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狰狞凶狠的雪豹和贪婪嗥叫的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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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饥肠辘辘，嘴张得象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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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得油光发亮的水獭和厚毛的河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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麝猫臭气四溢，麝鼠芳香长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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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后，又出现了威廉·伯德所著的《分界线的历史》（一七二八年）一书，大量记述和描写新大陆光怪陆离、稀奇古怪的事物。杰斐逊的作品除了《独立宣言》以外，还有最重要的文学名著《弗吉尼亚札记》（一七八四年），这是一本有关矿物、植物、动物、风俗习惯和人的资料大全。所有这些所巴所闻的记载如潮水般地从美国涌出，引起留在家乡的英国人浓厚的兴趣，这是新大陆新知识的主流。美国人创造了真正的美国式知识概念。今天，读者仍然可买到马克·凯茨比的《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巴哈马群岛博物志》（一七三一——四三年）、约翰·巴特拉姆和威廉·巴特拉姆合著的作品、亚历山大·威尔逊的《美国鸟类学》（一八○八——一四年），或约翰·詹姆斯·奥杜邦的随笔。阅读这些著作迄今仍是一种享受，并能得到教益。大部分博物学作品的作者，甚至明显地“系统”描写花、树、鸟、兽的作者，所写的内容全都是常人眼界之内的事物。除了偶尔出现的拉丁文学名或学术上的引证之外，他们的作品是所有有眼睛、有耳朵和具有某种好奇心的人部能读得下去的。绘画也象二十世纪的画报一样，在莱种程度上能广泛地为人们所理解。写这种游记或博物学书籍不需要什么理论素养，也不靠抽象的定义或一套哲理和论据。它们是发现者随遇而记、信笔而写的“事实”的仓库，其中材料并无单一的主题，没有非如此不可的组织顺序，也不必遵循从定义、依据到结论循序而进的格局。因此，这些书和牛顿的作品《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之类的“阐释性”科学经典著作是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美国能够理解牛顿的学说，并能亲自对物理学作出贡献的人固然寥寥无几，但是，凡是生性敏锐的美国人都可能通过对一种植物或鹿的某种习性，或对印第安人一种风俗习惯的观察而为丰富博物学的内容作出贡献，这在美国是不乏其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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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告诉我们，唯有“统一的”知识系统才能使社会具有内涵并成为一个统一体；如果人类由一个庞大而统括一切的思想体系统一起来的话，他们才有更强的分享价值和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意识；由于某种原因，明确有力和自成体系的哲学思想可能提供这样一种共有观念的体系。当然，现成的例子是在中世纪时期，象托马斯·阿奎那和邓斯·司各脱这样的神学家，建立了思辨哲学的丰碑。人们说，更统一的哲学会产生更统一的社会；如果我们美国人掌握了这种系统而“统一”的思想，我们的世界就会成为一个更美好和更有意义的世界。这种说法已经成为老生常谈，而没有人再去深究了。然而，难道真是这样吗？以往，观念领域只有教士阶级或统治阶级才可涉足，在这样的社会里，或许情况可能如此。但是，在现代社会里，人们部具有一定文化水准，并且预期大多数人民都可以理解社会的目标，难道情况仍然如此吗？人们不可能仅仅用一些概念就把这样一个社会统一起来，不管这些概念多么完善和情湛，也不管某些哲学家或神学家认为这些概念多么生动有力。亨利·亚当斯在《蒙一圣米歇尔和沙特尔》（一九○五年）一书中曾说，“试图在多重性和一致性裂隙之间架设桥梁的想法是哲学、宗教和科学的最古老的问题，但是，所有桥梁中最脆弱的桥梁就是人的观念，除非在某处，在这观念之内或观念之外蕴藏着一种不属于个体的能量：而在这种情况下，老问题便立即再度出现——这种能量是什么呢？”如果说，一个社会可以或者应该由某种完整的哲学体系——无论是一种神学大全、一种加尔文主义的教义，或马克思的《资本论》——“统一起来”，那就是自己承认信奉一种贵族式的知识概念：让少数权贵和名流去了解理论和社会的价值，他们会代替其他所有人承担了解和保护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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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活这样地从一种哲学体系中汲取其观念时，当哲学变成统一知识的手段时，知识本身便成了一种独占的东西。要了解一个体系，人们必须追根溯源；必须了解它产生的前提（而这些前提往往是用学术语言或外国语写的）；还必须从定义、定理和主张逐步引向推理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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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大陆的新知识却源自美国生活实际，完全基于客观事实，并且内容多种多样、五花八门。所以，掌握这种新知识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基本训练，海阔天空任你腾跃。新大陆的知识——它的气候、地理、植物、动物、野人和疾病——向一切人部开放。在一棵树的树皮上横七竖八地刻记着：“丹尼尔·布恩在此杀死大熊一只”，或者偶而地报道一条河流的河道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博物学的鳞鳞爪爪的材料。