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6288644e+09
1706288644
1706288645 不过,美国观众欣赏的第一部电影的确唤起了至关重要的国家主义共鸣。在《家中的麦金利》上映之前的几个月,维太放映机公司就制作了一部名为《门罗主义》(The Monroe Doctrine)的电影。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麦金利的总统选举而言,这部影片非常具有先见之明。这部电影在1896年4月首映,电影讲述了在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地区之间纷争中,英国趁机入侵美国,美国人奋力抗击,维护了其在西半球的权威。
1706288646
1706288647 这场边境冲突给美国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来宣扬那些长期处于无人问津危险中的教义。美国的建国幸运地享有了天时地利之便,欧洲爆发的冲突加上美国相对遥远的地理位置,意味着除去1812年战争之外,这个新共和国并没有遭受到欧洲的摆布,抑或是对其主权的挑战。不过,在1823年,当时的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1817—1825年)还是试图去打消人们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的任何疑问,并宣称“作为一项原则……美洲大陆已经获得了独立和自由的身份,因此不再是欧洲列强未来殖民化的目标”[6]。
1706288648
1706288649 这部电影宣扬了门罗著名的、有些缺乏法律效力的信条。它刻画了阻击英国“约翰牛”侵犯美国自封的势力范围过程中,美国展现出的“山姆大叔”这一传统形象,以此来愉悦观众。观众的认可不仅意味着反英主义——无疑,这其中的确有可观的反英主义色彩——更体现出很多美国人逐渐意识到了一片新的地平线正随着新世纪的到来逐渐显露。美国在银屏或者早期那些闪烁不定的屏幕上推销着自己,这给它带来了一丝全球性未来的曙光,也带来了国际影响力的希望。这种影响力不仅会带给美国权力,还会带给美国利益——简而言之,它召唤的是一种精神市场,也就是一种在理念和物质上推销“山巅之城”的殖民愿景。
1706288650
1706288651 门罗的主张已经清楚指出,美国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里的美国人已经不那么关心如何推销这座“山巅之城”,而是关心如何保护它。华盛顿在1796年的卸任演讲中警告美国人要避免与欧洲的纠葛,这一警告自从那个世纪以来便成为一种信条。不过,这一信条从未真正得到过检验,也就很快褪色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扩张主义。或者有人会说是侵略性的决心,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正在遭受金融危机,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海外市场。从这个方面讲,在19世纪最后十年间有时被称为“新”帝国主义的东西,其实不过是像美国这样在野心和矛盾中建立起来的国家的基本原则——美国最初的先行者们是为宗教和利益所驱使,才来到美国。
1706288652
1706288653 一个移民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远离国际事务,这本身当然是有些荒谬的。既然世界各地的人们决定来到美国,美国也必然要和与自己相邻的大西洋世界、太平洋世界产生联系,不仅如此,它还要和遥远的欧洲和非洲世界接触:既有的贸易关系和涌入美国的移民意味着即使美国在原则上宣扬隔离主义,但这一理念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实际上,确切地讲,正是由于外来移民的到来,美国才在19世纪末产生了帝国主义的念头。绝不是美国因为实现了征服美洲大陆的昭昭天命——1890年拓荒潮的“结束”暗示美国已经完成了这一使命——然后就直接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海外。
1706288654
1706288655 这种严整的论证是由艾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 Mahan)等人提出的。马汉是一名美国海军军官,他在1890年完成了《海上权力对于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一书。正如马汉所指出的,美国已经在陆地上建立权威,而出于利益、防御和权力的考量,现在是时候将其注意力转移到海洋了。他认为太长时间以来,美国工业都只注重国内市场,这一做法“假定了一种传统的力量”,并且“被密封在了保守主义的信封中”。因此,这些工业现在类似于“一艘披上重重盔甲的装甲舰,但是马达落后、没有枪支,防御方面密不透风,但进攻上又孱弱无比”。不过,他认为“美国人民的性格并不符合这种迟缓懒惰的态度”,他预计“当美国企业理解了海外利润的机遇,它们将会打通一条通往那里的航线”。
