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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从开始起,北美殖民地的人们就已经意识到,“进展”在新世界是不言而喻的。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地方行政长官一六四六年对蔡尔德请愿者的答复就明确声称:“让他们试试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建立一个殖民地,看谁能在十六年之内取得比我们更大的成就。”大约一个世纪以后,安德鲁·伯纳比访问费城,他兴奋地惊呼道,仅仅八十年之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而未开化的蛮荒之地,除了贪婪的野兽和野蛮人之外一无所有”,如今却出现了一座欣欣向荣的城市。“在我们盼望着无数城市和王国不断兴起和发展之际,亲眼目睹这一巨大成就,能不雀跃欢呼吗?让我们设想一下,一个富裕而丰饶的国家将从这个小小的定居点或殖民地中突然崛起,能不使人衷心高兴吗?任何人只要一想宾夕法尼亚,内心深处就无不感到欢欣雀跃。”总之,美国的历史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这句话不止一次地出现在许多书刊的扉页之上:“英属北美殖民地在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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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实际情况使得“进展”与“增长”同“扩张”成为同义词,这是很自然的。北美殖民地得以延续生存,并具有无穷活力,这本身就是“进展”的明证。富兰克林从一件任何人都能看到的事实中得出美国在不断进展之中的结论。这一简单明白的事实是:北美大陆的空白地区人口日益增长。富兰克林在他的《于于人口增长、分布等问题的看法》一文(一七五五年)中阐述说,如果按照旧世界的经验对美国人口的增长进行概括,那将是无可比拟的巨大错误。“对欧洲那样早已挤满了人的古老国家进行观察得出的结论,决不适用于美国这类新兴国家。”在美国,试图限制制造业或者限制人口,都是徒劳的。”结婚的人数越多,人口就越多,而人口越多就越容易维持家庭的生计。一旦家庭生活易于维持,又会有更多的人结婚,并且更早地结婚。”在美国,土地众多和易于谋生诱使人们早婚和多生子女。这里的人口肯定每隔二十年就会翻一番。”尽管有了这样大的增长,但北美的版图是如此之辽阔,以致需要经过好多年代才能使其布满人口,而且在人口布满之前,这里的劳力是决不会便宜的。在这种地方,没有人愿意长期替别人当劳工,而是更乐于独立经营自己的种植园。在这里,人们不会长期在某一行业打短工,而是加入新移民的行列,自己建立独立的事业。因此,尽管成千上万的劳动力连续不断地移入宾夕法尼亚,但是,同三十年前相比,那里的劳力丝毫没有降价。”劳力的昂贵既妨止了殖民地在制造业方面与母国进行竞争,殖民地人口的增长又年复一年地使容纳英国货物的美国市场不断扩大。简而言之,植物和动物的自然繁殖是没有止境的。但是,试设想一下,他们互相挤来挤去,又互相侵犯对方的生活手段,将会造成什么后果呢?……估计现在已有一百万以上的英国人在北美定居(虽然据说当初航海来此者不到八万)。而且由于北美殖民地向母国的制造业提供了就业条件,英国的就业人数就决不会减少,相反,还会大幅度增加。假定这一百万移民每二十五年人数翻一番,那么,在下个世纪美国的人口就将超过英国,而且绝大多数英国人将生活在大洋这一边。这对大英帝国在陆地上和海上的权力将是多么大的一次扩张!这对贸易和航运、对海船和海员的数目又将是多么大的一次增长!富兰克林早就看到,美国人所注重的事实已压倒欧洲人所注重的理论。举例而言,“重商主义”——英国和它的竞争者都以此作为争霸的理论依据,而这一理论就是以欧洲人口拥挤这一事实为借口而形成的。在重商主义背后还有一种假设,那就是说世界的财富象一个馅饼,一个国家要是取得较大的一块就必然意味着其余所有国家所得到那块较小。在日益扩张的新世界,所有这些都成了不切实际的教条。美国为何要追随欧洲的模式呢?美国人口的增加为何会威胁到英国的财富呢?相反,正如富兰克林所坚信的,北美殖民地的扩大必将削弱可能来自北美制造业的竞争,与此同时也必将扩大英国产品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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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有大批无地贫民,他们不得不以低工资为别人劳动,否则就会挨饿,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人经营制造业,也才能提供大量廉价产品,以阻止从国外进口同类的产品,甚至可以担负这一产品输出所需的开支。如果人们都能拥有足够多的土地,并能在这块土地上依靠自己的劳动富裕地养活全家,那么,任何人都不会穷到非投身制造业替雇主干活不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既有足够的土地可供我国人民使用,也就不会出现大量一定规模和一定价值的制造业。在人口稀疏的森林地带,人们的自然生计必然是打猎;人口数量要是略多一些,自然生计就会是放牧;要是人口达到中等程度,自然生计则会是农业;只有人口极其稠密的地带,自然生计才会是制造业。