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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七四五年，托马斯总督才终于得到一笔用于战争目的的拨款：这是一笔赠款，金额为四千英镑，用来为当时英国人控制的路易斯堡的守备部队购置“面包、牛肉、猪肉、面粉、小麦和其它粮食”。“其它粮食”明显地是指火药。在此之前，教友会教徒实际上也对保卫宾夕法尼亚出过力，但却是在一些遁词的掩盖下，或者是通过使用没有指明用途的拨款来进行的。诸如：一六九三年，他们拨款表面上的目的是为了“向饥饿者提供食品，向赤身裸体的印第安人提供衣服”；一七○一年，拨款修建一座要塞，但仅仅“是在他们宗教原则允许的范围之内”；一七○九年，他们向新斯科舍远征提供金钱，因为“尽管他们不能手执武器，但有义务用金钱支持女王政府”；一七四○年，筹集了款项“供国王用于他所指定的目的”；钱就是这样花掉了。后来出现了困难，有人责怪总督不讲策略，但还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解释，即教友会教徒“是用良心遭受苦难的程度来衡量自己品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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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四五年斗争最重要的结果，也许是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领导下一个强有力的折衷派别的崛起，富兰克林的一派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既反对土地占有者的自私，又反对教友会极端分子的狂热。他们最终要取代处于少数地位的教友会教徒僵硬的统治。一七四七年，当人们就防务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富兰克林发表了《朴素的真理》，这是他写的最精辟的政治小册子之一。这本小册子对教友会既不褒又不贬，对宾夕法尼亚的情况则作了全面、公正的介绍，甚至预测这个殖民地的前景及其在防务方面的需要。宾夕法尼亚处于各殖民地的中心地带，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它免遭战祸：“尽管我国同两个强大的王国进行一场腥风血雨的战争，但是，北方各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我们不受法国的侵犯，南方各殖民地则保护我们免遭西班牙人的入侵，北方和南方均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而我们这里的人民直到不久前，却仍然能够安居乐业。”宾夕法尼亚是唯一没有作防御准备的英国殖民地，它是依靠河流和海湾这些天然屏障的保护才没有受到任何敌人的侵犯。富兰克林认为，这种安全感即使在过去是有根据的，但到了一七四七年就没有理由仍然感到安全了，因为该殖民地已经拥有一定的财富，足以引起掠夺者的觊觎。宾夕法尼亚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和平，”这确实是很长时间的和平，犹如一条没有尽头的长巷。”而现在则应当估计到，法国人会越来越狡猾地对印第安人进行煽动，而且会煽动成功。”这种捣乱再过多少时间就会在我们边界各县蔓延开来呢？结果又将如何呢？除了逃离种植园，家破人亡和一片混乱之外，我们又能指望别的什么结果呢？”在前个夏天，掠私船就曾入侵特拉华湾，并对靠近纽卡斯尔的种植园进行抢劫，今后，沿海地区必将遭受比这次更大的苦难，备战才是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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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有人会告诉敌人，说宾夕法尼亚人是教友会教徒，他们从宗教的原则出发，反对一切防务，尽管部分人确是这样想的，而且一部分人的主张往往彼说成所有人的主张，然而，有一个事实却使外人认为上述说法很可能是真的，此即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对宾夕法尼亚的防务有过任何作为。人们拒绝自卫，拒绝保卫自己的乡土，这在人世间是异乎寻常的事，也许有人不相信，但经验表明，入侵者会溯河而上，越来越深入境内，抢走我们的船只，侵占我们的土地，抢掠我们的种植园和村庄，然后大摇大摆地拿着战利品扬长而去。这不就证实了前面的说法，给予侵略者以最大的鼓励，让他们大胆袭击我们的城市并对整个流域进行抢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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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保护人民的明确义务，任何教派的宗教原则都不能使立法机构的成员免除这个义务。因此富兰克林敦促教友会教徒议员，”如果他们出于宗教原则而不能对我们的防务采取行动的话，那么他们可以退出，暂时把权力交出来，让能够自由行动的人在这场风暴中掌权。”