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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如果发生意见分歧，就会在请教主义内部产生一个新的派别，而在新英格兰，却是开辟另一个新的殖民地。英国清教主义的特点是有充分自由发展不同的派别，而新英格兰广袤的土地和周围荒芜的原野则使牧师们没有必要这样做。安妮·哈钦森及其追随者发表异端观点，并且未经批准在夜间集会，引起了麻烦，于是她受到审讯并被开除教籍；但结果正如温思罗普所述，她于一六三八年三月”从陆路到普罗维登斯，再转到诺拉甘塞特湾的一个小岛，该岛是她丈夫和跟她同一派的人从印第安人手中买来的。他们迅速着手工作，准备在那儿定居下来。”罗杰，威廉斯的异端见解——在十七世纪的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是唯一能真正丰富宗教理论的观点——使他于一六三五年十月遭到流放；而只有在他回到英国并与约翰·密尔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之后，他才得以撰写他那些有争议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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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英格兰，凡对正教提出批评、怀疑或不满的人通通被排除出当地社会；而在英国，清教徒们则必须设法与他们共处。因此.现代信仰自由的理论是旨先在英国发展起来的。密尔顿及其同时代的但不如他闻名、思想不如他深刻的人都很愿意展开辩论：“在宗教问题上，地方长官究竟是否有、或应该有任何强制和限制的权力，”仿佛是一个尚无答案的问题。罗杰·威廉斯当时就是受这种欧洲自由思潮的影响。但是他却被逐出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成了异教徒和离经叛道者。他被排斥于那个殖民地之外，死于贫困：即使他那小小的普罗维登斯后来兴旺起来，那也只不过是强大的正教派母殖民地的一个卫星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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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新英格兰清教主义的昌盛时代，使这块母殖民地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乃是它出于自身的原因而拒绝发展信仰自由的理论。在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人们日益担忧压制谬误必将导致压制真理，担忧地方长官在宗教方面拥有的权力会使他们对信仰实行专政。当时在英国有许多关于信仰自由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本是于一六四五年出版的，该书作者写道：“我知道真理只有一个，但没有这种自由，就不易发现真理；尽管一般的限制是为了避免谬误，但人们做得不恰当也会限制真理。我们宁可犯许许多多错误，也不应妨碍或毁掉一个有用的真理。”与比相反，约翰·科顿却表达了新英格兰请教主义的坚定不移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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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教导我们（《提多书》第三章第十节）并提出论据说明，有关基督教义的基本和主要的部分，主上帝的话语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必须相信，在一、两次聪明和忠实地传达了上主的训诫之后，就应该认识到自己信仰上的危险的错误。如果有人仍然坚持错误，则正如使徒所说的（第十一节）.那就不是出自本人的信仰，而是违背了本人的信仰。他就要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因为他不讲道德，犯了罪。所以，如果这种人在接受如此的训诫之后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因而受到惩罚，则他不是为了所信仰的主张而受惩罚，他是因为违背了信仰而受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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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世纪，纯真、朴素的正教对英国来说已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而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领导人物则仍可享受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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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没有发展信仰自由的理论，甚至没有自由地研究过这个问题，这不一定是一个弱点。尽管这使他们的文献内容不够丰富多采，著作显得古怪、晦涩，但至少有一段时间，他们从中汲取到力量。他们从事的不是哲学研究，他们主要是社会的建设者。同时代的英国人把精力花在力求分清宗教的“强制性”权力和“限制性”权力的区别、“重要问题”和“无关紧要问题”的区别等一系列一直是研究政治理论的学者们伤脑筋的问题上；而北美洲的清教徒则把精力花在标明新城镇的边界、贯彻执行刑法以及对付印第安人的威胁之类的问题上。他们的正教思想使他们更加讲求实际。北美的请教徒同我们今天一样，专心于实际工作，不因神学或形而上学理论而分散精力。他们之所以能超脱神学研究，正是因为他们对清教主义没有怀疑，也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假若他们同当时的英国人一样花费大量精力进行辩论，那么他们就不可能一心一意地战胜荒野中隐藏着的不可预测的危险。