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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缺乏劳动力，这有助于消除社会的偏见。在新英格兰的早期年代，一个良好家庭出身的女孩子外出做女仆的井非罕见，显然也并没有遭人白眼。塞缨尔·休厄尔法官就曾提及他的妹妹打算到波士顿一家人家去当女佣的事情。威廉·谢弗（一七七一年是波士顿的副关税员）去世之后，他的妻子——一个名门人家的女儿——在朋友的帮助下开了一家杂货铺。由于人们居住的地方相距遥远，社会上和地理上的流动性很大，为不断上升的社会阶层服务的学校又少，这一切都使妇女们的志趣变得开阔起来，促使她们担负起家庭教育的责任。例如科顿·马瑟便亲自教他女儿凯瑟琳学习拉丁文和希伯来文，尽管这种事今天听起来并不那么奇怪。乔治·威思是独立革命时期弗吉尼亚的领袖人物之一，杰斐逊曾在他的手下学过法律，他以“精通希腊语”而著名，而他的希腊语就是“他在边远地区时母亲教他的”。杰斐逊在一七八三年谈及他自己教女儿帕葫学习的计划时，认为它应“比我想象的最适合美国以外任何国家女孩子学习的内容有所不同，我需要超越她本人的身分，把她看作是她自己的小家庭的一家之主。我估计，在婚姻问题上她会爱上一个蠢人的可能性大约是十四比一，当然，她的家庭教育可能要靠她本人的智慧，要她自己去进行指导，而没有任何外来的帮助。因此，我除教她学习最美好的诗句和散文之外，还要教她一点严肃的科学。”即使是上述一鳞半爪的证据也足以表明，殖民地时期的妇女比其后时期的妇女在许多方面更有成就，她们在职业生涯和公共生活中的作用也更为突出，这种情况直到二十世纪才又重现，殖民时期的法律倾向于消除男女在法律地位上的差别。已婚妇女的权利、她们从业以及离婚的权利都大为增强。当时，美国的法律在许多方面均保护妇女的权益，这在欧洲的习惯法中是前所未见的。一般地说，美国的男人也象妇女一样，同欧洲的男人比起来，专业化的程度固然要低一些，但由于客观条件使然，却皮得更加多才多艺，也更加多营博能。他们并非“精深的专才之士”，而是“万能先生”。他们所面临的机会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使他们的兴趣变得广泛而多变。美国多营博能的典型人物是“生意人”，而不是任何方面的专家，因为生意人善于抓住各种机会的苗头。蒂莫西·德怀特在十九世纪的初期曾评论道，“所有的新英格兰人，除了由于疾病或遭遇其它不幸事故者外，都是生意人，无一例外。……在这里，一个牧师的任务在于拯救他的教徒，而不是用超人的知识来充实他本人的心灵。这种超人的知识也许可以装饰门面，或者在某些方面有用处，但它肯定和上述拯救他人的目的没有多大关系。”所以，这里的牧师很少拥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足以使他具备超人的知识。”在其它需要专业知识的行业中也有雷同情况，人们总是根据一个人在工作中的表现，而不是根据他所掌握的专业知识的深浅来评价他。高等学府的教师被视作是进行教育的工具，而不是知识的贮藏库，他们首先是“教师”。当妇女对他们面临的新的任务和机会作出反应时，她们最关心的东西也是纯粹从实用主义出发的，因为他们有好几种工作可干。女性传统的优雅仪态在这里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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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时期的美国既有其局限性又有着种种机会，从中产生了美国的理想，它源自这样的信念，即知识也象新世界本身一样，刚被发现了一半。英国的一些小册子，诸如理查德·布拉思韦特著的《英国绅士》，曾警告那些将要成为绅士的人不要在任何一种专长面前（无论是跳舞、击剑，还是阅读或写作）显示出自己精通此道，以免使人误认为，他因为没有万贯家财，才被迫以此道为生。如果说，早年弗吉尼亚某些未来绅士由于担心对某些专长显得太精通而有意留一手，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那种带着绅士味道的愚昧无知是不合美国人本性的。在美国，无论精通哪一行——可能除了腐儒或垄断者的所谓专长——都是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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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于具有渊博的，超然的和“纯粹的”知识的人并没有多大热情，对于外来的、神圣的东西和精神力量普遍存在一种恐惧感，唯恐它们会使一些人凌驾于另一些人之上。这种想法促使美国人信奉一种“天生平均”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如果没有美国式的机会，是不可能滋长和发展的。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于一七八二年描述来到美国的移民时曾经写道，“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你拥我挤的社会，不象欧洲那样，什么地方都挤得满满的。他没有感觉到派系之间持久的冲突，没有感觉到创业的难处，也没有感受到那种使多少人惨遭灭顶之灾的竞争。在美国，任何人只要有一技之长或立志勤奋苦干，他就有充分的发展余地。只要他发军才能去勤奋谋生，他就能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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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第七章 博学之士丧失了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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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没有人类三害一一牧师、律师和医师一一的地方……人民还太贫苦，养不起这类博学的绅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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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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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三十一 行业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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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所阐述的，美洲殖民地各自为政的时代，并非一个人材辈出的时代，而是一个解放的时代。