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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希望本地公民牢固团结以加强弗吉尼亚实力的人,不可能对神学作过分细致的烦琐分析。弗吉尼亚的公民包括不信奉国教的英国移民、苏格兰移民、爱尔兰移民、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德国移民和荷兰移民。一七五0 年,英国贸易局明智地劝告弗吉尼亚总督行政委员会说:“关于戴维斯先生这位长老会教走的问题,由于信教自由和传播宗教自由是人类真正自由十分宝贵的组成部分,并且对发展和充实一个以贸易为生的国家十分重要,因此应当把这点永远作为英王陛下殖民地的神圣原则。”当然,弗吉尼亚也必须时时约束那些威胁殖民地和平和安全的在宗教问题上的捣乱者。弗吉尼亚人在一六四0 年禁止请教徒迁入,一六六二年禁止教友会教徒集会;一七七0 年,即一百年后,他们还监禁了狂热的浸礼会牧师。但是,这些都只是一时的紧急措施,并不表示存在普遍的迫害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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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世纪中叶之前,持不同见解的教派——长老会、浸礼会和教友会一一已在殖民地的生活中取得了公认的地位。一七二八年,威廉·古奇爵士在就任副总督的演说中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任何人经过真正的深思熟虑而仍与本教会具有不同见解,我认为,这些人对自己的信仰执拗不舍,是与基督教的精神相符的,因而决不可能与英国教会的利益不一致。”执行反对教友会教徒的法律看来不是为了维护宗教的正统,而是为了防止暴力或者防止教友会教徒在巡迴传道的掩盖下帮助本殖民地的军事敌人。一七二一年,乔治国王县的法院拒绝受理对不去圣公会教堂的人们的指控。因为被告们声称自己是长老会教徒。一七二四年,同一个县的汉诺威教区为一批持不同见解者建立广一座教堂,并为这些人的牧师提供工资,而不强制他们去教区的教堂做礼拜。一七四四年,弗吉尼亚殖民地把这一态度写入法律:那一年的法律虽然仍要求每个人定期到教堂做礼拜,却允许弗吉尼亚人到他自己选择的教堂去,井认为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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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好斗的长老会教徒(有时名为“新光”)侵入弗吉尼亚,帕特里克·亨利牧师(著名的帕特里克的叔父,任汉诺威圣保罗教区的圣公会牧师)描述他们的所作所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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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使用令人心惊肉跳的字眼和新杜撰的词句,咆哮如雷,叫嚣什么法律恐怖,并且诅咒谩骂,骂老年人是苍头老鬼。还不分青红皂白地乱骂:该死的,杀千刀,人还活在世上,灵魂已进了地狱,下炼狱的货色,魔鬼的化身,比魔鬼还要坏一千倍等等、等等。整个过程中,传道者提高嗓门,进行狂暴的煽动,凶狠地跺脚擂桌于,直到听众中比较软弱的那些人吓得又哭又喊,跌倒在地,好象发羊癫疯症的人那样抽搐着,使旁观者惊讶得无所适从。而如果被吓成这付样子的只是少数人,那么传道音就再次狂暴地激动起来,高喊你们当中难道就没有更多皈依主那稣基督的人么?他们照样咆哮如雷,直到相当多的与会者都陷入上述状况。传道者居然还夸耀说,这部是上帝的巨人力量在他们的心灵中起了作用……而那些没有反应的人则往往全被谴责为没有心肝的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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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警告说,这样的牧师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种“狂热激动的传道者”,自称“最终肯定能升入天堂,好象他们本来就已身在天堂似的。”他们可能使犯罪的人受到鼓舞,充满信心,相信没有任何罪恶能使他们得不到拯救。尽管公共秩序受到威胁,亨利牧师仍然没有放弃把“新光”引入正途的希望。他甚至允许他们的领导人之一乔治·怀特菲尔德到他的讲坛上传道,条件是在讲道之前先朗读英国国教的公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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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弗吉尼亚人在这种鼓动性的福音传教士的古怪动作面前吓得浑身战傈的话,那也不能责怪他们。要求乖癖反常的传道者登记他们传道的地点,这难道不是大专横了吗?许多人根本就拒绝这样做,在这次粗野的福音派运动中,最轰动一时的案件莫过于塞缨尔·戴维斯牧师“案件”。当局曾在一七四八年同意批准他为分布在五个县的七所礼拜堂的牧师,但是他们拒绝批准他主持更多的礼拜堂。