要是这样，他们有可能被誉为现代自由主义的先驱，但却永不可能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建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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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二 布道是美国的一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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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的正教和北美大陆的种种机会在在加强了清教徒的务实精神，这不仅表现在那里没有理论性的论著和抽象沦争，连新英格兰的布道会也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移民定居的最初几十年中，新英格兰的布道会是传播思想的极好媒介，而且极有成就。没有坚定的正教思想和务实的精神，是不可能得到如此成就的，因此，在整个美国历史中，口头演说比印成文字的书面材料更为突出，而造成这一奇特现象的原因颇多，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请教徒则是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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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理论问题的代表性著作不多，而演讲词却大量充斥，这一事实从一开始就构成了美国文化的一个侧面。公开的演讲，不管是布道会，是毕业典礼讲话，还是旅行竞选演说，都公开肯定了听众与演说者思想融通，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演讲词必然比印刷品更有针对性：演讲者都会力图阐明社会共有的价值观念与某时某地个人境遇的联系；演讲者都是针对自己的听众及其现实问题来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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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新教的所有学说中都提出了传教之所以重要的特殊原因。即使每个灵魂与上帝之间的中间人传教士被废掉了，《福音》仍然必须传播到每一个人。而要做到这一点难道还有比演讲更好的办法吗？因为通过演说，雄辩的、知识渊博的演说家可以把上帝的话与当前人们面临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此外，十六世纪是英国布道会的鼎盛时代——而且不仅是清教徒举行。在这一时代，英国国教的高级人物约翰·多恩和杰里米·泰勒的传教演说，都是以讲道为形式的经典范例。到十七世纪中叶，英国清教徒讲道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留意的听众可以从一位牧师讲道的方式中捉摸出他所传布的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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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兰斯洛特·安德鲁斯和约翰·多恩的“形而上学的”风格相反，请教徒发展了他们白称为“纯朴”的讲道风格。这种风格的细则已编纂成手册，供传道士参考，例如威廉·珀金斯所著英文手册《预言的艺术》几乎列于早期新英格兰的每一份书单上。”纯朴”风格的特点自然在于纯朴性。它的另一个特点是更注重劝说诱导和教义的实际效果，而不注重理论本身的阐述，佩里·米勒指出。请教徒的讲道“与其说是象文艺作品不如说更象律师的辩护状”。一篇典型的讲道通常由三部分组成：“教义”、“道理”和“用途”。所谓“教义”，即传教士“打开”《圣经》后在经文中发掘出来的字句，这始终是讲道的开头部分：“道理”则是用来支待教义的；而“用途”则是把教义运用到听众的日常生活中去，也即讲道所给人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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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朴风格的布道在所有方面都与夸夸其谈背道而驰。约翰·科顿在一六四二年说：“高谈阔论使布道者在基督的眼里（事实如此）变成了厚嘴唇的牧师。”基督的风格不是这样的，他不是”‘站得远远地提示人们一下”，而是象我们那样“用我们的语言讲出人们的想法……直截了当，毫不掩饰”。清教徒牧师不应该用外国话来引经据典：“拉丁话一多必然会使讲道的赘语随之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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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的传教土为加强其传道的效果，往往使用复杂而矫揉造作的文字，而请教徒牧师则用简朴的实例，一六四○年出版的《海湾圣诗》前言声称，“主的圣坛不需要我们去磨光。”这是第一本在北美殖民地印刷的书。所以，托马斯·胡克把复活后的躯体比作“一个大洋葱头”：复活后的躯体就象挂在墙上的洋葱头，“不是靠外界而是靠自己生长的；因此，它不是新的躯体，而是同一实体的扩展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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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知，上述纯朴风格的那些素质乃是大西洋两岸清教徒作品和思想的共同特点。北美洲人把琅金斯等英国人写的书当做规范来学，但是形成北美大陆这种风格的还有其它原因。胡克在他的《教规概述》（一六四八年）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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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论说十分纯朴，未经雕琢，读者应该想到，此书是在荒凉的地方编写的，而在荒凉的地方人们对新鲜事物是不加仔细推敲的，种植园主觉得他们只要能提供御寒的棉布就可以了，至于裁剪和花边，就让那些讲究精致的人去操心吧……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力图做到阐述和论证简朴易憧、清晰明了，因为我一直认为，出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为了帮助芸芸众生理解真谛，而且我觉得把一个难懂的问题解释得通俗易懂是有见地、博学的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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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凉的地方生活简单，社会的范围不大，居民具有共通性，而且早期正教的影响力巨大，这一切使得纯朴的风格在北美洲发展得格外纯朴、也更加生气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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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英格兰，布道远远超过书面说教；它已成为一种传统，也许是当地请教徒特有的传统。