从全体人民那里筹集来的公共资金一直被教友会教徒用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为此沾沾自喜，他们把钱用来对付反教友会者的申诉，并使教友会得到英国朝廷的青睐，他们拒绝把这笔钱用于防务和为大家造福，他们这样做又有什么理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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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最后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干脆要教友会教徒退出政府，由其他人来掌权，并采取措施保卫宾夕法尼亚。如果教友会教徒超越自己的权利，即为了本教派的宗教原则而牺牲整个社会，而非教友会教徒又仅仅为了成全教友会教徒就不去保卫这个殖民地，那就是愚蠢。富兰克林并拟定计划成立一个组织，自愿为防务募捐，过了不久，就建立了一支一万人的民兵。但是，“乔治国王之战”仅仅是一次小前奏；对教友会教徒和平主义精神真正的考验乃是印第安人进行的大屠杀，造成该殖民地西部边界地带人民恐怖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事情发生在一七五五年下半年，英国爱德华·布雷多克将军的战败使法国人得以利用杜肯堡作为进行掳掠的基地。此外，法国人还怂恿德拉瓦尔部族的印第安人发动血腥的突然袭击，以阻挠从“易洛魁族印第安六部落联盟”那里购买西宾夕法尼亚的产权。东宾夕法尼亚教友会教徒第一个反应是不相信，认为他们那些德拉瓦尔部族的老朋友肯定不会进行大屠杀。教友会教徒觉得印第安人也是人，总不愿相信他们会干坏事；还坚持认为，这次印第安人的不满情绪一定是由于近来英国人不公正地对待他们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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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九 教友会教徒是如何错误估计印第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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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北美殖民地在政治上的成功，乃至能否生存下去，往往取决于对印第安人的实际估计。可是，教友会教徒对印第安人的看法是同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联为一体的，这就是说，他们的看法是不现实的、生硬僵化的，也是建立在关于人性的错误前提之上的。一七五六年七月，德拉瓦尔部族印第安人的首领蒂迪乌斯坎格会见宾夕法尼亚领导人时的讲话，对这个问题作了极好的概括。他手上拿着一串不久前易洛魁族人送给他的贝壳串珠：上面有一个大方块代表印第安人的土地，一边站着一个英国人，另一边站着一个法国人，两人都准备抢占这块土地，蒂迪乌斯坎格旨领要求宾夕法尼亚人保证不再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以示友好。尽管这位首领对情况的描述过于简单化，但他却肯定无疑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这个殖民地越来越多西迁的人流象潮水一般涌向印第安人居住的土地。与印第安人的纠纷再也不能用美好的礼仪，公正的格言，或者自责的陈词滥调来解决了。这是历史上重大的冲突之一，好象一股强大的力量撞到一个长期不动的物体上，要么这股力量停顿下来，要么物体就被推动，二者必居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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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教友会教徒却并不这么看问题。他们对宾夕法尼亚危急形势的政策之无视于现实，即使不是完全出人意料之外，也是相当惊人的；他们对于印第安人长远性问题和利害关系，以及他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个不熟悉的民族的性格，似乎一概视而不见。举例而言，一七四八年，教友会教徒把持的议会便拒绝投票支持为费城的防务拨款，但却拨款五百英镑给印第安人，虔诚地希望这笔钱将用来“向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以培养我们之间的友谊，而不是用来鼓励相互进行战争。”现实世界的教友会教徒们怎么就想不到印第安人的子弹和火药不只是用来射杀熊和鹿的呢？由于这种不切现实的判断，居住在宾夕法尼亚西部边境的爱尔兰和德国移民不得不付出昂贵的代价，儿年之后，一七五六年秋天，当教友会教徒在费城的议会获悉该殖民地西部发生屠杀事件时，他们立即开始调查印第安人不满的原因。议会没有作出加强军事防御的决定，但却通过了一项要更好管理与印第安人贸易的法案，授权政府特派员负责使印第安人受到公正的待遇，并实施一些保证。诸如限定售给印第安人货物的最高价格等。这些令人赞美的措施时边远地区的居民起不到什么安抚作用，他们的房屋还是被烧毁、农作物还是被破坏、妻子儿女还是被掳走或者被剥去头皮。非教友会教徒的副总督罗伯特·亨特·莫里斯与教友会教徒把持的议会之间的政治冲突日益明显，副总督为土地占有者辩护说，印第安人对土地占有者的不满与大屠杀毫不相干，真正的麻烦在于教友会的和平主义政策使宾夕法尼亚毫无防御能力。