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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界，民权法带来的不良影响汇集在了1964年的总统大选中。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民主党大会面临着来自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MFDP）的挑战。密西西比州剥夺了非裔美国人的公民选举权，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由此成立，注册了约6万黑人选民，要求在民主党大会上获得该州的席位。由于民权活动家法尼·罗·哈默（Fannie Lou Hamer）详细地描述了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密西西比州成长过程中的恐怖回忆，以及自己想在那里注册投票而遭到警察粗暴对待的经历，媒体报道都站在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一边。尽管如此，一些白人代表还是威胁要离开会场。这种情况之前也发生过，那是在1948年杜鲁门废止武装力量中的种族歧视之后。事实上，怒气冲冲地离开似乎是南方白人的一种传统做法，但却不是1964年约翰逊会纵容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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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也许害怕自己已经失去了南部各州，但他并不想完全疏远那里的白人选民。他毕竟还是有自己的优先事务：首先“向贫困宣战”，再将其演变成“伟大社会”计划，等竞选后拿到国会去通过——假定他能赢了大选的话。白人对民权法和联邦强行废止南方的种族歧视的对抗，在1964年成为一股潜在的强大政治势力。在初选中，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表现好得出奇，虽然还不至于好到能对约翰逊的候选资格构成威胁，但已经足以表明华莱士的种族隔离主义信息是有受众的，并且这些受众也不只是在亚拉巴马州。前一年，华莱士当选州长的时候，就已经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或者说恶名，因为他曾宣布自己代表着“现在的种族隔离，明天的种族隔离，永远的种族隔离”。他自己后来对这种言论也予以否定。这种言论可以说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私利，而不是什么根深蒂固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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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964年，出于政治私利的要求，民主党需要在党内强硬派种族隔离主义者和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之间实现某种妥协。这种妥协就是承诺1968年的民主党大会将会实现完全的整合，但这样做却有可能两头不讨好。1964年的民主党大会代表了民权运动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开始出现，一边是像马丁·路德·金这样认为应当致力于在未来实现整合的人，另一边则是那些认为推迟在民主党内废止种族歧视有欠妥当的人。因此，1964年之后的时期见证了新激进主义的崛起，即“黑人权力”运动。黑人权力的概念起源于激进民族主义者马尔克姆·X（Malcolm X），他在1965年遭到暗杀身亡，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将他提出的概念推广了开来。黑人权力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立场，而是一种完全的文化转变，那些人像卡迈克尔一样越来越认为整合是“不相干的”，他们想要的不是未来会作出改变的承诺，而是“现在就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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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自由也在共和党的议程上：不受联邦政府干涉的自由，以及远离共产主义的自由。他们推举了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参加大选，戈德华特主张的是一个本质上保守主义的议程，这个议程围绕削减“大政府”（Big Government）制定，包括“击退”中国的共产主义力量、在美国国内推行社会福利计划。在选举中，他关于“州权”的保守主义观点在最南部地区（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以及他自己的家乡亚利桑那州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在其他地方则毫无建树。三K党对戈德华特的支持（图63）也许印证了约翰逊对于民权法将南方交给了共和党的担忧，不过总的说来，竞选结果清楚表明，最南部地区与美国其余各州都没有联系，与三K党更没有联系。民主党试图暗示戈德华特本人不合拍，并且不是说和国家不合拍，而是精神失常。针对共和党提出的不怎么激励人心的口号——“你心里知道他是对的”——民主党予以回击，用了句更俏皮的口号，“动动脑子，他是疯子”。当然，戈德华特绝不是疯子。他的政治讯息在1964年时没有引起选民的共鸣，却为未来立下了一个指向标。与最南部地区的种族隔离不同，保守主义在未来还会再度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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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1964年7月，三K党及其反对者在一次三K党游行活动中发生冲突（沃伦·莱弗勒拍摄）。巴里·戈德华特试图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此次游行便是为了支持他的竞选活动。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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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的大选在其他不少方面也让人难忘，不仅是因为使用了这些标语口号，也是因为放映了颇有争议的民主党宣传片《雏菊》。