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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伦敦的殖民地托管人对殖民地那种父执般的关注，使他们的眼光超越了土地和劳动而注视到定居者的品德行为，为了使殖民地居民不致染上奢侈和懒散的恶习，他们便力图防止他们受烈酒之害。身为士兵的定居者必须头脑清醒才能保卫疆土。在伦敦还远未解决的酗酒问题，看来在新的殖民地却很容易解决。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的目标是按一七三五年的法案来处理这个问题。该法案明定“不准朗姆酒、白兰地、酒精或烈酒”进入佐治亚，在该殖民地中发现这类酒则须予公开销毁，出售烈酒应视作犯罪并依法惩处。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为了保持殖民地居民的力量和品德而制订的计划，确是出奇地干净利落，只有他们为佐治亚在英国经济中的地位而拟订的计划堪相媲美。按照鼓吹开拓佐治亚的宣传家们所阐释的重商主义理论，“尽可能把别国的产品引进来使之转化为本地自己的产品，这在任何时候都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尤以那些我们用现金或在不利条件下从外商那里购得的产品为然……因为这样做我们不仅为本国的穷人赢得新的生计，以增加就业来增加人口，而且由于自己生产原料，制成品可以便宜些，从而能在国外市场上与别国周旋，同时又叮避免这种在国内消费的产品成为我们买不起的奢侈品。”按照他们计划的推论（并不是就他们事业的未来而言），幸而有一项产品——丝，看来非常适于成为佐治亚的主要产品，在《从大不列颠贸易的角度论佐治亚殖民地的建立》（一七七三年在伦敦出版）这类小册子中，佐治亚殖民地的支持者从经济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证。他们指出：每年从意大利、法国、荷兰、印度和中国输入英国的丝绸总值达五十万英镑。只要在佐治亚生产足够的生丝，这一大笔外汇或金锭就能节省下来。况且，这种规模的丝绸工业在佐治亚四个月的生产季节中至少可安排两万人就业，而且在英国全年尚可再安排两万人工作。他们强调说，由于在佐治亚，土地唾手对得，而宝贵的桑树又是野生的，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意大利人的竞争。他们甚至还希望英国出口丝绸，最终占领欧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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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有什么证据足以说明这些希望不至落空呢？那就是传统的说法，这种说法象传奇故事一般言之凿凿，即佐治亚有着极为丰富的野生桑树资源，可是那些宣传家们却没发现在他们的殖民地内生长繁茂的是黑桑（它的叶子给蚕吃太粗糙了）而不是白桑。早在一六○九年，前往弗吉尼亚的探险者们列举“在弗吉尼亚种植的最美好的果实”时，曾经提到有“蚕和很多桑树，因此夫人、淑女和儿童们（被安排来做此类工作）全都可以愉快地就业，生产可与波斯、土耳其或任何其它地方媲美的丝绸。”曾经大肆宣传的一件事是：一六六○年查尔斯二世加冕时所穿的长袍就是用弗吉尼亚的丝织成的。为佐治亚进行鼓吹的宣传家们说，“那里的气候不仅对人体有益，而且对蚕也是适宜的（接近北纬三十二度）。”一七一八年曾只身潜入一家意大利丝厂并窃取其机密带回英伦而闻名的托马斯·隆姆比爵士，是所谓的英国生丝业的第一流权威。作为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的顾问，他曾写过一篇强有力的证词，阐明在佐治亚发展养蚕产丝业的可能性——这篇证词热情洋溢之程度恰与其对第一手知识了解之贫乏形成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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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传奇般的传说、希望和半真半假的线索中，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编织了自己的幻想。在其后从事生丝生产的四万亲人中，有很多是本来不会被雇用的人。“干这种活儿的人并不一定非得是人类中最强壮或最勤劳的人不可，事实上他们还真是无能之辈，竟然在蚕和白桑树如此充沛的地方无法挣钱养活自己。在英国依靠慈善赈济为生的穷人多数还是能干这种活的，虽然他们干不了更重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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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托管人把这些幻想寄托于佐治亚不幸的定居者身上。他们不仅保证提高价格，并且还对运到英国的产品给予奖励和奖金，以此来鼓励养蚕业，他们甚至把这样的规定写入土地授予法：每个获授土地者需在每五十英亩土地上至少种植五十株白桑，才可使自己的产权生效；每个获授五百英亩土地的人在二十年内必须种植二千株白桑。当他们对那些不得拥有黑奴的法律进行修正时，还要求每个垦殖者每拥有四个男性黑奴必须同时拥有一名受过良好养蚕训练的女黑奴。后来殖民地托管人建立代议制的殖民地议会时，他们还要求每个在议会服务的居民必须在五十英亩土地上至少种植一百株白桑。如果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能成功地按照他们自己的蓝图去建设佐治亚，那么这里就会成为一个干净、纯洁、有效率而又彻头彻尾索然无味的社会。