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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英国人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所说的美国自耕农是不能同英国国内目不识丁的农民相提并论的，这个国家的自耕农是殷实的不动产的拥有者，他们独立自主，是他们自己人的老板，也是他们土地的主人。这些人都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不仅能读、能写、能记账，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每星期都阅读报纸。除了家家都有圣经之外，他们还阅读最好的英国布道文和有关宗教、伦理、地理、历史的论文以及诸如瓦茨、艾迪生、阿特伯里、萨尔蒙等人的著作。东部各州，公立学校很多，保证每个人的子女都能上学受教育，而大多数孩子也确实从这些学校受到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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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斯特显然非常重视为语言确立一种印刷成文的、从外部强加上去的规范。他本人由于编写拼字课本，一举成名，所以他简直不能想象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别的办法。韦伯斯特在他的教科书版权的申请书和他的拼字课本的导言中这样写道：“为了纠正令人遗憾地存在于美国上流社会言谈中的弊端和讹误……特别是为了使发音……趋于准确和统一，必须消除明显不同的地方方言口音，这种口音已经成为各州之间相互椰榆讥讽的笑料。”韦伯斯特一方面在语言问题上自行立法，同时却又拒绝承认设立立法机构的必要性。他认为所有这一类的立法都是多此一举，因为在语言问题上，真正的权威是美国人民。他在自己编写的词典的绪言中引用富兰克林这样一段话：“英语说得最好的人恰恰正是那些不懂得拼字规则的人，”就明显地含有这个意思。韦伯斯特认为，多数早期作家（特别是英国作家）在语言方面的要害问题，在于他们企图指挥语言，“而不去进行调查，以发现什么是英语，他们总是竭尽全力用他们的规则来硬套，指指点点英语应该怎样怎样。”与此相反，韦伯斯特宣布他的原则是“一个民族的普遍实践就是语言的规范，在有关语言立法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至少应该考虑到这种实践。”他提出的标准是他“从语言本身的规律中”总结出来的，或者用他没有经常讲的那句话来说，是来自“一个民族的普遍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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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斯特在他所著《英语论文集》一书中指出，遵循民主方式尊重民间传统习俗，这样的事情只有在一个具有平等社会的国家里才有可能实现。他解释道，在英国，惯用法（这是使语言纯洁和生动活泼的唯一源泉）所应有的吸引力并不存在，理由很简单，因为那里有一小撮脱离大众的贵族阶层，他们享有特权，傲慢无知。并发展了自己的怪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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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家都处于平等地位，任何个人的标新立异都不会被看作粗俗或荒谬，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人才能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如果一部分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宣称，”我们是正确和高雅的标准，如果任何其他人不遵照我们的一套办事，那他们就是粗俗和无知，”那么，这些人在语言规范和文明权利这类问题上实在是太霸道了。但是，企图给任何特定阶层的人们的实践规定标准是极端荒谬的，正如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所指出的，这就好象是在一个漂浮不定的岛屿上建立一座灯塔。这是企图固定一种本身老在变化的东西。但是，只要认定地方性的实践并不存在什么标准，它只不过是一种地方性的实践而已，那么这种语言起变化自是不言而喻的事；这就是说，除了它本身之外，不存在什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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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远不止这样，如果要把首都少数人的实践树为标准，那就必须把这一切晓喻全国。那么，谁来办这件事情呢？一个能干的编要者可能会把这种实践编写进词典里去。但是可能即使在法庭或舞台上，发音也不尽相同。这样一来，编纂音只好听从他的那伙朋友和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遭到反对，他的领导标准的权威性也就成了问题。也许他不得不提出两种发音标准，可这又会使学生和他一样无所适从。实际上，这两种情况在英国都出现过，包括最为人们接受的标准，结果当然没有哪一种标准得到普遍的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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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语言问题上遵循贵族阶层的标准，这只是企图把地方性的实践提升为普遍规律这种普遍性错误中的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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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北美大陆各地的发音虽存在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他把美国人的“普遍实践”变成全国的标准，他在拼字课本中说明，他的目标只在于把这种普遍实践表达出来。他坚持说，“我个人并没有提出什么体系，普遍的习惯必须成为说话的规范，任何背离这条准则的行为都是错误的。一个州的方言同另一个州的方言一样，都是荒谬可笑的。每种方言都是根据地方习惯形成的，哪一种方言也不比另一种高明。”美国语言的标准终将由北美大陆的空气凝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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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戴维·拉姆齐所著《美国革命史》（一七九一年出版）一书的英语编辑所说，早在独立革命之前，美国语言就已经形成了它自己的标准。这个新世界的语言没有方言，它势必会日趋统一和普及，这种情况是西方人从未见过的。时间将会证明韦伯斯特说过的话，他曾以预言家隐晦的口气主张：“我们应该遵循我们的实践和普遍习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形成一种标准的美国语言，正如克拉普所说，这种语言“通过混合、调和、模拟和适应改造，总之，通过一切办法，已经在成千上万个不同的地方成长起来，并且在继续成长之中。依靠这些办法，这个处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自己也在不断变化的人民彼此适应，同时也适应所面临的新环境。”美国人既热衷于在语言问题上进行立法，也注重语言的民间化。正如他们对所有其它法律的态度一样，美国人既对立法抱着淳朴的信念，又深深地崇敬古老的习俗和习惯法。这种使对立面趋于同一的本事，给了我国成文的联邦宪法以无穷的生命力，也给了我们的语言以无穷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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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在我国的文化中，没有哪一部分（象语言那样）是这样明显地借来的，所以，也没有哪一部分能（象语言那样）这么突出反映出美国生活的特点。