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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在种族上和文化上变得非常多样，这种多样性深深植根于一种强调人人平等的民主公民理想，并且为实现这一理想而专心致力于共和政治，因而不再那么容易受到格兰特或劳克林等人观点的影响，也不再会轻易为他们逻辑论证得出的优生学议程买账。这并不是说有些州没有沿着先前的路一直走下去，他们的确一直走着原先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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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州的法令里已经有了相关的法律，允许对精神失常的人进行非自愿绝育手术（但对精神失常的诊断在当时也是成问题的，女性精神失常的同义词常常就是存在着活跃的婚外性行为）。在1927年检验弗吉尼亚州《优生绝育法》（1924年）的巴克诉贝尔案中，最高法院确立了这项立法是符合宪法的。最高法院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评论说：“如果社会不是等着处死那些犯罪堕落的子孙后代，或是让他们因为自己的低能而活活饿死，而是阻止那些注定不适宜延续香火的人繁衍后代，对整个世界来说都会更好”。因而，他赞成这项法案并且得出结论称：“低能者延续三代就足够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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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超过6万名美国人遭遇了非自愿绝育手术。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当时强制实现道德一致、医学一致、精神一致的政治倾向的又一种体现。禁酒和强行避孕只是这种种族、宗教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极端形式，而这种保守主义体现在许多方面：从限制赌博到对节育和避孕的建议，到文学、教科书、剧院和电影中的审查。最终，这既关乎控制，也关乎自由，既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1921年成立了美国节制生育联合会（ABCL）的避孕倡导者玛格丽特·山额（Margaret Sanger）的观点就正是这样一个例子。一方面，她呼吁将女性从不断怀孕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也免于遭受非法堕胎常常带来的死亡风险，这种观点意在减轻妇女的痛苦。另一方面，她提出的优生学观点与霍姆斯法官相呼应，其重点从为自己选择的积极自由转变为强行向别人施加自己观点的消极自由。这种逻辑导向的一个极端例子就发生在1925年田纳西州的代顿。在那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采用了优生学说客提出的美国人是天生的而非后天的这种论点，并将其用到了进化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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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普斯审判案”（有时也称“猴子案件”）的焦点是田纳西州一位高中生物老师约翰·斯科普斯（John T. Scopes）是否有权向学生讲授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和巴克诉贝尔案一样，这也是一起试验案件，是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为质疑田纳西州的巴特勒法案而发起的案件。巴特勒法案规定，公立学校里只许讲授圣经中所描述的人类起源（巴特勒法案不涉及动植物）。这场审判案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民众甚至可以通过收音机旁听这场审判，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场审判中的反进化论的鉴定证人是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不过，布赖恩的出席并不是最后法庭确认巴特勒法案符合宪法的原因（这一法案直到1967年才宣布废止）。事实上，虽然斯科普斯被判有罪，但布赖恩在法庭上的表现难以让人信服，审判案结束后没过几天就去世，着实打击了反进化论者的热情。第二年，斯科普斯的定罪被推翻，其法律根据是判处的100美元罚金太高，但对于这起审判案的主要内容即巴特勒法案没有违反第一修正案中的政教分离原则，仍然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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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以及后来对斯科普斯审判案的刻画[1960年有一部名为《向上帝挑战》（Inherit the Wind）的电影大致根据这个事件改编，由斯潘塞·屈赛和吉恩·凯利领衔主演]倾向于将这起事件描绘成一出滑稽的闹剧，如果说没有让不少人彻底陷入尴尬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娱乐了大众。事实上，在后来1926年的斯托克斯诉州政府案中，法庭自己甚至称斯科普斯审判案为“这起怪诞的案件”。由于反进化论的冲动在美国一些地区至今仍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这可能还不仅仅是一起怪诞的案件。斯科普斯审判案当然是一种时代的产物，在其所处的时代里，传统的力量与现代世俗的力量相冲撞。从某些方面看，这是一种上帝与科学之间的信仰冲突，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恐惧的产物：惧怕犯罪，惧怕移民，惧怕城市，惧怕任何无节制的纵欲，尤其是惧怕挑战和改变。田纳西州的一个小镇会感觉到自己不仅与主流文化步调不一致，而且还遭到主流文化的威胁，这种现象透露出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压力以及持续存在的城乡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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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从收音机里收听田纳西州代顿镇上的事件时，美国城市居民，尤其是纽约人拥有大量的娱乐活动，可以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小镇的审判案，也从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分散开来。