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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的清教徒领袖并不是虐侍狂者,他们也是一门心思有所追求的人。他们历尽种种艰险,航行二千英里,为的是寻找他们自己的机会。他们想不受干扰地推行其正统的宗教,并要按照自己的模式来建造天国。教友会的教徒(或任何其他人)有什么权力来插手干涉呢?清教徒并没有到处去寻找教友会教徒对他们进行惩罚,而是教友会教徒自己找上门来自讨苦吃的。这些狂热的家伙为什么不可以留在对他们的活动采取容忍态度的罗得岛地区,而让清教徒发展自己的事业呢?一位清教徒牧师,用一根涂满了柏油的绳索鞭打了教友会教徒威廉·布伦德一百一十七下,使其差点送命。他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要“竭力把教友会教派的信条砸烂”,因此,他把布伦德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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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总督为了把教友会教徒拒诸境外,也是煞费苦心。他们一再在法律上加重对这些入侵者的惩罚,实际上这正表明他们对此问题的要害是多么缺乏了解。要是他们对教友会教徒的特点了解深透一点,他们就会预见到,这样做只会使马萨诸塞这块地方对殉教的追求者更具有吸引力。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老百姓对判处教友会教徒死刑并不积极,但这项法案却在该殖民地众议会里以一票多数获得通过,并在一六五八年生效。此后不久,又一批教友会教徒,受到他们的历史学家称之为不可熄灭的火焰的启示,离开了对他们安全的罗得岛地区,来到波士顿。他们自视为受上帝的“付托”,前来“正视那个地方的血腥的法律”。他们在儿亡的威胁面前毫不畏缩,视死如归。艾丽斯·考兰甚至带来了为打算殉教者裹尸体的麻布。威廉·鲁宾逊就是这些不受欢迎的未客之一。一六五九年底,他在波士顿的狱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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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我亲密的弟兄克里斯托弗·霍尔德一道从罗得岛地区的纽波特去丹尼尔·戈尔德家的途中,上帝十分明确地向我发出旨意,这立即使我朝气蓬勃,充满力量,笼罩在天主的爱之中。他要求和命令我去波土顿城,按照他的意旨献出生命,以使他在预定的日子完成他的使命。对于上帝的旨意,我立即表示服从,也没有问他如何把我带上……从那时候起直到这一天,我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上帝处置,不管我的驱体今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是上帝的一个该子,不敢对上帝有丝毫怀疑,我宁愿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也不愿给上主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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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是玛丽·戴尔的故事,她撇下了在纽波特的丈夫,来到波士顿,不顾危险,藐视邪恶:她的事迹既显示出清教徒迫害教友会殉教者的窘态,又表明教友会教徒如何楔而不舍地追求殉教。她的事迹是殉教史上最感人的故事之一,值得大书特书。一六五九年初秋,她和她的同伴们(其中包括一名十一岁的女孩佩幸斯·斯科特)到达波士顿后不久,就被驱逐出境,如不服从就要判处死刑。她在纽波特只停留了很短时间又马上回到波士顿。她解释道:”你们以为,只要对你们称之为该死的教友会教徒采取某些行动,就能够制止他们来到你们中间,那你们简直是痴心妄想。是的,上帝已经在你们中间播下了一枚种子,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一直井将始终为此而受苦受难。”一六五九年十月十九日,她与同她负有同样使命的威廉·鲁宾逊和马默杜克·斯蒂芬森一起受到审判。第二天,约翰·恩迪科特总督诅咒他们一通之后便宣判他们死刑。玛丽·戴尔被执法官带走时声称:“上帝的意旨终将实现。是的,我会高高兴兴地奔赴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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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期后,这三名教友会教徒处死的日子终于来到。玛丽·戴尔与两名同时处死刑的男青年一起走向绞刑架,士兵们把鼓敲得震耳欲聋,以免围观者听见他们沿途的讲道。一位官员问戴尔女士,她在大庭广众之下走在两个小伙子中间不感到羞愧吗?她回答道:”现在是我在这个世界享受到最大乐趣的时刻。我从上帝的圣灵那里得到的尤如甘泉般的幸福甜蜜感是常人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着、嘴巴说不出、心里无法理解的。”但是,清教徒的官员们仍然千方百计剥夺她这种殉教的幸福感。两名男青年当场处死了,接着玛丽·戴尔被带上绞刑架,手和脚都捆住,面部蒙上一块手绢,处以绞刑的一切都准备就绪。然后,好象突然又作出了新的决定,她又被从绞刑架上带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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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都晓得,这一套野蛮的做法是事先筹划好的。