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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本书的主编、研究内战的历史学家菲利普·范·多伦·斯特恩（Philip Van Doren Stern）在书中提及了独立战争和美国建国，但真正为全书奠定基调的是书中第一篇文章，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Edward Everett Hale）1863年的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人》（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这篇19世纪中期的道德寓言讲述了菲利普·诺兰的惨痛命运，他在盛怒之下大喊：“该死的美国！我希望永远也不要听到美国这个词！”事实证明，这样讲是不妥的。诺兰因对国家不忠而付出代价，他被驱逐到公海中的一艘船只上度过余生。那艘船上还有一位船长和一名船员。他们在诺兰面前从不提及美国。埃弗里特写道：“五十多年来，他都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这个故事的核心并不在于要对这样一种不爱国的行为施以重罚，而是强调成为“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对故事的主人公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在故事的结尾，诺兰在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上帝，找回了对于祖国的热爱。[6]事后来看，虽然这绝不是斯特恩的错，但他收录的这篇小说是不祥的。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有一群美国人从来没有什么不爱国的举动，却尝到了没有祖国的人是一种什么滋味。在二战中，有很多事情让美国引以为豪，但其中并不包括它对待西海岸日裔美国人的方式（图58）。1942年2月，罗斯福签署了9066号总统行政令，这也许是美国对其公民自由的最不光彩的一次侵犯。更糟糕的是，没有任何少数族裔组织——包括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采取行动来保护这些日裔美国人。他们被驱逐到集中营（官方说法是“重新安置中心”）、财产被扣押，就连日裔美国人的身份都至少是暂时被国家强制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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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旧金山韦尔公立学校的一年级学生向国旗宣誓效忠（照片由多罗西娅·兰格于1942年4月拍摄）。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被安置到位于亚利桑那、科罗拉多、怀俄明、阿肯色等州的“集中营”，另一些人被流放到印第安保留地。当然，这里的“集中营”是指罗斯福当时所称的“重新安置”中心，而不是二战之后为人们所普遍理解的那个含义。多罗西娅·兰格作为战时人员调动管理局的员工拍摄了这张照片，但是战时人员调动管理局对它所传达的信息十分恼怒，于是没收了这张照片和兰格在1942年拍摄的关于加利福尼亚州日裔美国人经历的其他作品。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4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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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美国黑人们在种族隔离的军队中为自由而战，这已经足够讽刺。对于很多入伍的日裔美国人来说，情况更加令人难以理解，因为事实证明他们的忠诚很容易受到区域的影响。西海岸地区以外，尤其是夏威夷地区的日裔美国人并没有被看成美国的潜在敌人，虽然那里比加利福尼亚更有可能成为入侵目标也没有被投入集中营。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以如此自相矛盾的方式破坏着他们的公民身份，仍然有超过3万名的日裔美国人选择了参战。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会这样做。战争结束后，有大约5000人放弃了美国国籍并离开美国。不过，大多数日裔美国人就像非裔和土著美国人一样，在海外战场上为一个剥夺了他们平等权的国家而战。这一事实不仅证实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忠诚，同样也保全了国家对他们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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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时期，一直以来遭到排斥的美国边缘群体就像在独立革命、内战和一战中那样，在战争中士气得到鼓舞，从而将自身置于离国家中心更近的位置。就此而言，他们遵循的也是一种受冲突影响的民族传统。正如战争宣传的那样，在18世纪帝国侵略时期、19世纪奴隶制和内部分裂时期，以及一直以来的社会不平等中，美国人一直都为自由而战。兰斯顿·休斯在他1942年的诗歌《自由之路》中强调，所有的美国人，无论是何种族，“都行进在自由之路上”：“团结则兴，分裂则亡/为了所有人，让我们把这里变成一片安全的土壤。”他宣称：“我得到一则讯息，你们知道这是正确的/黑人和白人要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对于休斯而言，美国是一片“变革中的疆域”，这个时期尽管有种族隔离和不平等问题，即使面临着反对的声音，美国人依然有希望实现“从贫困到富裕的转变”。在这个国家中，“一个所有公民都前所未见的、更好更健全的民主制度”仍然是一种发展方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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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20世纪，民主思想本身也经历了从民族观念向帝国主义准则的变迁，这很大程度上是二战造成的。