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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教会执事所执行的职责，教区成了主要的社会福利机构。教区委员会负有全责，促请人们关心极端穷困的人，并在当地没有救济院的情况下为“贫穷无靠”的人提供食宿，把他们安排在愿意接纳的居民家中，费用在公费中支出。教区委员会设法在抚养私生子方面帮助教区，办法是勒令生母规规矩矩，强迫生父交纳保证金，把孩子置于契约保护之下，直到年满三十岁。在西部各县，教区还照顾在印第安战争中沦为孤儿的孩子。受印第安人威胁最严重的奥古斯塔教区，在一七四八至一七五二年间为四十六名孤儿找到了新的家庭。一七七六年元旦那天，诺福克市发生火灾，各教区委员会努力减轻人民的痛苦，人皆称谢。十七世纪末，教区赋税常常等于其它各种税总和的三、四倍。独立革命前夕，费尔法克斯县所属的两个教区——特鲁罗和费尔法克斯，均有比县政府开支更大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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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知名人士可以不参加教会活动，因为教会的责任和公民的责任是统一的。县法院的法官一般也都是教区委员，如乔治·华盛顿、乔治·梅逊和乔治·威廉·费尔法克斯都是费尔法克斯县的法官，也都是特鲁罗教区的委员；一七五七年十一月十日在威科米科教区集合的九名教区委员中，四名是法官——如此等等。民团的军官们也都是这类人物，他们的职务是由县法官推荐给总督任命的。一七八五年弗吉尼亚教会不再掌权后，教区的许多权力都移交给了县法院，但势力大的种植园主仍然以县法官的资格担负教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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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的政治和社会领袖都是有势力的圣公会教徒，如果不是这样那倒是怪事了。一七七六年弗吉尼亚制宪会议的代表共有一百多人，其中只有三人不是教区委员。《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中，三分之二是英国国教会的成员；六个是神职人员的儿子或孙子。独立革命期间，争取独立的抵抗运动在弗吉尼亚各教区委员会中蓬勃开展。在殖民地时代的立法机构解散，县法院也取消了之后，每个县都要选出一个小规模的安全委员会，来行使政府的实际权力，这时在三分之一的县中，总有一名圣公会神职人员当选为该委员会的委员，在许多地方甚至当了主席。独立革命的领导人，包括乔治·华盛顿、詹姆斯·麦迪逊、埃德蒙·彭德尔顿和帕特里克·亨利，几乎全都是教会坚定的信徒，有些公开效忠英国教会的人士，例如乔纳森·鲍彻尔牧师，是效忠派圣公会教徒，但这并不能逆转上述事实。在弗吉尼亚，悄悄地忠于英国教会——这个现象本身既是维护古老的英国事物的一种屏障，又是争取独立的热情在当地的表现——哺育着对英国宪法和英国人的传统权利的崇敬之情，而这正是鼓舞独立革命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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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弗吉尼亚的领袖人物几乎全都是圣公会的好教徒，同时也正是这些人领导了独立革命，这两个事实并不矛盾。人们很容易幻想弗吉尼亚的“英国”教会如同在北美殖民地的英国统治权一样，受到理性主义、反教会、反传统的地震的撼动，而其震中是在欧洲某地。但这种想法根本不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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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二十二 “讲求实际的善男信女”——没有理论基础的信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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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的各个教区范围都很广，这自然影响了该地传播宗教的具体效果。一七四○年时，即使小的教区也有大约二十英里长，拥有分散各地的约七、八百白种人，大约有一百五十户人家。较大的教区可能有六十英里长，如果它向西南延伸，达到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之间的模糊边界，那就面积甚至更大。各个教堂之间相隔约为十英里以上。亚历山大·福布斯牧师（他本人的教区育六十英里长、十一英里宽）在一七二四年埋怨说，“教区范围过大不仅使人们没法做礼拜，而且我发现自己花广九牛二虎之力想为他们做点事，结果却往往徒劳无功。有时我远道跋涉五十英里安排在一户人家讲道，但就在那天，气候忽然变坏，结果参加集会者寥寥无儿，甚至根本无人间津，有时则因为下大雨后河流沼泽涨水，无法渡越而不能前来。于是我只好郁郁而归，既不能为人们做任何有益的事，也不能使我自己满意。”他曾经从数量角度试探人们对宗教的热忱。他认为，教区的人愿意走五、六英里路去教堂，这已经够虔诚的了，但若要他们走十至十五英里，那就实在太远了。