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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在任期间，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在许多方面都停滞不前。在此期间，某些方面的发展仍在继续，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或者说是一个世纪里，这些发展愈加明显地陷入了停滞，而另外一些方面的发展则直接走到了尽头。1800年亚当斯离职、杰斐逊继任之时，联邦党已经磨损不堪。1799年华盛顿的逝世让他们失去了最有力也最受欢迎的标杆，联邦党内剩下的只是一群明显蔑视“人民”的政客，难以在未来的民选中获得成功。美国人更喜欢杰斐逊将他们视作独立、勤勉的农民，实际上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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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1800年，美国与法国之间爆发了一场短暂的冲突，这让联邦党得以最大限度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他们打着保卫家园、抵御外来危险的旗号，攻击国内的政治对手。这种通过宣扬恐惧来扩大党派影响力的做法并没有给联邦党带来什么好处，而且从长期来看，也给其他人造成了许多伤害。1798年的《敌对外侨法》、《惩治叛乱法》和《归化法》虽然据称是为保护美国而颁布，但其主要目的却是想要剥夺共和党的投票权。尤其是《惩治叛乱法》，规定可以驱逐任何被认为“危害美国和平与安全”的人，而对于这种人的界定就很可能仅仅是“批判政府的人”。对此，共和党援引了《权利法案》来反对联邦党制定的法案。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也通过了反对联邦党法案的决议案（又称《两案》），指出只有各州和其人民才有权决定某一出版物和言论是否违反公众，但这种表述也是有问题的。正如莫里斯之前指出的那样，州权问题确实会成为美国的祸根。不过，在州权问题之外，美国还面临着更大的难题，这难题就在近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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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华盛顿强调过美国要避开一切外交纠葛——在外交层面上美国也基本做到了——但事实上，这个新国家想要发展，就不能与欧洲脱离干系，也无法远离那些影响着大西洋世界，尤其是最邻近美国的其他地区的力量。这其中最强大的力量正与蓄奴相关。亚当斯执政期间，美国宪法已经规定停止从海外进口奴隶的贸易。不过，许多美国人对此毫不关心，因为他们没有，也从不打算蓄奴。但那些对此关心的人却非常关心，并且他们也完全有理由如此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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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黑人领袖弗朗索瓦·多米尼克·杜桑·卢维图尔（François Dominique Toussaint L’ouverture）在圣多曼格岛领导奴隶起义。1804年，其属下宣布成立海地国。对美国的奴隶主而言，这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消息。海地革命长达13年的血战向美国传达了明确的信息，让美国认识到奴隶制正在日益遭到废奴主义者（既有白人也有黑人）和奴隶的抨击，想要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奴隶社会注定是一个危险之举。圣多曼格岛的事件和19世纪早期加勒比其他地区的事件——巴巴多斯复活节起义（1816年）和德梅拉拉起义（1823年）——让美国的奴隶主心神不宁，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社会中的奴隶制也可能遭到暴力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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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美国独立之后的几十年里，奴隶制在南部各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却愈加重要。英国和新英格兰地区纺织业的发展造成全球对棉花的需求急剧增加，为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扩大了市场。1793年伊莱·惠特尼（Elis Whitney）发明了轧棉机，能从棉籽上成功分离出短的棉纤维，这项技术革新使得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成为可能。因此，与北部地区奴隶数量的减少不同，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等南部各州迎来了奴隶数量的剧增。1810—1860年，佐治亚州的奴隶人口增长了三倍，南卡罗来纳州和肯塔基州的奴隶人口增长了超过一倍，而亚拉巴马州的奴隶人口几乎增长到原来的十倍。在此之前，奴隶进出口贸易早已停止，因此这种奴隶人口的增长完全是美国内部奴隶贸易飞速发展的结果。莱克星顿、肯塔基、新奥尔良和纳齐兹等南部城镇的奴隶市场（图25），先前是从非洲和英属加勒比地区购入奴隶，如今则是从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等南方偏北地区向最南部地区倒卖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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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南方的一场奴隶拍卖》，为西奥多·戴维斯绘制的草图，发表在1861年7月13日的《哈泼斯周刊》上。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2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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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种倒卖贸易是有利可图的。终止奴隶进出口贸易只是提高了美国本土奴隶的价格。在19世纪30年代，一个“种田能手”即健康的成年男性奴隶价值约500美元。到了50年代，其市场价几乎已经达到原来的三四倍。美国内战前夕的内部奴隶贸易每年转卖的奴隶约有8万、贸易额约6000万美元。当然，这种贸易的真实成本的支付者其实正是奴隶自身，他们困在这种尤其令人揪心的变相现金交易关系之中，而汉密尔顿曾经是那么的相信这种关系。遭到转卖的奴隶往往不得不与家人和朋友分开，最残忍的情况是被迫与伴侣和孩子分开。