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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9年夏天，也就是“红色夏季”开始，美国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各个城市都爆发了一股非理性的情绪，恐惧让美国人处于疯狂的愤怒之中，他们开始互相攻击。其诱因之一就是俄国革命之后的“红色恐怖”以及1919年3月第三国际的成立。人们认为在这个本就脆弱的战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如果不说是无政府主义力量的话）如同猛虎出笼；再加上美国自身行业动荡的煽风点火，战时关于自由的修辞已经转变成一种法律语言，自由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够获得保障。事实上，战争引发了爱国主义情绪高涨，加上对美国内部极端势力的恐惧，制造了一种不容忍的氛围，将对于极端分子的恐惧转变成了一种自身的极端主义。这期间发生的许多事件都相对短暂，例如工人运动领袖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被监禁的事件在战后不久就宣告结束。另外一些事件则有些不同寻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政府诉《1776精神》案件。在这起诉讼案中，美国政府向一位电影制片人发起控告，原因是他企图发行一部名为《1776精神》（1917年）的反英电影。这起诉讼案造成的影响同样短暂。事实上，这部明显反英的电影在战后就重新受到了美国观众的青睐，那时美国人已经更能接受影片中的观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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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9年的“申克诉美国政府案”中，最高法院判定《反间谍法》合法，认为它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限制。被告查尔斯·申克（Charles Schenck）是美国社会主义党的秘书长，因散发反征兵宣传册而遭到指控。时任副首席大法官的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指出，言论自由权在战争时期可以予以限制。“问题在于，”他提出，“那些话是在什么情境下使用的，以及它本质上是否会构成明确、现实的危险。”“当这个国家处于战争时期，”霍姆斯裁决说，“许多在和平时期也许但说无妨的话语却会妨碍到人们为战争付出的努力，只要人们还在战斗，这些话就不能被容忍。”[2]这个案件带来的真正危险在于，它从法律上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任何内部的质疑都可能对美国构成“明确、现实的危险”。美国对国内异见者的反应有时候本身就是一种不宣而战的低级战争，而20世纪的美国本来也几乎没有多少太平时期；大多数时候，男男女女都穿着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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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恐怖”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尼古拉·萨克（Nicola Sacco）和巴尔托洛梅奥·万泽蒂（Bartolomeo Vanzetti）。萨克和万泽蒂都是意大利移民，因1920年5月在马萨诸塞州武装抢劫和谋杀而遭到起诉，接下来的审判让整个国家陷入分歧。1927年他们被执行电椅处死，这次处决遭到全世界的谴责。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有弹道证据表明致受害者于死地的正是萨克枪中射出的子弹。但在当时，人们认为手头的证据不足以做出正确的定罪，而法官因为对移民和激进分子都太有偏见，又难以做出正确的裁决。萨克和万泽蒂都很容易被定位成阶级战争的受害者和国家分裂的象征。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在《赚大钱》（The Big Money，1936年）中将“老法官这种有声望的小人物”和他们“在街头用棍棒驱散”的乌合之众区分开来，又将美国“被打败的乌合之众”和“压迫者”区分开来，这种阶级划分表达了很多人的情绪。“我们美国这个国家已经被异邦人所打败。他们把我们的语言弄得面目全非，他们把我们祖先用过的干净的字眼拿过来，变成了卑鄙下流的字眼。”多斯·帕索斯控诉道。最后，他得出结论：“好吧，我们已经分裂成了两个国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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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国家”的说法并非源自多斯·帕索斯，也并非来自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小说《西比尔（两个国家）》（Sybil, or the Two Nations，1845年），虽然他让这个说法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便广为人知。认为富人国和穷人国之间永久分裂的这种观点，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但多斯·帕索斯的论断的影响力在于，在美国这个共和国里，人们从未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分裂。美国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共和国，在这种共和国里，人人平等，人人享有机会，没有人被排除在外，这是一个公民国家，不存在种族、宗教或者阶级的分歧。然而在一战之后，美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罢工，从西雅图到波士顿，从造船业到钢铁业，这就导致很多人将工人阶级与激进主义画上等号。罢工许多时候反对的是骇人听闻的极为剥削的工作环境，但很多人会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其动机是一种阴险的社会主义阶级意识，威胁到了这个国家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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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雅图，1919年从造船厂开始蔓延开来的大罢工让整座城市瘫痪了一周。在波士顿，19名警察因加入工会而遭解雇，他们的同事为此罢工，随之出现了大面积的抢劫和暴力事件，对法律和社会秩序都造成了威胁。