而且，由于黑奴和未经同化的自种契约佣工大量拥入，以至谨慎的种植园主不敢也不愿意家里连一名成年男子都不留下，丢下庄园无人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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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一个教会中央权力机构把宗教仪式统一起来，而且教堂礼拜用品奇缺，结果造成一种比较随便的局面，这是与英国教会原有的精神不相符合的。一七一五年，一位参观者星期日去弗吉尼亚近海地区的教掌访问后写道，“在牧师布道完毕后，所有的男人都掏出烟斗，装满烟叶，抽上一袋。”我们不能肯定当时究竟有多少人如同后来邻州北卡罗来纳的教徒所做的那样，带着狗上教堂，使查尔斯·伍德马森牧师气恼不已。但是我们的确知道，有些教堂连举行洗礼用的圣水器都没有，有些教堂的牧师没有白色法衣穿，还有一些教堂，人们常常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领圣餐，而不是跪在圣坛面前。休·琼斯牧师写道，“在一些具体小节和习惯方面，每个牧师在自己的教区里多少都是独立自主的。”教堂里的许多仪式逐渐改在家里举行了。教区范围很大……许多人死后尸体没法运到教堂埋葬，于是往往把他们埋在庭园或果园里，全家遗骨埋在一个地方，那块地一般都是圈围起来的，样子很气派，栽着常青植物，坟墓维护得相当整洁。这样一来，人们也就习于在家里举行葬礼布道，许多邻居和朋友都来参加；如果你坚持要在教堂举行丧事布道和仪式，那么他们会说不举行算了，除非完全按照他们那一套办。有时为厂好玩、习惯，更经常是由于非如此不可，还在家里给孩子和妇女洗礼，否则的话他们干脆就不受洗了。他们还常常往家里举行结婚仪式，不管是在什么季节或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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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幅员如此辽阔，以至英国需要几十年神学论争才能解决的事，在弗吉尼亚却可以迎刃而解。弗占尼亚人按自己的特殊方式，甚至并非存心要干什么，就“清洗了”英国教会等级森严和过分强调仪式的气氛。这些难道不止是马萨诸塞的请教徒们声嘶力竭地攻击的缺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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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宗教精神在美国广阔天地得到“净化”时，它也就传播开了。我们越是深入理解弗吉尼亚教会的精神，也就越懂得为什么弗吉尼亚在十八世纪不仅能够成为信教自由的庇护所，甚至还能成为既有传统教会又使政教分离的最早几个殖民地之一。在弗吉尼亚，这一过程开始于一七七六年：而在康涅狄格，政教台一持续到一八一八年，在马萨诸寒持续到一八三三年。我们无须亲睹国外有关教旨之争的飓风，便可清楚理解弗吉尼亚人的中庸之道。在弗吉尼亚，能够容忍信教自由的关键是讲求实际的妥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在英国老家建立了英国教会，井在这种教会移植到美国之后赋予它新的生命活力。在独立革命的无政府状态时期，组织政府并把弗吉尼亚团结成一体的是埃德蒙·彭德尔顿这样一个本地传统教会的忠诚支持者和其他类似人物。据周游各地的佛罗伦萨人菲利普·马齐伊称，彭德尔顿有个众所周知的绰号，叫做“中庸人物”。弗吉尼亚人并不热衷于宗教教条，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们往往对此一无所知。乔治·华盛顿虽然是一个积极的教区委员，却很可能讲不出弗吉尼亚教会和任何其它教会之间的区别.他只知道本地传统教会在所有事情上主张中庸并且是当地维护高尚情操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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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人并不是宗教难民，由共同的狂热拧在一起而建立起白己的社会；他们是英国生活方式的崇拜者，希望在大洋的这一岸保存这种生活方式的长处。他们渴望增加人口，对神学则缺乏兴趣，这使他们一般说来在执行针对不同见解者的法律方面比较松弛。他们甚至能容忍罗马天主教徒和教友会教徒，只要这些人保持安宁。威廉·菲茨休是一位忠诚的圣公会教徒；他的邻居乔治·布伦特是一名天主教徒，双方和睦共处，相安无事。菲茨休甚至制订了计划，让天主教徒搬来，在他们自己的地盘定居。同时：他也力图吸引法国胡格诺派教徒。许多其他著名的弗吉尼亚圣公会教徒也部试图使他们的殖民地变成所有高尚的基督教徒的庇护所。尽管法律明义禁止，教友会教徒约翰·普莱曾茨还是当选为公民代表，只是因为他拒绝进行就职宣誓才把席位空了出来。一六八七年，英王詹姆斯二世发布诏书，停止执行反对非国教徒（包括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法律。消息传到弗吉尼亚，人民欢欣鼓舞、击鼓鸣枪，表示庆祝。总督行政委员会并发表声明表示谢意。公民代表院当即同意接受斯塔福德县一名当选的罗马天主教徒为公民代表。对教友会教徒，弗吉尼亚人仍然准备随时施加压力，因为他们一如既往不愿意帮助保卫社会，而且他们到处巡迴流动，使自己成为弗吉尼亚的敌对者一一法国人和印第安人——获取情报的源泉。