美国人不需要用明确的理论或准确的定义和主张作为前提，他们总是从随机巧遇的第一个新奇事物开始着手，如果说，“知识”是五花八门的话，那么，人们也就可以从随时得到的经验材料中增进知识。他们可以成为“自己栽培自己”的人，因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可以从头开始。约翰·巴特拉姆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具有这种学问的人的典范。这样的人颇多，他们不断丰富自己的经验从而成为美国型学问家的典范。来自博物学的知识概念，非常适合于一个不断变动的社会。它的道路不只经由学术研究院、修道院或大学向前伸展，而是通向四面八方，为所有的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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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第六章 教育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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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有个人当上了城邦某项公职的候选人。有人反对选他，说他不是学者。他回答说：不错！按照你们对学问的理解，我确实不是学者。但是，我懂得如何使贫困的城邦富强，使弱小的城邦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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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雷德·埃利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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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二十八 社会参预大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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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文科教育”被认为是把一个人从他那时间和空间的狭隘圈子里解放出来的唯一途径，但这种教育却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享有。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文科教育的传统标志（如果说确有任何标志的话）是“文学士”学位。这种学位根据国会的授权，只有“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才能授与。应该说，这种古老的由牧师和贵族牢牢掌握的垄断确实维护了学术的传统，并且产生了欧洲思想的大量光辉结晶。但是，只有某些类型的思想才能在大学的温室里成长壮大。大学的古老围墙具有双重的限制作用：它把校园里的成员同社会隔绝了开来，与此同时，它也使外面的民众同书本知识隔绝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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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和十八世纪期间，英国确曾出现过某种变革的迹象。在十六世纪的时候，特别是一六六二年的《一致性法案》明确规定所有神职人员、大学教授和学校老师都必须遵守《公祷书》中的一切内容之后，不遵奉英国国教的基督教新教徒们便建立了所谓“持不同信仰的学院”，培训他们自己的教士，并为持不同信仰者的子女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样一来，英国知识界的活动便集中到诸如伦敦皇家学会这样一类组织之中或是绅士们的乡间别墅里。这一切使英国思想潮流获得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同时也使思想潮流和宗教分了家。但是，至少一直到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学术的堡垒仍然是在“牛津”和“剑桥”。爱德华·吉本曾经把”‘牛津”说成“沉浸在葡萄酒和偏见之中”，这种众所周知的描述固然夸大其词，但大学在十八世纪确实一度显得死气沉沉。然而，由于大学具有古老的传统，拥有捐赠基金，垄断颁授学位的权力，数量庞大的不断增加的藏书（根据特许状法，所有在英国准许出版的书籍，两所大学都能得到一套），并且掌握出版大权（在十六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是在伦敦以外地区有权发行书籍的极少数印刷出版代理机构），再加上它们牢牢控制着政治的和教会的晋升途径，因此它们很难失去对英国高等教育实行统治的地位。十九世纪初叶英国高等教育的“民主化”并不是通过“持不同信仰的学院”，升格为大学而实现的，它主要是通过对“牛津”和“剑桥”入学考试中宗教测验采取宽容态度和通过吸收更多领取奖学金的学生而实现的。即使到了今天，“牛津”和“剑桥”仍然是在英国生活中把学问和贵族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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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美国，许多客观事实从一开始就塑造了独特的美国生活方式，使高等教育广泛传播，在这里，我们仅只探讨一下其中两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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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美国的立法含糊不清、学院与大学的界线划分得很不明确，这有助于打破教育上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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