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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引以为豪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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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将送往哪些陌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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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们的宝藏去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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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知名国家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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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哪些尚未定型的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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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用我们的语音改造他们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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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变得更加优美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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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两个世纪之后，这个梦想就变成了现实。诺亚·韦伯斯特预见到，“北美大陆将定居着一亿讲着同一种语言的人口。”同欧洲的情况正好相反，美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整个世界四分之一土地上的人将能象一家人一样，用同一种语言互相沟通和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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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语言确实显示了惊人的一致性，我们只要对比一下象印度，苏联和中国那样多种语言并存的国家，或者提醒自己注意这样的事实，即面积不到四百万平方英里的欧洲就存在着十几种各不相同的主要语占，我们就能上确地理解我们在这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美国人民分布在三百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却只讲着一种语言，那不勒斯人和米兰人所讲的语言，或者坎特伯雷人和约克郡人所讲的语言，或者英国一个威尔士煤矿工人与一个牛津大学生所讲的语言，或者法国一个普罗旺斯的农民和一个巴黎的律师所讲的语言，比之美国缅因州人和加利福尼亚州人所讲的语言或者美国一个工厂工人和一个大学校长所讲的语言，其差别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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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语言的这种一致性就地理而言是没有地区方言的隔阂，就社会性而言则没有种姓和阶级的隔阂。这两个方面的一致性部对国家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们是争取国家统一的象征和原因，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加拿大的大量讲法语的人对于加拿大政治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或者多种语言的存在如何妨碍了印度联邦制的确立，我们就会开始认识到，如果没有语言上的统一，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可能会出现多么大的不同啊！要是在一个讲着多种语言的国家里。就很难形成现代美国文化的许多其它特征——包括人口的地区性流动、公共教育制度、邮政编号、广播和电视网、全国性的报刊杂志的批量发行、”全国性广告”，以及所有这一切对于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如果象在英国那样，一个缺乏”合乎传统教养”背景的人一开口说话就暴露出他的身分，试想这对于“从小木屋到白宫”式的美国政治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这种大众化的不分阶级的语言为整个美国提供了一种“平等”的讲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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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影响力巨大的一致性面前，我国语言的其它“美国”特色就显得是无关紧要的了。这一点可以一直追溯到英国移民最早定居北美的时期。如果这种语言上的一致性没有在殖民时期，也即在十九世纪混杂的移民大量进入北美大陆之前，就深深地扎下了根，今天的美国就不可能以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却讲着单一语言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几乎从第一批定居北美的人开始，就存在着语言上趋于一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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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一下发音。从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一直到弗吉尼亚，在相距这么遥远的各个地区定居的人带来的是同一种语言，他们之中多数来自相同的地区（伦敦、英格兰中部地区和南英格兰），而且大体上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虽然今天新英格兰和南方在口音上有点区别，但这并没有大到妨碍他们之间相互了解的程度，而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即使在大西洋沿岸各个殖民地的最边远地区，连这点小差别也没有表现出来，那时候，新英格兰人和南方人部讲着我们现在称之为“南方口音”的同样语言。所以，今天的南方口音在许多方面还保留了旧时代的讲话方式，而新英格兰口音中所具有的“英国”特点却很明显是后来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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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登上北美的海岸，英语就渐渐变得比较一致起来了。这是由于某些一般性的殖民地因素和某些特殊的美国因素起作用的结果。约翰·皮克林在他所著的《美国创用语辞典》（一八一六年出版）里提到，“由于人们经常从我国的一个地区流动到另一个地区，美国的语言比英国的语言更为一致。”甚至在十八世纪结束之前，象约翰·威瑟斯庞牧师这样的语言学大师、他从苏格兰前来美国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职务）就注意到了这一事实。他在《共济会》一书（一七八一年出版）中说，“美国老百姓说英语比英国老百姓地道得多，其源因是很明显的，即这里的人居住地点很不固定，经常从一个地区流动到另一个地区，因此他们无论是在发音还是在用词方面，都不那么容易沾染地方色彩，英国一个郡和一个郡之间在方言上的差别，要比美国一个州和另一个州之间在语言上的差别大得多。”一度相互隔绝的英国地区方言在美国碰到一起来了，人们彼此又不得不说话交谈。最近，语言学家们发现，这种语言上趋向一致的倾向是北美任何殖民地全都具有的一个普遍的特点，而它们原来的母国就缺乏这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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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十八世纪的美国是一个大熔炉——尽管在它的初创时期，各种成分的居民之间的差别就比较小。到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它进一步融合了爱尔兰人、德国人、波兰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墨西哥人和中国人这样一些成分完全不同的民族；而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英国的约克、诺福克、萨福克、埃塞克斯、伦敦、肯特、汉普等郡和另外一些郡。任何一个看过标明十七世纪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英国移民的原居住地的地图的人，都不能不对这些移民来自英国许多不同地区这一事实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样，移民具有某种相对集中的倾向，如弗吉尼亚的移民主要来自英格兰的中部地区，新英格兰的移民主要来自伦敦和英格兰东部，而且当时的移民主要还不是来自农民阶层：但是，美国早期殖民地确实是包括了来自他们母国各个不同社会阶层和许多不同地区的人。即使是在较小的地区内，如在新英格兰，美国生活方式也培育了这种一致性。在整个十七世纪，马萨诸塞的普利茅斯、沃特敦、德达姆和格罗顿诸地，大约百分之七十可以追溯其来源的移民是来自伦敦和英格兰东部各郡，剩丁的则来自英国的四面八方。最为重要的是，当地的统治集团并不都是说一种单一的方言，因此也就无法规定某一种方言为当地社会的通用语言。新英格兰城镇里粗通文化的书写员就来自英国许多不同的地区，根据他们的拼写所发出来的字音，表明他们使用的语言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并且非常接近英国的标准口头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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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的旅行者发现美国不存在什么方言，他们对于美国各个阶层的人都能说准确而合乎文法的英语这一点印象非常深刻。一七二四年，休·琼斯牧师在弗吉尼亚发现“种植园的工人，甚至土生土长的黑人，普遍都能讲一口很好的不带土语和乡音的英语，而且都能够很漂亮地就日常生活问题进行交谈。”地方议会议员罗伯特·卡特“注意英语的发音问题”，宁愿为他的孩子请一个美国培养的家庭教师，而不愿要苏格兰的或英格兰的家庭教师。十八世纪的威廉一玛丽学院校方特别重视要学生掌握正确的发音。在费城，苏格兰勋爵亚当·戈登于一七六四至六五年在各殖民地旅行之后，发现“这里的人言语之得体，使我惊叹不已，各个不同阶层的人都讲得一口地道的英国腔的口语，其准确和纯正的程度，超过伦敦上流地区以外的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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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甚至说，殖民地的人“总的说来，英语讲得比英国人还要好”，即使是那些最挑剔的观察家也同意这一点。乔纳森·鲍彻尔牧师（1737—1804）在南方生活了约十五个年头，曾教过华盛顿之妻与前夫生的儿子约翰·帕克·柯蒂斯，在美国独立革命时期曾是亲英派的领导人之一。他花了多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古体字和地方用词汇编》，认为美国没有方言实际上使语言趋于贫乏，但他仍然发现，“在北美，我认为不仅普遍流行任何别的地方都难以听到的最纯正的英国发音，而且还具有完美的语言上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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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独立之前那些年代里美国口头语言的情况，威廉·埃迪斯在他一七七○年六月八日发自美国的一封信中曾作过如下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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