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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象杰斐逊这样的美国人来说，法律似乎同社会上的一切都是有联系的。杰斐逊在写给有抱负的法律系学生的许多封信中，告诫他们要争取良好的基础教育，广泛阅读，不要忽视语言、数学或自然哲学。“一旦奠定了上述基础，你就可以从事正规的法律学习；掌握相互联系的科学也有助于精通法律，这方面主要有物理学、伦理学、宗教、自然法、纯文学、评论、修辞学和演说才能。兼学几种学科是有好处的，多才多艺可以开阔胸怀和眼界。”高等学府设立了“法律”课程，其目的不是因为职业上的需要，而是因为它同神学和“哲学的”研究有着密切联系。英王学院第一张课程表上列明了第四学年应在学习“宗教和世俗的历史的同时，要学习法律与政体的主要原理”，而且该学院不久就设立了专门讲授自然法的教授职位。杰斐逊本人为威廉一玛丽学院以及后来为弗吉尼亚大学制订的课程规划中，就包括了密切联系人文学科学习法律的内容。美国法律研究的广泛涵义显示了美国对这一行业的概念同英国律师公会的历史背景相距甚远，这种情况在埃兹拉·斯泰尔斯校长关于那鲁学院设立法律教授职位的规划（一七七七年）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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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法律教授职位同设立医学教授职位同等重要，问题不在于培养律师或大律师，而在于教育国家的公民。在高等学府学习的年轻绅士中，不到四分之一的人选择了神学、法律学或物理学，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完成学业回家之后就会投身社会，经营商业或打理自己的庄园。可是，他们中间多数人，在一生中可能响应国家的号召进入民政部门和政府机构工作，因此可以肯定，应该十分重视训练和教育这些人，使他们掌握这方面的知识，成为合格的有用的社会成员，以便担任市政委员、地方治安推事、立法议会成员、法院法官、邦联议会议员。一个社会如果拥有大量充分理解他们权利和自由的人，那该多么令人高兴呀！这方面的知识能够广泛传播，潜移默化，影响那些非通才教育的人，培养他们适合于从事政府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说，正是由于我们拥有这样一些学习研究中心，在目前严峻的冲突之中，美国才能够有如此众多的人才。这些人胜任制订新的政策或组织政府，承担军事和政治部门以及整个美利坚合众国各行政管理部门的日常任务。这些人的智慧和高尚品德早已使欧洲赞叹不已，并将造福我们的子孙后代……要奴役一个通晓法律、权利和自由的公民组成的共和国是根本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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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年代里，当美国法律行业进入更加自觉的阶段时，人们常常吹嘘“律师”在缔造这个国家和政体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独立宣言》的五十六位签名者中，有二十五人是“律师”；费城“制宪会议”的五十五名成员中，有三十一人是“律师”；在第一届国会里，二十九位参议员和六十五位众议员中分别有十人和十七人是“律师”。但是，与一般人的理解相反，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行专门知识在缔造我们国家的过程中起了什么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历史经历并没有造成对法律专家或任何其他专家的敬畏心理。美国所有行业的特权界线是模糊的。上述情况反映出来的是：在不断变化中的美国，美国的事务家确实普遍具有法律方面的才能，而且法律同其它知识之间的界线确实模糊不清。杰斐逊仅仅在乔治·威思的办公室里见习过很短一段时期，把这样一个自学成材的“律师”称作专业“律师”，这又怎能说明杰斐逊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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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杰克逊的经历就很典型他说明在美国成为一个律师是怎么一回事。杰克逊二十岁的时候，随同一个巡迴法院做见习生，嘻嘻哈哈地旅游了一圈，又在爱好吃喝玩乐的约翰·斯托克斯上校教导下工作了一段时期，一七八七年即被法庭宣称为“一个具有洁白无瑕的品德和……丰富的……法律知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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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把专业法律知识与外界隔绝的那堵高墙早就塌了，这一事实力研究其后几十年的美国政治生活提供了一条线索。正是出于对律师的不信任感，人们形成了一种普遍重视法律的习惯。美国的独立革命之所以能用法律语言进行解释，是因为这种语言是为整个粗通文字的社会说话的。十九世纪南北战争整个时期和二十世纪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些重大问题之所以能用法律语言进行表达（这是对“法治”的神圣考验），正是由于美国人把崇高的法律结构看作他们社会发展成长的基础。在这种用法律来考验政治的情况下，存在着一种在发达国家中罕见的自我陶醉精神。在一个幻梦可以成真的世界里，社会开始根据它的愿望铸造自己的实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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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第八章 新世界的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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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移民的医生很少，这是他们的福气。