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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幸的殖民地居民们悲叹道：“佐治亚的穷苦居民散布到全球各地；庄园荒芜；市镇被抛弃；村落一片衰蔽；改善生活成了口头禅，而自由则沦为笑谈；朋友们视之为怜悯的对象，而敌人则视之为侮辱、轻蔑和耻笑的目标。”到了美国独立革命爆发之时，佐治亚——慈善家们的骄子和大慈大悲的伦敦的宠儿——已成为各个殖民地中最不繁荣和人口最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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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十六 利他主义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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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佐治亚殖民地的创建者缺乏激励马萨诸塞清教徒的那种宏伟的想象力或者宾夕法尼亚教友会教徒那种神秘的激情的话，那么他们却有着一种精确而又平实的构想，希图以此去建立起一个殖民地。他们之所以陷于困境，并不是因为缺乏计划，而恰恰是由于计划过多。他们有着种种问题和机遇，其成因并非由于他们的原则有着教条式的明确性，也不是因为他们的信念逐渐消减，甚至也不是由于他们的打算含糊不清。他们主要的弱点是一种窒息人们自发性和实验精神的心态，而这种自发性和实验精神却是美国真正的精神财富。无论珀西瓦尔、奥格尔索普和他们的某些同事们的动机多么崇高，但这些动机所表现出来的却是计较琐事和谨小慎微。假如他们的愿望更为远大和更为抽象一些——或者更为自私一些也罢——就会为新世界生活中的种种机会带来发展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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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象殉道者、传教士和做善事的使徒们一样，慈善家也从不以注重实验精神而著称的；他们之所以成为慈善家，正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好事和怎样才能做好事。他们的本性就倾向于对任何情况部抱有过分明确的和教条式的态度。佐治亚殖民地的托管人也正是这样的人。心怀不满的定居者们的抱怨是有理由的，北美殖民地所需要的是从事实验的意愿：“开始不过是试一试，现在则是一项实验：由于难以预见的各种意外情况，人们的假设总是会出差错的，任何个人或社会当然无须为此而负恃；而且，具有正确判断力的人，也不会因为你的建议本来就成败未卜而指责你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如果某人或某个社会，出诸真诚的错误想法或大过自信而硬要推行一项既无可能成功又会毁掉参与冒险者的试验时，则全世界都会哗然反对的。”佐治亚的这段故事给予我们的，不只是一种带讽刺意味的训诫，也不仅仅是失败的教训。因为托管体制失败的启示也就是其它形式的社会在北美洲取得成功的关键。佐治亚殖民计划之所以最终被搁置，井非由于那里的定居者认为北美洲没有前途，相反，而是由于他们缺乏机会——连同随之而来的所有风险——他们得到的只是一项妥善安排的计划。而任何按旧世界的想象力制订出来的计划，不论多么无私或崇高，部不能把新世界的种种机会包含在内。在殖民地中所要实现的梦想，比十八世纪伦敦所能够相信的更富于奇异色彩，在北美洲可能做的事与在欧洲不可能做的事不是一样的；它们部各有其自身的特性。即使要对这里的生活作一番多姿多采的美梦，也需要把英国的梦想同北美洲的经历掺在一起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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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第四章 把传统移植过来的人们弗吉尼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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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开始的时候，整个世界就是美国，关于这一点：当时比今天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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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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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阶段，整个美国就是弗吉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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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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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宏伟的规划，也没有要按某一种思想来进行治理的打算，有的只是为移植各种机构和制度所作的平凡的努力。