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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8141 实际上,在独立战争中,一些南方白人最终也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他们意识到如果不废除奴隶制,不将南方的非洲裔美国人武装起来的话,他们的独立事业将会就此断送。不过,其他一些人却认为,这种观念只会导致失败。正如脱离派发言人、邦联军队少将豪厄尔·科布(Howell Cobb)所称,邦联“不能让奴隶成为士兵,也不可以让士兵成为奴隶”。利用奴隶劳工为战争效力是一回事,但把他们武装起来却是另一回事。科布也警告邦联战争部长詹姆斯·塞登(James Seddon)说:“奴隶变成士兵的那天,革命就离结束不远了。”“如果奴隶可以成为优秀士兵的话,”他也承认,“那么我们关于奴隶制的整个理论就是错的。”不过到了这个阶段,邦联已经摇摇欲坠。在它存在的四年中,国外援助一直对邦联避犹不及。只要能获得这些援助,甚至科布也做好了废除奴隶制的准备。他建议赛登,在“采纳武装奴隶这样的自杀性政策之前”,要抓住这根稻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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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8143 科布对奴隶的军事能力一直冷嘲热讽,但并不仅仅是他或者邦联持这样的态度。在战争初期,联邦同样也拒绝过武装非洲裔美国人的想法,不过他们没法为这个政策正名,因而这个政策也就无法维持太久。事实上,自1862年开始,一些联邦的黑人军团就已经存在于官方体系之外。同年,林肯宣布打算解放那些脱离联邦的州里的奴隶,这也为联邦军队在内战中正式接纳美国黑人铺好了道路。随着1863年1月1日《解放奴隶宣言》的颁布,美国迎来了种族关系问题的拐点。林肯宣称“给奴隶以自由”,是为了“保证自由人的自由”。林肯这些话背后的家长主义暗示经常会让现代人感到畏惧。但是想要将这场在许多北方人看来就是为了拯救联邦而打的战争逐渐转变成一场解放奴隶的战争,又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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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8148 地图5 内战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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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8150 林肯相当清楚,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他发表《解放奴隶宣言》的决定。一些人的确可以理解事态紧急,但他们是从军事需要而不是道德的考虑去理解林肯解放奴隶的决定。波士顿商人约翰·默里·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则完全明白,采纳苏厄德提出的“更高的法律”是要承受风险的。这不仅可能会疏远那些合法蓄奴的边境诸州,还会疏远联邦中的保守派,尤其是林肯的民主党反对者们所提出的“宪法顾虑”。“我买来吃的面包,是用那些辛苦工作的农民种植的面粉制造的,”福布斯辩称,“当然可以说我这么做是在帮助这些农民……但我的动机是自我保护,而不是慈善。就让总统先生基于同样的原则来解放奴隶吧。”福布斯建议道:“并且这样来解释,我们的人民也可以轻易理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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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8152 林肯的确也是这样解释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民因此就可以完全理解。很多人认为,林肯做得还不够彻底,因为在那些忠于蓄奴的边境诸州——肯塔基州、特拉华州、马里兰州、密苏里州和1863年形成的西弗吉尼亚州,奴隶制仍旧没有被撼动。另一些人则认为林肯做得太过分了,因为他挑战了仍旧被宪法所保护的蓄奴权。邦联也许一直都在努力脱离联邦,但这场战争的全部意义在于联邦否认邦联这样做的权力,实际上,也否认它已经从联邦脱离。如果正如林肯自己所相信的那样,这场战争只是发生在南方的叛乱,而不是整个南方的叛乱,那么宪法就仍旧适用;如果它仍旧适用,那么奴隶制就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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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8154 当然,奴隶制并不安全,林肯也意识到了在奴隶制问题上,严格的宪法界线并不能维持太久。林肯能够领悟到这一点,一方面是出于他本人的道德观,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奴隶们的直接行动。当联邦军队向那些脱离联邦的州挺进时,奴隶们纷纷涌入他们的队伍中寻求保护和自由。那个时代对于种族的态度意味着这些奴隶并不是总能得偿所愿,但他们仍然都在期待联邦军队最终解放邦联的奴隶劳动力。