那些医生采用的是简单的疗法，药材在树林中随处可得。说实在的，他们的病痛不多，而且治疗方法人人皆知，并不神秘。不象其它地方那样，医学在他们那里没有成为一门只有专家学者才能从事的行业，因而使人类减少了许多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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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持·贝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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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三十四 自然康复与简单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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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的条件不利于在人体科学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在殖民时期，甚至生物科学也没有什么理论性的成就可言。但是在当时的欧洲，有一些科学领域盛行繁琐的教条式理论；而在北美，由于生活简单和民风淳朴，却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医药，包括医疗品或后来被人们称为药物学或药理学的学科，就是这些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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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世纪，博物学（特别是植物学）和医药是有密切联系的。当时，最常用的药物都取自植物，而最重要的植物学论著是各种“草本植物志”，即关于常见药用植物的名录，说明它们的产地、种植方法和功能。因此，当欧洲训练出来的医生来到一个生长着许多陌生植物的新大陆之后，他们自然会抓住这个机会在植物学方面进行新的探索。甚至外行人也想为了增进医学知识而研究北美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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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一○年，正值詹姆斯敦殖民地的早期坎坷年代，该地的总督和总督行政委员会就曾致函伦敦公司，谈及当地疾病（“奇怪的腹泻和寒热”）流行，缺医少药。公司的医生劳伦斯·博亨试图寻求可作医药用的当地植物。除了其它东西之外，他发现白杨树胶是一种可以“愈合伤口的”灵药，他还用詹姆斯敦一带常见的美洲檫木进行了医疗试验。欧洲人从最初发现烟草的时候起，就对它可能具有的医药性能产生兴趣。托马斯·哈里奥特所著《新发现的弗吉尼亚简要实录》（一五八八年）一书高度称誉烟草是一种良药，说它可以“清除邪火和浊气，疏通人体的毛孔和血脉，因此，使用它不仅能保健，而且如有任何不适，只要不是沉疴宿疾，都可在短期内治愈。因此北美人的健康状态都异常良好，根本不知道许多我们英国人常患的疾病为何物。”据称，吸用烟草可以治疗痛风和寒热、醒酒、减轻疲劳和饥饿。“詹姆斯敦草”（曼陀罗）在现代医学中已证明少量服用可起镇静止痛作用而大量服用则麻醉有毒，但当时人们却称赞它具有“清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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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贝弗利在一七○五年说过：”移民们厌恶一切医术，除非万不得已决不轻试。”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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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种当地野生的植物根类……移民们异口同声断言说这些东西治病万无一失。他们的医生很少，这是他们的福气。那些医生采用的是简单的疗法，药材在树林中随处可得。说实在的，他们的病痛也不多，而且治疗方法人人皆知，并不神秘。不象其它地方那样，医学在他们那里没有成为一门只有专家学者才能从事的行业，因而使人类减少了许多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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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位知名英国医生的推动下，马克·凯茨比在一七一○至一七一九年期间作了多次旅行，并写了《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巴哈马群岛博物志》一书。他发现了许多具有治疗作用的植物，包括盾叶鬼臼、蛇根草、人参和女巫棒。其中最有用的一种是所谓的“牙痛树”，该树的“树叶气味类似桔时，树叶、种于和树皮均有芳香味，非常辛辣，有止血作用，居住在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海岸的人们常用以治牙痛，因而得名。”甚至约翰·摩根医师（他是一位虔诚相信欧洲医学治疗方法，并且希望在北美传播欧洲医学训练种种清规戒律的人）也不敢忽视北美独有的机会，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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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辽阔的大陆上，这个大陆只有极小一部分经过勘察，即使是已有居民的地方也是如此。这里的森林、山岳、河流和盆地为有心人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就这一方面而言，北美的学者比欧洲的学者拥有相当大的优越条件。