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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致命的对比》（W.A.罗杰斯）。这幅漫画刊载于1896年8月29日《哈泼斯周刊》的封面。麦金利与布赖恩在1896年和1900年的总统选举中交手过两次，并且都是以麦金利获胜告终。除此之外，两人在1900年大选的选票差距甚至比1896年更大。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97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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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美国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这场有关货币的讨论显然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不过，在很多方面，它同时也体现出美国在货币稳定和国家精神稳定层面存在一种更为根本的分歧。并且，这种分歧绝不仅仅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党派政治的分野。民主党中包括了一些“金制投机者”，同时也存在潜在第三方：人民党。人民党起源于1876年的农民联盟，他们的核心选民集中在美国农村地区，这些人受到农作物价格下降的严重打击；在美国工业和城市迅速发展的时期，他们又感到自己被边缘化了；除此之外，1870年以来的移民潮也让他们感受到了威胁。因此，在1896年总统竞选时，最重要的标准已远远不仅是金融问题。这场选举所产生的影响也远远不止政治领域，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使得政治领域的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更广泛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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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的总统竞选活动在态度和形象方面既富有感情，又激烈澎湃，这一点在民主党阵营中尤其突出。就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人民党的政治纲领、提名布赖恩作为总统候选人和保留两党制政治体系这些问题上，民主党人的意见和以往一样大相径庭。人民党自己在这一问题上意见也并不统一。所谓的“联合论者”支持加入民主党的决策，然而更激进的人民党则更倾向于凭借自身力量扩大其政治势力。在芝加哥举办的民主党候选人提名会议期间，很快就可以明显看出联合论者的主张更可能是最后的结果。这本身代表了美国政治体系的一种区域性转变。西部的经济腾飞和南部的政治复苏加起来构成了民主党提名会议上的“芝加哥纲领”，无疑挑战了传统的权力结构以及东部城市对于全国的影响力。布赖恩明显代表了西部的声音，为“那些面对所有荒野的危险、让沙漠如同玫瑰一样绽放的坚强的拓荒者”发声。[1]不过，不是所有民主党人都欢迎在民主党的纲领上加上人民党的条目。对于一些人来讲，布赖恩本人和他信奉的理想都太过激进（见图43）。《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的主笔人之一、前密苏里民主党参议员J.B.亨德森（J. B. Henderson）就谴责芝加哥纲领，认为这代表了“各州抵制联邦权威这一旧信条”的复兴。亨德森宣称，如果事实证明各州自己的权利和脱离联邦的自由是一对双生的幽灵，民主党就应该“效仿1861年那些人的做法。我们当时只要求保留华盛顿等人制定的宪法。我们现在要保护它……就像我们在1861—1865年间所做的一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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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虽然在军事和政治上颇具资历，但他们的观点也没有帮助反对布赖恩的民主党人取得胜利。在借助过去唤醒今人的问题上，建国国父们显然要胜过内战时期的这一代领导人。从本质上讲，这也是布赖恩的竞选策略。他高举杰斐逊提出的农业美国梦（如果算不上是田园牧歌式美国梦的话），强调支持美国农民的重要性。布赖恩批评了金制标准给“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带来的负面影响，并辩称“这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而是“整个人类的事业”。他将这场标准之战描述为“兄弟相残、父子相争”、“没人再会顾及爱、相熟、交往这些最温暖的纽带”，并承认其中笼罩着内战的阴影。布赖恩认为，这并不是一场卷土重来的“州际战争”，更准确地说，这是一场“闲置资本及其拥有者”与“苦难大众”之间的战争。布赖恩借用爱德华·贝拉米在《回顾》一书中的祷词表达了对于金制投机者的蔑视，并在当时的选民中引起共鸣：“我们不该把带刺的王冠戴上劳动人民的额头，也不该把人类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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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恩慷慨激昂的“黄金十字架”演讲让他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在1896年的总统竞选中，他并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他的失败意味着人民党作为一个潜在的政治力量寿终正寝，同时，共和党则开始了对美国长达16年的统治。不过，虽然布赖恩并没有获胜，但对于美国政治、整个总统竞选活动，以及公众对于政治程序的理解来讲，布赖恩的提名和麦金利的竞选活动都标志着一个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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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历史总会重演》（路易斯·达尔林普尔，1896年）。这幅漫画刊载于1896年10月28日的《顽童》杂志。其中描绘了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漫画形象，他的手中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们谴责联邦政府在地方事务上粗暴的干涉，这是一种违宪行为。”这张纸的下面有一群人，其中包括本·蒂尔曼、约翰·奥尔特盖尔德和尤金·德布斯。在他们中间升起了一面写着“混乱”和“暴政”的旗帜。