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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关于奴隶制的辩论越来越少，行动则越来越多，这种转变并不是因为“闭嘴法案”的颁布，而是随着美国人口持续增长，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开拓也在推动地理扩张。19世纪40年代是美国的大规模西部扩张时期。在这十年里，“昭昭天命”首次被用于解释美国人横跨大陆的征途；也是在这十年里，美国与墨西哥发生了武装冲突。正因为此，在这十年里，第二党系开始迎来自己的终结。1840年自由党的成立表明反奴隶制已经成为一股潜在的政治力量。1848年大选中自由之土党的出现更是进一步助长了反奴隶制政治力量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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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土党的出现表明，沿着奴隶制在联邦内划下的歧见分界线，政客和其选民已经开始重新结盟。事实证明，区域性分歧足以导致辉格党解体。最终，新的区域性政党共和党出现并于1856年首次参加大选，其竞选纲领正是阻止奴隶制继续向西部扩张。19世纪四五十年代这种政治重组的背后原因是，人们认为南方“奴隶主集团”的政治影响对于美国的自由构成威胁。这些发展相辅相成，使得联邦面临的区域间紧张气氛越发明显，日益加剧。反对奴隶制的观点最开始只是被视作一种极端的少数派观点，现在却已经渐渐成为主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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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一些人来说，仅仅废除奴隶制还不是最终解决办法。不管是出于盲目的种族主义还是带着狭隘的怜悯，这些人认为美国的黑人和白人永远无法和谐共处。1816年成立的美国殖民协会呼吁将自由出身的非裔美国人送回非洲国家。正是出于这种尝试，1821年建立了利比里亚，但对此感到不满的人太多——尤其是非裔美国人自己——因此以失败告终。不过，美国殖民协会的举动表明，对于能否建立起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共和国，甚至连那些心存善意的美国人也感到忧虑不安。而与此同时，共和国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也面临着潜在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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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昭天命”从一开始就是个鼓动人心但同时又充满问题的概念。这个概念由《民主评论》（Democratic Review）的编辑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于1845年提出，他谈到美国从英国手中获得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时首次使用了这个概念。奥沙利文抱怨道，之前的殖民国家试图阻止“我们实现自己的昭昭天命，让我们无法扩张上帝拨给我们的土地，来保障以每年数百万的速度增加的人口的自由发展”。奥沙利文的意图表达得直截了当。美洲在沦为殖民地以前被视作任由欧洲人开发利用的“处女地”，奥沙利文重提这种主张，却对美洲土著部落的权利置之不理，而这些土著部落在白人西进的过程中被逼到了更西部的地区。昭昭天命根本就不是一个新概念：美国虽然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殖民过去，但这段时期其实并没有走远。因此，这个词语引发的联想还是在这个国家引起了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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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去实现自己的使命，这种念头也并不新鲜，毕竟托马斯·潘恩以前就向革命一代提出过他们的事业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战前时期的美国有大量人口涌向新地区，对于这个时期的美国人来说，问题就出在不管从道义上讲还是从实际需求上讲，这种命运的真实性质都已经与开国元勋们期望的不大一样。由于美国白人在土著民族和他们自己的民族之间做出了实质性区别，部落权利在这时并未纳入权衡机制。而白人移民的权利，尤其是他们能够在西部建起何种社群，对整个民族产生什么影响，自然在考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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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完全实际的角度讲，整个问题实质上就是国会内部的权力均势问题，以及密苏里妥协案后保持参议院中自由州和蓄奴州代表人数平衡的问题。尽管奥沙利文曾经断言奴隶制和美国的扩张“毫无关系”，但越来越多的北方人认为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他们相信南方正在积极寻求扩大自己的“特别制度”以获取更多政治权力，并且在此过程中破坏非蓄奴州的完整性，抑制非蓄奴州的机会。这也不仅仅是一小部分激进废奴主义者的信口雌黄。至少从集团势力上来说，认为奴隶主集团有可能阴谋操控整个国家的想法也有一定的根据。但是像卡尔霍恩这样坦率地为奴隶制辩护的人其实是没有什么阴谋的。如果说奴隶制是美国南方白人不想提及的话题，这也是一个他们几乎无法守住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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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美国建国之初，南方就比北方掌握了更多的权力。1789—1824年，除了约翰·亚当斯担任总统期间之外，美国政坛都掌握在弗吉尼亚人手中，1824年来自北方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执政，但很快又在1828年由南方人杰克逊接过大权。