如果说其它殖民地的人们力求不沾染英国的恶习，那么弗吉尼亚人则希望尽力体现英国的美德。建立一个理想的“山巅之城”来炫耀于世，以一个“兄弟友爱之州”来唤醒世界，或者以广泛的人道主义实验来鼓舞世界，所有这些事业都让其它殖民地去干吧，弗吉尼亚人头脑里想的是按照正常运行的社会的实际特征揉合而成的模式：这个社会就是英国，特别是十六、十八世纪田园式的英国，如果说弗吉尼亚有某些方面优于英国，那并非因为弗吉尼亚人追求英国人所没有的理想，而是由于弗吉尼亚具有实现英国理想的新的机会。中产阶级的英国人跑到弗吉尼亚来，是为了寻找新的地盘，好成为新式的英国乡村绅士。但是，一股预料不到的魔力却把英国式庄园大宅那套生活方式转化成了新世界共和国的生活习惯。英国的斯夸尔·韦斯顿们和霍勒斯·沃波尔们，横渡大洋，经历变化，成了埃德蒙·彭德尔顿、托马斯·杰斐逊、乔治·华盛顿之类的美国人。使他们从英国人变成美国人的，并非他们原来所寻求的东西，而是他们来此之后所建立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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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十七 美国式的英国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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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六世纪后期的英国，商人一旦发财，其雄心壮志就是成为乡村绅士。从店舗柜台后面或从职员办公桌前一席地退隐到位于广阔庄园中心的宽敞住宅，是地位不断上升的中产阶级梦寐以求的理想。那个时期的这种理想，就象二十世纪实业家所追求的拥有城郊豪华别墅、成为乡村俱乐部会员以及到佛罗里达过冬一样。然而，还不止这些。当时，成为一名乡村绅士就意味着挤入了统治阶级行列。拥有一座庄园住宅同时也意味着成为治安推事，具有统治地方宗教界的权限，相当于当地农民的保护人和忏悔神父，以及穷人的监工，或许迟早还将成为国会议员、爵士、男爵，甚至可望成为上议院议员。乡村邸宅因此成了地位正在上升之中的英国人通天坦途中的一站。乡村住宅虽然提供了舒适的生活，但它并不是人们可以沉溺于奢侈和懒散生活的地方。根据英国民间传说，政府和公共事务的重担都落到那些舒适地占据着绅士地位的人身上。理查德·布拉思韦特在他所著的弗吉尼亚人广泛阅读的手册《英国绅士》（一六三○年出版）中写道：“拥有最大财富的人，自由最少。”“这些人为人楷模而若犯罪，就等于加倍犯罪：意即他们应该在警觉、远见和勤奋方面都成为大家的榜样，他们不应在无所事事的安逸中虚度光阴。（有人说）居于高位的人是具有三重身份的仆人：他们是君主或国家的仆人，他们是荣誉名声的仆人，也是白己事业的仆人。就自己的人身、行为或时间来说，他们都没有自由。”因此，英国绅士的理想虽然肯定不是禁欲主义，却肯定是符合道德和社会标准的。正处于上升地位的英国商人渴望成为绅士，他们所争取的不仅是优裕的生活，而且还争取承担更大范围和更为崇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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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早年时代，上升到绅士行列的机会并不罕见。直到一七○○年前后，白人移民在弗吉尼亚可能比在英国时要富裕。由于劳力不足，工资就比较高；一六二三年，乔治·桑迪斯就曾抱怨说，弗吉尼亚人除了吃的以外，每天还要一磅烟草的工钱。每磅烟草以一先令计，则弗吉尼亚人每天所挣的工钱等于在英国的同胞一周所得的收入。此外，他们还有发迹的希望。根据《弗吉尼亚全面情况介绍》（一六四九年出版）一书作者所述，充其量只能当学徒的青年人，来后只要干上几年就可以指望“成家立业，拥有土地和牲畜”。托马斯·杰斐逊·沃顿贝克所研究的土地转让记录说明，十七世纪后期的弗吉尼亚已有大批的“自耕农”，即拥有二十至五百英亩土地的人。在社会的上层，携有中等资本前来的人可能还有较好的机会扩大自己的资本；并且，同样数额的金钱在弗吉尼亚比在英国可以买到更多的社会地位。根据“按人头”曾予土地的制度，每多带一个人到殖民地来就可得到五十英亩土地。这样，人们就能轻易买进一大帮人作为随行家属。要在十七世纪的弗吉尼亚这样一个新地方占一个有权势的席位，当时尚不需要挤掉别人才能办到。如果你没能在一个已经建立的社会取得领导地位，你可以建立另外的社会，许多弗吉尼亚家庭是由商人或手工业者建立起来的。这些人具有特殊才能，财运亨通。他们得到人片土地之后，很快就过着相当于乡村绅士的生活方式。至于谈到上流社会的教养，如果说那套标准是人们有意识地从英国那里抄袭来的话，那么这些标准必然是既不那么明确，也不那么死板的。社会各阶级在许多方面都是变动不定的。有一个时期，所有男性白种自由民部有权投票选举公民代表院成员而没有财产限额的规定。《弗吉尼亚的治理》（伦敦，一六六二年出版）一书是由一位爱挑剔的作者所著，他在书中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弗吉尼亚公民代表院很少通过明智的法案，因为公民代表中的大多数人“一般都是作为佣工到弗吉尼亚去的，虽然由于时间长久和勤奋努力，他们可能已经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所受教育实在太低劣、太平庸，因此他们对于教会或社会中的优越地位以及产生这种地位的原因缺乏判断的能力。”