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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戈瑟姆法院》。这幅插图出现在雅各布·里斯1889年在出书前所写的一篇文章《另一半怎么生活：租户研究》，载于《斯克里布纳杂志》第6卷第6期（1889年12月）。在这篇文章以及后来的书中，里斯强调，纽约——也暗指整个国家——已经“错失了可以健康发展的良机，并且这个机遇失不再来”。在某种程度上，里斯也是一种阶级批判，批判纽约沿着中心区曼哈顿岛的逐渐扩张。在此过程中，个体被带离了最初的落脚点和身为贫困移民的初始状态，被无情地驱赶着向上攀爬，向财富和成功进发。作为成为美国人的一种隐喻，这种持续的城市更新和向上的流动性难以阻挡，然而正如里斯强调的那样，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又太难实现。“在闹市区的那些老房子里，”他指出，“租户由于无知而出生，在贪婪中被抚养成人……从列车呼啸而过的高架铁路出发走上几十步，穿过布鲁克林大桥底下的富兰克林广场，列车喧嚣的回音还在耳边作响，但你已经从繁荣地带来到了贫困地带。”（第6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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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美国的现实相比于贝拉米创作小说时的1887年并没有什么变化，许多美国人还是不会将那些城市贫民区的居民当成和他们一样的血肉之躯看待。因为他们没有能力预见未来，他们能做的只有回顾过去，而这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太过熟悉。不管是以纽约的“城市老板特威德”和坦慕尼协会会堂为典型的政治腐败，还是惠特利向之开战的走私犯和罪犯，都没有消失；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问题反倒变得更为严重。这似乎表明了布赖斯（Bryce）在1888年提出的观点不无道理：他不认为大多数来到美国的移民带着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倾向或是什么犯罪目的，与之相反，这些移民只是在政治方面一无所知，容易腐败。就在贝拉米回顾过去的同时，布赖斯设想了美国的未来。如果说克雷夫科尔对“美国人这个新人种”这种旧世界里乌托邦式的集体描述取悦了美国人，布赖斯则是描绘了这种理想的局限性，提醒了美国人将移民转变成“新人种”既不简单，也不能确保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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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移民几乎不会认为自己是易于塑形的旧世界黏土，准备好了被新世界重新打造；他们的想法与此恰恰相反。罗马尼亚移民作家马库斯·伊莱·拉维基（Rabbi Marcus Eli Ravage）就在书中回忆了自己刚到美国时感受到的“最初的冲击”，并且指出这种反应部分是由于他自己的文化包袱。正如拉维基解释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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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来到这里的移民并不是美国人所以为的原材料。他不是一张白纸，等着你去随心所欲地涂涂写写。他不是凭空出现的，相反，他带着自己根深蒂固的传统，带着自己的一套文化、品味和习惯，这些和他的民族经验一样古老，是由其种族和环境传承下来的。也正是他的整个旧世界的灵魂，在他一踏上这里的土地之时，就与美国的灵魂发生了冲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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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维基口中的“旧世界的灵魂”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了这个新环境和这里的居民，他们被许多本地居民看作是些“可笑的人”，甚至还会被称作“欧洲的渣滓”。拉维基来到美国时，美国的移民法已经开始收紧，1882年颁布了第一部《联邦移民法》，将罪犯、疯子、贫民以及那些有可能成为公众负担的人群排除在外。同年，《排华法案》通过，这部法案最初是为了阻止西方进口廉价中国劳工，后来却不仅成为移民管制的参考模板，而且随着美国影响力范围——或者至少是活动范围——向海外的扩张，扩展到了更广泛的种族态度问题上。当然，美国已经在更近的局部地区尝试并且测试过了移民管制的程序。自由女神像揭幕还没到10年（1897年），移民限制联合会就提出，和那些南方想参与投票的非裔美国人一样，新移民在移民前必须参加识字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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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限制联合会由一群哈佛毕业生在1894年创立，是一个强大的特权、压力集团，但这个集团并不是美国移民政策的唯一舆论制造者。事实上，他们的观点也遭到了强有力的反对，其识字法案在国会里遭到数位美国总统的否决：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1893—1897年）、威廉·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908—1912年）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12—1920年）都试图阻止这项法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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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夫兰谴责这种观点是“粗鄙、狭隘、非美国的”，而这个提案则是“没有必要的严苛压迫”。克利夫兰坚称，这代表着“彻底背离了我们有关移民的国家政策”，而这个政策“原本是鼓励那些外国人来与我们共命运、参与建设我们辽阔的国家，作为报偿，他们可以获得美国的公民身份”。他提醒国会说，“美国在19世纪的巨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几百万勇敢爱国的移民，这也证明了这项慷慨大方的移民政策是成功的”。同时，他还攻击了那种将移民与失业、犯罪以及社会和经济衰退联系在一起的危言耸听的言论。“就在前不久，”克利夫兰指出，“人们还在这样谈论移民，但如今，那些移民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已经成为我们最好的公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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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夫兰在最后提出的观点触到了一些人的痛处。