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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那种散乱地收集材料的治学方法似乎具有传染性。一个名为彼得·卡尔姆的博学的瑞典教授，由斯德哥尔摩皇家科学院资助，于一七四八年来到美国，专门调查可能对瑞典有用的植物和树木。他来到美国之后就被那些五花八门的诱人事物述住。因此.他虽然也曾发现了某些美国植物新品种，其中有些甚至是新的植物大类，但是他的主要成果完全没有系统化，他所著《北美旅行记》一书包括不少混杂的内容，诸如加拿大妇女的短得出奇的裙子、美国农场主极为浪费的耕作方法、黑蚁的习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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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布方和林奈都大力鼓励美国人勘探和发现他们的新世界。欧洲人的利益同美国的大好机会是协调一致的。但是，美国人所处地位仅仅是为欧洲专门研究系统化问题的科学家提供原始材料，他们贡献的知识很少带欧洲的色彩。而在当时的欧洲，专门研究系统化问题的科学家又实在大多，有时会使美国人感到他们自己根本无需去从事大规模的概括工作。况且，美国人缺少空闲时间，他们离历史悠久的图书馆和学术中心是如此之远，而且新世界又有各式各样“意想不到的现象”在吸引着他们。在欧洲，要发现自然界某种新事物需要有哲学家的专心致志、学者的深入研究和百科全书编者的勤奋努力，而在美国，人们想躲开新鲜事物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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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二十七 重视博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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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美国人要想发现什么东西既不需要什么胆量，也不需要什么想象力。在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英国，每一新事物或新经验的取得都要花费气力，需要才干或胆识。然而在美国却不然。在这里，崭新事物似乎硬是层出不穷地显现在人们的眼前，即使那些最漫不经心、最不敏锐的人也都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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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人轻易相信只要敏锐地观察世界，并生活在其间，就会得到新知识，这难道能怪他们吗？他们为什么竟不象亚洲或欧洲同时代人那样愿意通过冥思苦想和埋头研究来寻求知识呢？正如夏特吕侯爵在一七八二年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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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越是接近于完善，新发现的可能性也越少。但是，美国在学术领域里的条件和我们所注地方的条件一样，也是很优越的。她的帝国疆域广大，天地辽阔，从伯诺斯考特到萨凡纳，从湖泊到海洋，有什么东西不能看到？在博物学和天文学两方面，美国得天独厚，而至少在博物学方面是大有发展余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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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知识作出的最有价值、而且当然也最具美国特色的贡献之一，是他们对日常生活经历和实况的记录。这就是博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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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世纪后期的英国，罗伯特·博伊尔、艾萨克·牛顿爵士和盛极一时的皇家学会中的其他一些人发现了许多物理学定律。但是，这种知识的增进，决非仅仅是提供一星半点的新资料，而是一种高度的概括。在北美殖民时期，英国的种种轰动于世的发现正是在这一领域。当然，自然科学也要靠经验和观察来证实，但是，在基调、重点、甚至目标方面，自然科学是不同于博物学的，博物学是新大陆的前景灿烂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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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显示着殖民时期新大陆和旧大陆知识概念的不同。若把十八世纪的美国人和欧洲人简单地称作“科学家”或“启蒙运动的产物”，就会掩盖了最有意义的东西。至少有两大特征使得自然科学领域不同于殖民时期美国“科学家”最为活跃和成就最为卓著的领域。第一，自然科学家一旦掌握经验就必定随时用理论加以总结；与此相反的是，人们对博物学的贡献则往往只是把注意到的各种各样的事物记录下来。如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博恩博物学》、查理·达尔文的《比格尔号旅行考察日记》以及殖民时期美国的博物学经典著作彼得·卡尔姆的《游记》、马克·凯茨比的《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巴哈马群岛博物志》和杰斐逊的《弗吉尼亚札记》就属此类。这种笔记对物理学家来说是没有多大用处的。第二，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对日常生活的内容和分门别类是不进行研究的。他们谈论热力学函数熵，谈论地球引力，谈论化学物质，谈论氢、氧等等。这与博物学家相反，博物学家总是和人民大众的词汇相贴近，他们谈论的是水、土地、雨和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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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殖民时期的科学史上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在博物学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在自然科学方面却没有多少划时代的贡献。人们常常把美国人学术思想的这种特征指为不成熟的表现。这种不成熟是殖民地生活、美国远离历史悠久的学术中心、美国人缺少空闲时间和书籍，以及急于在一个新的国家定居等因素使得美国无能为力所造成的后果。但是，这样一种解释却使我们看不到美国文化的某些持续的特征，因为美国人对科学的特殊倾向，早在殖民时期就已产生了。一七八二年三月九日查尔斯·汤姆森给杰斐逊写信说，“这个国家对哲学观点是开放的，这是一个广泛、丰富和未经探索的领域。那里有大量的植物和草木，也有丰富的矿藏，对于它的好处和用处，我们是完全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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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大陆收集的有关新大陆的知识不可避免地是零星杂乱的。人们总是有见必录，首先遇到什么便马上记下什么。至于他们能看到什么东西，这就得靠旅行者的运气和时运了，约翰·乔斯林兴致勃勃地讲述他一六三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在新英格兰所见所闻的种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一头幼狮（不久以前）在皮斯卡塔威被一个印第安人杀死的故事；一条象缆索一样盘卷在安恩角一块岩石上的海蛇的故事：驶经这里的一艘船上有英国人和两名印第安人，英国人本想把海蛇打死，但是印第安人劝阻他们说，这条蛇要是一下子打不死，他们大家的命都有送掉的危险……；他在卡斯科湾看到的一个特里顿式的海神或人鱼的故事……海神的双手扒在小独木船的边上，米蒂恩先生用斧子砍断了其中的一只，那手竟完完全全与人的手一模一样，于是海神便沉下海去，只见鲜红的血把水染红，而海神从此再也不见踪影。”难怪乔斯林感慨地说，“人世间所能看到的稀奇古怪的事比在伦敦和斯但斯之间所能看到的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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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了乔斯林和其他富有洞察力的旅行家的记述之后，人们怎能再相信“描述性”地记述的知识会束缚想象力呢？即使弗朗西斯·希金森的《新英格兰的种植园》（一六三○年）这类早期的宣传性小册子中，也载有大量有关各类女神的故事。这本小册子描述了上帝如何在美洲安排了大地、水、空气和火，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最大的便利。威廉·伍德的《新英格兰前景》一书（一六三四年）用诗的形式杂乱无章地列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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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般的狮子和四肢粗壮的大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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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腿的糜和敏捷的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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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刺迸射的豪猪和浣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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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身千古树的空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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蹦蹦跳跳的松鼠、白兔和半瞎的野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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