而教友会教徒则反唇相讥，把一切麻烦归咎于土地占有者的恶劣政策。富兰克林则采取中间立场，他在不那么坚持正统的教友会教徒当中颇有影响力；他并不反对一项更为公正对待印第安人的政策，但是，他要求立即采取军事防御的措施。可是，控制议会的少数教友会死硬派教徒仍不肯从其传统的和平主义立场退却，即使战火席卷整个边界地区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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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事件不断发生；宾夕法尼亚西部陷于一片惊恐之中，由于杀人事件层出不穷，整个市镇体制陷于解体，居民纷纷被迫抛弃家园，一七五五年十一月五日，乔治·史蒂文森在约克写道，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应当留下还是逃走？多数人是愿意留下的，可是既无武器，又无弹药。”而政府对于人民的呼吁又不予理睬。“每小时都有大批来自坎伯兰的居民川流不息地穿过这个市镇，邻近的居民也都纷纷涌向这座完全不设防的市镇。”由于边境居民遭到手挥战斧的印第安人血腥袭击，越来越多的难民逃往东边，这使东边的居民为养活他们而承受很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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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人民越来越无法忍受了，这是不足为怪的。一七五五年十一月底，大约有三百名绝望的德国移民从该殖民地的西部来到费城，要求议会采取行动。议会被他们吓住了，只得表示照办。他们还通过英国派出的殖民地官员要求英国枢密院改变宾夕法尼亚没有防御能力的状况。也就在这几个月里，教友会内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日益明显的意见分歧。九月份在费城举行的教友会年会仍然采取回避态度，拒绝对防务所需的大笔军事拨款问题表态。伊斯雷尔·彭伯顿曾经指出，一七五五年夏季和秋季的各次事件，“对我们的总形势和对我们这个社会所造成的变化，实大于以往七十年的总和，而且这种变化更具决定性意义，”这一评价得到多数人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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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五六年七月，杜肯堡的法国驻军司令扬扬得意地向上司报告说，他已“成功地对邻近的三块殖民地——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弗吉尼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居民们全部被逐离，从坎伯兰堡一线算起整整三十里格（译按：一里格约等于三英里）宽的地带上彻底摧毁了居民点……印第安人的村庄里到处满是俘虏，男女老少都有。敌人遭受的损失远远超过自开战以来他所遭受到的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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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教友会教徒并没有清醒过来，也没有发现那些被他们理想化的印第安人的弱点。同他们打交道的印第安人领袖有时候是半醒半醉的，他们对此竟是视而不见。例如，一七五六年七月底，教大会教徒自称代表他们的好朋友蒂迪乌斯坎格，但这位印第安领袖是在酒醉后提出要求的，前后矛盾百出。可是，教友会教徒，不知是由于一味乐观、怜悯，还是由于盲目地视而不见，根本不愿意考虑这种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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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伦敦政府的需要以及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这两个殖民地的政策，在印第安人的心目中，宾夕法尼亚跟英国的扩张和俄亥俄公司之类专门攫取土地的企业并无二致，不管宾夕法尼亚居民对此如何感到痛惜也无济于事。况且，印第安人的政治也十分错综复杂：你对一个部族作出友好的姿态也可能被认为是对该部族的敌对者宣战。譬如，一七四二年，宾夕法尼亚选择了同易洛魁族印第安人结盟，这样一来，不论愿意与否它就卷入了易洛魁族人与德拉瓦尔族人之间的纷争，种下了祸根，而在十三年之后终于尝到了苦果。一七五六年，教友会教徒参加了与德拉瓦尔部族首领蒂迪乌斯坎格的谈判，他们对非教友会教徒的总督莫里斯施加压力，要他同德拉瓦尔族签订和约。当时，莫里斯总督就敏锐地意识到，这样的单独媾和，很可能会激怒实力雄厚的易洛魁族；这件事既复杂又微妙，不是靠伦理道德的口号或抽象的原则所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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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印第安人采取暴力行动而使宾夕法尼亚这块殖民地陷入惊恐不安之际，在这时，教友会教徒如果不想完全失去民众的支持，就得赶紧采取某些主动措施。