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琅在他一八二八年所著《美国人的观念》一书中总结了这方面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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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上流社会必然会为英国——事实上是为整个大英帝国——的语言的发音定下调子，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个上流社会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这些人的风度、出身、财富和政治地位，使他们成为众人向往的对象，因而有必要仿效他们的矫揉造作，不管是在语言方面还是在风度方面，以便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他也是属于他们那个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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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情形正好相反。如果我们有一个象伦敦那样的大首都，供那些悠闲自在、家财万贯、受过教育的有钱人经常在那里聚会作乐，那么，我认为我们也势必会创造出一个时髦的贵族阶层，这个阶层将为说话方式以及衣著和举止树立佯板……可是，我们没有这样的首都，看来在很长的时期内也不会有这样一个够份量的首都，能够对语言产生巨大的影响……波士顿、纽约、巴尔的摩、费城的上流社会的生活习惯以至发音，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有经验的人可以从说话的某些细小差别听出说话的人是从这些地区中哪个地方来的。迄今为止，这些城市中还没有一个具有占优势地位的影响力，足以诱使别的城市好赶时髦的人去仿效它的时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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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国家的人也象地球上任何其它国家的人一样，那么，恐怕此时此刻我们说的会是许许多多难以听懂的方言。但实际情况是，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除少数的德国和法国后裔之外），讲的英语比他们母国人民所讲的英语好得无可比拟……总而言之，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讲我们的语言要比任何其他民族讲他们的语言好一些。如果考虑到我们居住的国土面积之广阔，我们的发音和用同之准确性是相当惊人的。这种语言上的同一性只能归因于知识的高度普及和人民的无穷活力，这一切超越了空间的障碍。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人民的英语”，它取代了“国王的英语”。这种”人民的英语”特别适合于一个没有文化中枢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有权象贵族那样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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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第十一章 没有文化中枢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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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分散在无边无际的北美大陆上的民族，就象是从同一个体点散射出来的光线，所有的光线依然存在，但是热度已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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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约翰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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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身为哲学家或诗人而无其它事业，最好是在故国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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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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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四十四 “从同一个焦点散射出来的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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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文学作品质量低劣，促使市场向外国书籍敞开大门，从而使进口书籍的方式也变得重要起来了。从来没有一个分布如此辽阔而又人口众多的民族，能够这样普遍地接受教育，也从来没有一个如此普遍受过教育的民族居然创作出这么少的纯文学作品。美国文化的这两个特点——整个社会都受过教育和统治集团缺少文化素质，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呢？在现代西欧文化中，印刷文字的使用，当然以出版神圣的宗教文献为殊荣，除此以外，就是特权阶层的观赏文学了，这种文化的价值是根据它们所产生的戏剧、诗歌、小说和散文来衡量的，而这些作品犹如官殿和庄园主的住宅，是贵族文化的丰碑。但是，难道我们一定要根据创建这类丰碑的能力来衡量我们的文化吗？难道我们希望引导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钻到贵族纯文学的神秘境界里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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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文字在美国遭到的命运截然不同，这种作用是文字考古学家按传统标准所难以理解的。美国人特别强调关联性、实用性、“读者兴趣”和广泛感召力。这使印刷品在美国成了一种与别处印刷品不同的东西。具有美国特色的作家不是文学家，而是报刊撰稿人，不是散文作家，而是撰写指导工作手册的著者；不是“艺术家”，而是政论家。他们的读者不是生活在文艺沙龙里，而是在市场上；不是在修道院或学院式四方建筑物里，而是坐在理发店或普通市民家中的壁炉旁。他们这种印刷品内容“通俗易懂“，引人注目的是它的目的，而不是作品本身。它更重视的是目的，而不是形式。它无意造就一个专业的“鉴赏者”阶层，或培养一批重视为形式而形式的初学者。在这里，美国生活所强调的是事物的进程，而不是其结果。人们不大把印刷品看作“文学”作品，而把它看作相互交流的手段。这种倾向在我国过去的历史中是根深蒂固的。而且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部分原因是殖民地时期，我们的文学并没有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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