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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横跨大陆（帝国西进的征途已经开始）》，作者范妮·帕尔默（纽约：柯里尔和艾夫斯，1868年）。这幅版画清楚地将蒸汽火车左边西征途中的白人文明元素与右边的美国土著人生活并置在一起。在左边，殖民者正在砍伐森林来建造他们的学校、教堂、小木屋，以及图片左上方正在驶向远方的有篷马车。电报线杆和铁路平行前进。当然，如今对于这幅画的理解也许和它对19世纪普通人的吸引力非常不同。即便如此，这幅画还是让观众从土著人的视角来感受它，这不仅因为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发生在白人殖民者一侧，也因为当这幅画作出现的时候，美国观众已经对哈得孙河派引人瞩目的景观画作十分熟悉，也对托马斯·科尔、弗雷德里克·丘奇、艾伯特·比尔施塔特这些艺术家，以及他们所传达的民族主义信息并不陌生。美国内战临近尾声之时，艺术批评家詹姆斯·杰克逊出版了《艺术观念》（1864年）一书，其中贾维斯指出“基于美国的现实以及人民的喜好，真正的美国派绘画是……风景画”。这些壮观的美国自然景象绘画中弥漫着美国民族主义，也的确形成了一种国家认同感，不过，随着美国以进步之名对大自然的破坏，这种国家认同感也遭到了损害。简而言之，即使是帕尔默这幅简单直接的版画，对于当时的观众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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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人却发现，他们朝向光明前行的冲动与野心多少被一些难题所阻碍：这里面既有非常实际的现实问题，也有政治问题。尽管爱默生相信铁路有潜力连接整个美国，但19世纪中叶的美国人并不能像他们希望的那样，轻易到达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南北铁路线上的巴尔的摩等城市有着不同的轨距标准，也制定了早期的环保法案，迫使铁路建设在中途不得不变道前行。而东西铁路线上面临的不是现实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直到内战爆发，南方反对派遭到议会除名，第一项《太平洋铁路法案》才在1862年得以通过，并且在两年之后又通过第二项铁路法案。当然，南方人并不反对建设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恰恰相反，他们只是希望任何一条这样的铁路及其带来的利益都可以绕道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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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1861—1865年期间，南方政治声音在美国议会中的暂时消失倒是为一系列有助于西部开发和北部发展的法案开辟了道路。美国于19世纪30年代开始讨论修建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但直到1863年才开始动工，最终完工则要等到1869年。这项工程计划从两线同时动工，其中一线在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主持下从艾奥瓦开始动工，另一线则由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从加利福尼亚开始动工，按照计划，两线铁路会在中间汇合。然而，太平洋海岸一端的工程如期动工，但东部工程因为战争的影响，直到1865年内战结束时才正式开始。东部工程为大量内战退伍老兵提供了工作机会，其中很多人都是新近来到美国的移民，并且在战争期间已经对铁路建设的技术要求很熟悉了。不过，对于西海岸一端的工程，劳动力却是一个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量的中国劳工被引入美国，从长远看来，这也给美国的共和平等理念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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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美国在地理上的距离要比生理上的差异容易克服得多。美国一方面意图通过铁路建设连接北美大陆的两端，另一方面又在这片大陆的东部进行着一场内战，在此过程中，美国人发现种族问题无法回避。当联邦和邦联双方的军队通过武力解决争端时，这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为种族冲突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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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奴隶发现内战为削弱白人霸权提供了机会，而意识到这一点的并非只有他们。居住在规划内铁路沿线的土著人也开始发起挑战。内战期间，划分东西部的边界线绵延约2400公里，分为三个主要地区：大平原、落基山脉和内华达山脉。最早一批来到这里的白人主要是矿工、传教士和犹他州的摩门教殖民者，也包括一些暂居的猎户、勘探者和商人。在横跨北美的铁路建成之前，很多移民者都通过俄勒冈小道进入内陆地区，这条小道始于密苏里州，穿过内战期间和19世纪末期成立的各州，包括俄勒冈州（1859年成立）、堪萨斯州（1861年），内布拉斯加州（1867年）、爱达荷州和怀俄明州（18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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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勒冈小道北部的一些地区发展十分迅速，比如黑奴德雷德·斯科特度过大半生的明尼苏达州。