兴旺的20年代其实就是，也一直都是一幅沿海地带的图景。人们在刻画爵士乐时代的时候倾向于选择纽约或者加利福尼亚作为表现场所，除了偶尔选择芝加哥之外，不会再选择其他城市。也许真的可以说，没有其他城市会比纽约更能代表20年代乐观的一面。面对更广阔的世界，纽约一直以来都是既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又提供了一个入口。例如，纽约的哈莱姆黑人住宅区几十年来一直在收容移民家庭，从最开始以爱尔兰人移民为主，到后来以犹太人为主，到了20年代则成为非裔美国人社区所在地，并且见证了所谓的“哈莱姆文艺复兴”文化浪潮。当然，非裔美国人文化并不是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但纽约的确是一面棱镜，将非裔美国人在音乐、文学和政治各方面的光线深深映入当时以白人文化为主的主流文化中。当时许多主要的黑人学者和作家，包括《疲惫的黑人伤感歌》（The Weary Blues，1926年）的作者、爵士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和人类学家、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等，都是从哈莱姆走向了全国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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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活动的音乐伴奏，不管是在纽约的俱乐部里，还是在全国其他各地的俱乐部和非法经营的酒吧里，还是在越来越无所不在的收音机里，都是各种爵士乐的组合。爵士乐被普遍认为是北方城市里的南方之音，是这个时期美国的典范隐喻，它强调个人的发声，追求即兴的结构，又有舞曲的能量。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著名的《蓝色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1924年）也体现了爵士乐对主流“古典”作曲的影响。爵士乐也许最开始是非裔美国人的音乐，但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美国音乐表达形式。不过，爵士乐还只是爵士乐时代的一个元素，为新的现代性提供了配乐，而为后代记录下这个时代影像的则是好莱坞。从由第一位也是最出名的“年轻女郎”克拉拉·鲍（Clara Bow）主演的默片《懵懂年代》（The Plastic Age，1925年）到由阿尔·乔尔森（Al Jolson）主演的第一部全片充满“对白”的电影《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1927年），美国已经建立起一个正在扩张的电影产业，既娱乐了当时的观众，又告诉了——虽然并不一定准确——未来的观众，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充满了“疯狂旋转”（1924年一部电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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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初大概有5000万美国人（约为人口的一半）会定期观看电影，到了20年代末已超过8000万，印刷资本主义转变成了大众娱乐。美国的“想象共同体”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但好莱坞引起的是什么类型的想象是有争议的。当时的电影行业和现在一样，喜欢刻画年轻漂亮的形象，因而美国传达给自己也传达给世界的，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能源和经济过剩的国家形象。不过也有不少美国人同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美丽与毁灭》（The Beautiful and Damned，1922年）中对爵士乐时代的人物描述。他们对好莱坞尤其充满了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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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贩卖性文化和明星文化的时候，好莱坞一开始是打算发展下去的，但几起备受瞩目的丑闻造成了负面的宣传效应，促使它抢在政府干预之前开始实行自我审查。1922年颁布的（以美国前邮政部长威尔·海斯命名的）海斯法案旨在禁止电影描绘任何可能冒犯观众道德情感的内容。根据法案的建议，除了其他应该谴责的行为之外，大银幕上还不应出现同性恋、异族通婚、裸体、过多吻戏和通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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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海斯法案的管制，好莱坞还是不可避免地仅仅呈现了美国现代性的一张面孔，尤其是在对女性形象的刻画上。美国观众很快就习惯了一成不变的年轻女性形象，从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的《爱》（Love，1927年）和《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1935年）到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的《红衫泪痕》（Jezebel，1938年），这些女性常常在挑战传统——当然是在限制范围内。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这种逃避主义变得空前流行，但对于那些和大屏幕上的生活毫无共同之处，也不可能有一天会变得相同（考虑到许多早期电影的主题，这也许是一种安慰）的女性而言，它毕竟只是一种逃避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对女性作为家庭道德核心的持续强调就几乎没有改变过（见图53），与之矛盾的是20年代那种生活节奏很快、饮酒成瘾、不断抽烟的年轻女性的刻板形象：她们又喝酒又抽烟，并且还能以一种很有可能违反海斯法案规定的姿态整晚跳舞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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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爵士乐时代，与大屏幕或大众传媒里少有共同之处的不仅仅是女性的生活。