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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大陆发展起来的医生的职业组织和英国的大不相同。它是松散的，各种专业之间的界限或者是模糊不清，或者是根本不存在。在北美殖民地，政府对行医的管制基本上消失了。颁发执照的传统做法并未废除，但是殖民地当局的规定不明确，也不能强制实行。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第一个医疗法例（一六四九年）只简单要求“如未得到内行人（如果有这种人的话）或至少是当时当地最聪明睿智和德高望重的人的劝告或同意”，任何人都不得从事医疗活动。殖民地当时绝大部分有关立法的内容都涉及医疗费用而不涉及专业水平。早在一六三九年，弗吉尼亚议会就对关于“内科和外科医生素取昂贵费用”的抗议作出了反应。一六六二年的弗吉尼亚法案作出如下的解释：鉴于许多贪婪成性的内科和外科医生素取过分昂贵的费用已使若干硬心肠的主人只考虑钱财而不考虑慈悲为怀，宁可让有病的仆人听天由命自行恢复而不肯出钱去请斤斤计较而又技术不高明的医生（这些生所索取的酬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超出了病人所得到的服务），许多其他穷人也被迫有病不治、拖延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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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较好训练的北美内科医生完全知道，按照欧洲的医疗传统，他们应当明确自己的专长并且坚守岗位。爱丁堡大学的医学院是北美学生出国留学的主要训练中心。该校来自北美殖民地的留学生组成了一个“弗吉尼亚俱乐部”，并有由成员签名遵守的俱乐部会章。一七六一年会章的第三款是一项庄严的保证。它宣称：“本俱乐部的每一成员都应为了维护医道的尊严而克尽其力，保证不在今后兼营药剂师或外科医师的业务，以免玷辱斯文。”但是，在北美，绅士的界限本身以及什么工作“适合”于他们身分均不清楚，因此也就难以使人只从事合乎绅士身分的活动。在英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的农村，职业上的细微界限固然也有被打破或无法实行的时候。但在殖民时期的北美，则人们普遍不管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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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医生中，职业分工事实上是不起多大作用的。许多广告和票据告诉我们象马里兰的查尔斯县古斯塔夫斯·布朗医师这样的人大量存在，他一七三四至上七四○年开业兼营“内科、外科和药剂”。除了这三种在英国区别很严格的职业外，北美殖民地有的医生甚至还兼做接生工作。偶而也有些不肯入乡随俗的人，例如曾在爱丁堡受教育的詹姆斯·麦克勒格医师，他坚守内科医生职业界限的观念，结果是无法维持一家的生计。他写道：“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不肯在内科医生的业务之外，兼营外科医师和药剂师的业务，而这在本地区是司空见惯的……在这个地方当外科医师和药剂师，要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也许比在任何其它国家都要容易。”一七八一年，夏特吕侯爵就他在北美旅行的感受写道：“我使用了医生这个英文字眼，因为在华盛顿的军队里，就象在古希腊时代阿加梅农的军队中一样，根本没有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的区别。我们在荷马的著作中读到过，内科医生麦考恩亲自为人包扎伤口……北美人的做法符合这一古老的规矩，而且效果良好。”在北美，有学问的医生、职业公会、医学院、以及法律或习惯上的约束都付厥如，又如何能够使医疗职业中明显的区分保持下去呢？所以，在北美，医疗业状况不是遵循古老的传统制空，而是随形势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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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早期的新英格兰殖民地，医学知识的传播者主要不是受过训练的医生而是牧师。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英国有一些持不同信仰的宗教人士曾经研究医药，以备他们被放逐出国时作为备用的谋生职业。诸如清教徒老威廉·布鲁斯特、爱德华·温斯洛和塞缨尔·富勒等人似乎都具有医学知识。富勒在一六三三年逝世后，将近一个世纪，马萨诸塞再也没有出过知名的专业内科医生。照顾当地社会医疗需要的是牧师（诸如曾写过一般人应如何对付天花的传单的托马斯。撤切尔）、小学教师和几位兼作医生的总督，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第一位领导人约翰·温思罗普总督很可能同时也是该地的首席医药顾问。他治病的水平完全赶得上英国的一个普通内科医生。他的儿于后来成了康涅狄格的总督，也从事过广泛的医疗业务，他以通信形式向偏辟地方的新英格兰人提供他从英国的书籍和熟人那里所能收集到的最佳医疗意见。这一地区的政界和宗教界领导人几乎没有不懂医药的：温斯洛治疗过印第安酋长马萨索伊特；布道者约翰·埃里奥特试图在印第安人中传授现代医学；在时疫流行的时候，一般是由总督或其助手决定应当采取何种适当的医疗卫生措施。天花接种技术的两位伟大实验者科顿·马瑟和札布迪尔·博伊斯通都没有医学学位。