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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你们邦联的武器》。邦联支持者很难一眼就看出这幅漫画的真实含义。它对邦联的批评是隐晦的，而不是公开表述的。它展示了一枚护盾，护盾两侧分别站着一位种植园主和一位戴着手铐的奴隶。护盾中包含着很多与（那个时候的）南方相关的“标准”形象：一杯薄荷朱利酒、一瓶威士忌、一把手枪和一只匕首、一条鞭子和一副手铐、棉花、烟草、含糖作物，以及一些耕作土地的奴隶。图中的棕榈树特指南卡罗来纳州。左侧三位种植园主在玩纸牌，在他们后面，两个男人在进行决斗。右侧一场奴隶拍卖正在奴隶居住的小屋前进行。在护盾上面，邦联的旗帜和一幅画有头颅和十字骨头的旗帜相互交织，两面旗帜之间有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一句格言“奴役是永久的”（servitudo esto perpetua）；所有这些陈腐的形象都代表了北方人眼中那个酗酒、赌博、邪恶的南方。不过，在德雷德·斯科特案件判决的背景下，南方不再可能安稳地假定和维持这种永久奴役的观点。在这幅漫画创作的时期，也就是内战激战正酣的背景下，戴着手铐的奴隶脸上的表情明显比阴沉的种植园主更加乐观一些，这当然不是作者有意为之，但鉴于当时的情况，也算是比较妥帖的描绘。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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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也许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人就尊崇联邦，也知道联邦并不坚牢，因而从制宪会议以来就一直努力通过各种政治妥协来维持统一。各州脱离联邦，表明那些妥协和争取都是失败的，在很多人看来，这也是共和政府本身的失败。1844年，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F. B. Morse）从华盛顿向巴尔的摩发送了第一条电报消息，上面写道：“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What hath God wrought?）莫尔斯提出的其实是一句反问。正如电报的发明者预料的那样，电报带来的传播革命创造了一个“天涯若比邻”的世界，比邮局分发全国的报纸更能缩短人们的距离。上帝创造了一个新的共和国，这个国家由宪法所联结，到了19世纪40年代中叶，又因为电报这种新技术而被联结得更加紧密。到了1861年，当电报终于覆盖整个美洲大陆时，第一条贺电电报的内容表现了这个上帝创造的国家当时处境有多么堪忧；它写道：“愿联邦永存！”这句话更多是一种期望，而不是一种预测。各州的脱离已成事实。[2]很快，这些电缆传递的就主要是战争新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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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北方人来讲，脱离联邦根本不是一项宪法赋予的权力，而是林肯所说的“无政府主义的本质”[3]。正如当时的一幅漫画（图29）所描述的，邦联与撒旦勾结，想要将民主政府清除出地球。美国人知道，这样的政府是一场“实验”。进一步讲，正如《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所言，这场实验关乎“这片西方大陆未来的命运和福祉，以及全人类的希望和前景”。这种观点既呼应了托马斯·潘恩，也预兆了林肯对美国的赞美——他将美国看作“这个世界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随后，林肯又将这一观点有力地渗入到1863年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中。虽然这些观点在1861年时无疑提升了北方的士气，但通过战争建立“平权的民主原则、普选制和多数人统治的政府”究竟意味着什么，则只有在战争过程中才会体现出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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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南方邦联的真相！！！来自一位有权势的贵族和他忠诚的同盟们的陈述》（费城，1861）。与上一幅漫画不同，这幅漫画毫无疑问在批判，实际上是在谴责画中的邦联在与撒旦为盟。左边的人物是“大法官暴民法先生”，他背着一罐沥青（代表了南方的联邦支持者所遭受的酷刑，即先在他们身上倒上沥青，再贴上羽毛）；邦联国务卿罗伯特·图姆斯手持一份“许可令”（即一份政府批准没收外国财产的证明，在这幅图上，它特指邦联在1861年逮捕福特·普拉斯基的许可令）；邦联总统杰弗逊·戴维斯和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手持一份名为“我们政府的根本原则”的文件，其中包括了叛国、叛乱、谋杀、抢劫、防火和偷窃。众人身后、骑在马背上的人物是G.T.博雷加德将军。他在1861年4月让查尔斯顿海港萨姆特堡向邦联投降。