那里的人们将会沿着边界定居在大小相等的土地上，每块土地都由一名适于担任民兵的壮汉负责防卫。人们都不会酗酒、不忌妒他人、勤勤恳恳地以同样的热情干活，但他们也必然缺乏雄心壮志去积累更多的土地、迁往更好的地方或者奋发向上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样一种乐天和勤奋的老百姓，将不知疲劳、厌卷或失望为何物，因此也就不需要烈酒。同时也不会有来自邻近殖民地的商人来贩卖黑人、朗姆酒或上等的土地。老百姓们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之下，甚至连脾性也相同，并都会让自己家里的妇女、孩子和老年人去养蚕，因为生丝对于帝国的经济毕竟大有价值了。而佐治亚人对其它事业的利益和好处则将会变得既无知又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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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计划的唯一缺陷是，它必须由具体的人在地球上的某个具体的地方来实行。但实际上从来没有这样一种人或这样一个地方适合于这一目的——更不用说那些自十八世纪的伦敦被送往佐治亚长满松林的贫瘠土地上的郁郁不乐的难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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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十四 一个依靠慈善赈济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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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慈善家们一直想使佐治亚实现一个欧洲的梦想。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北美洲有可能实现的东西，而是欧洲一向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他们理想中的新殖民地乃是英国人心目中的必须如此这般的殖民地，它应该是疆土的保卫者，伦敦的不幸者和失业者的托庇之所，以及珍贵的亚热带产品的来源地。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以及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教徒的理想也是由欧洲的经验编织而成的，但他们却拥有一种神学上的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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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的英国最珍视的社会特性莫过于安全感与依赖性。安全感来自确保人们能在一个熟悉的、可以预见的关系网中生活。亨利·菲尔丁的小说《汤姆·琼斯》中的奥尔华绥老爷和韦斯顿老爷，就象征着英国中产阶级能够自己享受到、并能顺便赐予依赖他们的各个阶级的那种安全感。一位殷实的乡绅老爷，既是治安官、受尊敬的社会支柱、大善人、弱者的保护神，又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这并不仅仅是虚构的人物。他所象征的安全感的反面就是依赖性。诚实的农民依赖他的老爷，老爷依赖贵族地主，教区长依赖主教，作家依靠赞助人，甚至高贵的埃格蒙特勋爵也把对罗伯特·华尔普尔爵士和皇室的依赖视为荣誉和利益的源泉。就是上述这些再加上成千种其它的依赖关系，赋予英国生活那种令许多人感受得到的安全感和舒适感。当然，这样的制度也要求每一方都心甘情愿地接受别人分配给他的角色。也许再没有什么比这一整套确保无虞的关系更能说明英国生活的特色，也更鲜明地使之有别于新世界的生活。除了那些因生意倒闭或早期工业化而脱离原有社会地位的人们，以及偶有发现的流浪汉之外，每个人都知道人们期望他干什么；而他这样做就能有把握地按自己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受人尊敬地生活。对于被束缚在这一古老的关系网中的人来说，北美洲的吸引力就在于可以使他们逃出网外。富兰克林在劝说那些有可能当移民的人迁往北美洲时，不是象一个正直无私的雇主那样，以慈父施恩的口吻来打动他们，而是以这里的生活的流动性和充满希望为号召。而正是这种开放性，在该世纪后期点燃了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的热情之火：在北美洲，一个卑屈的欧洲人可以开始按自己的意志生活在世界上——当然这样做总是有些风险的——但正是由于这样，使他成了一个美国人。美国生活的气质是由好凡种因素复合而成的：冒险性、自发性、独立性、主动性，以及迎合潮流、流动性大和充满机会。甚至美国的平等的理想也不能自上而下强加于人。但是佐治亚的定居者却吃了苦头，因为他们被捏在施恩者手心之中。如果说投资者谋求的是利润，那么施恩者所追求的却是一种抽象的目的。投资者对企业如何经营并不过分根究，只要企业能赢得可观的利润。但是施恩者的报酬却寓于按自己的特定方式做好事。佐治亚殖民地的托管人也不例外。佐治亚殖民地创建者的慈善动机，写进了该殖民地的特许状中，它明确规定，托管人不得在佐治亚担任公职、拥有土地或谋取私利。托管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应该只是为了定居者或大不列颠的利益。