他们迷惑不解的是,他究竟想搞一种新的四方游荡而不留在个教区的传道方式呢,还是打算搞一个宗教煽动者联络网,由一位超级牧师领导,使他们老是那么疯疯癫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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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分离的浸礼会教徒”是一七六七年左右侵入弗吉尼亚的。“正规的浸礼会教徒”在弗吉尼亚已整整居住了十年,一向用安无事,从未受到法律的干涉;实际上,在后来浸礼会的游荡者们来到这块殖民地之前,弗吉尼亚的记录上从来没有一个浸礼会教徒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受到过任何处罚。这批新来者中,有许多是非神职布道者,没有资格取得执照,剩下的人是由他们的教派委任圣职的,但是他们拒绝服从要他们登记领取牧师执照以及注明“布道地点”和礼拜堂的简单规定。在一七六八到一七七六年间被投入监狱的有近五十名“分离的浸礼会”传道士,他们被监禁不是因为宗教上的罪名,而是由于“扰乱安宁”或者拒绝交保保证在以后保持安宁。库尔佩珀县治安推事兼教区委员威廉·格林上校一七六七年二月七日写信给在他的教区传道的浸礼会牧师说:“我体会那稣基督福音只会容忍温文尔雅的论点。任何人如果超出这点,那么不管他对自己的意见是如何欣赏,也无论他是英国国教中人还是再浸礼会信徒,或者以其他任何名义或称号传道,我认为都不具有真正的基督精神。”他的解释也许可算作弗吉尼亚“讲求实际的善男信女”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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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来说,我自问可以同基督教任何派别的好人和平友爱地相处:我也不认为有必要同一个与我想法不完全相同的人发生分歧或争吵。我宁可由于他的个子或肤色与我不同而和他争吵。不应该把思维活动的差别考虑进去……上帝对人是一视同仁的,因此,如果我们自以为上帝的仁慈只限于赐给某一特定的民族或教派的话,那真是天大的自以为是和傻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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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几个月后,总督行政委员会的成员、威廉斯堡的约翰·布莱尔上校就敦促他的圣公会伙伴们要克制容忍。他说,因为这些浸礼会教徒还是做了些好事:他们改造了一些罪人,帮助了一些人改过自新,并且制裁懒汉,迫使他们供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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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友会教徒占优势的宾夕法尼亚,富兰克林对教义的多样性也感到高兴,他认为教义虽然多种多样,上帝各有不同,但殊途同归,都引导人们走向高尚和富有成果的生活。然而弗吉尼亚人已经习惯于另一种想法。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把一切人都包括在他们的教会内:把英国人的教会改变成弗吉亚亚人的教会。他们的教会不是一群善行昭著的圣徒们的联谊会,也不是良心纯洁的人们的协会,甚至不是掌握“真正教义”的信仰相同的人们的教派。它是一个松散的讲求实际的联合,参加的人所信仰的基督教精神以各种不同的和无法言喻的方式帮助他们成为良好的英国人和高尚的弗吉尼亚人。它是把一切善良的人们集合到一起的一个方便而庞大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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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克·亨利牧师把自己的圣公会讲坛借给异教徒乔治·怀特菲尔德使用,这一类型的戏剧以一千种不同的方式一再重演。面对所谓“伟大觉醒”的发动者和狂热煽动者,弗吉尼亚人的第一个直觉反应就是把他们拖进弗吉尼亚教会,向他们学习一切美好的东西,而且用一种富有感染力的高尚人格和端正品行感染他们。毗邻的马里兰的传统教会,在本质上和弗吉尼亚的教会很难区分。休·琼斯牧师于一七四一年在那里报告说,他发现教会里充满了“乐观热情、自然神论和开明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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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没有主教,或者甚至没有教会集会的地方,由谁来贯彻正统的教义呢?弗吉尼亚有许多头面人物,其中包括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和詹姆斯·麦迪逊,他们的宗教主张是难以归类的。这并不是说他们是非正统的圣公会教徒:谁也不能肯定要做弗吉尼亚教会的优秀成员心须信仰什么。他们都是统括一切的教会的成员:在这里“统括一切”的意思并不是指它拥有一套适用于所有人的教义(因为它的教义是含糊的、不明确的),而是指除了狂热分子和煽动家外,所有都可以生活在这个教会里,而不必放弃自己信仰的准则。这确实是二十世纪美国宗教生活主张各种教派相互交流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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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十八世纪的高级神职人员写了一些书籍,智慧卓著,堪称伟大作品。