撒旦和他的属下坐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棕榈旗下，宣称邦联“是我们的王国名副其实的、恰当的代表”。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89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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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内战双方都对持久战做好了准备，舆论却认为这将是一场激烈而短暂的冲突。北方人认为，一场大战足以让南方人认识到退出联邦是一个错误，并使邦联解体、重回联邦。南方人则认为，一场大战将让北方人明白，邦联是动真格的，可以通过武力保护自己，并且像《纽约论坛报》主编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等人之前暗示的一样，邦联应该被允许“和平离开”。然而，事实证明，第一场大战为双方都敲响了警钟。1861年7月21日，第一次牛奔河之役（亦称第一次马纳萨斯之役）打响了。像大多数内战战役一样，这场战争拥有两个不同的名字。即使到了今天，使用哪一个名字通常还是会透露出演讲者或是写作者的观点。联邦倾向于使用距离战场最近的水源命名战役（因而是牛奔河），而邦联更愿意使用最近的城镇或交通枢纽来命名战争（因而是马纳萨斯要塞）。即便在这样的问题上，联邦和邦联也不能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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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双方第一次大战即将打响之前，一些南方报纸还对邦联在这场被其称为南方“独立战争”中的处境表达了谨慎的乐观。如果“我们取得了胜利，敌人将会被赶到波托马克河对岸，华盛顿将成为我们的领地，”《新奥尔良每日杂闻》指出，“如果我们战败了，我们也有安全线可供退守。”这份报纸的记者镇定地报道称，“我遇到的每个人都满怀信心地期待最终的结果”，实际上，“很难想见我们会遭受失败”[5]。当双方军队在弗吉尼亚相遇时，北方报纸则更加直接地表示，自己一定不会是失败的一方。在那个炎热的七月，观光客们带着食物和阳伞涌出华盛顿，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有利的位置观战。他们相信联邦军队和邦联军队的第一场战争，也将是最后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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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自信是不合时宜的。第一次牛奔河之役中，邦联虽然没有取得期望中的胜利，却让联邦实实在在遭受了挫败。随着邦联援军那天下午的抵达，联邦的阵线已经告急。联邦军队和旁观者最初还只是执行战术性后撤，但很快就开始迅速且无序地向华盛顿逃跑。就像邦联的报纸所预料的，这座城市现在已经归邦联所有了，然而他们并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伦敦《泰晤士报》的英国记者威廉·霍华德·罗素（William Howard Russell）从华盛顿报道了这场战争。他对于联邦打了败仗、邦联又没有抓住主动权感到不可思议。“这则新闻看起来难以置信，”罗素报道说，“但是就在我眼前，疲惫、沮丧、战败的残军正在经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博雷加德（Beauregard）没有来，”罗素写道，“从中午开始，我每时每刻都在等待听到他的炮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邦联不抓住的话，这种机会不会再来第二次，他们的平庸无能将会被历史铭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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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7月，在第一次马纳萨斯之役过后，通往华盛顿的大门已经向邦联军队敞开了，但是邦联军队却并没有乘胜追击。在南方指挥官约瑟夫·E·约翰斯顿看来，一部分问题在于邦联军队的自满和混乱。“打了胜仗的邦联军队比战败的联邦军队还要涣散，”他回忆道，“他们相信取得了这场胜利，战争的目标就已经达成，他们已经做到了国家要求他们做到的一切。”于是，很多人“随随便便地就离开了部队去照料受伤的朋友，经常是陪同伤员前往各个偏僻城镇上的医院”，或者干脆带着“战场上获得的战利品”，得意扬扬地回家了[7]。他们的离开至少可以说是为时过早。还有长达四年的战争等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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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说第一次牛奔河之役是一场虎头蛇尾的战争，它也还是无疑打破了北方的幻想：仅凭一场战争，并不能够把脱离联邦的各州重新夺回来。而对于邦联来讲，这场战争也打碎了它们和平独立的希望。