1706288656
1706288657 马汉无疑热衷于用海军打比方。他甚至更热衷于这样一种观点:美国企业也许会建立一个美帝国,这个帝国与那些欧洲国家的企业抗衡——或者至少是并驾齐驱。马汉的观点大受欢迎。这一方面是因为欧洲国家正在被“瓜分非洲”的战争所拖累,虽然美国人很少认为自己应该介入到欧洲的混乱之中,但大多数人都对扩张的机遇充满期待。从另一方面讲,相比于其他一些人,马汉的主张也相对完善。从职业和志趣的角度,马汉都倾向于相信美国应该扩张自己的海洋力量,因为他察觉到了“世界整体局势的不安”,担心这种不安在长期意义上会给美国造成麻烦。他指出,如同之前一样,美国的安全依靠的是“自然的优势”,而不是“智慧的准备”,因此,他警告说:“很可惜,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在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获得与它利益相称的影响力。”[7]
1706288658
1706288659 对于牧师乔赛亚·斯特朗等人来讲,他们建立帝国的冲动,与他们对于移民会给这个国家造成不良影响的恐惧是相辅相成的。在美国内部,保障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政治和文化的支配地位——即“对这片土地的道德征服”——引领他们萌生了这种多少有几分野心的主张,他们认为,要想实现这一主张,最好的方式是在美国之外也进行反复的灌输。实际上,就像有一些总统——的确是世界上很多领袖——经常会通过聚焦国外事务来转移国内混乱一样,这一时期的一些美国改革者也提出了一个现代的、更加广阔的昭昭天命。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仅仅是在为自己的改革议程寻求辩护,并希望相比西部的土著人和扩张城市中的新移民来说,其他国家和人民更能接受其训教。从更大程度上讲,他们是一项事业的斗士,这项事业就是美国。
1706288660
1706288661 冲突的理念锻炼了他们的传道工作。在斯特朗的著作《我们的国家》一书的导言中,公理会牧师奥斯汀·费尔普斯(Austin Phelps)宣称:“要想拯救我们整个国家,就需要通过最严格的训练获得特定的军事品格。”费尔普斯心中的军事品格就是美国内战中所展现的那些。“宾夕法尼亚州的战役对于内战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就像是葛底斯堡战役对于宾夕法尼亚战争的意义,阿灵顿山一役对于葛底斯堡战役的意义一样,也正像是当前的机遇对于这个国家的基督文明的意义。”当然,斯特朗的书中专注探讨的就是民族主义这场战役。他强调说,美国人正处于“建立一个国家”的过程中,并且是建立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他是指一个讲英语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不同的民族)。正如斯特朗所看到的,美国已经走在了“国家的道路上”,因此注定会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伟大家园,也会成为他的权力最重要的栖身之地、他的生活和势力的中心”。这种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将从美国向外扩张,这无疑将使世界上的“下等人民”受益。他总结道,就像17世纪的祖先一样,“美国不是为了自己而奋斗,而是为了世界而奋斗”[8]。
1706288662
1706288663 1898年,这种以国家之名——实际上,也以世界之名——将军事与道德合二为一的视角不只是斯特朗和马汉这些才智之士在思想上的汇流。此时正值美国介入古巴的独立事业时期。古巴是门罗主义的一个例外,它实际上是西班牙众多殖民地里有待转手的一个。关岛、菲律宾、波多黎各也都在西班牙的司法管辖之内,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古巴才是麦金利在第一任期内面临的最主要争端的催化剂。介入争端固然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但解放古巴的战争使美国真正开始进入到国际实力政治的惊涛骇浪之中。
1706288664
1706288665 很多当时的报纸,诸如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纽约世界报》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纽约新闻报》都报道了西班牙的暴行。对于毗邻的殖民地人民遭受如此压迫,美国人感到非常愤怒,这种愤怒的情绪在麦金利竞选总统那年达到了顶峰。不过,总统最开始并不愿意让美国介入到这场冲突中。在很大程度上,公众对于战争的支持态度是被那些所谓的黄色报刊,尤其是两大媒体巨头之间销量战所怂恿的(图44)。1898年初,一次微小的外交过失——一封西班牙首相写给华盛顿批评麦金利的信件被报纸发表了——导致了一场重大的灾难。停泊在哈瓦那的美国缅因号战舰突然爆炸,超过260名船员因此丧生。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传言普遍相信这是一次西班牙人精心策划的破坏行动。“铭记缅因号!让西班牙人见鬼去吧!”这样的呼喊声表明了美国的态度。同年春末,美国加入到了这场战争之中。