美国参议院一直以来都是通过计算自由民的人数来确定各州参议员代表人数。但在1787年，美国南方与东北方在美国制宪会议中达成3/5妥协，将奴隶的实际人口乘以3/5，以作为税收分配与美国众议院成员分配的代表性用途，南方也因而在国家事务中占据了更重要的代表性地位。由于各州之间的参议员代表人数差异甚远，直到1850年加利福尼亚以自由州身份加入联邦之前，都只有一位北方参议员能够与南方参议员一道就南方的提案进行投票表决。简言之，反对南方的北方人有大量材料可用来制造南方主导论的舆论，但是这种对立的真实原因只能是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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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是处于美国昭昭天命核心的道德问题，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事实上，大多数人都不这么认为。不过，随着美国扩张而形成的强权政治里，有许多政治上的废奴主义者，他们的道德指南针虽然没有指向遭受悲惨奴役的非裔美国人，但也还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建立在民主党口号中所说的“自由之土、自主劳务、自由之士”的基础上。与此同时，大多数人也仍然希望国家统一。如今，人们往往将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到1860—1861年南方各州脱离联邦期间发生的主要政治事件看作是一系列走向解体的多米诺事件。然而，从当时的角度来看，联邦解体虽然确实是公认的危险，但也不是区域间分歧的必然后果。1850年，正如当时这幅图中所示（见图27），美国人觉得自己的联盟相当安全，甚至会去嘲笑那些反对联盟的个体和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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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喧嚣的锅》（纽约，詹姆斯·巴耶，1850年）。这幅1850年的政治讽刺漫画表现了废奴主义者、自由之土和地方利益是联邦面临的危险。画中的代表人物包括，从左起：自由之土党人政客大卫·威尔莫特（他于1846年提议在从墨西哥战争中获得的土地上全面禁止奴隶制，虽然众议院两次通过了“威尔莫特但书”，但每次都被参议院否决。尽管如此，这一事件还是促使那些地区对于奴隶制问题的看法两极分化），倡导废奴主义的编辑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约翰·卡尔霍恩，以及《纽约论坛报》的激进编辑霍勒斯·格里利。火中的人是臭名昭著的革命叛徒贝内迪克特·阿诺德。除阿诺德之外的其他人都穿着小丑服或戴着滑稽帽，而三位主要人物（加里森、威尔莫特和格里利）代表着《麦克白》里的巫婆，正往大锅里添加各种社会、政治之恶：“自由之土”、“废奴运动”和“傅立叶主义”（格里利是乌托邦社会家夏尔·傅立叶的著名支持者）被加到锅里已有的“叛国”、“抗租”和“蓝法”（安息日对某些活动，尤其是商业活动的限制，通常与清教徒有关）中。威尔莫特的对话框里写道：“泡沫，泡沫，麻烦与劳作！/沸腾吧，自由之土，/将联邦破坏；/来吧悲伤与抱怨，/和平将无存。/直到我们分离。”加里森说的是：“泡沫，泡沫，麻烦与劳作！/废奴主义/我们的条件/将被改变/黑人壮如山羊/割开你主人的咽喉/废奴主义在沸腾！/我们分头破坏。”格里利说的是：“泡沫，泡沫，麻烦与劳作！/傅立叶主义/战争和分裂/直到联邦解体！”微型的卡尔霍恩宣布着“为了整锅大杂烩的成功，我们唤来了伟大爱国者圣贝内迪克特·阿诺德。”阿诺德则补充道：“干得好，善良而忠贞的仆人们！”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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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北方人早已习惯了南方人在国会里的夸大言辞，可能也不愿当真。而南方人则觉得在这个自己花了很多精力创造的联盟里相当安全，他们相信这个联盟非常依赖于他们的农业产出。正如支持奴隶制的发言人、南卡罗来纳州前州长詹姆斯·亨利·哈蒙德（James Henry Hammond）指出的，联盟“不敢向棉花开战，全世界也没有哪个国家胆敢向棉花开战，棉花就是国王”[26]。哈蒙德所言非虚，北方既不会向棉花开战，也不会向生产棉花的地区开战。例如，为解决墨西哥战争（1846—1848年）中美国获得土地应该成为自由州还是蓄奴州这个问题，美国国会通过了《1850年妥协案》。但他们在1850年的这种妥协态度并不是因为棉花，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妥协能像过去一样让联盟在未来得到巩固。在这方面，《1850年妥协案》这种平息了当时日益增长的紧张局势的政治解决办法，似乎不过是想要扩张“自由之土”的北方和想要扩张奴隶制的南方之间一系列妥协措施中的又一次新措施。但事实上，这是最后一次妥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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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妥协案》同意由新地区的居民自行决定本州为蓄奴州或自由州，又称蓄奴自决权。这个决定在理念上是以民主为原则的，但实践证明并非如此。蓄奴自决权并没有阻止地方主义的涨潮，反而突显了南北方在奴隶制是否向西进一步扩张的问题上日益增长的分歧。1854年，为治理西部两个新州而制定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也将蓄奴自决权纳入法案，此时，堪萨斯州奴隶制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爆发暴力冲突。国会甚至还没来得及就这份法案展开辩论，北方已经开始普遍出现反对情绪，反对这种“恶劣的图谋，想要把来自旧世界的移民和我们自己国家里的自由劳动者从一片广阔的空置土地上赶走，将这片土地转变为一个居住着奴隶主和奴隶的专制的悲惨地区”的法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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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许多北方人都怀疑奴隶制正在渐渐获得法律支撑。没过几年，这种疑虑就得到了证实：联邦最高法院在一次里程碑式的判决中作出对奴隶制有利的裁决，有力地支持了蓄奴自决权。