双方都已经明白地看到，这将会是一场持久战，决定最终结果的因素不仅是人，还包括军备物资，士气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这场战争的作战双方都主要由志愿军组成，因而士气绝不是无关紧要之事。虽然联邦和邦联都被迫通过征兵来补充他们所剩无几的部队，但双方很大程度上都还是要依靠自愿入伍来保证战场上的军队数量。一旦最初对于战争的热情消耗殆尽，这种志愿兵役制度就需要一些激励。也许相比南方，北方更需要这种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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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邦联来讲，这场战争从政治以及实际意义上来讲，都是一场自卫行动，也就很快为之正了名。因而，当联邦士兵入侵“南方”领土，对其安全和奴隶制造成威胁时，反对联邦的声音反倒有增无减（地图5）。对于联邦来讲，这个问题绝没有这么简单。在那些涌入革命军行列的国民中，也看不到谁会挥舞着《常识》小册子，或是传诵着《独立宣言》。实际上，这些人根本不会在意那么多。从前那些为保卫联邦而战的修辞也没有让北方志愿军们相信，联邦值得他们为之奋斗，甚至为之付出生命。很多年轻人都倾向于响应战争的号召，因而最初的志愿军热情高涨。不过，几场战役下来，多数时候的胜者都是邦联，因而对这些联邦军士兵来说，骑士交战的浪漫想象很快就不复存在了。“交战当天能感受到战斗的兴奋之情，”1862年，在美国内战中最血腥的一场战役——安提塔姆会战之后，一位联邦士兵写道，“但过后两三天，战争的恐惧就很快袭来。”这种恐惧令人不寒而栗。“无法形容，”另一个士兵讲道，“无法想象，也没有文字可以描绘出我所看到的恐怖景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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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战争的现实，联邦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可以一直为战斗提供支持。1850年，威廉·苏厄德在参议院的首次演说中批评了奴隶制，他认为有一种“高于宪法的法则”[9]。到了美国内战中期，联邦领导者们，尤其是林肯本人，都意识到必须要将北方人的思想引导到一个比保卫宪法更加高尚的事业中去。确切地讲，实际上，直到美国国土上出现了第二个国家之后，现代美国才真正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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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律师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George Templeton Strong）在内战头一年指出，“被人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实体最终诞生了”。在南方各州脱离联邦之前，斯特朗认为美国“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而仅仅是“不同团体的集合，一旦遇到了严重的冲击，马上就会解体，没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生命来作为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核心”[10]。从长期来看，内战为南北双方都提供了这个核心。从短期来看，为延续联邦而进行的战斗促使北方人将《独立宣言》的理念和宪法的承诺相结合，去建造“一个更加完美的联邦”。他们明白自己不能重建一个内战之前的联邦；他们必须努力按照它理应成为的样子来重塑联邦——一个没有奴隶制的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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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独立战争中，一些南方白人最终也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他们意识到如果不废除奴隶制，不将南方的非洲裔美国人武装起来的话，他们的独立事业将会就此断送。不过，其他一些人却认为，这种观念只会导致失败。正如脱离派发言人、邦联军队少将豪厄尔·科布（Howell Cobb）所称，邦联“不能让奴隶成为士兵，也不可以让士兵成为奴隶”。利用奴隶劳工为战争效力是一回事，但把他们武装起来却是另一回事。科布也警告邦联战争部长詹姆斯·塞登（James Seddon）说：“奴隶变成士兵的那天，革命就离结束不远了。”“如果奴隶可以成为优秀士兵的话，”他也承认，“那么我们关于奴隶制的整个理论就是错的。”不过到了这个阶段，邦联已经摇摇欲坠。在它存在的四年中，国外援助一直对邦联避犹不及。只要能获得这些援助，甚至科布也做好了废除奴隶制的准备。他建议赛登，在“采纳武装奴隶这样的自杀性政策之前”，要抓住这根稻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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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布对奴隶的军事能力一直冷嘲热讽，但并不仅仅是他或者邦联持这样的态度。