他们选择了完全撇开政府，甚至是在同政府较量的情况下，提出一项主动措施，那就是在一七五六年七月，成立了“用和平手段争取井维护同印第安人和平相处友好协会”。教友会教徒想通过这个非政府组织同印第安人打交道，并在不牺牲原则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安抚，虽然这些意图是高尚的，但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中，教友会教徒跑到印第安人当中去活动，只能说他们是乱管闲事。宾夕法尼亚的历任总督，不管他们如何束手无策和无能，但至少他们对印第安人问题的性质看得是十分准确的。而这个“友好协会”活动的结果只是增加了事态的混乱程度，使得印第安人对于他们终究要与之打交道的宾夕法尼亚掌权者失去信任，从而推迟了达成使宾夕法尼亚移民满意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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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七五六年的艰苦谈判期间，有一次教友会教徒说服了德拉瓦尔部族的印第安人，委派一个名叫伊斯雷尔·彭伯顿的教友会领导人代表他们就所有印第安人事务同宾夕法尼亚总督打交道。这种不明不白的委托使教友会教徒深感喜悦，但他们对所要代表的人和所要交涉的事却只有极为肤浅的了解。事实上他们既不能为印第安人、又不能为宾夕法尼亚人服务，反而把总督面临的问题弄得复杂起来，致使总督不得不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停止胡作非为，就把他们作为英王的敌人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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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会教徒全神贯注他们的原则，以致连最明显的事实也视而不见。举个例子来说，一七五一年四月，教友会把持的议会拒绝了该殖民地的土地占有者自告奋勇帮助修建一个堡垒的建议，而且还一如既往地自鸣得意，说什么：“我们一贯认为，正直、诚恳地同印第安人打交道。在一切场合对他们均友好相侍，特别是在适当时候赠送他们喜爱的礼品以满足其需要，这些办法都是取得他们友谊的最佳手段：因此，我们希望土地占有者们能同我们一道来赠送那些礼品，这样做的效果一向十分显著，既可促进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又可保证我们边境居民点的安全。”甚至在边境上风暴骤起，宾夕法尼亚西部居民开始尝到教友会教徒半个世纪以来对印第安人慷慨馈赠和不抵抗主义的苦果之后，许多教友会教徒对待这个现实的教训仍然置若罔闻。他们这种盲目的态度最荒谬的例子之一可见诸丹尼尔·斯坦顿的日志，此人是许许多多在各地巡游、把费城年会的信息传播到北美边远地区的教友会虔诚教徒之一。他认为，在一七五五年至一七五六年边境遭到袭击的过程中，被印第安人屠杀的教友会教徒相对而言比较少，乃是上帝赞成教友会政策的明证。他无法否认印第安人的行动“是对这块土地的严厉惩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全能上帝的保护，使这片泡经忧患的土地安如磐石，而在这场灾难中我们方面没有多少人遭到不幸。”关于教友会教徒受害不大一事，比较站得住脚的解释是：几乎全部教友会教徒都住在宾夕法尼亚的东部，有二百英里的山山水水把他们同“野蛮、残暴的敌人”隔开。当然，这种解释对教友会教徒之自诩公平正直是不合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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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海岸的教友会教徒未遭受印第安人的杀戮，不论这是因为他们运气好，还是由于上帝的慈悲，或者是因为其它什么原因，富兰克林对此都不太在意。一七五六年八月，他感到更为关切的是“我们边境的居民不断惨遭屠杀”，并对迟迟不予反击感到痛心他以其特有的直率断言：“总而言之，在我们彻底击败印第安人之前，我不相信我们会同他们有什么稳固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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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七五六年春天，甚至连宾夕法尼亚教友会教徒中的死硬派也开始怀疑他们是否能继续长期既掌握政府的大权而又坚持自己宗教的原则。早在一七○二年，詹姆斯·洛根就曾向威廉·佩恩报告说：执政是“同他们的原则不相适应的”，而十八世纪上半叶的历次事件也证实了敌对者一再重复的指责，即“执政同教友会所宣称的原则是水火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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