教会精神生活最贫乏的时代之一,居然是教会人员撰写哲理著作最为丰富的时代之一。伯克利主教、巴特勒主教和霍德利主教为创立新世纪而战斗,力求使神学现代化。但是,随着每一位都阐明了自己的想法和澄清了自己的特点,他也就把自己同邻居伙伴们分隔开了。弗吉尼亚没有这种作品,不仅是因为它没有主教,而且是因为它的领导人对这种声誉不感兴趣。弗吉尼亚知识生活的这种“弱点”,正好拯救了这个社会,使它不致发生神学上的分裂。威廉一玛丽学院是一六九三年经发给特许状创立的,目的是“培养优秀的牧师”。第一任院长是詹姆斯·布莱尔主教代表,弗吉尼亚教会的业务领导。正统的圣公会神职人员认为该学院是“一个好处甚多和值得称赞的苗圃,是抵制弗吉尼亚不断蔓延的不同见解的坚强堡垒”。但是这所学院从来没有实现它的某些英国创办者所寻求的那种培养神职人员或神学理论的目的。相反,它变成了温和的、统括一切的、世俗文化的堡垒,而这种文化正体现了十八世纪弗吉尼亚的生活。在这所学院创立三十年后,休·琼斯牧师提出了弗吉尼亚成功的神职人员应该具备的要素他们都应该是比常人阅读过更多书和见识过更多世面的人,应该比英国教区所订的要求更高:他们必须是能够谈论和懂得比普通哲学和纯理论伦理学更为高超的学识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对人性和事业有一定的造诣,并且博览群书;他们可以有象绅士那样的举止,会开玩笑,富幽默感,而又不过分自由放任;他们可以是优良的学者,但务必不要成为玩世不恭之徒;他们可以是善良的基督徒,但务必不要成为禁欲主义者。他们应该在小事上让步而不要造成乱子和危害……。弗吉尼亚在宗教上毫无激烈情绪,但我们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弗吉尼亚人对宗教没有感情。在弗吉尼亚领导人的心目中,宗教本身就培育信教自由的宽恕之道,他们不愿为神学上的个别小事而争论不休。他们的圣公会教会具有统括一切和妥协宽厚的精神,使信教自由的宽恕之道早在争取通过宗教自由法之前就已成为弗吉尼亚的一项宗教制度。幸运的是,在各种持不同见解的教派从英国国教分离出来之前,在十七世纪英国成为宗教怪物棲居的原始丛林之前,被正确地称为“老自治领”的弗吉尼亚已经成为自成一体的社会了。甚至在十七世纪,弗吉尼亚也没有染上清教徒时代那种狂热和疯狂劲,而是怡然自得地保持着遥远的距离。而且,弗吉尼亚有充分的时间巩固本地传统教会这种统括一切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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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晚期,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在美国评论道:“迫害、宗教上的自豪感、对矛盾的爱好,这些就是世上通称为宗教这件东西的精神粮食。在这里,这些动力都已消失殆尽;欧洲的热情只是局限于那个地域,经过长途跋涉,到了这里,它就挥发完了;热情在欧洲是一个包装严密的炸药包,到了这里它已在广野里燃烧完了,一点作用都未起就消耗净尽。”人们常常把中庸之道误解为冷漠无情。测量由于神学观念不同而引起的相互仇视,比衡量对上帝的热爱要容易得多,因而那些动辄为宗教而大开杀戒的时代和国家就取得了最富有宗教气息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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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严格信守的这种宗教自由精神在美国是得到支持的,它的圣徒就是伟大的弗吉尼亚人。要把这种精神解释清楚,并不需要任何人谋求以某些新的“开明”的东西来取代传统才能做到。没有教权主义,就不可能有反教权主义。把伟大的弗吉尼亚人同法国的“无神论”和“理性主义”等同看待,是在已有既成事实之后好久才实现的,这样做的人主要是一些象蒂莫西·德怀特这样的神学积极分子,他们不能设想一个高尚的社会可以经受得住教义上的多样性。但是弗吉尼亚的现实生活否定了图书馆式的分门别类的做法。正如许多弗吉尼亚人对共和制政府的信任来自他们与种植园主贵族政治下拥有产业的绅士交往的愉快经验一样,在宽容豁达的弗吉尼亚教会下培育成长的人们,也不可能被宗教信仰的多样性所吓倒,他们在自己秩序井然的社会里早已见识过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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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二十三 弗吉尼亚的公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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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认为弗吉尼亚人是“世界公民”,那可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同他们那年代以来的所有美国领导人一样,宁愿从解决自己的问题着手。