同年春天开始，针对工会反对者出现的一系列炸弹威胁事件更是给原本已经很紧张的局势火上浇油。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Mitchell Palmer）对此的回应是开展“帕尔默大搜捕”，逮捕那些工会及其支持者，这项行动一直持续到1920年初。在当时的司法部调查局主管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的协助下进行的帕尔默大搜捕行动有些过了火，到1920年末时已经让美国人忍无可忍。随着20年代的过去、30年代的到来，以及可能面临的总统换届，“红色恐怖”的幽灵看起来似乎不再那么可怕。1920年9月，华尔街中心地带发生炸弹爆炸事件，这当然也让美国人深感震惊，但已不再会让他们慌慌张张，冲去检查床底下有没有赤色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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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恐惧常常是一种美国领导者会一再使用的强大的政治、财政武器，但没有哪个群体能够一直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里。同样，也没有哪个群体能够忍受连续不断的改革要求。进步主义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让人筋疲力尽的，而威尔逊呼吁建立国际联盟，又给美国增添了更大的国际责任。因此，当俄亥俄州参议员沃伦·哈定向美国人指出他们国家“当前的需求不是英勇，而是治愈，不是万能药，而是常态，不是手术，而是宁静”，并且向他们承诺“不会再进行改革试验，而会寻求平衡发展；不会再淹没在国际事务之中，而会专注于国内的成功”时[4]，美国民众多少舒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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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定的演讲一贯是这样的风格。尽管这些话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但一旦他当选总统，这些承诺落到实处的时候就大打折扣了。哈定治国的常态只是体现为一种缓和的进步主义计划：他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战时的许多限制，支持企业发展，通过减税刺激商业发展，以及尝试改善工作环境，例如推进八小时工作制，而这正是工会及其成员长久以来的需求。1923年哈定突然辞世后，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继任掌舵，美国的政策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事实上，柯立芝讲过一句很出名的话：“美国人的要紧事就是做买卖。”在20世纪20年代，当然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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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的十年间，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与创新。如果仅仅从国民生产总值（GNP）来看，美国的GNP在10年里从1919年的724亿美元增长至1929年的1040亿美元，表明美国市场正在急速发展。其中一些增长是建筑业带来的；对于许多企业来说，摩天大楼既能迎合他们自我层面的需求，又能满足他们的规模效益，因而摩天大楼很快就成为美国城市景观的一个典型特征，也成为这个正在世界上崛起的国家的象征（见图50）。“在人类对万有引力定律的反抗中有一种史诗般的意义。”《新世界建筑》（The New World Architecture，1930年）的作者、建筑评论家谢尔登·切尼（Sheldon Cheney）曾满怀热情地这样指出。“也许，”他反复思考着，“商业主义是新的上帝，太强大、太有吸引力，人们正在为之建造他们最高的、最为人称赞的建筑。”[5]1925年时，美国的都市景象一片明朗，从一战之前就开始出现的建筑热情似乎丝毫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就在十年前，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凿通航，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这次博览会围绕的主题是“胜利、成就、进步与抱负”，旨在展现“美国建筑师、雕刻家和画家的完美合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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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 纽约帝国大厦。俯眺克莱斯勒大厦和皇后大桥。这张摄于1932年的照片的拍摄地点为纽约帝国大厦顶层。帝国大厦于1931年刚刚完工，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美国人可以从帝国大厦向外眺望，纽约现代主义的都市风景体现了纽约的工程技术和经济实力，在当时以及现在都常常被视为整个国家的象征。照片中央的装饰派艺术建筑是克莱斯勒大厦，这栋建筑于1930年完工，建成时也曾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但没过一年就被帝国大厦取而代之（不过它仍然是纽约最让人惊叹的建筑）。照片拍摄者为塞缪尔·戈特朔，摄于1932年1月19日。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G612-T01-1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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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美国弥漫着这种乐观主义，充斥着一种新的炫耀性工业生产和内需消费，建筑业的急速发展只是一种对此的最明显的表达。20世纪20年代，美国也出现了许多现代服饰，虽然那些样式在如今看来早已寻常。当时的电冰箱、炊具和熨斗并不像如今一样大批量生产，但很快就会变得一样。1912年时，仅有16%的美国人家里有电，但到了1927年，63%的家庭已经有了电插座和新电器。理论上，美国人在当时已经可以用新发明的塑料盒将食物卫生地装起来，储存在新的冰箱里。但事实上，他们越来越爱吃罐头食品，1914—1929年，罐头的消费量翻了一番。他们可以使用酚醛塑料制品烹饪（虽然这种材料主要用于制作收音机和电话外壳）；他们可以穿上新的人造纤维衣服（尽管这种材料让熨斗变得多余）。