有些美国最好的公民未必就喜欢被提醒起他们的欧裔来源。对于他们而言，移民其实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提醒，既提醒他们想起外面的世界，很多时候也提醒他们想起被留在身后的那些人（见图40），甚至可能还会提醒起其他更多东西。“自由的美国人，”拉维基指出，“需要愚昧的种族来教导他们如何向全世界讲出令人振奋的话语。在我看来，美国人只有从卑微的移民身上才能认识到美国在国际大家庭中代表着什么。”简而言之，对于这个似乎已经忘记自己的起源和建国理念的国家，移民既质疑了美国人的自满情绪，也给这个国家敲了一记警钟，提醒它不能再否认“这个明摆的现实，否认美国精神是一种和解……否认移民而来的美国人从来都是，并且一直会是复合的美国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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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 《回顾》（约瑟夫·开普勒）。这幅漫画出现在1893年1月11日的《冰球杂志》上。画中，这个国家最成功的商人们正在试图阻拦移民进入美国，而他们的身后是表现他们“旧世界”根源的影子或幽灵。这幅画强有力地表现了后来格罗弗·克利夫兰也指出的一点：美国人不情愿承认自己的“旧世界”根源。画中对于移民形象的描绘在拉维基拉比的笔下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外国人穿着奇装异服，走下跳板，看起来像是某种奇怪的捆束物在移动。他还总是背着更多的捆束物……他肯定适合去演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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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美国人都完全同意美国精神是一种和解，但当这种和解涉及公民身份时，他们就不太确定具体是哪种和解了。在19世纪更早的时候，关于美国精神的辩论主要是围绕非裔美国人、墨西哥人、中国劳工和美国西部的本土土著居民给盎格鲁—撒克逊白人“规范”带来的内部挑战。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早期，因爱尔兰土豆大饥荒而大量涌入的爱尔兰移民就曾在东北部某些地区引起一股反天主教骚动，但在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地区间的紧张局势和随之而来的内战都将当时的注意力从反天主教情绪转移到了反移民情绪上。在这么多移民为了捍卫联盟而卖命的情况下，出现这种反移民情绪当真是一种无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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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后，美国从冲突中恢复，移民的大量涌入为工业和城市发展都注入了力量，在改变美国人口构成的同时也改变了美国的经济面貌，激起了美国人对移民的新一轮攻击。和克利夫兰倡导拥护的开门政策针锋相对，斯特朗等人和移民限制联合会等机构都表达了对移民的反对，掀起了一场新的论辩。事实上，自殖民时期以来，关于美国人身份、意识形态和移民的辩论就从未停过，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中，杂糅着殖民者和土著部落、保皇派和革命者、北方与南方、黑人与白人的视角。总的来说，在这场拉锯战中，一些人认为自己坚守着美国人的身份防线，另一些人则想要突破这道防线。到了镀金时代，“美国人”和“移民”之间的冲突成为焦点，不过就是这场拉锯战又换了一种形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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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这种身份防线的方式并不仅仅是直接的对抗，有时也会是更为微妙的文化对抗。爱德华·贝拉米并不是这个时期中唯一在作回顾的人。19世纪晚期的美国人对宗谱的兴趣大增，美国的一些白人名门望族试图在新来者面前证实自己的美国人身份。他们尝试给自己建立起悠久的传统，将自己的家族史追溯到殖民时期或者独立战争时期，对任何可能表明自己是近期移民的污点予以否认。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南方掀起一股对邦联军阵亡将士的崇拜。与此同时，在北方以及全国其他地区也都纷纷兴起这样的热潮，出现了不少新的组织，例如美国革命之子（SAR）、美国革命女儿会（DAR）等。除了这些最有名的组织之外，在东北和西北地区还有几十个其他类似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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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爱国团体在美国各地召开会议，树起历史纪念碑，这一行为既维护了美国国家历史故事中那些值得纪念的人物与地点的历史意义，又牢固树立了这些纪念活动的参与者在美国历史进程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与其说这是在争论“美国早已存在”，倒不如说是在争着证明“我们早已到来”。然而，除了确立自己传承已久的国民身份和文化资质之外，这样做还有更多的深意。这种冲动行为的背后有着一种明显的盎格鲁—撒克逊特点，也存在一种尚武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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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人们将死去的邦联军将士与传奇化的欧洲历史相联系。里士满圣詹姆斯圣公会教堂的斯图尔特纪念窗就是一例，这扇窗上的图案将典范人物邦联军骑兵斯图尔特（Stuart）描绘成一位具有武士气概的中世纪骑士。与此同时，在西部地区，欧文·威斯特（Owen Wister）等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创造了一种新的主人公形象——西部牛仔，并且也赋予了他类似的盎格鲁—撒克逊贵族血统，让这种血统在美国的边疆也有了充分完美的表达。威斯特在一个短篇小说中写道，“得克萨斯人是从英国贵族直接练就的”，“在他体内，充满野性的撒克逊人从蛰伏中苏醒”，凭借着几百年来在骑马和狩猎活动中打磨的基因，他证明了自己是“天生的骑手，完美的运动员，尽管出身于名门望族，有着红色和银白的家族纹章，本质上却和那些漂泊浪子是同类，和他们一起呼喊驰骋”。如果说牛仔是“漂泊浪子”的“同类”，那么他就与那些“成群结队侵蚀着美国的外来寄生虫”则毫无联系。在威斯特看来，这些“外来寄生虫”正在改变美国的面貌，“让城市变得喧哗混乱，公民身份变成混杂的闹剧，将我们的联邦变成了一个又像当铺又像掮客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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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象征着自由。