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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保证每个人按其地位和身分享有仁慈博爱、文明礼仪和基督教教义所要求的豁免和特权等等的自由权，而不受责难，不受侵犯：这一向是、也将永远是教会和各居民集团安宁和稳定的因素。而否认或剥夺这些权利则会导致动乱，甚至同归于尽。清教徒操心的第三个大问题是：怎样才有利于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联邦组织？中央和地方机构的权力应如何分配？教会自治主义本身就是试图用一种具体的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即要寻找某种方式使各个教会彼此能“自由地成为同路人”，而不强制要求各教会或教会会徒相信某些教条，或事先规定他们要服从某一中央机构的决定。前面所述两个问题以外的一些实际课题都属于这一类。当欣汉姆地方的居民选择其民兵队长时，殖民地议会对此有何权力？这问题的产生，是因为欣汉姆镇有一个居民“声称如果他不能自己选择民兵军官，他将以利剑自刎。”又如，中央政府有无权力召开宗教会议？各城镇的代表们（当他们辩论联合的性质时——它预示着美国独立革命和南北战争时期所将面临的种种问题）都愿意考虑由中央政府邀请各城镇派代表参加，而反对中央政府强迫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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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生活的各方面——传统、神学以及“新大陆”上遇到的各种问题——部促使新英格兰人关注诸如此类的实际问题。人们会欣然赞同莱克福德勉强说出的一句赞美的话：“甚至比他们聪明的人，来到这蛮荒之地建立同英国现有政府不同的新政府时，都有可能比他们搞得糟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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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第二章 创建心灵深处的种植园——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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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们……漂洋过海去种植，在北美洲建立外在的种植园；同时也要用上帝的精神和力量，在你们心灵的深处创建自己内在的种植园，使你们自己的葡萄果和百合花不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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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福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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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八一年，威廉·佩恩从英王查理二世手中接过了赐给他宾夕法尼亚的证书，当时教友会有许多特点，看来很适于完成开发新世界的使命。教友会教徒的一套观点跟后来关于美国民主制度的经典定义也是吻合的。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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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信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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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基督教教派比教友会更强调崇信平等。一七五七年，约翰·伍尔曼在马里兰的一次讲道中埋怨说：“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这种事情实在大多；尽管我们驱使黑人成为奴隶，而土耳其人又驱使基督徒成为奴隶，但我相信，自由对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一样，是天赋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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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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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衣着和语言都要简朴，不拘礼仪，反对种种过分讲究礼仪的做法。他们这种主张是前所未有的，在过去任何经典信条中都无法找到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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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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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会教徒相信所有人本质上部是好的，因此，他们就不象大多数人那样介意教义上的分歧。威廉·佩恩一六八二年的《政制大纲》便保证所有“忏悔并承认有一个全能的和永恒的上帝……同时在良心上责成自己在文明社会里和平而公正地生活的人”，都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而请教徒则认为，印第安人是魔鬼的追随者，谁要是和正教教义稍有不同意见，他们就不能容忍；但教友会教徒则觉得，印第安人的宗教和他们的宗教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对各种教派的人都持欢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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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会教徒既不缺少勇气，也不缺乏干劲。而具有决定意义的与其说是他们教义的实际内容，不如说是他们毫不妥协、顽强坚持教义的做法和他们对待自己的态度。这些人是杰出的.但他们有两个毛病，妨碍了他们对美国文化产生影响。这两个毛病是：第一，极力主张殉教，并且注重自己灵魂的纯洁；第二，僵硬地坚持他们的全部信仰。