在英国，教会有时束缚和糟蹋了内科医生的业务，而在新英格兰，多才多艺的教士们既帮助医学界摆脱旧的垄断规矩，又以更为经验主义的精神使它充满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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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医药界被分成许多行业。在一七二一至一七五二年之间于波士顿出版的关于医学题材的小册子中，有十五本的作者是我们所知道的，其中只有四人可以在英国被承认为合格的内科医生。直到一七八一年，哈佛学院才设立了医学系，并成立了一个马萨诸塞医学会。该医学会在一七九○年才开始不定期地出版刊物，但是在该年之后，一直过了十八年才又重新出版。保护公众健康当时是明智的总督和教上的责任。在英国划分为许多专业的卫作在这里全部合并落在普通医生的身上，不仅如此，而且这些医生自身也更密切地融合到关心美国社会的政治发展和福利事业的广大阶层之中。在南方各殖民地，情况与此相似，但原因却有所不同。欧洲的职业界限观念没有传到那里，而本地也未形成自己的职业组织。如果说那里的人们有利什么职业界限的话，那么，这种界限主要是以教育程度的高低，而不是以不同的传统专业来区分的。在偏辟而分散的庄园里，庄园主发现他们不得不象新英格兰的教士一样承担复杂多样的新责任。在十七世纪，以行医谋生的南方人寥寥无几，而且他们往往同时也是活跃的政客、农场主和律师。直到一六九一年，弗吉尼亚的医生才同渡船工人和黑人一起明确地被免除当民兵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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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费城（那里既没有一个势力庞大、管事很宽的宗教界，也没有庄园生活中的各种紧急事宜，似无必要破除欧洲人的职业界限），也出现了一种职业界限模糊不清的好现象。在十八世纪，该城号称医学昌明，是北美殖民地其它地方所及不上的。据知在一七四○至一七七五年期间在该城开业的十六名“内科医生”中，只有三人曾在欧洲受过一些医学教育。一七六五年，费城开办了北美第一所医科学校，这是试图引进欧洲医学学术体制的最初尝试。在北美各地之中，这里应该最有可能形成职业自尊和职业界限，但是人所熟知的欧洲式职业界限并不存在。一七四八年，爱丁堡的亚当·汤普森医师前往费城开业。他的广告宣称他主理“内科、外科和助产”，但不兼营药店。他的做法似乎引起了同行们的不满。这些同行觉得这是对他们的一种含蓄的批评，因为他们都甘愿兼营医药行业的各种工作，包括开药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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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三十七 从经验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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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四四年，来北美访问的苏格兰内科医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博士在谈到威廉·道格拉斯医生时说：“他是一个看门诊的内科医生，他嘲笑一切理论和以理论为基础的实践，把经验主义或单纯经验看作据以进行实践的唯一牢固基础。他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门徒，他们竭力吸收他的理论，并且由于他们自己只有一知半解的学问，因而不能发现他们导师的弱点和错误。”正是这一位道格拉斯医生曾经以专业方面的理由，反对马瑟的接种实验。可能是一七二一年的天花时疫使他有了戒心，因为他在那时表现出来的教条态度在他的行医生涯中是不常见的。从当时欧洲内科医生的观点看来，道格拉斯医生及其他北美医生所做的工作已经表露出一种鲜明的倾向性——对于治疗各种不同疾病的实际方法的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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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医生之所以产生这种倾向是由一些具体情况造成的，特别是由于他们不正规的医学教育制度。直到一七六五年，在英属北美殖民地还没有一所医科院校。由于北美人能够花得起钱去爱丁堡、伦敦或莱顿学习者实在寥寥无几，学徒制度便成为通行的做法。在十八世纪的弗吉尼亚，大约九名医生中才有一个是有医学学位的；独立革命爆发时，所有北美殖民地中，情况也大体雷同。札布迪尔·博伊斯通可能是殖民时期新英格兰最有本事和独立性最强的内科医生，他是由他的父亲教出来的。波士顿的克拉克家族是殖民时期最著名的医学世家，他们并不感到有上医学院的必要，因为这个家族整整六代人都是在家里学会行医的。从第一代的约翰·克拉克（可能有一张英国的医学文凭，大约在一六三八年移民到新英格兰）和第七代克拉克（一八○二年得到医学博士学位）之间，这一家名医辈出，然而没有一个人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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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各个殖民地，当学徒是成为医生通常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途径。从十七世纪初期的弗吉尼亚流传下来的契约表明，当时稍有名望的医生大都在家中雇用一个青年，为期七年，替他担任护士。看门人、车夫、信差、药剂士和外科助手等各种杂务。在此期间，该青年也读点书，但主要是通过观察他的师傅进行学习。