1930年前可能约有40%的美国家庭拥有收音机，但这也表明剩下的60%是没有收音机的。美国的财富几乎从来都不是均匀分配的，超过70%的人口收入都达不到当时的最低宜居工资——年薪2500美元。尽管购买上的选择在减少，城市与乡村、富人与穷人“两个国家”之间的鸿沟却在加深。汽车制造业正是这样一个例子，公路越铺越宽，开车兜风的闲暇时间也越来越多，当然，可以用来买车的收入也在上涨，但汽车制造业几乎完全被限制在三家公司手中：福特、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公司。然而，没有人对此感到忧虑。尽管福特的雇佣做法和出言不逊的反犹太主义言论有些玷污了他的公众形象，但他仍然是一位国家——事实上是一位国际——英雄，是美国成功运用流水线作业的标志。商业用语里有一个新概念：“福特制”，即通过使工人或生产方法标准化来提高生产效率。福特制的确成为美国化的同义词，成为未来的经济模式。在这个未来中，消费者充满信心，经济力量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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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福特为庆祝灯泡的发明以及他自己的爱迪生技术研究所的创立而举办了一次庆典。这是一次乐观的庆祝，新上任的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也出席了这次庆典，并且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通过收音机向全国民众现场直播）。胡佛宣布说，科学研究“是进步的最强大动力”，它带来了“更高的生活水平、更稳定的就业形势，减少了工作量、延长了寿命、降低了痛苦”。他断言道：“最后，我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我们对生活的兴趣越来越浓，我们的视野越来越广。生活中有了更多喜悦。”胡佛热情洋溢地指出，最重要的是，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将“电从一个纯粹的物理学概念转变成了一个应税产品”[12]。就在胡佛满怀自信对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的经济效益作出预言后的第三天，美国股市暴跌，让整个国家以及全世界都陷入了大萧条的经济灾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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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这幅插图出现在约翰·吉布森教授及夫人的《社会纯洁：家庭和国家生活》（纽约：J. L.尼科尔斯出版社，1903年）一书中。图中展示了正上方一位七岁女孩可以拥有的两条人生道路。在左侧，一些不适当的（法国）文学让她走上了通向社会排斥的滑坡；在右侧，更让人振奋的阅读和定期的教堂礼拜为她保障了一个稳定的未来。由于这个女孩成长到二十出头的时候，将会遭遇“兴旺的20年代”，左侧的道路是一个真正的风险；这至少是美国家长普遍具有的持续的恐惧。实际上，这位女孩比她妈妈更有可能遭遇离婚，也更有可能生育更少的子女（美国的出生率从1920年的近30%跌到1930年的20%出头）。她也有可能拥有范围更广的工作机会，不过其中大多数是办公室或者医院里的工作，但也不完全是。毕竟，在这个时期，美国女飞行员阿梅莉亚·埃尔哈特第一次飞上高空，成为继林德伯格（1928年）之后（有别人陪同）飞越大西洋的又一人，并且在1932年又一次独自飞越了大西洋。尽管大多数女性都买不起飞机，在2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有超过1000万女性开始出门工作。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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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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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美丽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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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纽约人已经可以在一个名为“泰坦城：纽约未来图画展（1926—2006）”的展览中，展望一个充斥着商业主义和城市建设的未来。在这个展览中，纽约被想象成一个未来主义大都市。与两年后德国电影制作人弗里茨·朗（Fritz Lang）拍摄的《大都会》（Metropolis，1927年）中设想的反乌托邦都市不同，这个展览中预想的美国大都市是一个高楼林立的流线型世界、一个整齐有序的世界，专门为新世界的人民定制。此前，这个国家还受着托马斯·杰斐逊提倡的田园牧歌式生活模式影响，一直与城市这个概念存在分歧，而这个展览正代表了它在城市观、国家观以及美国价值观上的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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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向上流动性的愿景也象征着社会和人口上的一种根本性转变。20世纪20年代，城市里在赞美炫耀性消费的时候，农村地区的农民仍在艰难挣扎。当这个国家奔向城市生活，奔向罐头食品、家庭便利设施、影院、酒吧和摩天大楼的时候，那些农民毫不夸张地说，是被抛在了后面。在20世纪初，美国有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不到2500个农村社区里；到1930年，这个比例降低到约40%。当然，仍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还居住在农村地区，但从这种人口比例，尤其是从建筑上已经可以看到一种趋势：特权集中化正在取代非集权化，城市正在取代小城镇，城市工业经济正在取代农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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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市崩盘的时候，观众在影院里又一次被指向了这种愿景。