前者导致他们肴不到社会，一味转向自我；后者使得他们态度强硬，反对现实世界上常见的妥协通融。无论是殉教者还是空谈教义的人，他们在美国的土地上都不会有什么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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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六 对殉教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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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最早的移民——无论是请教徒还是教友会教徒——来说北美洲似乎是向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按照自己的设想创建社会。在他们看来，上升到统治地位可能比免遭迫害更为重要。北美洲不仅是逃避人狱的一条出路，而且提供了对这片荒芜之地进行统治的宝座。命运发生如此迅速的变化，总会对人们的性格带来影响：而过去在北美洲的上地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比殖民时期最初阶段更为令人眼花镣乱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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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徒在新英格兰建立起一套制度时，都怀有一种人世间的自豪感，这种感情冲淡了他们的天命感和对上帝全能的信念。北美洲清教主义不再是不妥协的伸学，这点即使不是清教徒取得成功的直接原因，至少也与清教徒的成功密切相关。而教友会取得成功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当进行统治的时机到来的时候，他们宁愿保留一个纯洁的教友会教派，也不愿建立一个带有妥协色彩的广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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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教友会开始是一种抗议运动。乔治·福克斯有一句名言说，教友会教徒认为，“基督圣明的灵光照亮着每一个人。”但是，这种神学就如同人类大多数其它知识一样，挡住了人们的眼光。英国教友会的创始人福克斯在其《日志》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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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教士和律师这三者靠智慧、信仰、公正和上帝的法律来统治世界；一个自称能医治人的身体，另一个自称能医治人的灵魂，第三个则自称保护人们的财产。但是，我看他们本身的存在也都是依靠智慧、信仰、公正和上帝完善无缺的法律。在英国，教友会一直是一个不断提出指责和批评的少数派。最早来到北美洲的教友会教徒情况也差不多。别人把来到北美洲视作不受阻挠地推行其正统教派观念的大好机会，但教友会教徒却孜孜不倦地追求殉教。他们这种精神可以用曾经帮助过移民迁居北美洲的英国教友会一位领袖威廉·迪尤斯伯里的一番话来表达，他说，“我象进宫殿一样兴高采烈地迈进监狱，我以监狱为家，在那里为我的上帝高唱颂歌，同时我也把身上的枷锁视为珠宝首饰。”从这种观点看，最早移居北美殖民地的教友会教徒确实寻找并发现了大量那样的“珠宝首饰”。殖民时期罗得岛地区的统治者拒绝迫害教友会教徒，教友会教徒偏就不愿留在那里。罗得岛地区的审判法庭指出：“我们发现，在本殖民地教友会教徒最感痛苦的竟是能够畅所欲言，自由发表意见；他们仅只是在讲道时才受到某些人的反对。所以，他们特别不愿意到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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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熟悉教友会教徒带有神秘色彩的精神和追求殉教的特性，就难以理解他们在北美洲早期活动的事迹。这些善男信女不仅仅具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牺牲精神。这些人，前仆后继，一个又一个渴望过着艰苦的生活，在荒漠的原野上跋涉儿千英里，不顾印第安人和野兽侵袭的危险，坚持不懈地寻求殉教者的荣誉。大概过去从没有过象他们那样的人，为了取得为上帝受苦受难的欢乐，而那样长途跋涉去经受如此多的磨难。十七世纪北美洲教友会教徒为寻找受鞭笞的柱子和绞刑架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毅力，只有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追求阿斯特克人的财宝或者蓬塞·德莱昂寻求“青春之泉”的决心才能与之相比。从来未曾有人象教友会教徒为自己寻找带荆棘的王冠那样锲而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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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教友”（教友会教徒相互间称呼为“教友”）也对北美洲教友会教徒之心甘情愿地承受新英格兰清教徒给予他们凌辱而感到骄傲。早在一六五九年，汉弗莱·诺顿的《新英格兰旗帜报》就嘲弄过他们受苦受难的决心。乔治·毕晓普在英国也写了一本《殉教者之书》，该书于一六六一年首次出版，后来又多次以《用上帝的精神来评价新英格兰》为题再版。他这本厚书搜集了不少教友会教徒在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受到惩罚的悲惨故事。关于“教友”们异乎寻常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从以下几个事例可见一斑。一六五八年，萨拉·吉本斯和多萝西·沃离开了罗得岛地区，他们在那里没有受到虐侍；他们大部分时间靠步行从纽波特来到马萨诸塞的萨勒姆，他们在暴风雪中摸索前进，夜晚就在森林里睡觉，历尽千辛万苦到达目的地后马上泰然自若地连续进行了两周的讲道。随后，他们又“感受到上天的启示”，就去波士顿，他们在那里受到了预期必然会有的野蛮鞭打后，又被送回到罗得岛地区去。同年夏天，乔赛亚·科尔和托马斯·瑟斯顿为上帝真理而蒙受苦难的旅行路程更长。他们从弗吉尼亚经过“人烟稀少的小路和广袤而无人居住的荒野”，步行来到新英格兰。苏斯克汉纳族印第安人可怜他们，把他们带到了新阿姆斯特丹；当瑟斯顿病重时，印第安人还照看他。他们俩象许多其他人一样，感受到教友会教徒称之为触及灵魂的“烈火与烙铁”的考验。他们终于抵达新英格兰，在那里进行讲道，开始是对印第安人讲，随后又对白人移民讲，直到被关进监狱，以至最后被赶出该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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