越来越多的非裔美国人开始脱离南方奴隶体系,联邦不得不对此做出反应,而邦联对此则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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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8156 很多南方白人失望地看到,令人欣慰的忠诚奴隶的神话在他们的眼前消失了,一起消失的还有他们的财物——他们的人力“财产”奴隶在离开时还拿走了很多银器。到战争结束时,一些南方人,比如佐治亚州的伊娃·琼斯,仍旧竭力想彻底弄明白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当一个从前的奴隶偷走她的钱时,她感到十分震惊。让她不能接受的是,这些“肮脏的钱财”被用于购置被释女奴婚礼上的所用的“奢侈品和漂亮的服饰”,要知道奴隶制下的法律是禁止奴隶举行结婚仪式的。和很多其他南方白人一样,伊娃显然并不理解奴隶制的废除不仅意味着失去一部分财产,它还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终结。[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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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8161 剑桥美国史 [:1706286843]
1706288162 剑桥美国史 进发里士满、穿越落基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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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8164 虽然1861—1865年,联邦的命运尚在风雨飘摇之中,但在那些年里,内战之火主要燃烧在弗吉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美国很大一部分土地事实上并没有受到战争的侵袭。林肯劝告他的国民,要实现美国的昭昭天命,不仅需要保持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同时还需要基于种族平等的道德完备。而此时,这个国家的很多公民也正在战场之外实现着他们自己的昭彰天命。当联邦鼓励士兵们“进发里士满”,也就是邦联的首都,并用武力统一美国时,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人们也在付出同样的努力,用铁路将美国连接在一起。这个时代的美国,说得直白一些,是用血液和钢铁建造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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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8166 实际上,正是内战的爆发促进了这场历史学家称之为美国19世纪的“市场革命”(market revolution)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美国从一个本质上地方性的、农村的、主要由农业支撑的社会转型为一个集中的、城市的、主要由工业支撑的社会。这一市场革命同样导致了国家发展焦点的转移,美国不再仅仅关注东部海港及海外地区,而是聚焦于美国西部边疆所提供的机遇,当然,还有加利福尼亚州的金矿区。传播这一领域一直以来都为美国人所看重,它的发展也体现并且助长了这种转型:首先,通过邮局及其递送的报纸,传播形成了一种“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之后,正如电报的发明者所期望的那样,电报成为主要的传播途径,再之后,则是通过运送邮件和乘客的交通枢纽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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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8168 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工业杂志。这既体现了新兴工业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也表明正在有一场传播革命将商业发展的信息传达给受众。这些杂志包括1857年在圣路易斯创办的《钢铁时代》、1863年改名为《钢铁》的《芝加哥商业杂志》、1855年创刊于纽约的《五金工人和美国制造商通告》(1863年改名为《铁时代》)。仅从这些标题上就可以看出,一个钢铁和工业的新时代已经来临。这一新时代与内战不期而遇,同时又在一些方面被内战所诠释。正如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曾说的,如果报纸(同时也包括这些商业杂志)代表着一个国家与自我的对话,那么铁路则带动了这些对话。报纸和铁路都削弱了地域的阻隔、强化了一种独特的美国民族性的普遍意识。这种意识的凝聚既要依靠钢铁,也要依靠情感和意识形态。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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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8170 美国铁路的发展开始于1827年,当时巴尔的摩的居民希望能够和纽约的经济霸权一较高低,同时也希望拥有另一种通向伊利运河的运输工具,于是便开始修建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巴尔的摩为此竭其所能召集社会各界名流参与开工仪式。