斯科特诉桑福德案的起诉人是密苏里的一个奴隶，他以自己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自由州”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获得自由。在1857年，当时的大法官罗杰·托尼（Roger B. Taney）驳回了斯科特的诉讼要求，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斯科特是奴隶身份，不是公民；第二，根据宪法修正案第五条，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国会无权剥夺任何公民的财产。任何试图否认奴隶主有随意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的立法都是违宪的，例如密苏里妥协案。托尼将开国元勋的含糊其辞解释为针对黑人的言论，指出在建国之时，非裔美国人一直“被视为低人一等的存在，不管是在社会关系还是政治关系上都完全不适合与白人种族有任何联系，他们实在太过低贱，以至于他们的权利根本不配赢得白人的尊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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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奴隶不是人，而是财产，那么至少从理论上说，所有州都应当实行奴隶制。1850年妥协案和《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中对蓄奴自决权的主要阐述者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A. Douglas）并不认为这个理论有必要广泛应用，他提出这个理论只是为了解决地区性分歧。然而在他与其政治对手亚伯拉罕·林肯于1858年就此展开辩论之前，地方主义已经成了美国政治机器的驱动引擎。在所有立法当中，《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它破坏了民主党的团结，有力地推动了初生党派共和党的发展，而共和党在1860年大选中的胜利更是推动了南方各州脱离联邦。第二年，用林肯的话说，“战争来了”。内战临近结束的时候，林肯曾经总结指出南北双方对这次战争都有责任。“双方都不赞成战争，”他说，“但是一方宁可发起战争也不愿让国家存活，另一方则是宁可接受战争也不愿让国家灭亡。”[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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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与北方从1861年开始发生的冲突最终表明：在美国建国这出剧目中，不管是独立战争还是宪法修正，都还不是最终一幕。美国的故事不是一出简单的两幕戏剧，它有着成千上万的演员，而这些演员中又有太多奴隶。到了19世纪中期，奴隶制对于南方来说已经远远不只是一种劳动制度，它定义了南方白人的生活方式。用哈蒙德的话说，奴隶制是“南方政治、社会体制实现和谐”的基础。然而，即便奴隶制有法律保障，南方奴隶主也开始认为这种和谐正在遭到威胁，这个国家的废奴主义情绪在批判奴隶制，而其政治发展更是在威胁、遏制——尽管事实上并没有——奴隶制的扩张。1852年哈丽雅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出版著名废奴主义论辩《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促进了废奴主义文化的发展，也让奴隶主们发觉这种文化越来越不利于保留传统奴隶制。1859年，激进派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John Brown）领导突袭了弗吉尼亚州哈珀斯费里的联邦军火库，但由于计划不周而以失败告终，他自己也因此被绞死。而在这之前，许多南方人就已经得出结论，认为不管现实证据看起来对他们多么有利，他们的“特别制度”已经处于真正的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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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没有想错：奴隶制对于北方来说也不仅仅是一种劳动制度。对于废奴主义者而言，奴隶制是一种侮辱。对于其他人而言，奴隶制是一种过时的封建制度，在这个新共和国里非但没有容身之地，还阻碍了共和国的成长和发展。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奴隶制是该地区自由白人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正如爱默生所说，奴隶制“没有学识，没有改良；它不爱火车的汽笛；它不爱报纸、邮包、学院、书籍或者牧师”，它缺乏一切美国自从独立革命以来认为对个人发展、经济拓展和国家稳定至关重要的元素。爱默生总结指出，在奴隶社会里，“一切都在走向腐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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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和共和党赢得大选之前，南方和北方已经不仅是矛盾重重，还对革命传承形成了几乎互不相容的理解。《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都清楚地表述了这种传承。单说北方与前者保持一致而南方与后者保持一致，可能有些过分简单化，但宪法的保障的确让奴隶制和州权在南方人心中有了更重要的意义，而《独立宣言》里追求平等的理念对北方人来说则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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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认为《独立宣言》是一份积极的文件，能够为包容性美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指引方向。“我们现在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他在1858年这样宣布，但他也意识到民族关系在这个移民国家里并没有表现得多么显著。