在对玛丽·戴尔进行审判期间,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议会已秘密记录下了他们的判决,即不把她处死,但却规定,在其他人处死时,她要陪着一起,并做出准备把她处绞刑的样子。她未被处死,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些公民对他们本身在英国遭受的苦难仍然记忆犹新,因而多少有些于心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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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戴尔对这种赦免的回答是十分符合她的性格的:只要这项法律不废除,她就不接受赦免。但是当地法官们的决心也很大,他们用马把她驮往罗得岛地区。可是,如果他们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玛丽·戴尔打发走,那就大错特错了。和她一道的一位教友会传教士约翰·泰勒回忆说:“她表示她必须再到那里去要求废除那项反对上帝子民的法律,并在那里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一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她从该殖民地被驱逐后不到一年,这位不屈不挠的玛丽·戴尔又重新回到波士顿,并再次受到了处死的判决。约翰·恩迪科特总督坚持这次非处死她不可。但还是有人为她求情。当她再次站在绞刑架的梯子上时,人们告诉她,只要她离开马萨诸塞,就放了她。这一次,她达到殉教的目的了。她声称,“不,我不能离开……我遵照上帝的意旨来到这里,我也将忠实地遵照他的意旨去死。”终于她被处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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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难以理解教友会教徒在北美洲追求殉教的动机,但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佩服他们的勇气。正如威廉·布伦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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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着对基督敬畏的心情,当着上帝面前,握着一技颤抖的笔,进一步保证:抽在我背上鞭子的响声,各种监禁以及放逐,不走就处死刑的威胁等等做法……丝毫也不能使我害怕;这就象他们威胁要用蜘蛛网缠我的指头差不多,而我身上却有上帝的力量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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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同情教友会的历史学家鲁弗斯·琼斯也把鼓舞乔赛亚·索思威克的精神说成是“教友会教徒近乎过分的忠诚”。索思威克被一再鞭打后对迫害他的人说,这吓唬不了他,这就象把一根羽毛往天上吹。然后又说,“注意别打着你们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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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七 掌权的考验:宣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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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友会教徒来说,在北美洲面临的致命考验倒不是施鞭刑的柱子或绞刑架。他们在欧洲的生活经历已使他们对这样的磨难习以为常了,他们到了北美新大陆,即以无所畏惧的尊严承受了 这些苦痛。教友会教徒们所受的苦难适足以增强他们自己的信仰,并使周围的人对他们更加钦佩。到了十八世纪中叶,西半球教友会教徒的入数比整个英国还多。而更有意义的是,他们在北美洲有了一个自己的社会,或者说至少有了一个他们掌握治理权的地方。可是,欧洲的生活经历并没有使教友会教徒获得掌握权力的经验:这是他们在北美洲面临的新考验——在这场考验中他们在许多重要方面势心是要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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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遭到失败的种种原因则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教训,说明他们教义的局限性,以及美国社会生活的特殊要求。在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建立之前,他们同新英格兰清教徒”‘悲剧性的冲突”颇有助于教友会的生存。在教友会初创时期,各领导人受到教义精神和信念的鼓舞,部认为他们能给全人类带来福音:他们发现自己的教会是世界性的,而自己的工作则是力图向全人类证明上帝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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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自认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的思想在他们当中占居主导地位,他们变得更注重维护和完善他们的真理,而不是在全世界传播真理。