对于美国而言，这场战争主要在两个方面不同于以往的冲突：一是强加于美国理想主义之上的新型全球责任，二是20世纪中期美国出于宣扬自己价值观的目的而承载的物质负担。这种区别在美国将军乔治·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的承诺中得到了简要的表达：“在这场可怕的战争结束之前，在全世界眼里，我们的国旗既象征着自由，也象征着压倒一切的力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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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天，马歇尔的预言似乎得以实现。事实证明，美军在同盟国击败德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自此，象征着爱国主义和美国力量的美国国旗在硫磺岛的折钵山上竖起，在从德军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城镇中飘扬，在欧洲胜利日之时，它还被挥舞在纽约、巴黎、伦敦等各地人们的手中。1945年5月14日的《生活》杂志封面上没有使用国旗的照片，而是刊登了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拍摄的照片，照片展示了一位站在纽伦堡体育馆巨大的纳粹党卍字标志前的一名美国士兵。这张名为“胜利的美国人”的照片通过更加个人化的表达方式，表现出美国人在战事结束时表现出的解脱与自豪。士兵的照片与宣传性的挥舞旗帜的图景形成一种对应，后者和旗帜本身一样随处可见，并且在爱国旗帜的背后也藏起了太多的战争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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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欧洲庆祝解放的时候，几十万美国军队仍在艰难地攻打日军防卫，从琉球群岛右侧的小火山岛硫磺岛开始，沿着岛屿群一路攻向日本岛的最南端，最后攻上日本岛。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美军仅在冲绳的死伤人数便超过5万。1945年2月，美国国旗在硫磺岛上升起。摄影师乔·罗森塔尔（Joe Rosenthal）将这个画面永久地记录下来，自此之后，它被印在各种海报和邮票上，被和平运动所模仿，还被很多艺术家和摄影师反复提及，试图从中找出一个或严肃或戏谑的角度。这一事件成为马歇尔所谓的那种压倒性力量的有力证明（图59），不过，它并不代表真正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只是这场还将持续一个多月的战争中的一次胜利而已。6个多月之后，象征着美国力量的原子弹最终结束了这场战争。对于美国而言，在太平洋开始的战争将在同样的地方结束，但结束的时间要等到194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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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太平洋战场一直是战时美国的情感焦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正是太平洋上的珍珠港事件将他们卷入了这场战争。并且从概念上讲，太平洋战场也更加清晰明了。欧洲战争则与此正相反，美国一直以来都对欧洲的纠葛保持怀疑，1940年的纳粹力量更是让美国感到既茫然又恐慌。正如英国文学教授、退伍老兵保罗·富塞尔（Paul Fussell）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很多美国年轻人在加入被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称为解放欧洲的“伟大的十字军运动”时，都会在最初表示犹豫。这表明怀疑自己该不该为别人的自由而战的不仅仅只有美国黑人士兵。一些人认为完全没必要和有个美国士兵所说的“该死的欧洲”卷到一起，就更不要说英国这个他们早在1776年就摆脱了的曾经的帝国主义强国。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被迫向英国下议院表明，早在1776年，英国就已不再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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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美军士兵在硫磺岛竖起国旗》（1945年2月23日）。这也许是最能代表战时美国形象的一幅照片。美联社摄影师乔·罗森塔尔凭借这幅照片获得了1945年普利策新闻奖最佳新闻图片奖。这幅照片自问世以来已经被无数次地复制和演绎。其中最著名的复制品雕塑摆放在华盛顿阿灵顿公墓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纪念馆，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参加了雕塑的落成仪式。经美联社许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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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战场上，美国士兵心中的不满无可厚非。而同盟国也同样对他们感到了不满。同盟国不出所料地看到，美国人希望在他们面前塑造一个强大的、乐观的美国国家形象，但他们也看到了美国不那么愿意突出的一面：不管是军队的设施方面，还是军队所驻扎的城市和乡村中，都存在着种族隔离的现象。