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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联邦的支柱》，1788年8月2日。这是发表在《马萨诸塞哨兵报》上的系列版画（1月16日、6月11日、8月2日）中的第三幅，也是最后一幅。第一幅版画名为“合即立，分即垮”，在这幅画里，一只天堂之手正在引导代表马萨诸塞的圆柱立在分别代表特拉华、宾夕法尼亚、新泽西、佐治亚和康涅狄格的圆柱旁。第二幅版画名为“回到沙屯的统治”（原文为拉丁语，意为“回到光荣的统治”，出自维吉尔《牧歌》第四首，美国大印章上也有此箴言），在这幅画里，增加了代表马里兰和南卡罗来纳的圆柱，并且代表弗吉尼亚的圆柱也正在安置。在最后这幅同样名为“回到沙屯的统治”的版画中，已有11根圆柱（增添了新罕布什尔和纽约的圆柱）到位，画中着重传达了美国是“自由神圣的家园”以及批准宪法能够带来“沙屯时代”（即黄金时代）的信息。“神圣之手”正在立起第12根代表北卡罗来纳的圆柱。根据版画显示，这时只剩下代表罗得岛的圆柱还有破碎的危险，但画中注释写着“基础稳固——也许还有救”。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45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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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一届大陆会议在通过《权利法案》之时，也开始试图调查法案保护的对象人数。1790年的官方人口普查结果显示，除土著人口之外，合众国的总人口达到400万，其中自由人口有300多万，奴隶有70万左右（有一半的奴隶都住在南部地区）。弗吉尼亚总人口最多，超过70万，比排名第二的宾夕法尼亚（40万）几乎多出一倍。在人口普查之时还未加入合众国的罗得岛人口最少，仅有不到7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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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发展速度起初相对平缓。第一次人口普查后的头十年里人口增长约150万，奴隶人口增长近20万；第二个十年里也维持着相同的人口增速。土地的增长则有所不同。1803年，杰斐逊完成“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从法国人手中获得了路易斯安那地区约2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次及时的——不得不说也是廉价的——土地购买最终将为美国创造至少14个州，也包含了如今加拿大的艾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到1820年时，美国的土地和人口都已经比1790年时翻了一番，奴隶人口超过150万。此外，又有10个新的州（佛蒙特，1791年；肯塔基，1792年；田纳西，1796年；俄亥俄，1802年；路易斯安那，1812年；印第安纳，1816年；密西西比，1817年；伊利诺伊，1818年；亚拉巴马，1819年；缅因，1820年）加入了原来的13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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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约有3%的美国人住在城镇地区，到1820年超过7%，而到了1860年几乎达到20%。仅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城市人口就从184.35万增长到354.8万，实现了92%的增长。在这种强劲的增长势头下，1810年的边陲小镇已经发展成为新兴城市。例如，辛辛那提在1810年人口普查时仅有2500人，被称为最小的“城市地区”（urban place），但在短短十年内人口就增加了两倍，再过十年之后，甚至一跃成为美国的前十大城市，而到了内战爆发时，其人口已超过1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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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4 自由州和蓄奴州人口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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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后，新涌入的移民加上人口的自然增长，使得美国的总人口以每年约3.5%的速度增长。1840—1850年，仅仅是移民就带来了175万的人口增长；随后的十年里，又有超过250万移民到达美国。到1860年，除去土著部落不算，美国人口已经接近3200万，其中有超过10%，即近400万的奴隶。这些人口分布在33个州里（见地图4）。1820年后，密苏里（1821年）、阿肯色（1836年）、密歇根（1837年）、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1845年）、艾奥瓦（1846年）、威斯康星（1848年）、加利福尼亚（1850年）、明尼苏达（1858年）和俄勒冈（1859年）陆续加入了原来的23个州。许多新加入的州都位于西部地区的阿巴拉契亚—阿勒格尼山脉以西地区。事实上，到1860年时，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口都居住在西部地区，而其他地区的居民也在打量着这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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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口的这种急剧增长可能连麦迪逊自己都没有预料到，同时也给这个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都还没有站稳脚跟的国家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美国政府于1787年颁布《西北法令》，试图对西进运动中以自由白人为主的人口施以一定程度的管束。但美国人口不仅在向西北地区扩张，也在向其他地区迁徙。因此，美国政府又在1790年颁布了《西南法令》，这部鲜有人知的法令主要覆盖西南部的今田纳西州地区。它与三年前的《西北法令》几乎完全一样，却传达了截然不同的信息，只因为存在一个细微的差别：《西南法令》没有禁止奴隶制。18世纪的这两部土地法令实际上开启了两个平行的扩张过程：一个是注重自由的向北部扩张的过程，另一个则是希望扩展奴隶制的向南部扩张的过程。这两个平行过程将永不会交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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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矛盾的进程表明了美国早期在许多重要方面都缺乏民族主义，至少没有一种凝聚的民族主义。与联邦党的期待相反，共和制建立初期的美国人在社会凝聚力上的表现更符合反联邦党的设想。美国土地上的人们期望的是一种仅限于白人的平等主义，其社会流动性远低于地理流动性，也无法像地理范围那样实现均分。真正能够得到均分的是观点：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政治与宗教观点都通过报纸、书籍、宣传册和杂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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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美国人情况良好，识字率高于某些欧洲国家。