当年7月4日,《独立宣言》的最后一位在世签署者查尔斯·卡罗尔(Charles Carroll)亲自为这项工程破土动工。在那之后,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的进度可谓缓慢而稳健。到了1853年,铁路已经向西修建了612公里,到达了弗吉尼亚州(之后的西弗吉尼亚州)俄亥俄河之滨的惠灵。不过,其他州在那时也纷纷开始修建铁路。1835年,根据巴尔的摩一份名为《奈尔斯每周纪事》的综合性商业杂志的报道,民众对铁路运输业带来的机遇满怀热情。铁路一旦建设完毕,乘客“天亮出发,天黑之前就可以”从坎伯兰到达俄亥俄河,从巴尔的摩到俄亥俄州也只需要24个小时。[14]毫无疑问,如此迅捷的交通会造就一个不断扩张的市场。那期《奈尔斯每周纪事》在报道巴尔的摩新兴的铁路事业时,同时还表达了对于西部扩张的兴趣,并描绘了那些乘坐轮船去往西部的乘客们到达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时的场面,“一副活跃的生活景象,无疑充满了生命力”。在这些到达者中,“有一些家庭带来了自己的马车、马匹、家具、黑奴等,无疑是准备去往内地,”报道里这样写道,“也有很多人换乘另一艘轮船,迎着日落的方向,向密西西比河上游驶去。”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美国出现了很多私人铁路公司,其中有些也会和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展开竞争。去往西部的美国人也不再选择轮船,而是越来越多地选择铁路。实际上,铁路成为美国的野心和扩张、平等和机遇的一个最重要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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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8172 根据当时的说法,铁路系统已经无所不能,可以联通所有州的人。在1836年纽约的内部改进会议中,铁路被称为“穷人的路”,通过铁路建设,少数人的财富投资给了所有人的未来,无论他们是贫是富。[15]1844年,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说道,轮船和铁路“就像是巨大的巴士一样,每天穿梭在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之间,将他们牢牢绑在一张网上”。不过,铁路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让美国人更加熟悉自己的土地上拥有的无尽资源”。他认为,铁路把美国人连接在一起,从而“赋予时间新的速度,或者说,它将土地耕作、水源选择、矿藏挖掘的工作提速了五十年……”他总结道:“铁轨就是一根魔术棒,唤醒了土地和河流沉睡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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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8174 对于爱默生来讲,铁路是通往美国内陆的路径。而这内陆,在麦迪逊和杰斐逊看来,就是美国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源泉。“对于我们文化中所有过失和优异之事,这片陆地都是天赐良方,”爱默生讲道,“我们栖居的这片大陆为我们的身心提供了药物与食品。它抚慰我们的心灵、治愈我们的疾病,并以此弥补学术研究和传统教育的错误,将我们引入到与人与事的合理关系之中。”[16]爱默生理想主义地祈祷内陆地区可以修正美国的错误,也可以为东部沿海城市与日俱增的人口提供家园和港湾。这些祈祷注入西部发展的神话之中,称为美国最有力、最持久的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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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8176 当然,西部神话既不是埃莫森所独创的,也不是起源于美国。自中世纪以来,欧洲文化中广泛存在着对于神秘西部土地的信仰。对于欧洲人来讲,他们在“探险年代”中的发现提供了切实的物质证据,证明西方存在着一片富饶的土地。到了18世纪,文明必然向西发展的观念已经与美国联系在一起。诗人和早期拓荒者对这些关联都颇为欢迎,他们都认为在这个新世界中可能存在一个个人乌托邦和政治乌托邦。在1793年《美国:一份预言书》(America: A Prophecy)这首著名的诗歌中,激进的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将美国革命比喻为“吹遍美国大地”的天启之“风”,它颠覆了“阿尔比恩的天使”,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国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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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8178 不过,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这片土地已经被乔治·伯克利(Berkeley)主教认定为是一个“由自然引导、用道德治理”的地方,是“又一个黄金年代/帝国与艺术的崛起”之地,它“不是源于老朽的欧洲/而是源自青春的欧洲/当神圣的火焰赋予她生命/将为未来的诗人所传颂”[17]。