更多利益，于是像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一样请愿，希望有权拥有奴隶。1751年，佐治亚成为皇家殖民地时，新议会第一时间便废除了禁止奴隶和酒精的法令；到了革命前夕，佐治亚最主要的城市萨凡纳已经像查尔斯顿一样成为重要的奴隶贸易中心（图17）。很多黑奴从这里被送往各个水稻种植园。他们将在那里度过余生，而他们的余生也很有可能因此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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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1774年萨凡纳的一张奴隶拍卖的单页广告。这页广告反映了革命前夕南方的奴隶现实。具体到萨凡纳普遍趋势来说，越来越多的奴隶是直接从非洲进口的。从1755年到1767年左右，在萨凡纳的奴隶中，有大约60%来自加勒比地区，大约25%来自非洲国家。不过，在1768—1771年左右，来自非洲的奴隶比例上升至86%（广告中的奴隶来自几内亚）。这页广告除去出售奴隶之外，还有一则出售种植园的消息，以及一则招聘种植园看守的工作启事。后者表明很多主人都不在自己的种植园居住，这也凸显了奴隶主和奴隶的距离。不过，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还是两个奴隶（比利和夸米那）逃跑的消息。从夸米那面部的“国籍印记”来看，他可能来自非洲。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 [LC-USZ62-168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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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图中萨凡纳的大幅广告所展示的那样，虽然1774年已经处于革命前夕，那一年美国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杰斐逊为英属美国殖民地的权利奋力疾呼，菲利斯·惠特利正享受着她的文学成果，但奴隶贸易仍然一片繁荣。即使杰斐逊宣称“给予我们生命的上帝同时也给予了我们自由”，但很显然，正是通过剥夺英国殖民地中黑人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有时甚至是剥夺他们的生命权，英国人才越来越有可能享受到了这些权利。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不可避免的。从殖民初期开始，无论是切萨皮克殖民地、新英格兰殖民地，还是位于它们之间的其他殖民地，在与非白人、非新教徒的接触中，便在不断强化一种白人和新教的身份。种族优越感和革命本身都是基于一种英国性的存在。不过，精英殖民者生活中所展现的跨大西洋特质即使真的削弱了这种英国性，也至少巩固了这种身份。正如约翰·伍尔曼预见的那样，自由等同于白人，奴隶等同于黑人。但它仅仅是一种白人的视角，这一点对于未来的美国来讲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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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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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生存还是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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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些真理看起来并不像一些白人殖民者所认为的那样不言而喻，那么对于英国人来讲，至少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自由的确是全人类的事业，人类也许已经做好准备为它而战。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勋爵约翰·默里（John Murray）立即宣布“所有受契约束缚的仆役，不管是不是黑人……只要能够并愿意拿起武器，就可以重获自由”。有了自由作为激励，很多弗吉尼亚的奴隶毫不犹豫地加入了“邓莫尔勋爵的黑人军团”，和英国人并肩作战。同样，也有很多自由的黑人为革命言论所感染，希望为殖民地作战。毕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在殖民地军队中服役过。即便如此，殖民地的主要军事武装大陆军却拒绝接纳黑人。在1775年10月的征募令中，他们宣称拒绝接纳“黑人、拿不起武器的男孩和承受不了战争疲劳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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