他们要么被蒸汽船运往南方，要么被绑成“一队”，在武装警卫的押送下被迫行进漫长的路程，沿着连接纳齐兹、密西西比、纳什维尔和田纳西的纳齐兹古道一路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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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奴隶从偏北地区规模较小的奴隶园被倒卖到密西西比州这类最南部地区严苛无情的大型奴隶种植园，在路上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威廉·威尔斯·布朗（William Wells Brown）是一名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奴隶，他逃到北方获得自由，摆脱为奴的命运，历经风雨，终于成为一名出色的废奴主义演说家、作家。他在书中描述了奴隶运送的残忍过程。当时的人们对此司空见惯，少有关注，但在如今看来，其残忍程度却会让整个美国感到不安。布朗目睹“奴隶被装在一艘南方蒸汽船上，驶向棉花或蔗糖种植园地区”。他回忆说，“尽管那些奴隶每走一步，锁链都哐当作响”，所有人，“甚至那些乘客”都不会注意到他们。布朗从亲身经历的角度记述了奴隶贩卖的细节，如老奴隶的头发被染黑以在未来买家面前显得年轻些，同时又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描述了他们悲惨的倒卖经历，因此他这本回忆录读来令人毛骨悚然。他还特别讲到有一次在船上，“一个女人被迫离开丈夫和孩子，不想再活在人世，在灵魂的痛苦之中跳船自杀，淹死在河里”。因此，奴隶将那些倒卖者称为“驱魂者”。[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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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的著名自传《威廉·威尔斯·布朗的记事：一个逃亡的奴隶》于1847年由波士顿反奴隶制协会出版。这本书的前言里写道，在奴隶制问题上，布朗“是局内人，他进入过奴隶制的密室，他的灵魂上留下了奴隶制烙铁的烙印”。这块烙铁也在很大程度上给美国的灵魂留下了烙印。正如一些社会学家敏锐指出的那样，对于那些当事者奴隶而言，奴隶制是一种“社会性死亡”[17]。奴隶制影响的不仅是奴隶，还有美国的自由黑人社会以及白人社会。奴隶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体制，远非南部种植园的白人奴隶主对黑人劳动力进行剥削这么简单，而是美国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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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些北方人的确试图伪称奴隶制是南方“特有的体制”（这里的“特有”仅指南方专有，并非指其特殊），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么说只是自欺欺人。正如一个南方人所说的那样，“一个国家的财富和权力史就是奴隶作为商品的历史”[18]。美国也不例外。在美国人购买的商品、交易的货物、饮用的咖啡里，奴隶制都无处不在。在爱默生看来，这一点显而易见，他在1844年纪念英属西印度群岛废除奴隶制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美国是奴隶制的同谋。鉴于非洲“很遥远”，他问道：“即使在非洲海岸制造些不愉快的场景又有什么要紧？”在美国国内，北方的那些人可以避开奴隶制的现实，至少如果“有人提到杀人、疯狂、通奸或是非人的折磨”，美国人仅仅会“把教堂里的钟敲得更响”。只要奴隶生产的糖、咖啡和烟草“品质卓越，便没有人会尝出里面的血腥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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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早在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那些在北方掩盖奴隶制现实的教堂钟声就在南方以及国会发出了更响亮刺耳的声响。当时的各种关切使得美国愈加难以继续避开1787年的制宪会议留下来的优柔寡断。在奴隶制问题上，杰斐逊曾指出美国“虽然揪住了狼耳朵，却没法完全抓住它，也没法安全地放它走”。关于奴隶制的探讨不断涌现，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就像杰斐逊一样试图保持平衡，想要在他们理想中的自由追求与生活中的奴隶现实之间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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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扩张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麦迪逊像杰斐逊1803年时那样扩张了国土面积，但这并没有如他所愿带来稳定。这么广阔的新土地是否应该蓄奴？国会，尤其是参议院里自由州和蓄奴州代表人数是否应该继续保持平衡？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里，这一问题的解决更多是依靠运气而非理性的判断。最新加入的六个州里，有三个（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位于《西北土地法令》管辖范围内，属于自由州；另外三个（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位于南方，是蓄奴州。但是在1819年，以南方人口为主、拥有10%奴隶人口的密苏里地区申请加入联邦时，原有的平衡就遭到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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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解决方案近在眼前：当时还属于马萨诸塞州的缅因州那年正好在寻求以独立州的身份加入联邦。不过由于整个事态的白热化，国会也没有不假思索地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纽约州议员詹姆斯·塔尔梅奇（James Tallmadge）提议密苏里州的加入必须以逐渐解放奴隶为前提，众议院表示支持，参议院则持相反态度。在肯塔基州议员亨利·克莱（Henry Clay）的灵活协调下，才确保缅因州和密苏里州分别以自由州和蓄奴州的身份加入了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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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协商的结果是“路易斯安那购置”获得的所有土地中，除密苏里州之外，北纬36°30′以北的土地全部停止蓄奴。这个巧妙的妥协方案其实是一出拙计，但这也不是克莱的过错。杰斐逊也清楚地知道，这样做仅仅是推迟了灾难的到来。1820年，他在人生步入暮年时写道：“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像夜半响起的火警，将我惊醒，令我心悸。我一下便意识到这是为联邦敲响的丧钟。”在他看来，密苏里妥协案“只是一个缓刑，而不是一个最终判决”。“一条与一个显著的道德和政治原则相一致的地理界线，”他断言道，“一旦被设想出来并且激起众怒，将永远不会被抹掉。”