在战争初期，联邦同样也拒绝过武装非洲裔美国人的想法，不过他们没法为这个政策正名，因而这个政策也就无法维持太久。事实上，自1862年开始，一些联邦的黑人军团就已经存在于官方体系之外。同年，林肯宣布打算解放那些脱离联邦的州里的奴隶，这也为联邦军队在内战中正式接纳美国黑人铺好了道路。随着1863年1月1日《解放奴隶宣言》的颁布，美国迎来了种族关系问题的拐点。林肯宣称“给奴隶以自由”，是为了“保证自由人的自由”。林肯这些话背后的家长主义暗示经常会让现代人感到畏惧。但是想要将这场在许多北方人看来就是为了拯救联邦而打的战争逐渐转变成一场解放奴隶的战争，又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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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5 内战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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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相当清楚，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他发表《解放奴隶宣言》的决定。一些人的确可以理解事态紧急，但他们是从军事需要而不是道德的考虑去理解林肯解放奴隶的决定。波士顿商人约翰·默里·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则完全明白，采纳苏厄德提出的“更高的法律”是要承受风险的。这不仅可能会疏远那些合法蓄奴的边境诸州，还会疏远联邦中的保守派，尤其是林肯的民主党反对者们所提出的“宪法顾虑”。“我买来吃的面包，是用那些辛苦工作的农民种植的面粉制造的，”福布斯辩称，“当然可以说我这么做是在帮助这些农民……但我的动机是自我保护，而不是慈善。就让总统先生基于同样的原则来解放奴隶吧。”福布斯建议道：“并且这样来解释，我们的人民也可以轻易理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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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的确也是这样解释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民因此就可以完全理解。很多人认为，林肯做得还不够彻底，因为在那些忠于蓄奴的边境诸州——肯塔基州、特拉华州、马里兰州、密苏里州和1863年形成的西弗吉尼亚州，奴隶制仍旧没有被撼动。另一些人则认为林肯做得太过分了，因为他挑战了仍旧被宪法所保护的蓄奴权。邦联也许一直都在努力脱离联邦，但这场战争的全部意义在于联邦否认邦联这样做的权力，实际上，也否认它已经从联邦脱离。如果正如林肯自己所相信的那样，这场战争只是发生在南方的叛乱，而不是整个南方的叛乱，那么宪法就仍旧适用；如果它仍旧适用，那么奴隶制就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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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奴隶制并不安全，林肯也意识到了在奴隶制问题上，严格的宪法界线并不能维持太久。林肯能够领悟到这一点，一方面是出于他本人的道德观，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奴隶们的直接行动。当联邦军队向那些脱离联邦的州挺进时，奴隶们纷纷涌入他们的队伍中寻求保护和自由。那个时代对于种族的态度意味着这些奴隶并不是总能得偿所愿，但他们仍然都在期待联邦军队最终解放邦联的奴隶劳动力。越来越多的非裔美国人开始脱离南方奴隶体系，联邦不得不对此做出反应，而邦联对此则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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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南方白人失望地看到，令人欣慰的忠诚奴隶的神话在他们的眼前消失了，一起消失的还有他们的财物——他们的人力“财产”奴隶在离开时还拿走了很多银器。到战争结束时，一些南方人，比如佐治亚州的伊娃·琼斯，仍旧竭力想彻底弄明白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当一个从前的奴隶偷走她的钱时，她感到十分震惊。让她不能接受的是，这些“肮脏的钱财”被用于购置被释女奴婚礼上的所用的“奢侈品和漂亮的服饰”，要知道奴隶制下的法律是禁止奴隶举行结婚仪式的。和很多其他南方白人一样，伊娃显然并不理解奴隶制的废除不仅意味着失去一部分财产，它还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终结。[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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