在人口稠密的国家,大量居民的生活最终必须由制造业来维持,否则这些稠密的人口就只能依靠别人施舍为生,或濒临灭绝。——这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作家的惊人之笔写出的惊人之言。总之,人口不断向外扩张对大不列颠极为有利,它就是这样干的,并且只有占有加拿大,这一点才能得到充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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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在他与理查德·杰克逊合著的《论大不列颠拥有殖民地及兼并加拿大和瓜德罗普的好处》(一七六○年出版)一文中,把上述论点运用于解释英国战胜法国后对北美的政策。自此之后,在社会上出版的各种小册子中以及在国会里都纷纷议论英国究竟是应该通过兼并加拿大而把法国赶出北美,还是应该拿下产糖的瓜德罗普岛。正统的重商主义者争辩说,加拿大是一片寒冷而未经开发的荒漠之地,而且有漫长的边界需要捍卫,唯一可得的好处是区区皮毛生意而已,它心将成为母国的沉重负担。同时,他们还强调说,把法国驱出北美有促使美国从速独立的危险。但是,富兰克林对此的看法则截然不同,他认为,”进展”、“扩张”和“增长”都是美国生活的必然规律。所有那些把国家比作人体的古老比拟都是十分谬误的,因为实际上国家的发展是没有自然极限的。美国市场通过消费英国的工业品将为英国工人提供更多的就业,并且最终将使母国的人口增长十倍。富兰克林这本小册子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特别是相当一部分有权势的英国人(其中包括大英帝国举足轻重的人物威廉·皮特本人)都与他持相同看法。在一七六三年的巴黎和约中,英国所兼并的是加拿大而不是瓜德罗普,从而消除了法国对美洲大陆殖民地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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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方式实际上为大英帝国的扩张提供了崭新的美国式论据。同时,也阐明了一种针对“进展”这一概念的新颖而朴素的观点。如果不是富兰克林等人以这种朴素方式给美国人打好思想基础,使他们从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基点出发来进行论证,十八世纪北美殖民地的扩张也不可能带来如此有力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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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殖民时期出现的其它一些美国概念,也可以作同样的解释。这些概念初看起来颇象欧洲“启蒙”哲学家所得出的结论。再仔细一看,又有充分证据说明,这些美国原则往往都源自美国生活现实的“不言而喻”的结论。举例而言,一个法国哲学家兴趣的多面性表现出他坚信理性的崇高的一致性,而他渊博的兴趣则证实了一种理论化的“理性主义”。但是,一个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之所以多营博能却更多地是由于他的实际责任的多样性——要对行政管理、作物收成、医药、宗教以及他的小小种植园世界里的一切事物负责。再者,在法国,人类不可或缺的平等需要依靠埋头研究和思考才能费力地表达出来(例如在卢梭所著《关于不平等根源的论文集》中就是如此),但是在美国,“平等”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一种完全“不言而喻”的含义。当然,美国的现实也限制了美国的理想。如果美国的“生活现实”看来会否定平等的话(诸如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情况),就会有许多善良的美国人强烈地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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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美国人就形成一种习惯,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只接受似乎业已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概念。他们往往把现实的事物作为尺度,来衡量事物发展的应有情况。在美国,“这个样子”成了“应当成为这个样子”的检验标准。新世界本身就否定了“世界原来是这样”与“世界可能怎样或应当怎样”两者之间古老而鲜明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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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二十六 自然形成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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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时代,先对一个地方勘探、测绘、进行植物调查、并加以详细描述,然后大批移民才前来密集定居,这种先后顺序对世界上一切边远地区来说已成共同的惯例。