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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英国国内政治而言，十八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是腐败和欺诈的时代。以执政效率而言，如果说罗伯特·华尔普尔爵士是英国“首屈一指的首相”，那么这不仅要归因于他的其它政治才能，还要归因于他随时准备用补贴、爵位以及教会中的悠闲圣职来进行劝诱的能力。一七三七年皇后去世时有一则滑稽可笑的流言，表达了当时流行的嘲讽：传说在皇家葬地还备有第三个空位——“这是国王陛下为罗伯特·华尔普尔爵士设计的；以便两人都逝世后，三个人可以长眠在一起，即国王、皇后和无赖。”当时，议会政治的机制是靠腐败的政治交易、相互包庇和权势来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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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慈善事业的目的是消除贫困，尤其是消除某些形式的贫困和罪恶，因为它们对一位在伦敦街头漫步的绅士来说有碍观瞻，或对大城市生活来说会增加费用、危险和难闻的气息。当时英国最大的慈善机构之一就是所谓的“仁爱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一七○七年，开始时资本为三万英镑，后来通过向穷人和小商贩进行小额贷款而把资本增加到六十万英镑。一七三一年，发生了该公司的出纳和仓库管理员为一己之利而卷款五十七万英镑潜逃的事件，由于下议院一些议员的亲属本身就是案中罪犯，这使下议院在辩论此事时有些束手束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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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自私自利和愤世嫉俗的气氛中，有些诗人和社会批评家便怀着希望转向西面。当时的欧洲似乎是真正不谋私利的慈善事业的任何崇高举止的典型对照。乔治·伯克利主教本人是百慕大计划的鼓吹者。他于一七二六年作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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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将歌颂又一个黄金时代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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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帝国和艺术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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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而振奋人心的伟大英雄史诗的狂热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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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着最聪慧的头脑和最崇高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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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欧洲衰亡时期产生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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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青春少艾的岁月里培育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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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天堂的火焰确曾使大地生机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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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未来的诗人们齐声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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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所走的道路引领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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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四幕已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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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幕也将随着一大过去而全剧终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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