据估计，独立战争时期的新英格兰地区约有90%的成年人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在这一时期涌现了各类的民间结社，也就不足为奇。这些团体组织包括私人结社、职业协会（图24）、宗教结社以及越来越多的政治结社。这些政治结社里的成员对于市镇选民大会和酒馆辩论已经非常熟悉，寻求从区域层面解决美国当务之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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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结社的迫切要求正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特征。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赴美国考察后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1835年出版第一卷，1840年出版第二卷），指出美国人不仅倾向于组织“工商团体”，还倾向于建立“其他成千上万的团体，既有宗教团体，又有道德团体；既有十分严肃的团体，又有非常无聊的团体；既有非常一般的团体，又有非常特殊的团体；既有规模庞大的团体，又有规模甚小的团体”。他观察到，美国人“为了举行庆典，创办神学院，开设旅店，建立教堂，销售图书”都要“组织一个团体”。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结社的原则”正是民主的一个重要成分，而其冒险之处在于他们“如不学会自发地互助，就将全都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要是人类打算继续做文明人，”他强调指出，“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与身份平等的扩大同比发展和完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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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想法对美国人而言并不陌生。尽管许多兄弟组织和结社都在共和制建立的初期才开始创办，但有一些结社，尤其是会员制图书馆和阅览室，在殖民时期就已经存在。其中最早的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31年在费城创办的费城图书馆公司，其他大多数州里也都有类似结社，包括罗得岛州纽波特的雷德伍德图书馆和阅览室（1747年）、波士顿阅览室（1807年），以及1812年创立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美国古文物学会。这些机构当中有些是基于当时已有的社会和文化网络创立（例如费城图书馆公司即为富兰克林和身边好友共同创办而成），并且其中很多至今仍然存在。另外一些机构则完全是由一群来自不同领域的个体合作创办，这些人志趣相投，致力于推动教育和知识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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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马萨诸塞技工协会》（日期不详，雕工塞缪尔·希尔，1766？—1804年）。马萨诸塞技工协会是美国早期职业兄弟社团之一，也是工会的前身。技工协会的建立不仅表明新国家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也进一步认可了工人在共和国的成功中发挥的作用。这种协会不屈从于精英阶层，认为工作是一种美德，强调民主社会中的工人享有经济、社会和政治独立。图中为木匠纳撒内尔·布拉德利1800年的入会证明。图中不仅在顶部融入了国家形象（鹰），也在底部中间位置绘制了勤劳的蜂巢，让人想到大印章和印章上的箴言。这幅图传达的信息是技工发挥各自的技术特长，美国将会成为一个富饶之国（两位女性两侧装满花果及谷穗的羊角状物即在强调这点）。图中的共济会图像也是当时比较普遍的，当时许多的美国城市里都有共济会社，大多数的共济会纲领符号都可以在国家性的图像中看到。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3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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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图书馆协会正是在1748年由几名商人、一名教师、一名印刷工、一名酿酒商、一名律师、一名种植园主和一名假发商共同创办。1762年，该协会将自己的职能描述为促进会员的学习，其会员“渴望习得英国的仁爱与勤勉，渴望传播英国在艺术上的进展，以此来证明自己对于祖国的价值”。独立革命之后，人们几乎已经不再拥有这种学习动机，不过当时那个社会背后的推动力还是提供了一些线索，让我们得以推断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这些自我文化提升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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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还在殖民统治时期时，查尔斯顿图书馆协会会员就曾以“粗野无知、赤身裸体的印第安人”及其“野蛮性情”为例，指出任何没有准备好向公民灌输知识和艺术的社会都可能会面临这种威胁。他们深信出版物能够发挥预防作用，“消除这种可能降临的邪恶”，“防止我们的子孙后代陷入类似的境地”[8]，而该图书馆协会的创办正是出于此种考虑。到共和制建立初期，这种“土著化”的风险也许已经降低，但取而代之的却是另外一种威胁：来自英国的知识、文学体系的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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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会成为美国人长久关心的问题。诺厄·韦伯斯特将这个问题通俗化，便利地提供了部分解决方案，先后出版了拼写课本和韦氏词典（1806年）。詹姆斯·威尔逊说服宾夕法尼亚批准宪法的时候，也强调美国的“国家重要性”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学发展上的领先地位”。然而英国作家、教士悉尼·史密斯（Sydney Smith）曾在1820年发问：“四海之内，有谁会读美国书？”面对英国评论家的嗤笑，美国人只能畏缩不语。但美国的首位超验主义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1837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依赖旁人、师从他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这次演讲后来有时也被称为“美国文学史上的《独立宣言》”。十年之后，著名记者、评论家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却又给出了不这么乐观的说法。她评论说，尽管“我们在政治上独立存在”，但“我们在文学艺术上与欧洲的关系仍然和殖民时期一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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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结社和文学社团都在努力让这个新国家摆脱殖民时期的阴影。