总之,探险家、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先行,然后移民才接踵而来。因此,往往在一种定型文化开始发展之前,大量新奇事物就已被罗掘殆尽,或者已被科学专家们所占有。举例而言,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对非洲、内蒙古和北极所掌握的知识,较之殖民时期美国人对他们大西洋沿岸那个狭长地带以外任何地方拥有的知识更为丰富而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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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的笼罩新世界的迷雾,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上任何地方已不复存在。美国是欧洲移民先于探险家、地理学家和职业博物学家而大量涌入的最后地区之一。当年,引导早期移民奔赴美国的仅仅是一些传闻和宣传,早期美国人尽管过的是永久定居者的生活,但是他们的生活中却充满了探险家的喜悦和任务,他们经历着只有探险家才能碰到的惊异和失望。在美国历史上,这是十分重要的实际情况,它照亮了美国人对周围世界的思路,同时也影响着美国人对人生的看法;它还使美国人从大量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问题中解脱出来,所有这些问题都曾使比较内向和埋头啃书本的欧洲人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它又诱使美国人的目光和思想转向周围世界变化万千、多种多样、而又无法预知的种种情况——对于这些情况,每一个亲眼目睹的美国人(有时往往也是第一个看到的人)都是自己看法的最高审定者。教养过度的欧洲人面临着非重新认识世界不可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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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可能从来没有一个文明国家的物质发展同智力发展具有如此清晰的一致性。为了扩大国土并定居下来,自然也就扩大了人们对世界的知识。杰斐逊出于高度结合在一起的求知目的和政治目的,提出并一手组织的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队(一八○四——○六年)就是这种美国一致性的主要象征。即使在约翰·史密斯上尉、威廉·布雷德福,或者约翰·温思罗普最早的记载中,美国的知识的发展同新形成的美国社会的扩大也是并肩齐进的。我们有时忽略了美国的“发现”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它只是占领北美大陆的一项副产品。人们采取行动,向前推移,探险考察,也就意味着知识领域不断扩大。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知识的概念带有实践性和能动性的特征。学习和行动两者已经合而为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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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大陆本身就是一座未知事物的伟大宝库,而且直到进入十九世纪之前仍然如此。我们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在乡间的门口附近就可以发现动植物的新品种,而是由于当时许多最简单的地理情况也尚未为人所知。任何阅读过问世最早的杰第迪亚·莫尔斯所著一卷本《美国地理》(一七八九年)的人都会看到人类仍然毫无所知的大片地区,这些地区曾使当时美国有名的地理学家面临巨大的挑战。第一本系统而广博的美国地理书系由一位勤奋的德国学者克里斯托夫·丹尼尔·埃贝林(1741—1817)所著。他的七卷本《美洲地志和历史:北美的美国》(一七九三一——八一六年出版),乃是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点滴收集和精选出来的大量知识片断。当时,美国人热衷于探明他们的土地,以至根本设法抽出手来著书立说。固然,美国人在殖民时期也曾写出许多地区性的考察资料报告,诸如杰里米·贝尔纳普的《新罕布什尔史》、塞缪尔·威廉斯的《佛蒙特史》、杰斐逊的《弗吉尼亚札记》以及其它不少有用的手册(如莫尔斯撰写的手册)。但是,美国人的兴趣在于土地的使用,而不是对于土地作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即使在埃贝林的多卷巨著问世之前,在美国地理学著作方面作出最重大贡献的也并非美国人。莫尔斯在他的著作的序言中就说过,“迄今为止,公开发表的有关美国的论著竟是如此残缺不全,甚至那些一度独占最佳资料的人的著作也不例外,从他们那里所能得到的关于这个国家的知识真是微乎其微,以致欧洲人成了美国地理书的仅有的著作家。