虽然这种培训方式也常常费用不低（弗吉尼亚最著名的医师收费约为每年一百镑）。但是，总有不少人争相投拜到名医的门下。北美殖民地的许多内科医生都认识到，在他们准备开业的地方就地学医是有特别价值的。一七六六年，托马斯·邦德医师在宾夕法尼亚医院的临诊讲课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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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气候都会产生它所特有的病症，需要通过经验来理解和治疗……因此对于一个学医的青年来说，最合适的学习地点莫过于他将在那里开业的地区，在那里，绝对可靠的经验教训由父亲传给儿子，师傅传给徒弟。这一点并非随意猜测，而是确切的事实。下列事实可资证明：北美的野蛮人并无文字资料，但是他们却掌握治疗北美气候条件下特有病症的医术，比正规训练出来最有学问的医生还要高明，他们的发现丰富了现在的医学实践，有一些现在使用的非常宝贵的药物就来自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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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些人，包括医学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却抱怨北美的医学训练粗浅简陋。他们主张医生要受比较正规的医学教育。费城的约翰·摩根医师（1735—1789）便是这类人中的表表者。摩根曾经受过典型的北美式医学训练（跟随约翰·雷德曼医师学医，并当过杜肯堡要塞远征军的外科军医，以此取得经验），后来出国考察研究，去过爱丁堡、伦敦、巴黎、帕尔马和帕多瓦。回到费城之后，摩根宣布他决心从事医学而“不兼做药剂师和外科医生”。摩根试图说服北美的医生把动刀子的事留给外科医师、把配药的活留给药剂师，他的努力毫无进展，但是他说服了费城学院的校董们建立了北美的第一所医学院，他本人被任命力医学理论与实践课的教授。他一七六五年五月发表的《北美医科院校体制讲稿》是对当时北美医学界状况的最佳描绘之一，现在已成为一篇名著。摩根猛烈抨击北美医学界的不正规现象和缺乏明确分工的特点，他把这种情况称为“把各种医科从业人员混为一谈”。他抱怨说，他虽然曾长期刻苦地学习并曾周游列国，”但是，人们却告诉我说，如果我想只靠提供医学咨询和服务谋生而不兼做药剂和外科医师赚取外快，那就是忘记了自己生为北美人。”他极力主张象在外国一样，把“医学、外科和药剂三者严格分开，各自成为一个正规的行业。”显然，摩根不知道亨利·亚当斯十九世纪末一再向美国人宣扬的真理：和吸取欧洲经验同样重要的是，还要学习各种“与前人经验不相干”的做法。这一点在美国的专门职业中特别重要，因为用亨利，亚当斯的话说，在这些领域里，”社会的压力扼杀了人们的思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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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够否认，北美的现状在许多方面使医学变得贫乏起来：北美各个殖民地医学理论毫无成就，也没有富于想象力的实验成果。虽然在医疗实践方面取得了某种进展（例如在免疫学和公共医疗卫生方面），但是在医学上并无划时代的进步。十八世纪北美医学界所做到的只不过是促使一个新型的医学专业出现。医学方面的探索性研究仍然集中于欧洲的各个医学中心。但是，就在约翰·摩根医师极为不满地称为“殖民地孩提状态”的时期中，已经酝酿着北美持有的机会。由于它允许粗糙的、未定型的经验冲破医学知识各个不同部门之间的藩篱，人们于是可以看到被行会的垄断和学者专家的自大所掩盖的自然界的真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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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北美的经验打破了医学各个部门之间社会的和知识的界限。十八世纪，新英格兰富裕的医生服装整齐，驾着马车出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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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同一个时期的英国，富裕的内科医生，却必须头带扑了粉的假发，身穿红缎子外套、短马裤、长统袜、带扣子的皮鞋，还要戴上三角帽，手里拿一根顶上镀金的拐杖。欧洲医生这种派头并非只是个人小节，它起着一种作用，那就是把医学的整体加以分割，把理论和实践分开、内科医生和外科医师及助产十分开，又把所有各种医生再和药剂师分开。在北美，不论出自有意还是由于客观情况的需要，这种注重派头的习气大为减少，甚至于脆消失，这就有助于把各种分割的、孤立的经验联成一体。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内科医生和外科医师在欧洲的社会地位才大致平等，也只有到了那时，他们才能自由地合作。而在美国，由于他们所受的学徒训练是相同的，他们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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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受的学徒训练，一个年轻的北美内科医生，用比较复杂的现代术语说，往往偏重于“临床”医学，换句话说，也就是更有兴趣于观察和治疗实际的病人，而不是进行人为的实验室试验。