1706288666
1706288667 虽然美国人喊出“铭记缅因号”的口号,虽然他们在纽约的哥伦布圆环中为缅因号战舰树立了一座雄伟的纪念碑,但也许在今天,少有美国人会认为美西战争对于美国历史和国家主义具有重要意义。更少人会认为接下来同菲律宾的战争(1899—1903年)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不过,两场战争在一些层面上却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最初仅仅想要解放古巴的尝试,最终却成为其控制前西班牙殖民地的一种手段。这里面包括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以及和西班牙毫无关联的夏威夷。美国之前已经和夏威夷人达成协议,在珍珠港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并在1898年正式将其吞并,因为这个小岛对于美国和中国、日本之间的商贸活动至关重要。实际上,在美国获得这个现成的帝国的一揽子交易里,主导因素是对于贸易而非领土的渴求。当美国决定挑战西班牙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在意的是商业而不是殖民。
1706288668
1706288669
1706288670
1706288671
1706288672 图44 《黄孩子的大号铅字战争》(利昂·巴里特)。这幅1898年6月29日的漫画让约瑟夫·普利策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都打扮成了“黄孩子”。“黄孩子”是广受欢迎的连环画《霍根小巷》的主人公。这个连环画最早出现在《世界报》上,但是当它的作者理查德·奥特考特在1896年被挖到《纽约新闻报》工作后,“黄孩子”的形象也出现在了后一份报纸上。他来自贫民窟、穿着长睡衣,睡衣上写着他说的话。借用黄孩子连环画的形象,《世界报》和《纽约新闻报》被贬损为“黄色报刊”或“黄色新闻”,这种贬损在暗示——准确来讲——两份报纸都很少“让事实去讲故事”。它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将两个要素成功地结合在了一起:其一是耸人听闻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发生在城市中,可以激发读者对于犯罪、腐败和社会普遍衰败的恐惧;其二是非常强烈甚至极端的爱国情绪。这种“新闻”报道的策略在今天很多欧洲国家并不会让人感到惊讶,不过在当时,这代表了美国印刷资本主义一个新的转向。从这幅漫画可以看出,在古巴问题上,两份报纸的态度都是强烈反对西班牙、支持美国介入的。讽刺的是,这幅漫画出现之时,普利策和赫斯特之间的销量战已经平息,但是,这两份报纸都在灌输的军事热情却已经引发了公开冲突。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C4-3800)。
1706288673
1706288674 因此,美国并没有为这场战争做好充足的准备,不过幸运的是,西班牙的准备甚至更不充分。持续4个月的美西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力量悬殊的竞争,但这并不会妨碍媒体将这场胜利归功于美国的军事优势,尤其是出众的海军力量。当大荧幕上反复播放美国军队挺进到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画面时,美国观众为海战的画面欢呼不已(见图45)。那些对于扩张行为是非曲直的疑虑,以及那些重拾门罗主义的打算,如今都已烟消云散。此时,大多数美国人(虽然并不是全部)都支持美国新的殖民野心。
1706288675
1706288676 最初,菲律宾、古巴和波多黎各的人民也同样充满热情,那些国家的居民相信只要推翻旧的殖民统治,就可以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不过,这些人很快就明白了,这样的机遇根本不是为当地人准备的,这种情况在菲律宾尤其明显。因此,针对美国的武装反抗渐渐增多。由此导致的冲突一直持续到1903年,不仅造成超过10万名菲律宾人和4000多名美国人在战争中丧生,在一些人看来也摧毁了美国的价值观。开始有声音警告美国应该回到它最初所宣称的使命中,避免反帝国主义者联盟(1899年成立)所称的背叛“美国自由,寻求反美目的”。它坚称“美国的影响应该”是“道德、商业和社会方面的”,但美国掌控菲律宾的决定对这种影响产生了威胁。[9]
1706288677