1850年，这里的白人居住人口仅为6000人，到了1860年，这一数字激增至约17万。两年之后，《宅地法》得以通过，这项法案为了鼓励白人移民，将约1000亩的土地分配给所有愿意建设明尼苏达州的申请人。不过，土著人仍旧占据人口的大多数，直到1874年勘探者在北达科他州黑山的一个苏族人居留地发现金矿，才有15000名白人移民在数月内纷纷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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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期间，大平原地区也有大概25万的土著人口。当地经济主要依靠野牛养殖业，当时的规模大概有1300万头。这些土著人分为不同的部落，比如夏安族、阿拉帕霍族和苏族，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相距甚远。比如，苏人种族还包括七个不同的部落群体，其中有三个西部族群（统称拉科塔苏族）和四个东部族群（统称达科他苏族）。这些族群占据着后来的明尼苏达州和落基山脉的大部分土地。可以想见，土著人与白人的关系，以及土著人内部的关系也因此变得十分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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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土著部落来讲，白人移民的到来是一种骚扰。对于其他一些土著部落，这些殖民者甚至算不上骚扰，几乎没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还有一些土著部落认为，在印第安族群中的各个利益群体之间持续进行的战争中，这些白人移民可以成为潜在的同盟——这种同盟不一定是并肩作战，但也会在政治意义上发挥作用。不过，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接触只能重蹈覆辙，土著人和外来者很快被迫做出选择，要么白人，要么“印第安人”。在面对“野蛮的”土著人时，白人移民也许已经强化了他们对于自身与文明的观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土著民族之中唤起了反应。到了19世纪末，出于明确一种跨越部落差异的独特“印第安性”（Indianness）的需要，土著部落之间的分界线开始变得模糊。到了20世纪，各个印第安部落中已经产生出一种概念上的、有时也是实质上的，对于盎格鲁帝国主义的反抗。和殖民时期、内战期间一样，身份在冲突中被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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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冲突经常可以是摧毁性的。1862年，明尼苏达州的白人移民和土著人之间爆发战争（这场战争被称为苏族大起义或达科他战争），这场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并不是铁路，而是因为白人移民在扩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制定了一些土地条约，给当时的局面造成了困难。制定这些条约的初衷是希望将这些领土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联邦政府，重新为土著人在西部边疆分配一块越来越小的居留地，同时为那些失去土地和生计的人提供经济赔偿。然而，赔偿的发放本身不仅损害了传统的部落关系，还经常会被推迟。1862年，当时这笔关键的资金被延迟发放，同时又赶上农作物歉收，一些最南部的达科他人遭遇了饥荒。一场冲突在这样的困境中爆发，导致几百人丧生，但这仅仅是开始，西部土著人和新移民之间的对抗在之后又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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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尼苏达州第一任圣公会主教亨利·本杰明·惠普尔（Henry Benjamin Whipple）一直都担心美国历史会反复循环，害怕白人移民与土著部落之间会形成一种长期的暴力关系。“一次又一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公开地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人类历史中很多事实都确定地告诉我们，一个肆虐抢掠的国家终将偿以鲜血。”[18]他并不是第一个持此观点的人。1859年，激进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在弗吉尼亚州哈珀斯费里领导了一场失败的战斗，其初衷是在南部各州煽动起大规模的奴隶起义。他同样声称“这片罪恶土地上的罪行只有用鲜血才能洗清”。虽然布朗一直是个崇尚暴力的人，而惠普尔是个以和平著称的人，但他们各自的视角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同。其个人观点也许千差万别，但是当他们面对种族冲突的现状时，观点又是令人沮丧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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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明尼苏达州这些“伤痛岁月”的原因时，惠普尔的观点是比较成熟的。