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些结社为促进民族主义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实质上都是民主辩论团体。那些志趣相投的美国人，都带着自己的追求——不管是职业追求还是政治追求、实践追求还是娱乐追求、当地追求还是国家追求——聚集在一起。但这种“结社的原则”也不是完全积极正面的：它既能带来团结也能造成分裂，既能巩固这个国家也能破坏这个国家。美国人通过许多的自发结社行为创造了一种反联邦制理念，同时也对美国的联邦制建国之本发出质疑。更多相关的重要原则开始形成、巩固，这些凝聚在政治、改革和地区等议题上的原则给美国带来了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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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美国的政府管理只有一种政治视角，即联邦党人的政治观。尽管反对联邦党执政的声音的确存在，但还没有形成另一派政党。最初，政治和民族感情都凝聚在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身上，而构建有效的行政制度和可行的经济纲领的担子都落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攥在——华盛顿的前副官、后来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手中。汉密尔顿的《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1790年）和《关于制造业的报告》（1791年）虽然在观点上没有《独立宣言》或者《宪法》那么鼓舞人心，却也至少巩固了后者的成果。他提出的经济政策强调征收关税来保护新国家的新兴工业和贸易发展，为内部——主要是交通运输——的发展提供保障，这些观点也为后来19世纪30年代的重商主义“美国体系”（American System）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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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一些人对汉密尔顿的观点持异议，其中以杰斐逊尤甚。汉密尔顿建立国家银行的法案得到批准后，杰斐逊即向国会请辞。1785—1789年，杰斐逊担任驻法大使，因而未曾参与制宪的辩论，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美国的发展方向表达自己鲜明的观点。汉密尔顿从较为实际的角度出发，认为关税、内部地产增值、银行这些现金交易关系对于共和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杰斐逊理想中的共和国是一个由自耕农组成的社会，独立——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用奴隶，虽然杰斐逊从未提出这一点——在各自的土地上耕作，而不必受汉密尔顿所提出的现金交易关系的牵制。和反联邦党人士的关切一样，杰斐逊担心汉密尔顿的各项措施会让这个新国家很快又重返旧世界，而它曾为逃离那个旧世界奋斗了如此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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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在写给麦迪逊的一封信里概述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我认为只要我们的政府以农立国，就能够在千百年里永葆良知”，但又警告说这种观点“只有在美国各处都还有空地之时”才成立。“如果美国人也像欧洲人那样挤在大城市里，”他告诫道，“美国政府就会变得和欧洲政府一样腐败。”正如他劝告华盛顿时所说，农业是美国“最明智的追求，因为它最终会在最大程度上带来真正的财富、美德和快乐”。杰斐逊当时刚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回来，却持有这种以农业发展为主的想法，自然让汉密尔顿震惊不已。汉密尔顿认为杰斐逊提倡的做法更可能导致国家破产，他相信美国的金融未来远非仅仅依赖土地耕作，而是取决于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这些又都是在国会的掌控之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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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裂痕导致了美国史上首个政治反对党派的出现，即由杰斐逊的支持者建立的民主共和党（他们自称共和党，反对者则称其为民主党）。汉密尔顿的政策原本旨在团结联邦，现在却反倒将北部地区工商业的利益与南部地区蓄奴种植园和农场的利益更明显地区分开来，区别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观点。这对共和国来说本没有造成威胁，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其他的力量却共同作用，缩小了两党之间的差距、深化了两党之间的分歧。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的冲突，即联邦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冲突，不仅体现了共和国建立初期美国人关注的议题，也代表了美国在19世纪需要解决的一些长期分歧：贵族统治与民主治理的分歧，工业化与农业化的分歧，中央集权与州权的分歧。任何一项分歧都可能会让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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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当然无法预见到如何才能解决这些矛盾，但身为总统的他和担任大陆军总司令时一样敏锐地意识到，为了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亟须促进民族团结。他在离职前向帕特里克·亨利强调指出，自己的“热望和目标是……避免美国与其他任何国家建立政治联系，确保美国独立于其他任何国家，也不受其他任何国家的影响”。“总而言之，”他宣称，“我希望树立一种美国品格，能让欧洲强国相信我们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行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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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年，华盛顿在连任两届总统之后拒绝连任第三届，也设下了总统任职不超过两届的先例。后来的美国总统不管情愿与否，大多遵循了这个先例，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除外。事实上，华盛顿甚至都没有计划连任第二届，但杰斐逊和汉密尔顿都向他指出当时的地区分歧已经显而易见，说服他留任。“整个联邦的信心都凝聚在您身上，”杰斐逊劝告他，“只要有您在，北方与南方就仍然能够同心协力。”在这个问题上，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想法一致。“我们一致认为，”他告诉华盛顿，“您若拒绝连任，将会是这个国家在现阶段可能遭遇的最大的不幸。”[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