他在文末黯然叹息道：“我感到遗憾的是：我现在确定不移地相信，1776年的一代人为了获得国家的自治和幸福而做出的无用的自我牺牲，要被他们不明智的和卑鄙的子孙丢掉，我唯一的安慰便是我活着时没有为它而哭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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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在文中推卸责任，将过错归咎于下一代人，可能看起来有些不够真诚，但他的预言是正确的。奴隶制确实会分裂联邦。在宪法里，奴隶的法律地位介于人和财产之间，因而被排除在政体之外，而奴隶主则拥有可观的政治权力。只有在这种政治权力开始威胁到联邦，政治家认为美国自身已经无法继续维持这种尴尬的平衡时，人们才开始认真考虑废除这种越发过时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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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选美国总统的亚伯拉罕·林肯在1858年指出，“一幢从中间裂开的房子是站立不住的”，美国“政府不能永远维持半奴隶和半自由的状态”[21]。这对于21世纪的人来说也许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在1858年之前，19世纪的美国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恰恰维持着这种状态。在当时，奴隶起义打破了大西洋世界的稳定，奴隶贸易大国英国也开始废除其加勒比地区殖民地的奴隶制，美国南方为自己“特有制度”的辩护声却愈发刺耳，显然不顾从大西洋世界和美国北方吹来的变革之风。当然，南方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只是变得越来越有防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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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防御性里包含了经济和文化因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制订了一份旨在将美国各个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的经济纲领，但对各部分之间的要求不仅相互矛盾，甚至互相冲突，因此难以成功实施。关税征收正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在1828年南卡罗来纳州向联邦政府推行的一项关税发出质疑时，关税问题甚至成了焦点。简单说来，北方希望征收关税来保护自己的制造业发展；南方则持相反态度，因为征收关税会威胁到欧洲的奴隶生产的商品贸易，尤其是棉花贸易，而这是其经济基础中的重要部分。南卡罗来纳州威胁要让这项“可憎的关税”无效，并且以退出联邦要挟阻止关税的实施，这对联邦权威显然是一种挑战，也突显了各州和联邦之间仍未解决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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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副总统的约翰·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来自南卡罗来纳州，根据肯塔基州和弗吉尼亚州决议，他在《南卡罗来纳申辩与抗议》（1828年）中陈述了南卡罗来纳州的立场以及自己对无效权的理解。他指出南卡罗来纳州“永远不会想要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伟大整体，各部分都应该热切促进这些共同利益”，但同时也指出想要避免“探讨区域利益，使用区域性话语”是不可能的[22]。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国会里的政客辩论关税细节以及联邦系统下各州权利的问题时，的确出现了相当多的“区域性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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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来自田纳西州，他因支持州权而出名，但事实证明，当州权威胁到联邦之时，他就改变了立场。1830年的杰斐逊纪念日晚宴上，他在祝酒时有力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的联邦，必须保存！”这当然不是卡尔霍恩他们想要听到的，因此他们直接当作了耳边风。1832年，修改后的关税法案通过，卡尔霍恩辞去副总统职位，南卡罗来纳州则用法令宣布1828年和1832年的关税法案无效，并且明确表明如果强迫执行关税，南卡罗来纳州将退出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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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统完全不吃这一招。杰克逊在1832年12月直接向南卡罗来纳州喊话，提出“一个州假定自己有权力宣布合众国的一项法律无效”，在他看来“与联邦的存在互不相容，与宪法条文明显矛盾，与联邦的精神相违，与建立联邦的所有原则相悖，将会对建立联邦的伟大目标造成破坏”。杰克逊断言，任何这种企图都是“叛国”。他发问：“你们准备好担起叛国罪了吗？”[23]1832年的回答是“没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还没有”。当时联邦军队驻扎在查尔斯顿，其他南方各州也意识到南卡罗来纳州正在逼它们走进险境，于是决定迅速撤开，在这种情况下，答案只可能是否定的。尽管如此，这次的州废止国会法令运动已经预示了凶兆。脱离、解散联邦的幽灵一直到1865年都阴魂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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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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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南北战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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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南北内战于1861年爆发，现在通常将美国国会法令废止危机之后的时期称为“战前”时期。对1830—1860年这段时期的评价主要倾向于分析南北方之间愈发紧张的敌对态势，然而，强调那些造成南北分离的差异的同时，也就忽略了那些将南北方团结起来的力量。当时的观察家有时也会这样，托克维尔就是如此。因此，他在关税动荡期到达美国，观察到美国人生活中“两个彼此相反的趋势”也就不奇怪了。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两个趋势“就像一个河床里有两股水流，一股往东流，一股往西流”，而南方尤甚——“在全体美国人中，南方人最需要维持联邦，因为如果让南方诸州各自独立，他们肯定吃亏最大。但对联邦的团结最有破坏作用的，也正是南方各州”。[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