可是,欧洲的作家们又往往以幻想代替事实,这样就把他们的读者引入歧途,尽管他们自称是旨在消除读者的无知。”虽然人们当时对于东海岸已有了某种程度的具体而细致的了解,但是,对阿巴拉契亚山西麓的地区,人们的知识就充满了假想和虚构。这种异想天开的假设有时甚至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对照绘制确切的现代地图,杰斐逊关于西部各州的计划简直是毫无意义。他的计划必须与他那个时代流行的充满假想的西部地志结合起来才能理解。“出自最新和最佳权威之手”的莫尔斯北美最新地图(一七九四年)竟然把落基山脉的南端绘在苏必利尔湖的西北!该地图还把“密苏里河的源头”标注为“未经探明”,并且遗漏了象哥伦比亚河和内华达山脉这样重要的地方!莫尔斯坦率地承认,除了大西洋沿岸一带,他对北美所有其它地方的地志都十分无知。对于北美的海湾、海峡和大陆周围的岛屿(位于美国境内的除外),他“除了名称之外,实在所知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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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美大陆的心脏地带根本未经侧绘,以致人们常常把这一大块地方的种种假设用来解释业已定居的沿海地区的气候特征。人们当时设想大陆内地全都被难以穿越的森林覆盖(假定已达到连太阳都晒不到土地的程度),把这当作是美国气候比较寒冷的原因;而沿海地区,森林逐步被砍光,海风可以登陆,所以自最早期的移民定居以来冬季气候才逐渐转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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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学上的种种新鲜“事实”,包括真实的和想象的,都成了最早期宣传小册子的有声有色的内容。这些宣传小册子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用以鼓动人们移居美国,或者是向移民们推销土地。小册子的作者,同任何时期的宣传广告的执笔者一样,总是不顾一切地随意夸大其词。当时还有大量旅游书籍,这些书的作者也总是竭力发掘,必要时甚至捏造一些引人入胜的新奇事物。其中有几位搞得最离谱,象土耳其作家易布拉欣·伊芬第,他在一七二九年描述了一种可爱的“华克华克”树,这种树所结之果全都是迷人的美女。另外许多人则热衷于描写稀奇古怪的植物和富庶之乡的气候和水的奇迹,真是浮想联翩,随意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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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的许多可靠知识都是那些为了特定的实用目的而从事的旅行所得到的副产品。威廉·伯德一七二八年受托从事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边界的勘蔡时,每天都记日记。由此写成的《分界线的历史》,被认为是真正的新世界文献中拥有广大读者的一部经典作品。伯德以他朴素而流畅的风格,不仅描述了勘测美国荒凉地区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同时也广泛收集了周围生活中五花八门而又引人入胜的具体细节——诸如:迷信的印第安人如何不敢“把地上的走兽同天空中的飞禽混煮在同一个罐子里,怕会触犯森林守护神”:印第安人如何“骑起马来比荷兰水手还笨拙,女人如何学着法国流行姿势横跨在温驯的马背上,但是她们十分害羞,以致众目睽睽之下谁也无法劝说她们骑上马去”:还有野生火鸡的习惯、福王草作为医治毒蛇咬伤的特效解毒药的种种特性、美洲野葡萄的功效、熊的习惯和可食用性,以及臭猫肉的惊人美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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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成百个负有具体使命的团体也发掘出成千上万种有关新世界的零星知识。其中有官方勘察人员,如威廉·伯德、彼得·杰斐逊(托马斯·杰斐逊之父)以及查尔斯·梅逊和杰里迈亚·狄克逊,后两位花了整整五年时间(一七六三——一七六八年)勘察了后来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的不祥之线;有做投机买卖的私商,如乔治·华盛顿,其目的纯系发现并取得最佳土地的产权;有巡迥布道的牧师,如英国国教的查尔斯·伍德马森、教友会的托马斯·乔克利,以及美以美教派的韦斯利兄弟,他们每人都想按照自己的特殊方式拯救人们的灵魂;最后还有詹姆斯·邓顿那样专门出售猎奇书籍的书商。一位英国官员亨利·布凯于一七六二年二月从遥远的皮特堡把一包标本寄给在费城的约翰·巴特拉姆,他说:“我想你肯定愿意知道在那些蛮荒之地自然界会产生什么东西。……如果你能抽空给我寄一本关于这个国家特有而欧洲土地上不生长的树木和植物的目录,我将感激不尽。因为我打算一旦能有更多的和平时间,便搜集这类标本寄送给我的一位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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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看来全部知识都是由零星点滴而五花八门的资料积累而成的。