那是一部现在几乎已被遗忘的喜剧片《想象一下》（Just Imagine，1930年）。影片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的摩天大楼城市。这部故意拍得很轻浮的影片暗示了乌托邦的阴暗面：人们变成了数字，生活在委员会的控制下。这种人类未来的反面乌托邦幽灵早在伏尔泰的《老实人》（Candide，1759年）中就出现过，在1932年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里也有过最为生动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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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的小说背景没有放在纽约，而是科幻性地放在了伦敦。那是1908年之后的伦敦，第一台T型车刚刚制造出来。在这个后福特（A.F.）时代，“大规模生产的原则”也被“应用于生物学”，人口被系统地分为阿尔法、贝塔、伽马和埃普西隆，他们消遣的方式是观看可感觉电影（而不是有声电影），微微放纵地回望他们造物者愚蠢的一生，那时候人们还被允许玩那些“对促进消费毫无帮助的”游戏。他们对过去的兴趣大概仅止于此，因为这个美丽新世界的信条就是福特的那句名言：“历史就是一堆废话。”这个文明不需要过去，也“绝对不需要贵族或者英雄主义”，并不是因为一战让这种概念变得过时或者可憎，而是因为它们被视为“政治效率低下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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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赫胥黎在小说里公开批评了福特主义（实际上还有福特本人），他的小说其实涉及了乌托邦理念中的诸多层面，并且也没有过分简单化地攻击美国。尽管如此，这部小说在写作以及传播时的背景是共和党实验的经济梦的破灭，或者说内部瓦解。在“黑色星期二”（1929年10月29日），美国市场在一天之内就失去了140亿美元，到周末时已经达到300亿美元。这些数字本身就已经足以让人惊愕，如果等价换算成今天的金额，则分别是1700亿美元和36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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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市场一直处于自由落体状态。当时，物价持续下跌（跌幅约40%），失业率持续攀升（达到1400万），股票价值继续无情地持续下降。例如，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1929年的262美元跌至1932年的22美元，该公司的职工总数也从22.5万锐减至零。世界各处的银行都在倒闭，客户纷纷冲向银行提取储蓄，担心金本位制可能没法承受得住这种突然的冲击（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正如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曾经警告过的，人类就好像是被钉在了一个黄金做成的十字架上。这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但美国的情况尤其糟糕。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充满了消费、建设与商业自信，而这至少正是激发这场灾难的原因之一。当时的人们正乐观地认为，整个国家不管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都在不断向前，他们对于生产持有一种过度的热情，以至于超过了这个国家的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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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问题只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财富不平等，主要问题还在于期望值的平等。很多人——事实上，是整个国际市场——相信自己可以通过购买或租借的方式实现美国梦，又有太多的银行打算通过向其他国家和国内客户提供低息贷款和无抵押贷款来服务于这种观点。很快，这个国家的经济驱动力就成为美国的股市自身，而不是那些进行股份交易的产业。事实上，美国的交易仅仅建立在信念的基础上。因而，当泡沫破灭，丢失的不只是金钱，还有士气。失败的不只是金融，还有对美国这个国家的信念。1928年，胡佛当选美国总统时曾向美国民众宣告，美国人“所享有的舒适和安定，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我们摆脱了普遍的贫困，”他宣称，“于是获得了空前的高度个人自由。”在这种自由之上，“我们正在稳步地塑造一个新的种族，建设一种拥有自己伟大成就的全新文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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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对于美国信用的信心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都遭到了货币危机的愚弄。对此，他的回应是坚持自己在竞选活动期间信奉的原则。他借助于私人慈善机构和国家权力机关来减轻失业的最坏影响，寻求在雇主和那些他们再也雇不起的劳动力之间达成自愿合作。他继续拥护共和党的信条，认为美国的实力在于他所说的美国公民的“顽强的个人主义”。胡佛相信，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很快就会再度“走在繁荣之路的最前列”。对于民主党要求更多联邦政府干预的呼声，他不予理会，指出经济“萧条无法用立法行为或者执法声明救愈。经济创伤必须用经济体自身的细胞——生产者和消费者自身——来修复”。胡佛总结指出，联邦政府的干预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从根本上说来与美国的方式格格不入。[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