但是即使对教友会教徒，弗吉尼亚人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十八世纪初，托马斯·斯托里得到弗吉尼亚人的信任，他们允许他四处自由活动，传播异端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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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希望本地公民牢固团结以加强弗吉尼亚实力的人，不可能对神学作过分细致的烦琐分析。弗吉尼亚的公民包括不信奉国教的英国移民、苏格兰移民、爱尔兰移民、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德国移民和荷兰移民。一七五0 年，英国贸易局明智地劝告弗吉尼亚总督行政委员会说：“关于戴维斯先生这位长老会教走的问题，由于信教自由和传播宗教自由是人类真正自由十分宝贵的组成部分，并且对发展和充实一个以贸易为生的国家十分重要，因此应当把这点永远作为英王陛下殖民地的神圣原则。”当然，弗吉尼亚也必须时时约束那些威胁殖民地和平和安全的在宗教问题上的捣乱者。弗吉尼亚人在一六四0 年禁止请教徒迁入，一六六二年禁止教友会教徒集会；一七七0 年，即一百年后，他们还监禁了狂热的浸礼会牧师。但是，这些都只是一时的紧急措施，并不表示存在普遍的迫害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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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世纪中叶之前，持不同见解的教派——长老会、浸礼会和教友会一一已在殖民地的生活中取得了公认的地位。一七二八年，威廉·古奇爵士在就任副总督的演说中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任何人经过真正的深思熟虑而仍与本教会具有不同见解，我认为，这些人对自己的信仰执拗不舍，是与基督教的精神相符的，因而决不可能与英国教会的利益不一致。”执行反对教友会教徒的法律看来不是为了维护宗教的正统，而是为了防止暴力或者防止教友会教徒在巡迴传道的掩盖下帮助本殖民地的军事敌人。一七二一年，乔治国王县的法院拒绝受理对不去圣公会教堂的人们的指控。因为被告们声称自己是长老会教徒。一七二四年，同一个县的汉诺威教区为一批持不同见解者建立广一座教堂，并为这些人的牧师提供工资，而不强制他们去教区的教堂做礼拜。一七四四年，弗吉尼亚殖民地把这一态度写入法律：那一年的法律虽然仍要求每个人定期到教堂做礼拜，却允许弗吉尼亚人到他自己选择的教堂去，井认为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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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好斗的长老会教徒（有时名为“新光”）侵入弗吉尼亚，帕特里克·亨利牧师（著名的帕特里克的叔父，任汉诺威圣保罗教区的圣公会牧师）描述他们的所作所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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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使用令人心惊肉跳的字眼和新杜撰的词句，咆哮如雷，叫嚣什么法律恐怖，并且诅咒谩骂，骂老年人是苍头老鬼。还不分青红皂白地乱骂：该死的，杀千刀，人还活在世上，灵魂已进了地狱，下炼狱的货色，魔鬼的化身，比魔鬼还要坏一千倍等等、等等。整个过程中，传道者提高嗓门，进行狂暴的煽动，凶狠地跺脚擂桌于，直到听众中比较软弱的那些人吓得又哭又喊，跌倒在地，好象发羊癫疯症的人那样抽搐着，使旁观者惊讶得无所适从。而如果被吓成这付样子的只是少数人，那么传道音就再次狂暴地激动起来，高喊你们当中难道就没有更多皈依主那稣基督的人么？他们照样咆哮如雷，直到相当多的与会者都陷入上述状况。传道者居然还夸耀说，这部是上帝的巨人力量在他们的心灵中起了作用……而那些没有反应的人则往往全被谴责为没有心肝的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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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警告说，这样的牧师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种“狂热激动的传道者”，自称“最终肯定能升入天堂，好象他们本来就已身在天堂似的。”他们可能使犯罪的人受到鼓舞，充满信心，相信没有任何罪恶能使他们得不到拯救。尽管公共秩序受到威胁，亨利牧师仍然没有放弃把“新光”引入正途的希望。他甚至允许他们的领导人之一乔治·怀特菲尔德到他的讲坛上传道，条件是在讲道之前先朗读英国国教的公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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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弗吉尼亚人在这种鼓动性的福音传教士的古怪动作面前吓得浑身战傈的话，那也不能责怪他们。要求乖癖反常的传道者登记他们传道的地点，这难道不是大专横了吗？许多人根本就拒绝这样做，在这次粗野的福音派运动中，最轰动一时的案件莫过于塞缨尔·戴维斯牧师“案件”。当局曾在一七四八年同意批准他为分布在五个县的七所礼拜堂的牧师，但是他们拒绝批准他主持更多的礼拜堂。