当时的普遍趋势几乎是只要你发现这类资料,有一点就尽量蒐集一点,先不管它们是否可以列入熟悉的欧洲品种类目中,一般都是由美国人收集各种新奇事物,然后,学究气和书生气十足的欧洲人则使之系统化。欧洲的(特别是英国的)园艺学家和博物学家帮助美国人瞭解自己身边的宝贵财富。约翰·巴特拉姆这位自学成材的费城人发现的植物可能比任何其他美国人都要多,并且还在美国建起了第一座植物园,他之所以能从事这项事业,并且进行广泛旅行,全靠彼得·柯林逊的资助。后者是伦敦的植物学家和苗圃产品商人,他从美国输入植物品种,转手卖给英国的园艺行业。但是,正如一位同时代人所描述的,巴特拉姆与其说是“一位学者还不如说是一个收集家”,他虽然是“一个出奇的天才”,但掌握的植物规律知识却少得可怜。他手中掌握的大量种子和植物在系统的植物学上所具有的意义,全靠英国博物学家汉斯·斯隆爵士和马克·凯茨比、荷兰植物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克·格罗诺维斯以及伟大的瑞典学者卡尔·林奈来发现。巴特拉姆一方面对收集新品种具有强烈的爱好,但另一方面又无力把这些品种系统化,这种特点正代表了美国学术思想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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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这种类型的著名美国植物学家大概要算约翰·克莱顿,他是弗吉尼亚格洛斯特县的一个职员。他所收集的大量标本为格罗诺维斯的著名论文《弗吉尼亚植物志》(一七三九——一七四三年)提供了原始素材,这篇论文甚至林奈本人也曾广泛引用。《弗吉尼亚植物志》这样一篇殖民时期有关美国植物学的最具有指导性而又最有条不紊的论文竟然出自欧洲学者的手笔,这是完全符合美国的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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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时期,为促进系统科学的发展而努力作出贡献的最为突出的美国人是卡德瓦拉德·科尔登。这位精力旺盛而往往轻率作出推论的美国人出生于苏格兰,在爱丁堡获得硕士学位,并在伦敦接受医学教育。他一七一○年来到北美殖民地,从一七一八年到一七五○年退休为止,他在纽约担任过一系列公职——从总勘测长、总督行政委员会成员,一直到副总督。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通过副职处理这些公务,自己则在公费支助下全心全意从事科学研究,决心在这方面创造出不朽的业绩。由于他的思想极富逻辑性,所以很早就被林奈的分类法所吸引。虽然科尔登在探索一种荒诞的“自然”植物学体系上花费了很多精力,还在这方面写出一大堆东西,并且又热衷于思索最一般性的科学问题,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和承认他那套东西。真正为他赢得国际声誉的是他对美国植物学新奇事物的收集和描叙。他的《科尔登宅园周围的植物》,即在他纽约农庄周围发现的各种植物一览表,可算是殖民时期出自美国人手笔的最接近系统植物学的作品。但是,这部作品在美国却从未全部印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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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那种散乱地收集材料的治学方法似乎具有传染性。一个名为彼得·卡尔姆的博学的瑞典教授,由斯德哥尔摩皇家科学院资助,于一七四八年来到美国,专门调查可能对瑞典有用的植物和树木。他来到美国之后就被那些五花八门的诱人事物述住。因此.他虽然也曾发现了某些美国植物新品种,其中有些甚至是新的植物大类,但是他的主要成果完全没有系统化,他所著《北美旅行记》一书包括不少混杂的内容,诸如加拿大妇女的短得出奇的裙子、美国农场主极为浪费的耕作方法、黑蚁的习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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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布方和林奈都大力鼓励美国人勘探和发现他们的新世界。欧洲人的利益同美国的大好机会是协调一致的。但是,美国人所处地位仅仅是为欧洲专门研究系统化问题的科学家提供原始材料,他们贡献的知识很少带欧洲的色彩。而在当时的欧洲,专门研究系统化问题的科学家又实在大多,有时会使美国人感到他们自己根本无需去从事大规模的概括工作。况且,美国人缺少空闲时间,他们离历史悠久的图书馆和学术中心是如此之远,而且新世界又有各式各样“意想不到的现象”在吸引着他们。在欧洲,要发现自然界某种新事物需要有哲学家的专心致志、学者的深入研究和百科全书编者的勤奋努力,而在美国,人们想躲开新鲜事物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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