这部宣传片仅仅官方放映过一次，但后来在各个新闻频道都被播放。由于共和党候选人戈德华特拒绝完全排除未来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民主党制作了这部宣传片作为回应。在60秒的短片中，一个小女孩拈着一朵花的花瓣从一数到十；最后一片花瓣掉落的时候，一个男人的声音开始给爆炸倒计时；镜头聚焦在小孩脸上，她抬头望着天空；镜头聚焦到她的眼睛，她的瞳孔里映出核爆炸的情景。“11月3日去投票给约翰逊总统吧，”洪亮的画外音响起，“留在家中的赌注太高了。”[2]这部宣传片暗示戈德华特一旦当选就会发起核战争，因而遭到批评、并立即被撤下，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人和全世界人民都对核世界末日心存恐惧，而这部宣传片正是挖掘了这种恐惧情绪。事实上，《雏菊》宣传片是一个持久有效的政治武器，从1964年首次亮相以来几度被修改借用，尤其是在1996年的共和党竞选活动中被大肆利用，那时，片中的小孩面临的威胁已经不是核战争，而是毒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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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部宣传片一针见血、十分深刻，但约翰逊在1964年总统大选中获得的压倒性胜利并不归功于这部宣传片。约翰逊以超过61%的选票获得决定性胜利，从而终于可以授权实施自己的立法纲领，同时也向民权活动家承诺民主党大会至少在未来将会实现整合——但即便是像马丁·路德·金这样的和平主义者也不愿意等上那么久。大选一结束，约翰逊就决定抓住势头，争取在亚拉巴马州扩大投票权，给华莱士对于亚拉巴马州将永远处于种族隔离统治之中的断言送上迎面一击。1965年，马丁·路德·金组织了一场从塞尔玛市到蒙哥马利市的行走游行示威，让电视镜头又一次有机会捕捉南方执法官员对试图穿过埃德蒙·配特斯大桥的民权活动家施以殴打、投放催泪瓦斯的画面。对于像卡迈克尔这样的黑人活动家而言，这座大桥实在是太长了，而因为不同的民权组织动机的冲突愈演愈烈，原本就如何继续行动达成的共识也打了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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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詹姆斯·梅雷迪思（James Meredith）结束了在密西西比大学的痛苦教育经历之后，发起了一次“反恐惧游行”，鼓励南方的非裔美国人利用刚刚获得的投票权，及时注册参与11月的中期选举，然而只有很少数的民权团体对此感兴趣。尽管如此，梅雷迪思还是勇敢地和两位同伴开始了游行，但还没有走上10英里就被一位白人极端分子开枪打伤（幸好不是致命伤）。这场抗议随之升级，种族平等大会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也开始加入游行，将之变成了一场更激进的“梅雷迪思游行”。这场游行标志着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消极抵抗开始转向以黑人权利运动为代表的更积极的立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激进民权活动人士放弃了白人自由主义、不再相信联邦政府能有效地保障平等之时，政府却终于做好了准备，至少尝试去信守约翰逊所称的“美国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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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对塞尔玛游行迅速做出了回应。在全国广播讲话中，他谈到美国人坚信并且捍卫“人类的尊严和民主的命运”，同时也将塞尔玛游行事件与独立战争爆发时莱克星顿和康科德地区的游行事件，以及内战结束时阿波马托克斯的游行事件相提并论。他指出，这些事件象征着“人类永无止境地追寻自由”过程中的转折点。约翰逊还呼应马丁·路德·金1963年的演讲，提醒国会“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距离提出平等的承诺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而黑人却没有获得平等”。“塞尔玛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没有理由感到自豪，”约翰逊指出，“上百万美国人长期拒绝这些平等权利，我们也没什么理由感到自满。”“但是，”他断言道，“我们有理由怀抱希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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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4年布朗起诉教育委员会案开始，到《投票权法案》（1965年）通过以及宪法第二十四修正案废除对特权的人头税限制，美国完成了一整套的民权改革。但民权问题涉及的从来都不只是南方的非裔美国人。约翰逊揽过大权的时候，美国已经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1953—1969年）厄尔·沃伦的推动下，开始在美国信条的背景下重新解读宪法（这里的美国信条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因为20世纪的美国形势一直在变，美国公民身份的含义也一直在变）。对宪法的重新解读被一些人称为“权利革命”，而这次革命的动力主要源自新政，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继19世纪重建修正案之后联邦政府与人民之间关系的又一次变革，意味着联邦政府已经转向保护个体和团体的权利，并且寻求扩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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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权利不仅涉及种族平等和公民权问题，更涉及执法问题。在当时的南方，有许多黑人和白人民权活动家都被捕入狱，因而执法问题至关重要。