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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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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第一部分 幻想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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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为它那些不安分守己的臣民，在遥远的地方买下了一大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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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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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早期历史的确发人深省。在殖民地这片土地上乌托邦是行不通的。以下各章，我们将用事实说明欧洲的诸般梦想——郇山天国的梦想、至善论者的梦想、慈善家的梦想、移民者的梦想——在美国的现实中是如何破灭或转化的。新的文明是在新世界打破旧世界的种种习惯过程中诞生的，而不是按照预先的计划与目标产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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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第一章 建立一座山巅之城——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她的清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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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讴歌基督教创造的奇迹。为逃避欧洲的腐败堕落，他们来到美洲的海滩；……感谢上帝庇祐，把印第安人的荒芜之地变得光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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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顿·马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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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三○年春天，三百五十吨重，装载着二十八门大炮、五十二名船员的“阿尔培拉”号止载着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未来的领导人横越大西洋向西驶去。“阿尔培拉”号船于当年三月二十九日从怀特岛的考威斯出发，直到六月下旬才抵达北美洲。乘客们有各种办法去消磨时间、加强团结和祈求上帝饶恕，但是最普遍的办法大概是布道会。这些人的领袖约翰·温思罗普在向同船各人讲道时，便已敲定了美国历史的基调。他预言说：“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欺骗了上帝，如果上帝不再象今天那样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终将成为世人的笑柄。”三百年之后，人们重新追述当时的情况，谁都没能象温思罗普那样，把美国人的命运感表达得如此确切。通过阐述清教徒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命运感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是什么东西防止了它走向极端，使之不致发展成为狂热的乌托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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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向误入歧途者提供的指导既不是书本知识，也不是成套的理论，而是他们亲身的经历，美国对全人类所作的启示不是空洞的告诫而是实际的行动，不是口头的教诲而是如何生活的楷模。因此，下面这个有点粗鄙的问题“那又怎么样？”从最早的年代开始就与人们对美国命运的信心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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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一 正教教义如何赋予清教徒务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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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坚定不够地相信自己的道路正确，其信念之坚韧实无与伦比。早在殖民时期之初，弗朗西斯·希金森就在《新英格兰的种植园》一书中写道：“我们信奉的是真正的宗教，并接受全能上主的圣谕……因此，我们从不怀疑上帝与我们同在，既然如此，谁能与我们对抗？这一信念使我们得到无比的慰藉，同时帮助我们抵制了所有其它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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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的正教思想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清教徒与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的一般美国人相比，当然算是注重神学的。他们对关于人类堕落的理论、关于罪恶的理论、关于人类得救的理论、命定论、上帝选拔论和宗教皈依论等等都是津津乐道的。但是，在那个年代，他们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神学本身，而是神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尤其是在社会上的实践。从十七世纪的观点来看，他们对神学的兴趣应该说是非常实际的。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如何有系统地详尽阐明“真理”，而是如何使他们在北美的社会体现他们已经懂得的“真理”。请教徒的新英格兰在如何把神学应用于实践方面作了卓越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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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居住在荒芜之地，远离欧洲那些研究学问的中心，远离藏书丰富的各个大学图书馆，每天都要对付原始的北美大陆上无数的困难和危险，因此，他们没有条件去仔细研究神学和对其中的某些细节展开辩论。在瑞士的约翰·加尔文或在荷兰的威廉·艾姆斯才更有条件从事这类工作，但是要检验一种神学，证明一旦人们摒弃那稣升天以来许多世纪根深蒂固的错误思想是否就能重建天国——则新英格兰乃是从事这项工作纶无仅有的理想场所。虽然北美洲的清教徒把加尔文派的神学作为他们的出发点，但也仅仅是如此而已。他们从加尔文派神学出发，便立即转入实际生活里面。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在新英格兰几乎没有一本重要的纯神学理论著作面世。这并非因为在新世界没有条件著书立说，而是因为北美洲的新居民对神学研究不感兴趣。反而，新英格兰的出版界和把自己著作寄往英国出版的新英格兰作家们，却发表了大量的讲道文集、校勘评注、“神意”集、法令集和出色的历史著作。可能除了罗杰·威廉斯之外，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于十八世纪中叶乔纳森·爱德华兹时期之前便没有出现过重要的研究神学的人物；可是罗杰·威廉斯却不属于新英格兰正教派的主流。而到十八世纪中叶，请教主义也已日薄西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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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英格兰清教主义的鼎盛时期，所有重大的争论主题都不是神学方面的。当时的危机主要涉及应该由谁来统治新英格兰，约翰·温思罗普、托马斯·达德利和哈里·文三人之中应该由谁来当总督，不同社会阶层的权力和代表权是否应该改变，是否应该接受蔡尔德请愿书，是否应该制订法令规定对犯罪的惩处，总督助手是否有否决权，边沿城镇在殖民地议会的代表人数是否应该增加。甚至同安妮·哈钦森和罗杰·威廉斯的争论也主要是关于统治者的资格、权力和声望的问题，尽管请教徒是很注重神学的，但他们所争论的却是体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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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探索跟政治研究有关的证据时，在对社会性质和政府职能进行哲理探讨时，也获致同样的印象。这并非由于清教主义本身与这类研究格格不入：当时英国的请教徒就在辩论他们本身理论的具体观点，诸如：自由的真正性质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请教徒应该抵制腐败的文职政府？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容忍多样化？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无需单从约翰·密尔顿这类大人物那里找证据。一六四七年至一六四九年期间克伦威尔手下的请教徒部队中军官之间的辩论，就表明他们的思想与新英格兰的请教徒的思想是如何不同。他们并非知识分子，而是军人，也是实干家，可是连他们都撇开自己的身分来辩论革命的理论和主权学说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