这个时代留给人间的并不是一个个伟大的思想家，而是一种崭新的群体思想。旧的一套动摇了，在新的形势下，旧的知识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实际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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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时期的美国并不是第一个冲破旧模式的时代或地方。欧洲的新教徒进行了宗教改革，他们反对神职人员同世俗人士地位不同，反对那些掌握通向天堂钥匙的人同希望进入天堂的广大群众之间存在着鸿沟。但是，由于因袭的体制上的原因，改革者所能取得的成就终究有限。例如，在英国，古老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曾经对英国的高等文化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这两所大学就是中世纪教会的遗物，在那个时候，教士同世俗人士截然不属同一类人。这些名牌大学的继续存在于世，也就使许多古老的差别保留了下来，特别是那些神圣学识的监护人和广大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别。殖民地时代的美国根本不存在这一切束缚，因此它可以任由生活和思想更自由地出现新的变动，在美国，所有信徒都等于神职人员，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各种学术思想已经按行业分类并固定下来，分属于不同的同业公会、城市团体和工匠行会的势力范围。行业分割了学术思想的领域。每一种行业的学术领域都打上了由立法的或习俗的权威树立起来的“禁止逾越”的标志。而在美国的新文化中，很少有这种标志，由于不存在有组织的垄断者，旧的垄断形式也就无从长期存在下去。美国破除了种种差别：美国的生活中充满意想不到的事件、未经勘探的蛮荒之地、难以预料的各种问题，所有这一切无法整齐划一地通过立法加以分类，任何希望四平八稳地生活的人，希望进行持有营业执照的贸易而不受到行外人士、不速之客或无业游民竞争的人，或者不愿在没有获得合法批准的条件下从事工作的人，都还是留在英国本上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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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时期的美国，至少有四件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促使人们对于本身和自己知识领域的想法发生剧烈的变化，这种情况并非出自某人的远见卓识，而是新世界客观环境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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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旧。当一个人发觉自己回到了早先时代的环境之中，他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许多问题。他会重新发现已被遗忘的工具的使用方法，并按照原始时代的粗略类别去对待它们。早先人们用来砍杀的锋利石块和用来割裂东西的石块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在比较发达的社会中，由于它们的用途趋于专门化，社会上出现了“武器”与“工具”的区分。于是，在十八世纪的欧洲，火器大多已被当作武器使用。但是对于殖民时期美国边远地区的人们来说，他们必须保卫自己和他们的家庭不受抢掠暴行的危害，又必须经常去打猎以获取饭桌上的肉食，“武器”和“工具”的区别就很少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在工具问题上是如此，在分工体制和职业问题上也是如此。在文明程度落后的条件下，对于那些采用不同医疗方式的人——唸咒治病的人、开刀动手术的人、调制药剂的人，是很少加以区分的，但在十八世纪的英国，这些行当都已各司其职、界线明确：每一行都发展成为一种专业一一兼做外科手术的理发匠、内科医生和药剂师。而在美国，就很难再保持这种分工，医师（有时是一位律师、一位总督或一位牧师）同时兼负上述几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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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不到的情况要求人们具有多营博能的本领。当多少代的人一直在同一个地方居住，日常生活的方式早已固定下来之后，人们只能墨守祖先的成规。但是在新世界，这样做就行不通。在这里，经常会遇到意料不到的情况，人们必须时刻准备面对这样的现实。外行人必须准备执行律师、建筑师和医师的职务，干各种手艺活，尽管别人（只在大洋的彼岸有这种人）在这些方面比他高明得多。多营博能不仅是一种美德，而且是一种现实的需要。