在解决法律面前不平等的问题上，有四个具体的案例：马普诉俄亥俄州案（1961年）、吉迪恩诉温赖特案（1963年）、埃斯科韦多诉伊利诺伊州案（1964年）以及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1966年）。在法庭看来，在这四个案例中，抓捕行为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公平。马普案确立了起诉必须基于合理的证据，并且证据的获取必须符合第四修正案关于搜查及扣押的限制性规定；吉迪恩没有钱请律师，法院裁决在这种情况下，州政府必须为当事人提供律师帮助；在埃斯科韦多案和米兰达案中，法庭做出了最重大的改变，即确立了审问当事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场，必须告知嫌疑人其享有的宪法权利，也就是所谓的“米兰达警告”（Miranda warning）。这些案例对于推进民权而言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但对于当时的一些美国人，尤其是非裔美国人来说并没有多少帮助，种族、性别和司法上的歧视既没有自行消亡，也没有得到有力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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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北部，非裔美国人的境遇也不比塞尔玛地区好上多少，黑人激进主义因此愈演愈烈。1965年夏天，洛杉矶以非裔美国人为主的瓦特地区爆发种族暴乱。国民警卫队再次出动平息暴乱，美国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再次面对撕裂他们国家的暴力景象。《生活》杂志后来将瓦特暴乱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分界线”，指出这次爆发“撕裂了合法民主社会的结构，定下了对抗与公开反抗的基调，而这正是我们当前状况的典型特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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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瓦特暴乱作为一条分界线的意义只在于，从这场暴乱开始，对抗和公开反抗不再局限于南方。1965年后，社会骚乱影响到许多北方城市，尤其是纽瓦克、新泽西、底特律和密歇根。从这种意义上而言，人们就美国信条的含义及其与美国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所达成的共识已经发生转变。与1964年大选之前相比，人们对民主社会已经普遍不再抱有幻想。对这种现象的解释通常是，当时的美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东南亚事务中。但如果将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仅仅以越南战争作为理由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是有误导性的。在那个时期，出现了一个名词“越战综合征”，暗指1975年以后美国人不情愿卷入外国事务，不情愿应对持续存在的共产主义挑战。从历史角度来讲，想要评估那场战争造成的政治、文化和军事影响还为时尚早，但这个名词也同样适用。当然，毋庸置疑，影响是确乎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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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是肯尼迪给继任者的遗赠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而这又是肯尼迪从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信条中继承而来的——施行遏制政策，致力于援助其他国家，打击在二战中产生、在冷战中壮大的共产主义。与此同时，尽管美国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在二战期间备受摧残，但武器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核武器的威胁还是让美国感觉到了未来的危险。对此，美国的回应是加强国家安全体制，并在这一过程中加强自己的军工复合体。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美国一方面建立了掌管国家安全的官僚机构，包括国防部、中央情报局（CIA）和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另一方面发展民防组织、培养间谍和反间谍、加大对军事研发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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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防御的角度来看，二战后的美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美国相信共产主义是自己的敌人，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这个敌人是“一个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敌人，它性情敏捷、目的冷酷、方法狡猾”，它带来的威胁恐怕“要无限延续”。另一方面，变得和自己最恐惧的敌人太过相像的风险也是一种危险。1961年，艾森豪威尔在告别演说中指出“一支庞大的军队和一个大规模的军事工业相结合，这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尽管这种结合很有必要，却还是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他警告美国政府“警惕军工复合体带来的预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不利影响”，“只有警觉而明智的美国公民才能让庞大的工业和军事的国防机构与我们和平的手段和目标恰当配合，以使安全和自由并驾齐驱，同获成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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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告别演说而论，这段话也许有些令人费解。