不管从哪种角度看，美国的实力、自豪和种族关系方面的偏见并非总能让它的同盟国产生好感，不过，美国军队和政治领导者们也并不需要说服同盟国认同美国参战的价值，以及付出这些代价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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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前夕，第三集团军司令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声称所有“真正的美国人都享受战争的疼痛和碰撞”，他告诉士兵们“美国人从未也决不会在战争中失败”，巴顿将军这样说并非是因为他真的相信这一点，而是为了鼓舞军队士气。与当前的战争宣传一样，巴顿传达了一种尚武的传统，这一传统源自美国大革命时期，并且赢得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赞同。在诺曼底登陆那天进攻奥马哈和犹他海滩的过程中，在两万名士兵丧生的坦克大决战中（在解放诺曼底的过程中同样损失了两万平民），在硫磺岛和冲绳岛战役中，或当他们抵达达豪集中营面对纳粹的“犹太人灭绝方案”所造成的现实时，这种尚武传统是否为士兵提供了精神支撑，我们尚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压倒性的力量必然需要付出相匹配的代价。这里的代价并不仅仅简单指伤亡人数：到头来，美国付出的代价是在1945年之后它将持续不断地投身于冲突，并且通过战争重新定义美国的国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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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点而言，不论是在个人层面对于参与战争的美国人来说，还是在政治层面对于美国这个国家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成为最终的转变性力量。在二战之前，美国一直采取部分意义上的隔离政策（实际上仅是与欧洲隔离）；在二战之后，美国才应了威尔逊提出的理念，开始不情愿地介入到全球事务之中。二战造成的破坏对美国在冷战中行使的种种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起到了促进作用，不过，这种破坏至少从表面上看并未对美国造成负面影响。从经济的角度看，美国在战后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940—1945年间，由于整个国家卷入到战事之中，美国在工业和国家实力方面实现了空前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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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美国的军事扩张在速度和影响方面都很突出。军事相关的就业人口从20世纪30年代的约30万人增长到战时全国12%的人口（约1600万），并且再也没有回落到战前水平。这一数字仅在冷战之前短期下降至约150万，并且随着冷战的到来再次增加。军事开销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1940年的1.7%增至1944年的37.8%。诸如战时生产委员会（1943年改为战争动员办公室）和战时人力资源委员会这些负责军事动员的联邦机构影响到商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民用工业都被联邦政府收归为军事生产机器。以前的汽车生产线都在生产坦克、卡车和四轮驱动的新型“吉普”；飞机制造业（主要是军用飞机）在五年内几乎增长了10倍；因为采取焊接而非铆接技术，“自由轮”运输用船的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战时以超过每天一艘的速度被生产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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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这些战争的需求不仅依赖于男性劳动力，更重要的是，也需要女性劳动力的支持。失业人口从1940年的约900万下降到1943年的70余万；战时工业的扩张导致劳动力短缺，因此超过50%的女性开始从事一些传统意义上男性专属的工作岗位。但是，这种在工作机会方面突如其来的平等并未消除薪酬上的偏见，工会中女性的增加（占据到1/5）也未能缩小薪酬或观念上的性别鸿沟。事实上，在政府支出突然如此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国民收入水平已经成为一项重要问题。因为政府的积极鼓励，工会成员的数量激增，工时延长和工资上涨也成为战时生活的常态，这也增加了通货膨胀失控的风险。全国战时劳工委员会采取了“小钢铁”方案，将生活支出的增长幅度限制在15%以内。但是面对战时不可避免的工作模式巨变，这一准则不可能得到贯彻。1943年，美国矿工联合会举行罢工运动，最终钢铁企业答应支付给工人超过“小钢铁标准”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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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的罢工运动让人清楚地意识到，除了战争造成的直接影响以外，1941—1945年间的美国还承受着其他多方面的压力。这次罢工证明，在二战这场被称作“正义的战争”背后，还隐藏着一些糟糕的想法。当然，它并非对此的唯一印证。在约70万美国黑人从美国南部迁移到北部城市的过程中（这比20世纪初期“大迁徙运动”的人数多得多），发生了战争引发的最大动乱。1943年夏天，一名白人警察枪杀了一名黑人士兵，暴乱随即爆发，紧张气氛充斥着纽约哈勒姆区。《纽约时报》认为这场暴乱代表着“酝酿多年的火药桶最终在社会中爆炸”[10]。这只火药桶是由美国的黑人和白人共同填装的。