早期教友会教徒藐视身分地位和传统习惯的做法逐渐变成他们自己的传统习惯,而且同他们想要取代的传统习惯一样僵化。教友会教徒之拒绝脱帽变得象非教友会教徒坚持戴帽脱帽礼节一样无理和毫无意义。教友会教徒淡渴色的服装当初是表明他们不讲究外表服饰,后来却成了他们的制服,而且他们对这种制服的重视程度也超过了别人对华丽服饰的重视。沉默变成礼拜的一种“形式”,甚至连教友们自发的讲道也变成了强制性的。这类自相矛盾的现象几乎存在于教友会教徒生活的每一个特点中,从他们对“thee”和“thou”(都是英语中“你”的古字)的使用到婚礼丧葬的仪式无不如此。在教友会的信条变得更加固定和更加不可妥协的情况下,清教主义的信条则越来越趋向妥协。以僵硬和教条而闻名的清教主义,已经发展并适应了新的情况;然而,一贯被人公认为不拘形式、自然和易于接受的教友会派,却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墙。这是整个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错失时机的事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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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后期,教友会的主张有许多长处,它本来有条件成为美国占居主导地位的教派。在欧洲,该教派藐视装模作样和等级观念,厌恶教条,主张灵活变通,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但是,它却没有履行其诺言。该教派组织松散,搞神秘主义,强调个人的止直和纯洁,这些都无助于它在美国发展成全社会的宗教。同时,威廉·布伦德、玛丽·戴尔和追随他们的殉教者们的不妥协精伸,又继续在教友会教徒的思想中占居主导地位:因此,这就注定教友会——不论它多么纯洁——在美国的文明中只能成为一个小小的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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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教友会的历史学家认为,教友会派在宗教领域里的“失败”,使得它最终在美国生活中起不了作用。他们的意思是说,教友会让死板的文字扼杀了宗教的精神;同时由于他们没有忠实于自己的教义,因而背叛了自己的事业,以致没有完成在世界上的使命。正如弗雷德里克·托尔斯所指出的,美国教友会教徒生活的重心逐步“从礼拜堂转向帐房”,许多教友离开了教友会,上参加更受人尊敬而要求又不那么严格的长老会和圣公会,这种趋向当时十分明显。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更有必要指出的是,教友会教徒并非由于违反了教义,而是由于过份忠于教义才削弱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事业。乔治·福克斯、约翰·伍尔曼和教友会其他伟大的先知所提出的具有生命力的教义,到此时己僵化成绝对化的教条。到十八世纪初,北美洲教友会教徒已经不再是真理的追求者,而是自诩为公正善良的先驱。他们与其说是教义的信奉者不如说是教义的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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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八二年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建立之后的若干年中,消息灵通的观察家还以为教友会仍然会是美国生活中一支发展中的、有创造力的力量。尽管威廉·佩思是一个勇敢而有原则的人,但他决不是个不谙世故或有欠灵活的人;而在政府管理方面,他也决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宾夕法尼亚当时一位名叫安德鲁·汉密尔顿的杰出律师认为,一七三九年这个殖民他的一片繁荣景象,主要应归功于“佩恩先生的人品”而不是当时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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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八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佩恩发表了《宾夕法尼亚政制大纲》,前言写得很有见地;”他实际上认为具体提出某种形式的制度是不恰当的。他写道:人们往往自以为掌握很多知识,尤其是当他们针对种种社会弊病而提出某种包治百病的政治制度时更是如此。这种努力的方向是错的,其理由有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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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治制度是人们花脑筋最多、也是意见最为分歧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实在太美好、也太难以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制度。诚然,人们的目的似乎是一致的,部赞成理智处事和幸福生活;但是他们在方法上却有分歧,对神是这样,对人的幸福也是如此。原因基本上差不多,人们往往不是缺少眼光和知识,而是缺乏正确运用它们的方法……第二,我在世界上还找不出一个不会随着时间、地点和某些特定的紧急情况而发生变化的模式;同样,要提出一个在所有地方都能发挥作用的政府体制也是不容易的。第三,我也知道君主制度、贵族制度和民主制度的一些赞美者在争论中所提出的论点……而我却愿意提出以下小小的不同看法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我这个看法对三方面都适用:对于人民来说,任何形式的政府都不拘,只要在政府的领导下(不管是何种体制)实行法治,而人民有份参与制定那些法律就行了;超越了这一点,就会出现专制暴政、寡头统治或政治混乱。