被称为“干草叉”的本·蒂尔曼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前州长（1890—1894年），他将南卡罗来纳州从共和党的手中夺了回来，还帮助在那里建立起白人政治霸权。约翰·奥尔特盖尔德是伊利诺伊州州长和一名左翼民主党人，当时普遍认为在芝加哥举办的民主党会议上，布赖恩之所以能被提名，背后的推动力量就是奥尔特盖尔德。尤金·德布斯是美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者和联盟领袖。作为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和国际劳工联盟的发起人，他以独立身份参加了1900年的选举和1920年之前的大多数选举。在图片右侧，邦联总统杰斐逊在亚伯拉罕·林肯以及联邦部队面前拿着一张相似的纸，并以此强调布赖恩即使没有分裂美国，也对美国造成了破坏。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C4-4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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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6年麦金利的竞选活动中，调动媒体的规模与之前几十年的总统选举不可同日而语，这也为未来美国的总统选举活动定下了基调。布赖恩的影响依赖于他与选民的人际接触，但麦金利主要依靠的是非人际方式。在1896年选举中，布赖恩作为一名门外汉，只能亲自走遍全国各个角落，将他的信息直接传达给选民。相反，麦金利的竞选活动是由俄亥俄州企业家、政治狂热分子马克·汉纳（Mark Hanna）筹集和组织的，这使得候选人自己与代表他进行的疯狂筹款和宣传活动保持了较远的距离。汉纳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实际上，他为麦金利建造了一台竞选机器，对于这名共和党候选人的宣传方式，用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名言来讲，“就好像他是一粒专利药”[3]。要想让这粒专利药发挥作用，则需要动用各种媒体的力量，其中包括报纸、期刊，以及一种至关重要的新媒体——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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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的麦金利》（McKinley at Home）于1896年10月在纽约首映。这是一部不到一分钟的短片，记录了这位未来的总统在自家门前的草坪上阅读电报的情景。这部无声的短片有着重大的意义，是如今那些已经对电视太过熟悉，更加习惯使用推特、脸书、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选民很难想象的。一份纽约报纸评论道，这部短片“非常自然”，“只有那些预先知情的观众才会知道自己观看的是投影的画面，而不是真实的总统”[4]。投影和实体之间的互相影响为这部电影进行了很好的总结。究其本质，在这场首次使用电影的总统竞选活动中，麦金利的形象——以及他最终的胜利——可以通过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被传递给更多的选民。[5]除此之外，选举团队对于媒体的控制也更紧，只选择性地发布部分候选人声明。可以说，1896年总统选举切切实实开创了一个声音（原声播放）和影像的新纪元。虽然两者之间还没有相互联通，但它们共同产生的影响绝不应该被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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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管是麦金利在家中拍摄的电影，还是他在1897年就职典礼上的影像记录，都不是最早放映的电影。早在1894年，美国城市观众就有机会见证了这一未来将拥有几百万产值的行业，不过这并不是说这种新传播媒介的最初产品一定就是特别针对美国人制作的。即使在电影还处于最初的实验性发展阶段时，其商业潜力和潜在成本就使它将目光投向了全球市场。和欧洲不同，美国本土市场足够支撑起这个国家初期的电影工业，但因为种族和语言的多元化，美国电影工业被鼓励——实际上也是需要——采用一种国际化策略。因此，早期在剧场中放映的美国电影展示了杂技演员、舞蹈家和拳击手这样的荧幕形象，同时还有被称为“水牛比尔”（Buffalo）的威廉·弗雷德里克·科迪、神枪手和女明星安妮·奥克莉（Annie Oakley）和疯马这样的人物。这些形象和人物既在文化上独属于美国，尤其是美国西部，又具有国际性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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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美国观众欣赏的第一部电影的确唤起了至关重要的国家主义共鸣。在《家中的麦金利》上映之前的几个月，维太放映机公司就制作了一部名为《门罗主义》（The Monroe Doctrine）的电影。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麦金利的总统选举而言，这部影片非常具有先见之明。这部电影在1896年4月首映，电影讲述了在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地区之间纷争中，英国趁机入侵美国，美国人奋力抗击，维护了其在西半球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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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边境冲突给美国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来宣扬那些长期处于无人问津危险中的教义。美国的建国幸运地享有了天时地利之便，欧洲爆发的冲突加上美国相对遥远的地理位置，意味着除去1812年战争之外，这个新共和国并没有遭受到欧洲的摆布，抑或是对其主权的挑战。不过，在1823年，当时的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1817—1825年）还是试图去打消人们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的任何疑问，并宣称“作为一项原则……美洲大陆已经获得了独立和自由的身份，因此不再是欧洲列强未来殖民化的目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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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宣扬了门罗著名的、有些缺乏法律效力的信条。