但是，只要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仍然是白种契约佣工，就没有什么种族障碍足以阻止时来运转或发奋图强的劳动者发迹。因此直到一七○○年左右，那段时期仍然算得上是弗吉尼亚“民主”的美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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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好景不常，临近十七世纪结束的时候，一系列客观条件的出现，使得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绅士的幻想世界彻底破灭。弗朗西斯。尼科尔森总督一七○一年十二月二日在他写给贸易和庄园委员会的报告中写道：“对有才华的男人来说，现在已经很少或者甚至没有吸引力使他们到这里来了。”“过去这里有良好的土地可以拨赠，还有相当有钱的寡妇，可以吸引有才华的男人前来。但现在全部或绝大部分好地都已被占用，而且如果说还有略具钱财的寡妇或女子的话，也大都被当地人娶走了，她们对其他人已开始产生某种反感，称之为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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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社会开始冻结了。一六七○年，仿效英国的立法制度确立了拥有一定数额的财产为参加选举的必要条件：只有“动产和不动产拥有者”享有选举权，“他们才是与公益事业利害相关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选举权又有了进一步限制，把土地租借人和终身佃户排除在外，一六九九年之后，只有“不动产持有人”，即确实拥有上地的人才有选举权。或是拥有无人定居的土地一百英亩，或是拥有带一幢宅院和一个庄园的土地二十五英亩，才能参加公民代表院的选举。弗吉尼亚参加选举的条件实质上已与英国雷同。这不仅是因为最肥沃的土地部被占用，最富有的寡妇己被娶走，使不定期来到的移民已经无法沾光，还因为劳动阶级的性质已经开始起变化。到一六八○年，越来越多的黑奴被贩运进来；十八世纪头九年运进了六千名黑奴，这一数目可能超过了上一世纪运进黑奴的总数。黑奴成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日益取代白种契约佣工。到了十八世纪初叶，奴隶制在弗吉尼亚加速发展，因为奴隶使大种植园更加有利可图，而小种植园主所面临的困难又不断增加，使自种佣工移民知难而退；白种佣工的减少又反过来使这一殖民地更加依赖黑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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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七世纪后期，小种植园主的境遇更是每况愈下。一六六○年以后，为了控制大英帝国重商主义体制下的纺织品，《航海条例》得到了更加严格的实施，这就降低了殖民地利润的幅度并给各类种植园主制造了新的问题。小人物经常处在负债累累的境地。一六七六年纳撒尼尔·培根在弗吉尼亚发动了一次为时很短的暴动。其原因至少部分是源自上述一系列困境。培根本人就曾公开宣称，小农场主负债累累，依靠“劳动和勤奋”已经无法自救。到了一六六○年前后，契约佣工在契约期满后继续留在殖民地已成惯例，为的是取得一块土地并希望能爬上社会阶梯的较高地位。尽管可以取得的土地越来越少，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公民代表院仍然不时（象一六二七年那样）专门提供一些小块土地。但到了十七世纪最后几十年，获得自由的佣工所希望得到的是更为肥沃的土地，这在其它一些殖民地是可以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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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初期，对于大部分较穷的自种移民来说，弗吉尼亚只不过是一个进口港，由这里向甫前往北卡罗来纳的荒芜边疆、翻越大山前往西部，或向北前往特拉华、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西部。这些比较穷的白种移民本可能按英国模式形成一个稳固的自耕农阶级，他们的大量流徙使弗吉尼亚人产生了不安情绪，但他们对此事的根源的看法并不一致。十七世纪结束之前，英国贸易局指示尼科尔森总督找出阻止移民大量流徙的办法。此后几十年，贸易局和总督一直就如何使以后的自耕农不离开弗吉尼亚的问题展开辩论。尼科尔森总督抱怨说，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是宾夕法尼亚这类殖民地特别优待手工艺者，把他们安置在毛纺业和其它技术行业中。爱德华·伦道夫在一六九六年解释说：“政府中行政委员会的成员和其他人不时取得大片赠予的土地，因此多年来就没有什么荒废的土地，可以拨赠给那些带着佣工前来的人或那些忠实地为主人干活而契约期已满的佣工。土地早已预先被占用。”一七二八年，威廉·古奇总督否定了这一解释。他举例说，斯普茨夕法尼亚县实行的是大量拨赠土地的规定，而布伦斯威克则实行拨赠小量土地的做法，但前者的人口却比后者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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