在威斯特看来，边疆象征着远离城市的自由，以及远离那些污染美国城市空间的“波兰人、匈奴人和俄国犹太人”的自由。边疆仍然“未受污染”，是美国“冒险精神、勇气与自信”的最后的堡垒。威斯特指出，最重要的是，在边疆地区“人们说的是英语”[21]。这着实是一种脱离了现实的幻想，但不幸的是，这也暗示了关于美国公民身份和民族特性的论辩未来将走向何方，而这场论辩至今仍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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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精神，即美国民族特性，一直以来既是一个乐观的开放的命题，又是一个相反的封闭的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在理念和现实之间，以及很大程度上在那些说英语和那些不说英语的人之间，一直都存在着一种张力。对于像威斯特那样的许多美国人而言，城市曾经是，事实上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他们恐惧的焦点，在这个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单一民族的国家里，城市就像一座座令人不安的异质化岛屿。然而，城市只是美国在这个时期所经历的过渡期中的一种元素、一种地点。在鲍厄里之外的其他地方，关于美国精神的争论也在持续进行，而这场论辩的参与者多种多样，有着不同的排列与组合，远比威斯特在边疆小说中描写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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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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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进步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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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美国因为移民问题感到不安的同时，又遭遇了一系列的金融恐慌，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从1893年一直持续到1897年。这个时期的新兴工业巨头招来的批评之多，几乎和移民的数量一样。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安德鲁·梅隆（Andrew W. Mellon）、约翰·摩根（J. P.Morgan）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这些人从运输（海运和铁路）、工厂、金融、石油和钢铁行业中积聚了自己的财富，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物质发展，但同时也招来了对于这种发展的道德质疑。里斯和斯蒂芬斯等新闻记者以及贝拉米等作家在批判美国社会中越来越明显的财富失衡现象时，撬起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基石，而这块基石之下隐藏的东西恰恰是令人不安的。19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反托拉斯（垄断）运动兴起，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等人将反托拉斯的观点向更广的人群传播。1888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将反垄断编入法典，但在1895年的美国政府诉奈特公司的所谓“糖业托拉斯案”（Sugar Trust Case）中，这部法律却被判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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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托拉斯法的颁布以及对这部法律的第一次重大质疑，跨过了一道实质上的历史分水岭：从镀金时代过渡到“进步时代”。当然，这样的时代划分只是为了历史学家的方便，在当时并没有什么意义。尽管1893年的金融恐慌通常被称为进步时代的“起点”，1893年之后影响美国的金融和社会力量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只不过它们的表现形式的确是新的。这个时期支撑着美国工业发展的不仅仅是洛克菲勒、摩根或卡内基的个人野心，也不只是他们雇佣的以移民为主的劳动力，而是他们的商业模式。实质上，洛克菲勒等人赚钱的方法就是给到目前为止相对不受限制的市场建立一种秩序，换句话说，就是吸收或者说消除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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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于1872年创立的俄亥俄标准石油公司在十年后成为标准石油托拉斯，是美国“大财阀”最为有力的一个例证。作为首个也是最成功的垄断集团，标准石油托拉斯受到了保守派社会评论家的欢迎，也同样遭到一些忧虑的社会评论家的谴责。洛克菲勒对生产流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做出了严格的合理化改革——修建了自己的输油管，建造了自己的仓库，洽谈了有竞争力的运输合同——这些做法当然都提高了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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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摩根也采用类似的方法，将美国的铁路从濒临破产的边缘救了回来，后来又将注意力转向钢铁行业，在1901年创立了美国钢铁公司。从商业层面上来说，标准石油公司和“摩根化”的铁路都是从联合中获得力量的典例。几十年前刚刚结束的那场内战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为了获得这种团结的力量，因此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并不是多么难以接受的观点。然而，就金融而言，信仰曾经是并且也一直都是任何系统里的自由基；不是所有人都热衷于“财富的福音”那种自由放任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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