亨利·西格里斯特医生在他的美国医学史一书中指出：“在巴黎和绝大多数欧洲的大学里，医学教学都是纯理论的，没有临床说明，而在北美人们却是通过每天同病人的实际接触来学医。”不过，这种倾向并不是任何人有意安排的，相反，它是一些饱学之士力图阻遏的。直到一个世纪以后，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医生才为这种倾向作出了最理直气壮的辩护（他本人的毕生事业就是这种注重实际倾向的一个虽不自觉但却十分光辉的范例）。他在一八六七年对哈佛大学医科学生发表的《学院教学和临床教学》这篇著名的讲课稿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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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做法是把聪明人的实际经验直接传授给学生，学生可以把所学到的每一点东西用于救死扶伤：另一种做法则是我同其他一些人十分习惯的办法：讲授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科学”真理。每当我把这两种做法加以比较时，我总禁不往们心自问：如果说我们的祖先教得太少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又教得太多了呢？每当我想起自己在那里讲述愕骨的两项细小作用的八个不同方面或小鼓膜神经上的七条细小分支的时候，我就不禁脸红耳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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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可以听到某个不客气的反对传统观众的入以轻蔑而又愤怒的口吻质问解剖学家和化学家说：“你们把什么货色灌入那些行将掌握全社会人民生命的年轻人的脑子里呀？这里有一个人突然昏倒在地，你尽可以对我大谈其腭骨的两种作用的八个方面，但是你却不懂得应该松开这位病人的衣领，老太太们全部把你看作是个傻瓜。这里又有一个人吞服了毒药。我需要的是一种能在最短时间内使他吐出胃内一切东西的药。你却忘了硫化锌的服量，而记住了产生某种化合物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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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阁下，你听着，如果我们房顶漏水因而需要请一位木匠来堵住漏洞的话，你认为我会关心木匠是否一个植物学家吗？……如果我的马掉了一块蹄铁，我就得请铁匠来给它再安上一块，难道你认为我事先必须弄明白那位铁匠是否懂得铁的倍半氧化物和原半氧化物之间的差别才去找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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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的科学研究将在下一代或可能在遥远的未来逐渐产生有用的效果。那位反对传统观念的人答复说，“很好，”正如你们那位讽刺作家拉伯雷博士所说的，“那对我和我的疵气痛、我的尿急症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向库纳德轮船公司的船长付钱买票是为了迅速而安全地到达利物浦，不是为了给未来的航海者国一幅大西洋的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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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学徒制度，由于很早就把理论和实际联系在一起，又及时地传授医师开业的心得，这就使美国的医生在日常治病方面较为成功。纳撒尼尔·查普曼医师于一八二○年评论说，虽然欧洲的内科医生更有学问和更富独创性，但是美国的医疗实践却比哪一国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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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是一切。由于消除了理论和实践之间、“高级”与“低级”医药界之间的古老界限，也就出现了一种比较自由的气氛，促使美国医学取得独特的进展。十八世纪的北美虽然没有产生伟大的医学家。但却造就了一批合胜任的医生，他们在临床方面的兴趣终于结出了丰硕成果。有些北美人（他们并非都是职业医生）当时就觉察出这方面的远景。托马斯·邦德医生于一七六六年说：“在这个开发较晚的新世界，经常出现新的疾病，因而我们的任务更重。”他主张采取一种虚心的、经验主义的、就事论事的态度。还有哪一个地方，经验交流能有这样重要？四十年之后，杰斐逊仍然希望美国“对临床观察给予最高的评价，而对想象性的理论则给予最低的评价。”北美侧重临床观察的最初成果之一是医院和疗养院的改善。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欧洲，医院常常是社会上藏垢纳污之地，穷人、患神经病的人和各色各样不幸的人们留集在那里，和积年的蚤虱臭虫为伍。而在北美，直到十八世纪，才兴建了一定数量的医院，在这个时候，人们己开始把有望治愈的病人和神经病患者、传染病患者隔离开来。在十七世纪的弗吉尼亚，病人甚至还经常住在医生的家里，在那里至少没有已成为医院特点的污秽，这是一大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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