尽管发生过攻击佐治亚托管当局的抗议浪潮，但却从未有人提出过可信的证据，证明有任何一位托管人哪怕在精神上违反过托管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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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人本身对支持殖民地确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奥格尔素普有一次便声称：他曾经“不仅冒着生命和健康”以及自己信誉的“风险”，而且在建立殖民地最初的五年内还花费了个人所有的三千英镑；到一七四四年，他已经垫支了（大都是为了军事目的）九万多英镑，这笔款子后来由国会以一致同意的表决全数偿还给他。英国人民也作了很多小额捐款而且并不期望偿还。埃格蒙特勋爵在日记中写道：一七三三年六月的一个晚上，“一个无名氏派人给我送来了三十英镑捐款给佐治亚的穷人。”在英国各地都进行了呼吁捐款的布道会。一次又一次，殖民地托管人得到了爱德华·德鲍弗刊爵士那样的人的捐助；德鲍弗利爵士的父亲曾大方地留下五百英镑那样的一笔款子供慈善救济之用，他把这笔款项连同自己差不多数额的一笔钱一起作了捐助。在头八年中通过私人捐助得到的一万八千英镑，表达了成百上千教区民众的友好情谊，他们都行动起来把自己少许几个先令放进了募捐的盘子。但是还需要更多的钱。私人捐助无法支持如此巨大的一项事业。这项事业的慈善目的，连同它对保卫帝国的重要性，促使国会议员们一再以国会的直接补助金支援佐治亚——到托管结束前总数已达十三万英镑以上。在此之前，除了为纯军事目的之外，英国政府还从未以公款支援过任何一个殖民地。这些补贴产生了决定性的后果。由于佐治亚的公共开支全由乐善好施的个人捐款或英国政府的拨款支付，殖民地的居民便无需交纳税款，因此也无需设立代议制的议会来征税。许多年来，佐治亚都没有建立自治政府的基础。这个殖民地的定居者本来是会被囚于伦敦监狱或因失业而流荡街头的，现在却成了公共事业的受益者。作为社会的被保护者，他们根本没有权利抱怨。伦敦的慈善家们一直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小心谨慎地提供殖民地居民需要的东西。从当时一位商店掌柜弗朗西斯·穆尔，所记录下来的“一七三五年规定”中，我们可以约略了解这种关怀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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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人拟于今年在佐治亚设立一个县，并建一新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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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发给那些受慈善赈济来此的每个人一件厚上衣、一支滑膛枪和一把刺刀、一把斧子、一把锤子、一把手锯、一把铲子或铁铣、一把宽锄、一把窄锄、一把锥子、一把木工用的刮刀、一个铁锅、一对锅钩、一个油炸锅，以及给每一个小居住区或村庄一台公用的石磨。每个干活的人为了在这个殖民地维持生活，每年还可得到下列物品（将由托管当局在适当的时候分批发给）：三百一十二磅中肉或猪肉、一百零四磅大米、一百零四磅玉米或豌豆、一百零四磅面粉、每个男子干活时每天可给一品脱浓啤酒（不干活时就不发给）、丑十二夸脱酿啤酒用的糖蜜、十六磅奶酪、十二磅黄油、八英两香料、十二磅食糖、四加仑醋、二十四磅盐、十二夸脱灯油、一磅棉纱、十二磅肥皂。上述人们的母亲、妻子、姐妹或孩子，也即十二岁以上的每一个人每年也可获得下列物品（发给方式如前述）：二百六十磅生肉或猪肉、一百零四磅大米、一百零四磅玉米或豌豆、一百零四磅面粉、五十二夸脱酿啤酒用的糖蜜、十六磅奶酪、十二磅黄油、八英两香料、十二磅食糖、四加仑醋、二十四磅盐、六夸脱灯油、半磅棉纱、十二磅肥皂。每个七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的人，作为半口发给上述物品之半数。每个两岁以上、七岁以下的人，作为三分之一口发给上述物品的三分之一。托管人并为他们支付从英国去佐治亚的船费；旅途中他们每周将有四天吃牛肉，两天吃猪肉，一大吃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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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前往佐治亚的移民这些物品，看起来更象是对待一个管理良好的监狱中的囚犯或一支雇佣军，而不是对待一批去新世界谋求幸福的自由人。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与他们的共同理事会（会议在伦敦举行的佐治亚行政管理机构）的会议记录，便充满着家长对待晚辈的态度。据说，殖民地的官仓管理员托马斯·考斯顿就曾公开宣称：殖民地的居民们“既无土地、权利，又无财物；托管人给他们东西，也可以随时取回他们的东西。”如果一名军官的勇敢表现超过了职责要求，奥格尔索普就会向托管人请求给予奖励，因为”不奖优惩劣，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如果在萨凡纳需要一名校长或产婆，伦敦的托管人就必须在当年的预算中列入一笔薪酬。殖民地托管人在拨付一个有柄的平底锅的费用时，其庄严程度就象在给萨尔茨堡来的二十六名妇女发放做紧身胸衣的料子一样。