林肯清楚地知道，许多美国人都没法“靠血统”与美国的过去产生联系，但他主张认为这些人可以通过《独立宣言》来建立美国的民族主义，他们“有权声称拥有这种民族主义”，就像“写下《独立宣言》的”那些人“身上的血肉一样”。在林肯看来，《独立宣言》的道德情操正是将美国维系在一起的“电线”。[31]然而，南方白人也声称《独立宣言》中指出了“不管什么时候，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开始破坏”被统治者的权利，“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这个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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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宣言》为北方人提供了实现联邦的基础，也为南方人脱离联邦确立了依据。在林肯执政期间，联邦遭遇了解体，因而，林肯也面临着一个主要的任务：必须要否定各州拥有脱离联邦的权利，要证明18世纪的独立革命建立起的是一个单一国家，同时也要证明《独立宣言》事实上并不是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国家分裂而制定的指南。然而，随着战争的推进，林肯意识到要想这么做，就必须完成开国元勋们未竟的事业：他必须解决各州脱离联邦和南北内战的根源问题——废除奴隶制。如果联邦在军事上能够取胜，那么他们想要长久维持联邦的存在，接下来唯一要做的就是废除奴隶制。林肯知道，只有废除了奴隶制，美国人才有希望实现他们的昭昭天命，成为“地球上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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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ouverneur Morris to the Federal Convention, July 5, 1787, in Max Farrand,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Vol. I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1)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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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lexander Hamilton, Federalist No. 6, “Concerning Dangers from Dissensions between the States, ”and Federalist No. 9, “The Union as a Safeguard against Domestic Faction and Insurrection, ”both published in the Independent Journal.The Federalist Papers can be accessed through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vailable at: http://thomas.loc.gov/home/histdox/fedpapers.html (January 1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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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ames Madison, Federalist No. 10, “The Same Subject Continued: The Union as a Safeguard Against Domestic Faction and Insurrection, ”first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Packet, Friday, November 23, 1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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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e sixteen“Anti-Federalist”papers were not titled; they appeared in the New York Journal between October 1787 and April 1788, over a variety of pseudonyms, including“Brutus, ”chosen for the allusion to Caesar’s assassin.The author was most likely Richard Yates, a New York judge and delegate to the Federal Convention. This quotation is from the second essay, which appeared at the start of November 1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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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ames Wilson in The Debates in the Convention of the State of Pennsylvania, on the Adop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Elliot’s Debates, Volume 2] 526-527, available at: http://memory.loc.gov/cgi-bin/query/D?hlaw:1:./temp/~ ammemV2sd (January 2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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