但是,在讲了上述这番话后,最后还要讲一点:一个由创立者设计得很差劲的政府体制,到了能干者的手中仍然起不了好作用,这种情况在世界上还很难找到:反过来,历史却告诉我们,设计得最好的政府体制,到了蠢才手中,也干不出什么了不起的好事来,犹太国和罗马国就是典型例证。政府也象时钟一样,人赋于它动力,它才走动:正因为政府是人所建立和推动的,而政府的垮台也出自人之手。所以,是政府靠人而不是人靠政府。只要人好,政府就不可能不好;如果政府出了毛病,人会加以纠正。相反,人不好,政府就决不会好到那里去,这类人会想方设法使政府走入歧途,把事情搞糟。宾夕法尼亚历史上最初半个世纪是惊人地兴旺繁荣的。理查德·汤森在一七二七年指出:“上帝用他那神奇有力的手,使这里从一片荒原变为富庶的田野。”尽管如此,这个时期该殖民地仍然大量存在党派之争。因此,威廉·佩恩很早就恳求来此地定居的人们,“看在上帝、我本人和这个贫穷地区的面上,别象人家政府那样争斗不休。”但是,两个主要政党——由戴维·劳埃德领导的主张民主和极端主义的“乡村党”和由詹姆斯·洛根领导的城市商人的保守党——却都是教友会教徒。虽然在由哪一派教友会教徒来执政的问题上有着激烈的争吵,但归根结底,总是由教友会牢固掌握政府大权。教友会教徒几乎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如果对他们的宗教理论作严格的解释,将会对他们的掌政带来种种困难。按照教友会的原则生活是一回事,按照它们来执政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即使在最初的时候,他们之所以能够执政,也完全是由于在一个又一个原则上进行妥协的结果。他们不仅要经常使用种种虚构的论点和遁词来维护这个殖民地,以对抗外面的敌人,即使在这个殖民地的内部管理问题上,他们也必须同非教友会教徒达成妥协不可。宣誓问题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证,说明那怕是在一件非常微小的事情上,如果坚持教条,就会造成工作瘫痪,而且瘫痪会迅速蔓延到整个政府体制。教友会在英国成立初期,就反对宣誓。一六五六年,英国法院曾因乔治。福克斯写出反对宣誓的“煽动性”文件,而要他出庭答辩。福克斯在该文件中阐述了教友会的传统立场。他警告说:“对于让人们宣誓一事要提高警惕,因为我们的主基督说过,‘根本不要宣誓,你们对待事情是即是,非即非、任何事情如果超过了这个界限就是罪恶’。”那是“每个人身上的内在之光”给予他真理,并让他去证明真理;宣誓、发誓不过是一些“空话”,到了最后审判日人们就要对此作出回答。《圣经》上关于起誓的唯一根据是在《旧约》里,而且只是要求犹太人这样做。然而,先知耶利米对耶稣和詹姆斯明确禁止一切宣誓的话又是如何对答的呢?教友会教徒一旦接受了不宣誓的主张,就以一丝不苟的正统精神去坚持,在我们这个习于运用华丽词藻解释事物的时代,这种忐度确实令人惊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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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会教徒之所以反对宣誓,除了《圣经》的依据和伸学的理由外还有其它理由,致使他们的止统观念变得更加僵化。宣誓不能使说谎者变成讲真话的人,这是众所周知的常理。佩恩便以此为依据提出责问:“如果一个人不把禁止说谎的法律放在眼里,难道他会在乎发假誓吗?”教友会教徒从宣誓毫无意义的观念出发,竟然进而认为宣誓实际上是一种罪恶。他们不无愤激地提出,让人宣誓来为他讲真话提供法律保证,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意味着他不宣誓时就在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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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教徒一六八二年制定的《大法》便规定,作证的人要“庄严地允诺讲真话,讲出全部真实情况,而且只讲真话”。他们制定了惩罚说假话的重刑,来取代制裁发假誓的刑罚。一六八五年宾夕法尼亚殖民地议会便拒绝让英王委任的海关税务官宣誓,尽管他带有叫他宣誓就职的指令。一六八九年英国制订了一项法律允许教友会教徒“当着全能的上帝面前”可不经宣誓而只作简短的申明,但其他人则要宣誓,然而,与此同时,这项法律又禁止教友会教徒对刑事案件作证,禁止他们担任陪审员或其它公职。尽管如此,还是允许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教徒参加殖民地议会。他们不进行宣誓就掌管政府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一六九三年,直到佩恩被剥夺对宾夕法尼亚的所有权。这时,他们才发现他们不是独立于英国法律之外这个事实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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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宾夕法尼亚非教友会教徒人口的增加,其中包括许多爱尔兰人和德国人,他们也同英国人一道反对教友会的做法。难道拒绝宣誓效忠英王的统治者也能博得大家的信任吗?找出巧妙的理由米拒作传统的、没有任何害处的宣誓,这样的证人或陪审员难道可信吗?而教友会教徒拒绝主持别人的宣誓仪式,也成为同他们自己拒绝宣誓一样惹人争议的问题,在宾夕法尼亚议会占多数的教友会教徒,在一段时间内曾多次挫败对手以他们本人拒绝宣誓或拒绝主持别人宣誓为由而要撤销他们议员资格的企图:然而,在英国,教友会教徒想正式用“申明”取代宣誓的努力部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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