他们的出发点基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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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乔治·华盛顿在今天我们的心目中显得缺乏光彩的话,那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国后来的民主偏见使我们闭眼看不见事实真相,视而不见华盛顿时代弗吉尼亚的光彩。要使我们自己相信,那些出身弗吉尼亚的共和国伟大缔造者们,竟然是在贵族政治、奴隶制度和传统教会的土壤上培育成长的人,这确实是非常困难的。据说,现代美国民主植根于某种十八世纪的“民主”,于是我们就从新英格兰城镇会议(据说是民主的缩影)而不是从弗吉尼亚的烟草贵族政治去寻找民主的种籽。然而,历史的道路是朦陇不清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贵族们引为自豪的独立精神,难道不是源于他们辽阔的种植园和他们的贵族责任感吗?他们对个人自由的高度重视,难道不是由于他们目睹周围的奴隶制,在鲜明对比下更形加深了吗?他们的贵族思想习性一一他们“热衷于指挥的特性”以及他们自认为可以代表社会作出决断的信念,难道没有推动他们起而担任美国独立革命的领导人吗?按照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的说法,也许革命总是由“贵族式的、自以为比群众更懂得群众利益一一毫无疑问也确是如此的人领导的”。也许,真实可靠的信教自由正是植根于一个并不那么激情的传统教会,植根于它的悄悄统括一切的特性中,而跟理性主义者和反宗教主义者露骨的自由主义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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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人的确给自己注射了预防一切剧烈病毒的免疫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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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和其他所有人不同,总是力求一下子全面掌握真理,无论宗教、政府或社会的真理一概都要掌握。他们的经验主义精神和改革精神都是在弗吉尼亚的烟草地上产生的,不是产生于当时欧洲流行的腐朽性绝对上义。从时间上说,传统主义——他们对古老的英国工作方式的忠诚,在他们身上扎下了根;从空间上说,地方主义—一他们对本教区和本县的习俗以及对邻里朋友的忠诚,也在他们身上扎下了根。这两种感情(为了精确起见,我们应当称它们为感情而不是哲学)的力量是造成弗吉尼亚特性的主要因素,也是弗吉尼亚在共和国早期关键性年月里对美国作出贡献的主要原因。传统主义的力量不久就在美国独立革命中体现出来,以维护作为英国人所应有的权利。地方主义的力量则体现在教区自治和联邦精神上,也体现在宪法和争取州权方面。尽管他们的传统只是稀稀松松地表现出来(他们的榜样是英国乡村绅士的生活),但这一事实并没有丝毫减弱他们对传统的联系。这个如此模糊而义如此真实的理想触及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无一遗漏。他们的传统主义比较狭隘,比较带法律性质,并在日后发挥了它的作用。这表现在独立革命时期,人们要求他们以精确的法律语言说明他们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如何遭到侵犯。但是,弗吉尼亚黄金时代的传统主义却是以静悄悄而又具有强烈渗透性的方式生存下来的。作为把传统移植过来的人,他们的力量来自他们在移植过程中愿意随机应变,使遥远的过去适应当地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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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地方主义所得到的重视和称赞实在太少了。在那个年代,州权是不时兴的,人们常常说,一个人过分注意他居住地方的习惯只会影响整个国家的进步。十分幸运,十八世纪的弗吉尼亚人并不如此想。他们关心本乡本上的特殊需要,这不仅使他们的政治生活和期望,而且使他们整个思想都增添了一种特殊的风味,也把他们的所有社会理想纳入一定的范围。这就是联邦主义的种籽,没有联邦主义,便不会有美国民族的生存,自由制度也不可能繁荣昌盛。杰斐逊生前曾要求在他的墓碑上写下三项人们对他永志勿忘的成就,其中只有《独立宣言》一项是超越弗吉尼亚范围之外的,其它两项——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规和弗吉尼亚大学,都纯粹是地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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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十八世纪弗吉尼亚生活的全貌,可以看到一件又一件的事实,把当地社会的领袖同他所在的特定地点联系在一起,甚至比现代英国更为紧密。河流纵横,形成渠道,而陆上交通又十分困难,各种情况使得商业生活局限于种植园邸宅附近的私人码头。文化生活同样如此:文化中心,包括最好的图书馆在内,始终是散布在殖民地各处相隔很远的大宅邸中。家道殷实的种植园主的子女不到城市的学校上学,而是在当地“老庄园”私塾读书,或者在家里请家庭教师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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