在同一年夏天，白人水手和墨西哥裔美国人之间发生暴力冲突，这场所谓的“阻特装暴动”（因当时拉美裔年轻人的服装风格而得名）进一步证明，国家内部的战时团结依然十分有限，其中的分裂很大程度上是由种族间的不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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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美国人努力支持经济和军事动员，是因为个人以及舆论都在宣传强调团结一致的必要性，这场战争不能也没有消除那些分裂美国人的经济、社会、宗教、种族或政治力量。这场战争倒是切实突出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在种族关系上的差距。战时很多宣传的核心内容中都可以看到美国价值观和纳粹德国价值观被并置在一起，这种并置具有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它让人们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并把“将四大自由所定义的美国信条与美国个体生活的实际境遇相匹配”这一问题摆上了桌面。在战争期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员数量从5万激增到40万，并且成立了种族平等协会，这些都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呼吁，一种相信社会平等能够实现、美国的彻底民主化也能最终达成的新乐观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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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犹太人灭绝方案”计划面前，围绕盎格鲁—撒克逊理想所建立的美国国家主义再也站不住脚了。正如1943年《国家论》（The Nation）一书中所说，美国“不能对外与法西斯主义作战，却对国内的法西斯主义熟视无睹；我们不能打着‘为了民主和种姓制度’的旗号；我们不能在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同时，却压迫我们本国的少数民族群体”[11]。在这种社会气候下，“大熔炉”的观念逐步让位于一种更加异质化的国家概念，虽然期间也有挣扎。同时，要确保实现四大自由，美国就需要在民主理想方面从一味的守护转变为公开的进攻性战略。在此意义之上，如同二战时期的美国一样，冷战期间的美国同样面对着两个战场，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战争结束时，美国尚能勉强维持着对内和对外政策之间的平衡，这一结果巩固——但有时也损害了战后美国保护国家利益和塑造国家身份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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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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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美国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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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美国出版商亨利·卢斯（Henry Luce）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的著名文章，文中宣称“我们美国人并不快乐。我们对美国感到不满，对于自己与美国的关系也感到不满”。而卢斯认为，美国人应当是快乐的，因为相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美国人在物质上“显然是富有的：不仅衣食无忧，娱乐活动也很丰富，还有大量的休闲时间，我们非常富有”。在卢斯看来，美国政体存在的问题体现在人们的心理上。从本质上讲，这些问题又归结为一个事实：虽然“美国在20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国家，但美国人却无法在精神上和现实中适应这个事实。因此，他们未能发挥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公民应有的作用”。卢斯控诉道：“这种失败已经给美国人自己以及全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由于美国在自由世界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保持中立，卢斯试图唤起一种新的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愿景，这是一种真正美国式的愿景，它激励我们生活、工作，以活力和激情努力开创一个“美国世纪”[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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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当然会对“美国世纪”这一说法颇有微词，不过，就连美国人自己也并非都会表示赞同。虽然美国人目睹着纳粹在欧洲的暴行，可能已经认识到这场战争比他们原先以为的更像是一场十字军东征，但他们却未必因此就像卢斯力陈的那样会去渴望“在全世界推行、鼓动、点燃所谓的民主准则”。卢斯呼吁加强国际主义，但对一些人来说这听起来太像帝国主义了。而其他人，例如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A. Wallace），虽传达了类似的主张，但也试图淡化美国在热爱自由的民主世界的主导地位。华莱士强调各国之间的国际合作这样一种面向全球的新政，追求的不是开创一个“美国世纪”，而是基于“人民的和平”这一理念去开创一个“普通人的世纪”。归根结底，这是一场伟大的圣战，其神圣之处不在于战争本身，而在于其意义，其胜利成果不是结束，而是追求自由的“人民革命”的开端。华莱士认为，这是“自由世界胜利的代价”[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