独立战争时期出现的象征美国的美国国玺就显示出,美国人已经将共和国试验这种想法看作是一种开辟新“黄金时代”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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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8180 因此,到了19世纪,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把西部当作是拓荒精神的天然家乡和出路。拓荒精神作为这些欧洲人与生俱来的特质,将他们带到了这个新世界。和第一批探险者一样,19世纪的拓荒者将他们试图征服的这片大陆描绘成一片处女地。美国西部是一片可待开掘的土地,一片未被探索、杳无人迹的荒野,掌控这片土地本来就是美国的昭昭天命。在这种背景下,伯克利在18世纪所写的关于美国可能性的文学评论再一次被政治家和印刷商等人重新解释,出现在了杂志和印刷品上。他们共同呈现的美国并没有像期望的那样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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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8182 “帝国的西征已经开始,”伯克利宣称,“前四幕已经上演,第五幕迎来时代的剧终,并将以最高贵的功绩谢幕。”内战时期的一些绘画作品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美国才是人类文明注定的归宿。其中最著名的一幅画,也就是伊曼纽尔·洛伊策(Emanuel Leutze)在1861年绘制的《帝国的西征已经开始》(Westward the Course of Empire Takes its Way),如今被挂在了美国国会大厦里。除此之外,还有一幅画,也就是约翰·加斯特(John Gast)在1872年绘制的《美国的前行》(American Progress),生动地表现了美国的西征运动、移民精神的活力,以及拓荒者的技术优势。加斯特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美国人在19世纪中叶向西部进军,伟大的哥伦比亚女神一路为他们串起电报线。不过,对于19世纪的美国西部扩张运动,信息量最大的一幅作品来自一位不太出名的艺术家范妮·帕尔默(Fanny Palmer)(图30)。帕尔默同样借用了伯克利的著名诗歌,但这幅作品却不那么具有寓言性,而是运用一种更加现代的表征手法,描绘了一列驶往尚自然荒野的列车。这趟列车在画中形成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将欧洲社会和土著美国人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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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8187 图30 《横跨大陆(帝国西进的征途已经开始)》,作者范妮·帕尔默(纽约:柯里尔和艾夫斯,1868年)。这幅版画清楚地将蒸汽火车左边西征途中的白人文明元素与右边的美国土著人生活并置在一起。在左边,殖民者正在砍伐森林来建造他们的学校、教堂、小木屋,以及图片左上方正在驶向远方的有篷马车。电报线杆和铁路平行前进。当然,如今对于这幅画的理解也许和它对19世纪普通人的吸引力非常不同。即便如此,这幅画还是让观众从土著人的视角来感受它,这不仅因为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发生在白人殖民者一侧,也因为当这幅画作出现的时候,美国观众已经对哈得孙河派引人瞩目的景观画作十分熟悉,也对托马斯·科尔、弗雷德里克·丘奇、艾伯特·比尔施塔特这些艺术家,以及他们所传达的民族主义信息并不陌生。美国内战临近尾声之时,艺术批评家詹姆斯·杰克逊出版了《艺术观念》(1864年)一书,其中贾维斯指出“基于美国的现实以及人民的喜好,真正的美国派绘画是……风景画”。这些壮观的美国自然景象绘画中弥漫着美国民族主义,也的确形成了一种国家认同感,不过,随着美国以进步之名对大自然的破坏,这种国家认同感也遭到了损害。简而言之,即使是帕尔默这幅简单直接的版画,对于当时的观众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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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8189 然而,美国人却发现,他们朝向光明前行的冲动与野心多少被一些难题所阻碍:这里面既有非常实际的现实问题,也有政治问题。尽管爱默生相信铁路有潜力连接整个美国,但19世纪中叶的美国人并不能像他们希望的那样,轻易到达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南北铁路线上的巴尔的摩等城市有着不同的轨距标准,也制定了早期的环保法案,迫使铁路建设在中途不得不变道前行。而东西铁路线上面临的不是现实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直到内战爆发,南方反对派遭到议会除名,第一项《太平洋铁路法案》才在1862年得以通过,并且在两年之后又通过第二项铁路法案。当然,南方人并不反对建设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恰恰相反,他们只是希望任何一条这样的铁路及其带来的利益都可以绕道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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