总而言之，托管人亲自掌握着居住在殖民地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这些人却是他们几乎都不认识的，并且住在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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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七三五年七月的一次会议上，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一致宣称：“理事会永远都做正确的事，人们应当对我们有信心。”这种统治者的高做态度，说得最好听也是一种恩赐的口吻，使被统治者滋生了依赖性和不满。佐治亚的定居者对食品、住所、设备诸多抱怨，他们等待着、或者要求在遥远的伦敦的好家长们给予补救。在第一年享有保障的生活过去之后，感到日子不好过的定居者便要求再将此等待遇延长一年。殖民地托管人除了同意外别无它法。托管人为了使定居者们生活愉快、供应充足而作的种种努力，也就延缓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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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七三九年，琅西瓦尔勋爵就已看到，如果这种象家长照看孩子一样的政策再继续下去，将会发生财政困难。当殖民地的赞助者们感到自己越来越深地卷入这一事业时，殖民地的定居者还是既不富裕兴旺也没有什么希望。这些英国的城市贫民在佐治亚之所以搞不好，不仅是由于性格上的共同弱点，而且也由于他们缺乏开垦荒地所需的特殊技能。不久，殖民地托管人就不得不承认“在英国无用的穷人，在佐治亚看来也同样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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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十五 福利计划的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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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确曾发现有一些定居者相信“理事会永远都做正确的事”，他们还是会失败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建立起来的将是一个任由支配的封邑而不是一个富有进取精神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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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殖民地的居民也受到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弊病的危害：繁琐、专横和贪污腐化。答应作为“慈善救济”给予定居者的配给物品，被藏在商店的仑库里并且由那些中饱私囊的人来分配，举例来说，有一个名叫托马斯·考斯顿的家伙，他是奥格尔索普于一七三四年留下来作这个殖民地的区镇地方官兼仓库管理员的。由于他有权发给或不发给供应物品，他成了佐治亚最受憎恨的人之一。处在考斯顿那种不令人羡慕的地位，诚然没法既使伦敦的雇主又使佐治亚被治理的居民都感到满意，就这样不久他便成了众矢之的：说他给的牛肉是变质的，配给物品缺斤少两，牟取私刊以及受贿。这些指控多数看来是有根据的，但因为考斯顿作为伦敦托管人的代表，拥有管治的权力，故他仍能免于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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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的诸多计划中最基本、最欠考虑和最具灾难性的乃是有关土地的计划。在佐治亚，五十英亩长满松树的瘦地是养活不了一家人的，而清除树木并且种上庄稼这种活却超出一个只有其家人帮忙的粗壮汉子所能承受的程度。问题并不在于一个更崇尚苦行的、更勤劳的或更为英雄式的人物能否干得了，而在于殖民地托管人已给他们自己定下了一个任务，即把一种特殊的人送去拓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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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了在该边远地区配置人力而作的硬性规定，却连带地扼杀了不少提高殖民地生产率的激励因素。一个定居者如没有男嗣或者他的儿子不愿种地，就会发现干了多年活之后却不准他出售自己的财产。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要为了托管人的利益来增加肉己的财产呢，由于定居者是要在“边境卫戌部队”中当兵的，土地的交易就成为一项政府的政策问题，这只能在被证明符合公共利益后才会得到伦敦的批准。伦敦的会议记录就充满着为了五十英亩土地的转手而模梭两可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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