它以宗教仪式把神学运用到社会的建设以及日常生活的各项任务和排难解纷中去。在英国传道必然是表达社会一部分人的教派意见，而在新英格兰则不是如此。新英格兰的布道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止教宣言和自我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重申独立自主和不断提出自己的目标。在新英格兰的礼拜堂里，人们崇敬的对象是布道坛而不是圣坛。而布道本身也是上帝意旨的具体运用，因而成了新英格兰智者关注的焦点。促使弗朗西斯·希金森相信他所居住的那块殖民地可能成为真正宗教典范的，不是请教教义的完全正确，而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接受了真正的宗教教育，聆听了全能上帝的圣谕训令：感谢上帝，使我们听到许多讲道，以及牧师孜孜不倦的教义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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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清教徒的政治纲领在一六六○年崩溃之后，请教徒便只能依靠自己：于是他们开始内省，一如《天恩浩荡》中所说，每个请教徒都努力修身，使自己成为完人，而很少关心社会，北美洲的清教徒远离英国国内政治，他们仍然自由地继续从事其社会事业。因此，新英格兰的布道史完整地记载了北美大陆领导人如何努力促进他们的社会，使之逐步成为基督教的样板。新英格兰的礼拜堂是有意按犹太教会堂的格局来兴建的，它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场所。在这里，全社区的居民了解到自己应尽的义务：不同的人找到不同的皈依途径，所以他们能更好地在荒野上建立自己的天国，建立他们心目中的“山巅之城”，而其他人也可以从他们的经验中得到启示。在新英格兰，礼拜堂既是城镇的地理中心，也是城镇的社会中心，而布道则是札拜堂的中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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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道是一种重要的仪式，就象美索不达米亚人从教士那里得知上帝决定未日审判一样。在新英格兰，用牧师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是在“打开”指导生活和建设社会的《圣经》的经文。讲道内容既是完全神学性的，又是非常实际的：它以人们普遍接受神学为基础，牧师只是发现它在改变圣徒、建设天国方面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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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轻易忘却的大多数布道会，其实正是新英格兰旱期生活的中心。安息日何两次布道，一般在星期四还有一次宣讲布道。法律要求每个人都参加，缺席者受罚款惩罚（一六四六年一项法律规定每缺席一次罚五个先令）。法律称安息日的布道会为“公开宣传《圣经》”。公众活动几乎每次都有布道，布道始终是这些活动中最令人难忘的特色。最突出的大概是选举日的布道，牧师们通过布道来影响政治形势，这一新英格兰传统一直延续到美国独立革命。这些布道会向选民说明，从正教神学的观点来看，不同的选择意味着什么，好的统治者应有什么特点，以及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相互承担的义务。民兵集合和选举军官时，还有炮口布道，这是在一六五九年左右开始的。此外，各种斋戒日和感恩节（一六三九年在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有十九个，一六七五至七六年有五十个）的中心活动也是布道会，它向人们解释上帝为什么让他们受苦或为什么给他们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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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布道会原是英国的传统，但是在新英格兰它却成了一种社会仪式，从而有了新的意义。由于社会的范围小，而正教的势力大，英国古老的习惯——向上绞刑架的人布道，在新英格兰也有其新的含意。就连被处绞刑的人自己也积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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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八六年在波士顿处死杀人犯詹姆斯·摩根一事的目击者报道说：“摩根死刑的执行日定在三月十一日，他的灵魂蒙受关怀，行刑前向他搞了三次出色的布道，两次在主日，一次就在处死之前。”两次主日布道分别由科顿·马瑟和乔舒亚·穆迪主持，每次长达整整一小时，绞刑架前的布道则由英克里斯·马瑟主持，人们纷纷赶到彼士顿新教堂去听乔舒亚·穆迪的布道，以至边座都挤塌了，人们不得不改到另一间大厅去举行。所有这类布道部充满激情，语句铿锵有力，劝说罪犯及时在死前悔悟，并要求会众（亦即整个社会）以此为借鉴。最后，当摩根在牧师陪同下走向绞刑架时，他对牧师说：”我固然悔恨自己犯了罪，但特别使我痛惜的是自己忽略了上帝的教诲。安息日我不该不去教堂而躺在家里或到外面去干坏事，这样做是毁了自己！”摩根站在绞刑架的梯子下，看着他快要躺进去的棺材，想在这仪式中起一点作用。他抓住了这一生中最后的机会讲出了只有处在他那地位的人才能讲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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