他们也可以在收音机上收听自己国家的声音；由于收音机的销量剧增，无线电台也开始在广播中迎合这个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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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人的家门口，新公路正在建造，每年投入的成本都超过10亿美元。美国人可以开着车行驶在这些公路上，并且汽车的售价也逐渐下降到他们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内。福特T型车的价格从1908年的805美元降到1925年的290美元，而290美元的购买力就相当于今天的3500美元。美国的制造业发展速度也在增加。福特的新装配线使得组装一台T型车的时间从14个小时减少到仅仅93分钟。即使这样还是供不应求，有太多人期盼这些车赶快从流水线上运下来。20世纪20年代初仅有约900万辆车，到2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达到2700万。在20年代，飞速发展的汽车行业的确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不仅拉动了私人销售，也为钢铁、橡胶、石油等支柱产业直接、间接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其他运输形式当然也需要这些商品，但都没有达到与汽车相同的程度。航空运输一直都被富人所独占，但1927年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驾驶圣路易斯精神号从纽约飞至巴黎之后，航空业就开始迅速发展。到了20年代末，每年已有约50万美国人乘坐飞机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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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脚下或者轮胎下的地面和他们头顶的空域正在迅速变化，他们的生活里也还是有些东西一成不变，让人沮丧。在政府的支持下，美国大多数的领头实业家都在处处与工会作对，也想破坏那些与童工或者女工薪酬相关的进步主义立法。一些商人为了保护自己的雇佣机制而无所不用其极。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Henry Ford）就是一例，他通过暴力恐吓阻止自己的工厂建立工会，这种做法和他在消费者面前宣传的工人天堂的进步主义观点背道而驰。受雇于福特的公司密探确保工人遵守福特规定的生活方式：不许吸烟酗酒，不许坐下休息，房屋必须粉刷，草坪必须打理，孩子必须接受教育，一切都必须遵照福特自己与理想社会常常相矛盾的规范。关于福特曾有一个著名的故事，他告诉顾客，他们可以自主选择他们喜欢的汽车颜色，“只要它是黑色的”。到了20世纪20年代，他同样强调，自己的工人可以买任何自己喜欢的车，只要它是辆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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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担心，如果放任自己的工人不管，他们就会无法无天，这几乎就是一种进步主义控制冲动的极端表现。福特身处的毕竟是一个不相信自己的民众会理性饮酒的国家，这个国家在1918年通过了《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又称《禁酒令》（也被广泛称为《沃尔斯特法案》），于1920年初开始生效，一直持续到1933年才被废止（见图51）。实际上，戒酒在美国拥有悠久的传统，至少可以回溯到19世纪40年代。到了20世纪，甚至在沃尔斯特法案通过之前，就已经有几个州禁止贩卖烈性酒。美国政府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个政策，有几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一战让德裔美国人制造的酿造业产品即啤酒变得富有争议；另一方面，福特等商人想要，或者说想训练更有纪律性的工人，故而一直在向政府施压。不过，支持禁酒的言论主要还是来自社会、宗教和政治改革家们，这些人担心城市环境中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酒馆，最终会将这里变成一个充斥着社会溃败和政治阴谋的邪恶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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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在禁酒时期（1921年）的一次警察突袭中，纽约副警务处长约翰·A·利奇（右）监督执法人员将酒倒入下水道。美国的禁酒时期一直持续到1933年，那时正值1929年华尔街崩盘和随后的经济大萧条恢复期，“湿”派说客（与“干”派说客相反）似乎有理地指出，酿酒业对于当时的经济恢复来说是一个重要元素。1933年12月通过的《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废止了《宪法第十八修正案》，最终废除了禁酒令。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2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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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些偶尔想要喝上一杯的人未必就是嗜酒成性的酒鬼。许多美国人都非常厌恶禁酒令，想方设法地想要规避法律。就这一点来说，沃尔斯特法案的一个成果就是让一部分至今遵纪守法的美国人开始犯罪。此外，如果说禁酒主义者的本意是压制酒馆里的那些社会不良分子和政治恶徒，使用禁酒令也是一种非常不成功的手段。非法蒸馏提取酒精、酿酒、制造私酒（以及非法销售酒精）的做法变得非常普遍。纽约和旧金山等城市都出现越来越多的非法经营的酒吧，这些可能会秘密售酒的酒吧的位置和活动常常是公开的秘密。禁酒期间，仅仅是纽约的酒吧数量就翻了一番，1929年时约有32000家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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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此，在被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称之为“爵士乐时代”的这十年里，美国人不但没有普遍保持清醒，反倒因过度酗酒而出名。当然，这个时代被我们记住的，也并非只有这一点。在20世纪20年代，饮酒以及与饮酒相关的疾病的确有所下降，因醉酒罪被捕的人数也在下降，但在禁酒时期，整体犯罪数量不降反升。