在那些有时是蓄意的种族敌意中，他看到了问题的根源。从民族和国家的方面考量，土著部落都占据了一个不稳定的中间地带。联邦政府虽然将他们视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但同时又认为“一个民族是无法生存在另一个民族中的”[19]，这句话将土著部落遗弃在一个法律上属于无人区却又真实存在的土地上，而实际情况是，很多白人男性和女性又非常渴望来到那里。结果，正如惠普尔指出的，土著部落并不享有任何主权，即使他们有，白人社会也绝不可能“允许他们在履行一个民族自我生存所需要的职责时，行使他们的主权”。正如惠普尔所理解的，在内战的战场上和西部的冲突中，民族的生存都是主要的问题所在。民族生存和公民权是美国自建国以来就面临的问题，但直到内战结束后仍然没有给出任何答案。内战仅仅为这一历史悠久并将持续存在的激烈辩论添了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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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尔声称：“这个国家不容许有任何不公存在。”到了内战结束、联邦获胜之时，在许多人心里，尤其是林肯心里，这种想法是最重要的。再次当选总统的林肯将目光坚定地投向了内战爆发的原因及其最有可能的终结方式，他将这场两败俱伤的冲突理解为奴隶制不可避免的代价。“我们满怀希望，我们热诚祈祷，愿这场可怕的战争灾难早日结束，”林肯讲道，“但假若天意要这场战争延续下去……直至奴隶在皮鞭下流淌的鲜血，用刀剑下的鲜血来偿清。”他强调，美国应该准备好为此付出代价。同时，林肯还强调美国人“不要对任何人怀有丝毫恶意，而是对所有人都抱着好感”，以此让联邦再次团结起来。[20]当林肯发表此次演讲时，邦联作为一个国家正面临灭亡，它的事业几近崩溃，以至于它的一些政治发言人和军队领袖都开始愿意摧毁邦联建立的基石——奴隶制。而联邦在几近完成重新统一美国的事业时，则面临着重建一个全新的美国所带来的挑战——在这个国家中，将会有一项宪法修正案最终彻底废除奴隶制，另外一项修正案则会明确定义并且保护公民权（图31）。正如林肯在1863年宾夕法尼亚州纪念葛底斯堡阵亡士兵的演讲中所说的，这是一个“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人生来平等’原则”的国家。林肯提醒他的听众们，进行内战是为了美国可以“得到自由的新生，并且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他在1865年2月1日签署了第十三修正案，这项修正案规定“在合众国境内或受合众国管辖的任何地方，奴隶制和强制劳役都不得存在”。他清楚地表明，对于他自己和很多美国人来说，废除奴隶制绝不仅仅是一项战时举措，也不是一种军事需要，而是为了履行这个国家道德上的昭昭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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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林肯并没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美国履行这种天命。1865年的耶稣受难节当天，这位通过四年战争将联邦团结在一起的总统被邦联的支持者约翰·威尔克斯·布思（John Wilkes Booth）枪杀。重新团结联邦的重任，也就是通常所称的“重建时代”（period of Reconstruction，1865—1877）则落在了他人身上。不过，林肯所设想的国家重建问题，远不仅仅包含在政治上将邦联各州重新归并到联邦体系之中，实际上，他的设想也远不止是维持南方与北方的稳定关系，或者从根本上消灭奴隶制。在美国，种族关系问题一直都比这些事情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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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托马斯·纳斯特《奴隶解放》（费城：金和比尔德，约1865年）。托马斯·纳斯特是一位著名的政治漫画作者，在美国内战时期、重建时期一直到19世纪后期，他定期为广受欢迎的北方杂志《哈泼斯周刊》供稿。他的漫画作品也出现在《纽约新闻画报》和《伦敦新闻画报》上。他最广为人知的是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以及整个70年代对纽约政治腐败的批判。他的大量漫画作品以南部遭受种族隔离的美国土著人、中国劳工和非裔美国人所面临的不平等为主题。这幅欢迎奴隶解放的作品对奴隶制废除之后的未来表现出乐观的态度。图片中间部分描绘了一个非裔美国家庭在舒适的室内装潢中获得了他们在奴隶制之下绝不可能获得的安全。1863年《废奴宣言》的作者林肯的画像被挂在了室内的墙上，同时也被画在了这幅漫画的中间底部。这幅漫画左边表现了奴隶制作为一种体系所带来的恐惧（奴隶拍卖、鞭打和烙刑），右边并置着自由带来的好处（自由民的家、上学的孩子，以及工作所获的薪酬）。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19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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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年的《国籍法案》规定只有“自由的白人”才可以获得美国国籍。这项法案在颁布之后被数次修订。尤其在1870年，随着第十四修正案于1868年颁布实施，新的《国籍法案》开始允许非裔美国人成为美国公民。