但实际上，艾森豪威尔是在劝告美国人既要发展国防力量、又要抵御这种力量。这是完全符合美国传统的。毕竟，早在1796年，乔治·华盛顿就警告美国人不仅要警惕国际事务的威胁，也要提防内部不满的危险。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已经无法继续避免卷入国际事务，而来自内部的不满仍然是个威胁，不管是像共产主义那样反对美国信条的势力，还是那些狂热保护美国信条、想要壮大自我力量的势力，都有可能将美国从内部瓦解。在越战之后，军工复合体的确变成了一种单独存在的邪恶幽灵，但这其实是冷战带来的问题。冷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人们对于苏联邪恶“无限”的威胁的恐惧，这种恐惧反过来又助长了美国人的信念，认为美国可以，也必须打赢这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没有有形的敌人，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美国的国家身份，这种国家身份植根于战争，也通过战争变得愈发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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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冷战并不是美国单边挑起的，有一些危险也绝不是危言耸听。在越南问题上，尽管共产主义是公认的威胁，但很快，美国的军事信誉就成了主要的问题。美国在1950年决定援助法国保持对印度支那半岛的控制，这种决策的背后正是遏制政策，也就是所谓的“多米诺理论”，即美国担心一旦有一个国家“落入”共产主义手里，将会迅速导致亚洲和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也落入共产主义手中。即便如此，美国的这项决定也不是完全独立做出的。事实上，美国最初并不确定二战结束后法国保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是否对美国有利，但英法两国的利益都与法国能否保持自己在全球的地位息息相关，而这又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一下子放松戒备。不过，艾森豪威尔将权力移交给肯尼迪时，美国已经在为南越地区吴庭艳的亲美政府提供资金和“建议”（武装起来的建议），助其抵御北越地区“越共”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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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肯尼迪而言，美国在越南的反暴动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他不希望像杜鲁门那样遭到谴责。杜鲁门曾遭到共和党对手的指责，称他让中国在1949年“落入了”共产主义手中。与此同时，肯尼迪又不情愿把美国军事力量投入一场说不清缘由、也看不到尽头的战争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美国在越南行动的成功。1961年秋天，肯尼迪派顾问麦斯威尔·泰勒（Maxwell Taylor）将军赴越南评估局势。泰勒认为，如果没有美国地面部队的帮助，南越是抵挡不住北越的。但肯尼迪对此不能肯定。“军队将会进入，人群将会欢呼，但四天后就没有人会记得了，”肯尼迪对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说道，“然后就会有人和我们说，得派去更多的军队。这就像是喝酒，酒精的效力逐渐退去之后，你就得再来一杯。”[6]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向越南派出了部队，并且正如肯尼迪所担忧的那样，很快就要再次增援。1961年底，美国派出900名士兵，一年后达到11000名，而到了1968年时，已经派出了50多万。很快，一切显而易见，美国为了遏制南越的共产主义势头而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并且会更高昂。“到了1965年底，”《生活》杂志回忆道，“越南已经打响了一场真正的战争——以及一桩国家审判。”（见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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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约翰逊为美国大选奔走活动之时，越战已经在逐步升级。8月，北越军舰在东京湾地区疑似向一艘美国船舰开火，约翰逊断言这是一桩侵犯美国的行为，国会因而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这份决议案虽然不是正式的宣战书，却具有同等的效力，允许采取“一切必要举措”抗击北越。次年3月，美国发起滚雷行动，对北越地区进行了地毯式轰炸，不久，美国海军陆战队抵达南越。一周后，约翰逊在国会面前重提“美国的承诺”。“这是古往今来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往昔的帝国在我们国家面前不值一提。然而，”约翰逊在结尾说道，“我不想成为一位建造帝国、追寻宏图、扩张势力的总统……我想当这样一位总统：帮助终结人们之间的仇恨，促进各种族、各地区、各党派之间的友爱，帮助终结这个地球上兄弟之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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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1965年4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指向一幅越南地图（马里恩·特里科斯克于1965年4月26日拍摄）。在前一个月，美国开展了三项军事行动来袭击北越、保卫南越：滚雷行动、火镖行动和弧光行动。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3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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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