禁酒主义者当然没有想到在这种消费控制下会出现有组织犯罪，但即便他们也没法否认，在20世纪20年代，犯罪的组织化程度确实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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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酒精的传播促进形成了一张互相联系的非法活动网络，包括赌博、药品生产、消费和卖淫，这些非法活动经常发生在那些非法经营的酒吧中。并且，许多顾客在越过了禁酒法的界线之后，就更容易被诱导着继续冒险。有了禁酒令带来的赚钱机会，城市和政府官员、执法部门和法官都很容易腐败堕落、与掌控酒精贸易的犯罪集团串通一气，也很容易遭到恐吓、对犯罪集团的举动视而不见。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黑帮：“刀疤脸”阿尔·卡彭（Al“Scarface”Capone）在芝加哥建立了一个蛮横的犯罪帝国，在鼎盛时期每年约有6000万的收益。卡彭的势力相当大，他觉得单独行动既无必要也不明智，因而带着摩托车警卫、开着辆装甲卡迪拉克——他自然有好几辆——四处周游。在十年里他一直规避着法律，直到1931年才最终遭到起诉，而罪名不是别的，偏偏是逃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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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于当时的美国人还是现在的美国人来讲，卡彭令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他的经历似乎是一个非常美国化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寓意是犯罪得不偿失，但只有在罪犯忘了纳税时才会如此。作为一个个体，卡彭似乎同时体现了20世纪20年代典型的一致性和反抗性，并且也与这个国家的新商业议程步调一致。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犯罪集团——卡彭只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在管理和市场运作方面与正当业务并无二致；当然，在业务执行方面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福特也许是派过与底特律黑手党有牵连的人来确保工人遵守公司政策，但工人不服从公司政策的最坏后果也只是暂时失去生计，并不会永远丢掉性命。美国黑帮卡彭的媒体魅力至今经久不衰，但事实上，在那个美国人除了恐惧本身之外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时代，他却代表着一种恐惧的来源和象征。对此，美国人是感到害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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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20世纪20年代称为“爵士乐时代”或“兴旺的20年代”，其实掩盖了美国人在这十年里所面临的压力，而这个时期的繁盛既是对这种压力的否认，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多斯·帕索斯所说的美国是“两个国家”就简洁地总结了这种境况，但这种分裂又共存的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富人和穷人之间，也存在于当地人和移民之间、黑人和白人之间、男性和女性之间、犯罪分子和守法公民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一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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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对这些分歧做出了回应，作品中也充斥着这些分歧。许多作家都在文学作品里探索了战后的幻灭，如多斯·帕索斯的《三个士兵》（Three Soldiers，1921年）、E.E.卡明斯（E. E. Cummings）的《巨大的房间》（The Enormous Room，1922年）、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1929年）和T. S.艾略特（T. S. Elliot）的《荒原》（The Waste Land，1922年）。其他一些作品则聚焦于此世纪20年代这个美丽新物质世界里美国民众个体之间的疏离，并以此来间接反映战争带来的后果，如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大街》（Main Street，1920年）和《巴比特》（Babbit，1922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1920年）和《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6年）以及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的《天使，望故乡》（Look Homeward, Angel，1922年）。在这之中，有许多作家都是“迷惘的一代”这个一战后在巴黎松散组织中的一员。他们从一段距离之外观看自己的国家，认为个人与客观力量之间的斗争才是这个时代的核心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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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在回应哈定的阿灵顿公墓讲话时指出，在这个时代，“光荣、荣誉、勇气”这种概念已经毫无用处。在他看来，这种话“倘若跟具体的名称放在一起，例如村庄的名称、路的号数、河名、部队的番号和重大日期等等，简直令人厌恶”。但这种个性的缺失并不能仅仅归咎于一战。工业化是一股越发无情的力量，它侵蚀了个体的能力，这种侵蚀不是文学修辞，而是真实发生的。例如，在底特律的汽车业中，1910年有75%的工人都是熟练工，十年后仅剩10%的工人为熟练工。1921年的无名烈士葬礼让这种无名身份成为整个国家的一种感情象征，然而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让他们变成无名之辈的不是战争，而是工作，不是武装冲突，而是流水线的到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迷惘的，但迷惘是在众人之中，而不是在巴黎。这就是进步的代价。也有人担忧，这种进步对于美国的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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