“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第十四修正案最终明确规定，“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它进一步宣称：“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在这项宪法修正案中，美国明确界定了公民权利，同时也否认了1857年德雷德·斯科特申诉的合法性。在原则上，一切再清晰不过。但事实上，推行这一法案的步伐却极为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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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一个世纪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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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在内战中的胜利很容易会造成一种假象，让人们误以为内战前后的美国在道德和物质方面存在着清晰的差别。实际上，一个人越是接近胜利，对胜利的认识就越难捉摸。北方在内战中“获胜”，但为此究竟付出了何种代价却甚少有人谈论，历史学家和公众都只是在思考着南方失败的代价。内战之后的数年中，这个国家显然也在西部征途中“获胜”。不过，在20世纪那些令人痴迷的电影，尤其是“西部电影”中，这场胜利的真实面貌及其局限性都被过分简化了。从黑白电影到彩色电影的转变固然简单，但这些电影对于西部历史的演绎却不能轻易为黑人与白人的冲突涂上绚丽的色彩。西部本身也做不到这一点。人们对于美国种族图景的定义和辩论，恰恰是基于西部那些戏剧性的、充满感召力的景象，而不是内战的战场景象。这场辩论旷日持久，因为种族问题并不是一个直接简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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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是说内战就必然是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当这个国家从冲突的中心——联邦将军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和邦联将军罗伯特·李（Robert E. Lee）之间的战争，以及种族问题上的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转移到别处，他所面临的危机在1861—1865年，以及随后的几年里，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利害攸关的问题。新近的美国移民大多从北部登陆，并居住在那里，这场战争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得以证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与美国的机会平等理念结盟，虽然他们不一定同意新萌生的种族平等理念。不过，在联邦军队中，少数族裔组成的军团经常会担负各种任务，不论他们是爱尔兰人、印第安人还是非裔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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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非裔美国人这样在美国内战中占据如此中心位置的群体，他们的动机也没有那么简单。非裔美国人的主要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主张武装起他的黑人同胞，其倡议被认为是一种普遍观点。“一旦让黑人佩戴上U.S.的黄铜字母、衣服纽扣印上老鹰图案、肩章绣上步枪图案、口袋里再装上子弹，”道格拉斯声称，“世界上就没人再能否认，他们理应享有美国公民的权利。”不过，也有一些人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非裔美国人“一旦被列入战争名单，只会白白送命却一无所获”，他们不该认为自己有义务“在那面从不保护他们的旗帜下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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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了自己能够被美国接纳而加入战斗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一些人参战只是希望保护自己的家园不被美国侵犯。威斯康星州格林湾部落的梅诺米尼人、 奥奈达人和斯托克布里奇—猛西人自愿为联邦战斗时，根本没有考虑到公民权的问题。他们仅仅是希望保护自己的土地免受白人的进一步侵犯，希望自己的参战行为或许可以迫使联邦政府意识到他们的权利。不过，和美国黑人受到的待遇一样，格林湾诸部落加入军队的要求最初遭到了联邦的拒绝。威斯康星州的民兵指挥官奥古斯塔斯·盖洛德（Augustus Gaylord）仍旧坚持认为“只要文明世界里还有足够的志愿兵，就没有必要屈尊让印第安人参与到这场我们同胞之间发生的冲突中”，因为这些潜在的同盟本是一群未经开化的异族。这当然是一种种族主义观点，但它并不一定与土著志愿兵的独立野心全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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