这就是说，我们面前有着提高博物学的广阔天地。无数具有绝顶的天分和学识的人已经对欧洲各国进行过多次考察，打算对这些国家所出产的一切都进行详尽的研究，因此，后来的学者要想作出新发现的希望和机会就要少得多。而北美则处处都有未经勘探的丰富的博物学宝藏，足以使渴望取得光辉成就的青年博物学家满载而归。这方面的发现必然会大大丰富医药科学……这个地方有多少种具有特殊功能的土生植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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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的医生之所以重视博物学知识，不仅是由于新大陆所提供的机会，而且是由于欧洲医学中一种古老的信条——“外形特征”学说。这种学说的格言是“以形补形，以形克形”，奇怪的是，后来的预防接种法证明了这种学说的正确性。它含有这样的意思：在某种疾病发生的地区一定可以找到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二者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巧合。在十八世纪末，有些科学家已经开始怀疑这种笼统的论述的正确性，但是当时它仍然如此广泛地风行，以至于本杰明·史密斯·巴顿在他所著《医药论文集锦》。（一八○一至一八○四年出版）一书中把“每一个地区都拥有适合于治疗其特有病症的药物……各种特效药的主要部分都可以在其适应病症流行地区的植物中找到”这种理论称为“老生常谈”。所以当时人们广泛地相信，治疗响尾蛇咬伤的特效药很可能会在出现响尾蛇的美洲地区发现。果不其然，在当地发现的响尾蛇根草，正好是疗伤的良药。无怪乎尼古拉斯·科林牧师（宾夕法尼亚瑞典教会的教区长，而且也可算是一个发明家和博物学家）惊叹道：“仁慈的造物主按照我们的需要展示他的奇迹……每一个地区都有针对着它的自然缺陷的特效药。”即使到了后来这种信条已经褪色成为一种假设或一种猜想的时候，它仍然激励那些研究美洲病的学者抱着特别的兴趣来对待造物主安排在美洲生长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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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受过训练的医生对美洲的地貌、气候和它特有的动植物表现出强烈而有成效的兴趣。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植物学和医学这两门欧洲学科之间密切的传统联系的结果（这种联系对这两门学科都并非特别有利）。但是，在那个时候，除了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之外，大多数科学家都以接受医学训练开始其事业。伟大的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就受过医学训练，而赫尔曼·波尔哈夫，植物园的园长，就曾经以莱顿大学植物学和医学教授的身分成为十八世纪初期欧洲医学界的泰斗。对于他的门生来说，植物园乃是医学研究机构的标准设备。甚至到了十九世纪初期，纽约市的内外科医学院仍设有植物园供教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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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时期，北美许多知名博物学家都曾研究医学。其中有些人，诸如约翰·巴特拉姆和约翰·克莱顿，是自学成材的，但是，卡德瓦拉德·科尔登等人曾在伦敦受过医学教育，而北美第一篇著名的植物学论文（一八○三年的《植物学诸要素》）的作者本杰明。史密斯·巴顿却身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医学教授，他是从研究医药而进入植物学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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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南方，那里书籍极少，各种受过训练的专家则更是凤毛麟角，内科医生（他们常是方园数百英里之内唯一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往往成为植物学方面的主要发现者。亚历山大·加登医师的一生事业生动他说明了北美生活的各种机会、诱惑和局限性。他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敦地方当了三十年内科医生，许多新的植物种和属都是他发现的，栀子属的学名“加登尼亚”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很可能是当时北美最有学术修养的植物学家，但即使是他也从来没有写出过一本有份量的系统著作。他最重要的科学作品是他的书信。他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医学学位之后，于一七五二年来到查尔斯敦。爱丁堡大学的植物园引起了他对植物学的强烈兴趣。来到查尔斯敦后不久，他就同包括林奈在内的许多欧洲博物学家建立了通信联系，并且认识了科尔登、克莱顿和约翰·巴特拉姆等北美当地人，和他们交换观察结果。加登虽然精力充沛而且富有想象力，但他广泛的兴趣往往集中于研究欧洲科学家向他提出的问题。他抱怨道：“在查尔斯敦，我们这批人是难以想象的最忙碌、最为风尘仆仆、又最来去匆匆的动物，但是，说实在的，我们井没有做多少事，我们只是必须作工作状。这种忙碌现象遍及各个阶层，除了庄园主之类的绅士，这些人除吃饭、喝酒、闲逛、抽烟和睡觉之外，根本无所事事，他们生活和生命的主要内容就是上述的五件大事。”林奈敦促他收集卡罗来纳地方的鱼类、爬虫和昆虫标本，其结果是在林奈的著名的《自然系统》一书的第十二版中，加登的名字出现得比任何其他北美人更为频繁。但是加登只不过是一个为欧洲科学家建立自己的系统而热心收集材料的人，他从未超出这个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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