一个人如果不是什么都会一点儿，他就不配做一个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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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机构稀少。当社会机构十分稀少的时候，它们相互之间也就很难明显区分了。甚至不同宗教的神职人员也逐渐趋于同化。清教教义不再象原来那么严谨了；圣公会教派不再高高在上，而变得更大众化了，象教友会这样的教派，由于总是和新世界格格不入，终于难以持久地生存下去。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在一七八二年评论道，“因而，正如各个不同的民族融合在一起那样，各个教派也互相融合到一起了。对于教派的无所谓态度不知不觉地在整个大陆传播开来，成为目前美国人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至于将来会怎样发展，谁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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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地，最后一次企图根据中世纪的模式建立一个同业公会的努力于一七一八年出现在费城。在旧世界，垄断知识的最重要机构，除了同业公会之外，要算是那些历史悠久的大学了。但是在美国，这类机构是不存在的。新世界使学术思想分门别类的现象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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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力奇缺，土地甚多。在殖民时期的美国，劳力和手艺都很缺乏，人们得亲自动手干许多事情，原因很简单，他们雇不到别人替自己干活。这样一来，他们只好降格以求，否则就什么事也干不了。一个木匠同时又是箍桶匠、制造精致家具的工匠和补鞋匠。印刷商同时成了作家、造纸工人、装订工人、油墨制造者、邮政局长和知名人士。土地多，意味着美国人即使是当一个农民，也不需要怎么精耕细作就能维持生活。在人们可以把自己土地“耗尽”的地方，在人们认为理所当然有大片备用地的地方，象十八世纪英国进行农业改革的那种推动力就不复存在了。在任何东西包括田园在内部可以出售的地方，人们就不会特别恋栈于某一片特定的土地。一旦某片土地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计，他们就进行迁移。土地丧失了它许多古老的法律和社会特性。在这里，维持生计并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或技能。至少对于殖民地的白种移民来说，谋生之道很多，改行和迁居也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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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欢迎陌生人，”富兰克林在《移居美国指南》（一七八二年出版）一书中解释道，“因为这里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所有的人，所以，原来的居民不会妒忌新来的人。”由于土地很便宜，任何一个勤劳的青年人都能发家致富。“因此，需要更多的各类有用的工匠，为那些土地耕作者提供房屋、家具和各种器皿。这些东西不容易从欧洲运来。任何技术还过得去的机械手艺工人，肯定都能找到工作，待遇也会很好。对于陌生人来说，在这里施展他们的手艺不存在任何限制，也不需要获得什么批准。”富兰克林指出，在美国，任何人都有指望成为一个掌握技术的工匠师傅，因为任何一个勤奋的青年人都有机会学习手艺。而在欧洲，他可能花不起钱这样做。“在美国，居民人数增加很快，从而消除了人们对竞争的顾虑。工匠们都愿意收徒弟，因为在学徒期满之后的规定期限内，工匠们能从学徒的劳动中得到不少好处。所以，贫寒之家也都有条件送他们的孩子去当学徒。工匠们非常愿意带徒弟，他们中间许多人甚至愿给学徒的父母贴一些钱，接受十至十五岁的孩子当学徒，期限规定到二十一岁。许多贫苦的家长来到这个国家之后，就靠这笔钱购置土地，安家立业，以农耕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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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美国社会便出现了一种新颖而颇有好处的模糊不清的现象。“从事一种事业”这种古老、熟悉、受尊敬的概念被“寻求机会”的概念所代替。近年来，历史学家围绕据说在欧洲新教宗教改革时期出现的变化写了许多书。据麦克斯·韦伯说，同中世纪的天主教观点相反，新教所有教派对人们的职业抱着了一种新的态度。行。但实际上，欧洲的生活现实使大多数人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他们没有选择的自由，而是只能从事他们的家庭境况限定他们干的工作。在欧洲，所谓“敬业”，只不过是尽力把自己的传统工作搞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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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指望从自己的家庭继承固定职业的美国人很少，他们只能靠自己寻求机会，从美国现实生活中寻求难以预见的机遇，在飞速发展的生活现实不断向人们提出新要求的社会里，如果一个人死抱住固定的职业，他注定要失败。在美国，任何谨慎的人，对于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到底能干些什么，从来也不敢过分肯定。任何人都必须时刻准备成为另一种人。为这种充满风险的转变作好准备，才能把自己磨炼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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