1706288678 反帝国主义者联盟认为,更糟糕的是,麦金利政府试图“熄灭这些岛屿的1776年精神”(菲律宾仿效美国制定了自己的宪法),并“使用西班牙的方式来扩张美国主权”。它强调说,美国不应该将它自身已经推翻的殖民统治再一次强加给其他国家,这是美国的道德责任。它警告说,帝国主义“对自由充满敌意、热衷于军国主义,而远离军国主义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感到荣耀之事”。不过,在最后一点上,反帝国主义者联盟的观点似乎与20世纪初的美国现实相左,美国土著人的经历就是一个提醒。毕竟,无论是出于何种道德需要的目的,“1776年精神”在之后数年里一直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实现。与之相仿,这种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甚广的精神已经将战争和道德相融为一。到了19世纪末,虽然内战军队早已消散,但他们的影响仍旧存在。
1706288679
1706288680
1706288681
1706288682
1706288683 图45 《莱曼·豪在电影行业创造的新奇迹》(纽约:库里耶印刷公司,约1898年)。这张海报宣传了一家剧院将要上演一部关于美西战争海战的电影,当然,这部“电影”并不是镜头记录下海战的真正场景,而是一种原景重现,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利用电影工作室中的模型对这场海战进行的模拟。19世纪末的观众已经很熟悉这种电影,以及这种历史事件的“舞台”呈现——它已经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娱乐,这种做法非常普遍,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被认为是一种欺骗。本质上讲,观众试图想要从这种娱乐中证实信息,而不是追求逼真的效果;这些作品的目的和效果都指向爱国主义,同时也是20—21世纪常见的、从美国视角拍摄的大量战争电影的先驱。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5942)。
1706288684
1706288685 对于参与过内战的一代人,或者那些在内战的回忆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就像当时的国务卿和前亚伯拉罕·林肯私人秘书约翰·海(John Hay)描述的,与西班牙的战争也许看起来只是一场“辉煌的小战争”,即使有些人认为它的影响甚广,从某些角度看,也不完全是辉煌壮阔的。美西战争第一次见证了内战中曾经的敌人并肩作战,而不是兵戎相见。在1896年,阶级冲突对于民主党来讲尤其是一股分裂力量,而内战的阴影只是提醒着美国人不要忘记旧伤疤。不过,仅仅几年的时间,这些伤口便在一种非常不同的冲突背景下愈合了。这场冲突在一种更加野心勃勃的美国国家主义的旗帜下,将从前的敌人团结在了一起。
1706288686
1706288687 不过,这种国家主义既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吞并海外帝国至少不是它唯一的动力。内战一代已经将一种复杂的遗产传承给了它的国家,而这并不仅仅是指内战老兵自1868年以来就成为主要的行政领导力量。这场冲突在文化影响和仪式上都造成了影响,并且在南北双方各类退伍老兵组织,尤其是联邦的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简称GAR)的支持下,其影响已经不仅局限于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典礼。当新一代美国人学习每日背诵效忠誓词,并向一面意义远在划定国土边界之上的旗帜敬礼时,它就回荡在美国各个地方的教室中。简言之,它象征了一种国家使命和一种军事遗产。
1706288688
1706288689 前联邦士兵,后来成为最高法院助理法官的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1895年向新一代年轻人发表演讲时,提出了他所谓的“士兵的信仰”。霍姆斯指出,到了19世纪末,战争已然“过时”,如今“世界渴望的”是“商业利益”。不过,霍姆斯本人对于一个也许让“慈善家、劳工改革家和时尚人士”感到“生活舒适,不经历任何麻烦和危险就可以出人头地”的世界并没有什么兴趣。他认为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对于国家的爱”基本就可以等同于“一个老妇人的故事”。霍姆斯带着极大的轻蔑批评现代人“对于各种痛苦的逃避”,还严肃地建议他的听众们“不要为舒适的生活祈祷,而要为战斗祈祷;在对于公民生活的怀疑之上要保持士兵的信仰”[10]。在新世纪来临之前,就这一点来看,霍姆斯的这种祈祷已经得到了回应。不过,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很多他的听众和这些听众的国家,都将有理由思考士兵的信仰的完整意义,以及美国进入到20世纪之后所要面临的商业与战争之间的崎岖之路。
1706288690
1706288691
1706288692
1706288693
[ 上一页 ]  [ :1.70628864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