它刻画了阻击英国“约翰牛”侵犯美国自封的势力范围过程中，美国展现出的“山姆大叔”这一传统形象，以此来愉悦观众。观众的认可不仅意味着反英主义——无疑，这其中的确有可观的反英主义色彩——更体现出很多美国人逐渐意识到了一片新的地平线正随着新世纪的到来逐渐显露。美国在银屏或者早期那些闪烁不定的屏幕上推销着自己，这给它带来了一丝全球性未来的曙光，也带来了国际影响力的希望。这种影响力不仅会带给美国权力，还会带给美国利益——简而言之，它召唤的是一种精神市场，也就是一种在理念和物质上推销“山巅之城”的殖民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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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罗的主张已经清楚指出，美国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里的美国人已经不那么关心如何推销这座“山巅之城”，而是关心如何保护它。华盛顿在1796年的卸任演讲中警告美国人要避免与欧洲的纠葛，这一警告自从那个世纪以来便成为一种信条。不过，这一信条从未真正得到过检验，也就很快褪色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扩张主义。或者有人会说是侵略性的决心，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正在遭受金融危机，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海外市场。从这个方面讲，在19世纪最后十年间有时被称为“新”帝国主义的东西，其实不过是像美国这样在野心和矛盾中建立起来的国家的基本原则——美国最初的先行者们是为宗教和利益所驱使，才来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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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移民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远离国际事务，这本身当然是有些荒谬的。既然世界各地的人们决定来到美国，美国也必然要和与自己相邻的大西洋世界、太平洋世界产生联系，不仅如此，它还要和遥远的欧洲和非洲世界接触：既有的贸易关系和涌入美国的移民意味着即使美国在原则上宣扬隔离主义，但这一理念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实际上，确切地讲，正是由于外来移民的到来，美国才在19世纪末产生了帝国主义的念头。绝不是美国因为实现了征服美洲大陆的昭昭天命——1890年拓荒潮的“结束”暗示美国已经完成了这一使命——然后就直接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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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严整的论证是由艾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 Mahan）等人提出的。马汉是一名美国海军军官，他在1890年完成了《海上权力对于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一书。正如马汉所指出的，美国已经在陆地上建立权威，而出于利益、防御和权力的考量，现在是时候将其注意力转移到海洋了。他认为太长时间以来，美国工业都只注重国内市场，这一做法“假定了一种传统的力量”，并且“被密封在了保守主义的信封中”。因此，这些工业现在类似于“一艘披上重重盔甲的装甲舰，但是马达落后、没有枪支，防御方面密不透风，但进攻上又孱弱无比”。不过，他认为“美国人民的性格并不符合这种迟缓懒惰的态度”，他预计“当美国企业理解了海外利润的机遇，它们将会打通一条通往那里的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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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无疑热衷于用海军打比方。他甚至更热衷于这样一种观点：美国企业也许会建立一个美帝国，这个帝国与那些欧洲国家的企业抗衡——或者至少是并驾齐驱。马汉的观点大受欢迎。这一方面是因为欧洲国家正在被“瓜分非洲”的战争所拖累，虽然美国人很少认为自己应该介入到欧洲的混乱之中，但大多数人都对扩张的机遇充满期待。从另一方面讲，相比于其他一些人，马汉的主张也相对完善。从职业和志趣的角度，马汉都倾向于相信美国应该扩张自己的海洋力量，因为他察觉到了“世界整体局势的不安”，担心这种不安在长期意义上会给美国造成麻烦。他指出，如同之前一样，美国的安全依靠的是“自然的优势”，而不是“智慧的准备”，因此，他警告说：“很可惜，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在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获得与它利益相称的影响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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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牧师乔赛亚·斯特朗等人来讲，他们建立帝国的冲动，与他们对于移民会给这个国家造成不良影响的恐惧是相辅相成的。在美国内部，保障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政治和文化的支配地位——即“对这片土地的道德征服”——引领他们萌生了这种多少有几分野心的主张，他们认为，要想实现这一主张，最好的方式是在美国之外也进行反复的灌输。实际上，就像有一些总统——的确是世界上很多领袖——经常会通过聚焦国外事务来转移国内混乱一样，这一时期的一些美国改革者也提出了一个现代的、更加广阔的昭昭天命。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仅仅是在为自己的改革议程寻求辩护，并希望相比西部的土著人和扩张城市中的新移民来说，其他国家和人民更能接受其训教。从更大程度上讲，他们是一项事业的斗士，这项事业就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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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理念锻炼了他们的传道工作。在斯特朗的著作《我们的国家》一书的导言中，公理会牧师奥斯汀·费尔普斯（Austin Phelps）宣称：“要想拯救我们整个国家，就需要通过最严格的训练获得特定的军事品格。”费尔普斯心中的军事品格就是美国内战中所展现的那些。