他们迷惑不解的是，他究竟想搞一种新的四方游荡而不留在个教区的传道方式呢，还是打算搞一个宗教煽动者联络网，由一位超级牧师领导，使他们老是那么疯疯癫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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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分离的浸礼会教徒”是一七六七年左右侵入弗吉尼亚的。“正规的浸礼会教徒”在弗吉尼亚已整整居住了十年，一向用安无事，从未受到法律的干涉；实际上，在后来浸礼会的游荡者们来到这块殖民地之前，弗吉尼亚的记录上从来没有一个浸礼会教徒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受到过任何处罚。这批新来者中，有许多是非神职布道者，没有资格取得执照，剩下的人是由他们的教派委任圣职的，但是他们拒绝服从要他们登记领取牧师执照以及注明“布道地点”和礼拜堂的简单规定。在一七六八到一七七六年间被投入监狱的有近五十名“分离的浸礼会”传道士，他们被监禁不是因为宗教上的罪名，而是由于“扰乱安宁”或者拒绝交保保证在以后保持安宁。库尔佩珀县治安推事兼教区委员威廉·格林上校一七六七年二月七日写信给在他的教区传道的浸礼会牧师说：“我体会那稣基督福音只会容忍温文尔雅的论点。任何人如果超出这点，那么不管他对自己的意见是如何欣赏，也无论他是英国国教中人还是再浸礼会信徒，或者以其他任何名义或称号传道，我认为都不具有真正的基督精神。”他的解释也许可算作弗吉尼亚“讲求实际的善男信女”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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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来说，我自问可以同基督教任何派别的好人和平友爱地相处：我也不认为有必要同一个与我想法不完全相同的人发生分歧或争吵。我宁可由于他的个子或肤色与我不同而和他争吵。不应该把思维活动的差别考虑进去……上帝对人是一视同仁的，因此，如果我们自以为上帝的仁慈只限于赐给某一特定的民族或教派的话，那真是天大的自以为是和傻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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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几个月后，总督行政委员会的成员、威廉斯堡的约翰·布莱尔上校就敦促他的圣公会伙伴们要克制容忍。他说，因为这些浸礼会教徒还是做了些好事：他们改造了一些罪人，帮助了一些人改过自新，并且制裁懒汉，迫使他们供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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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友会教徒占优势的宾夕法尼亚，富兰克林对教义的多样性也感到高兴，他认为教义虽然多种多样，上帝各有不同，但殊途同归，都引导人们走向高尚和富有成果的生活。然而弗吉尼亚人已经习惯于另一种想法。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把一切人都包括在他们的教会内：把英国人的教会改变成弗吉亚亚人的教会。他们的教会不是一群善行昭著的圣徒们的联谊会，也不是良心纯洁的人们的协会，甚至不是掌握“真正教义”的信仰相同的人们的教派。它是一个松散的讲求实际的联合，参加的人所信仰的基督教精神以各种不同的和无法言喻的方式帮助他们成为良好的英国人和高尚的弗吉尼亚人。它是把一切善良的人们集合到一起的一个方便而庞大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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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克·亨利牧师把自己的圣公会讲坛借给异教徒乔治·怀特菲尔德使用，这一类型的戏剧以一千种不同的方式一再重演。面对所谓“伟大觉醒”的发动者和狂热煽动者，弗吉尼亚人的第一个直觉反应就是把他们拖进弗吉尼亚教会，向他们学习一切美好的东西，而且用一种富有感染力的高尚人格和端正品行感染他们。毗邻的马里兰的传统教会，在本质上和弗吉尼亚的教会很难区分。休·琼斯牧师于一七四一年在那里报告说，他发现教会里充满了“乐观热情、自然神论和开明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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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没有主教，或者甚至没有教会集会的地方，由谁来贯彻正统的教义呢？弗吉尼亚有许多头面人物，其中包括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和詹姆斯·麦迪逊，他们的宗教主张是难以归类的。这并不是说他们是非正统的圣公会教徒：谁也不能肯定要做弗吉尼亚教会的优秀成员心须信仰什么。他们都是统括一切的教会的成员：在这里“统括一切”的意思并不是指它拥有一套适用于所有人的教义（因为它的教义是含糊的、不明确的），而是指除了狂热分子和煽动家外，所有都可以生活在这个教会里，而不必放弃自己信仰的准则。这确实是二十世纪美国宗教生活主张各种教派相互交流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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