“宾夕法尼亚州的战役对于内战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就像是葛底斯堡战役对于宾夕法尼亚战争的意义，阿灵顿山一役对于葛底斯堡战役的意义一样，也正像是当前的机遇对于这个国家的基督文明的意义。”当然，斯特朗的书中专注探讨的就是民族主义这场战役。他强调说，美国人正处于“建立一个国家”的过程中，并且是建立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他是指一个讲英语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不同的民族）。正如斯特朗所看到的，美国已经走在了“国家的道路上”，因此注定会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伟大家园，也会成为他的权力最重要的栖身之地、他的生活和势力的中心”。这种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将从美国向外扩张，这无疑将使世界上的“下等人民”受益。他总结道，就像17世纪的祖先一样，“美国不是为了自己而奋斗，而是为了世界而奋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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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这种以国家之名——实际上，也以世界之名——将军事与道德合二为一的视角不只是斯特朗和马汉这些才智之士在思想上的汇流。此时正值美国介入古巴的独立事业时期。古巴是门罗主义的一个例外，它实际上是西班牙众多殖民地里有待转手的一个。关岛、菲律宾、波多黎各也都在西班牙的司法管辖之内，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古巴才是麦金利在第一任期内面临的最主要争端的催化剂。介入争端固然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但解放古巴的战争使美国真正开始进入到国际实力政治的惊涛骇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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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当时的报纸，诸如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纽约世界报》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纽约新闻报》都报道了西班牙的暴行。对于毗邻的殖民地人民遭受如此压迫，美国人感到非常愤怒，这种愤怒的情绪在麦金利竞选总统那年达到了顶峰。不过，总统最开始并不愿意让美国介入到这场冲突中。在很大程度上，公众对于战争的支持态度是被那些所谓的黄色报刊，尤其是两大媒体巨头之间销量战所怂恿的（图44）。1898年初，一次微小的外交过失——一封西班牙首相写给华盛顿批评麦金利的信件被报纸发表了——导致了一场重大的灾难。停泊在哈瓦那的美国缅因号战舰突然爆炸，超过260名船员因此丧生。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传言普遍相信这是一次西班牙人精心策划的破坏行动。“铭记缅因号！让西班牙人见鬼去吧！”这样的呼喊声表明了美国的态度。同年春末，美国加入到了这场战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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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国人喊出“铭记缅因号”的口号，虽然他们在纽约的哥伦布圆环中为缅因号战舰树立了一座雄伟的纪念碑，但也许在今天，少有美国人会认为美西战争对于美国历史和国家主义具有重要意义。更少人会认为接下来同菲律宾的战争（1899—1903年）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不过，两场战争在一些层面上却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最初仅仅想要解放古巴的尝试，最终却成为其控制前西班牙殖民地的一种手段。这里面包括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以及和西班牙毫无关联的夏威夷。美国之前已经和夏威夷人达成协议，在珍珠港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并在1898年正式将其吞并，因为这个小岛对于美国和中国、日本之间的商贸活动至关重要。实际上，在美国获得这个现成的帝国的一揽子交易里，主导因素是对于贸易而非领土的渴求。当美国决定挑战西班牙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在意的是商业而不是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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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黄孩子的大号铅字战争》（利昂·巴里特）。这幅1898年6月29日的漫画让约瑟夫·普利策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都打扮成了“黄孩子”。“黄孩子”是广受欢迎的连环画《霍根小巷》的主人公。这个连环画最早出现在《世界报》上，但是当它的作者理查德·奥特考特在1896年被挖到《纽约新闻报》工作后，“黄孩子”的形象也出现在了后一份报纸上。他来自贫民窟、穿着长睡衣，睡衣上写着他说的话。借用黄孩子连环画的形象，《世界报》和《纽约新闻报》被贬损为“黄色报刊”或“黄色新闻”，这种贬损在暗示——准确来讲——两份报纸都很少“让事实去讲故事”。它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将两个要素成功地结合在了一起：其一是耸人听闻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发生在城市中，可以激发读者对于犯罪、腐败和社会普遍衰败的恐惧；其二是非常强烈甚至极端的爱国情绪。这种“新闻”报道的策略在今天很多欧洲国家并不会让人感到惊讶，不过在当时，这代表了美国印刷资本主义一个新的转向。从这幅漫画可以看出，在古巴问题上，两份报纸的态度都是强烈反对西班牙、支持美国介入的。讽刺的是，这幅漫画出现之时，普利策和赫斯特之间的销量战已经平息，但是，这两份报纸都在灌输的军事热情却已经引发了公开冲突。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C4-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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