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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语言问题上遵循贵族阶层的标准，这只是企图把地方性的实践提升为普遍规律这种普遍性错误中的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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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北美大陆各地的发音虽存在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他把美国人的“普遍实践”变成全国的标准，他在拼字课本中说明，他的目标只在于把这种普遍实践表达出来。他坚持说，“我个人并没有提出什么体系，普遍的习惯必须成为说话的规范，任何背离这条准则的行为都是错误的。一个州的方言同另一个州的方言一样，都是荒谬可笑的。每种方言都是根据地方习惯形成的，哪一种方言也不比另一种高明。”美国语言的标准终将由北美大陆的空气凝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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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戴维·拉姆齐所著《美国革命史》（一七九一年出版）一书的英语编辑所说，早在独立革命之前，美国语言就已经形成了它自己的标准。这个新世界的语言没有方言，它势必会日趋统一和普及，这种情况是西方人从未见过的。时间将会证明韦伯斯特说过的话，他曾以预言家隐晦的口气主张：“我们应该遵循我们的实践和普遍习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形成一种标准的美国语言，正如克拉普所说，这种语言“通过混合、调和、模拟和适应改造，总之，通过一切办法，已经在成千上万个不同的地方成长起来，并且在继续成长之中。依靠这些办法，这个处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自己也在不断变化的人民彼此适应，同时也适应所面临的新环境。”美国人既热衷于在语言问题上进行立法，也注重语言的民间化。正如他们对所有其它法律的态度一样，美国人既对立法抱着淳朴的信念，又深深地崇敬古老的习俗和习惯法。这种使对立面趋于同一的本事，给了我国成文的联邦宪法以无穷的生命力，也给了我们的语言以无穷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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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在我国的文化中，没有哪一部分（象语言那样）是这样明显地借来的，所以，也没有哪一部分能（象语言那样）这么突出反映出美国生活的特点。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琅在他一八二八年所著《美国人的观念》一书中总结了这方面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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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上流社会必然会为英国——事实上是为整个大英帝国——的语言的发音定下调子，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个上流社会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这些人的风度、出身、财富和政治地位，使他们成为众人向往的对象，因而有必要仿效他们的矫揉造作，不管是在语言方面还是在风度方面，以便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他也是属于他们那个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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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情形正好相反。如果我们有一个象伦敦那样的大首都，供那些悠闲自在、家财万贯、受过教育的有钱人经常在那里聚会作乐，那么，我认为我们也势必会创造出一个时髦的贵族阶层，这个阶层将为说话方式以及衣著和举止树立佯板……可是，我们没有这样的首都，看来在很长的时期内也不会有这样一个够份量的首都，能够对语言产生巨大的影响……波士顿、纽约、巴尔的摩、费城的上流社会的生活习惯以至发音，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有经验的人可以从说话的某些细小差别听出说话的人是从这些地区中哪个地方来的。迄今为止，这些城市中还没有一个具有占优势地位的影响力，足以诱使别的城市好赶时髦的人去仿效它的时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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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国家的人也象地球上任何其它国家的人一样，那么，恐怕此时此刻我们说的会是许许多多难以听懂的方言。但实际情况是，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除少数的德国和法国后裔之外），讲的英语比他们母国人民所讲的英语好得无可比拟……总而言之，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讲我们的语言要比任何其他民族讲他们的语言好一些。如果考虑到我们居住的国土面积之广阔，我们的发音和用同之准确性是相当惊人的。这种语言上的同一性只能归因于知识的高度普及和人民的无穷活力，这一切超越了空间的障碍。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人民的英语”，它取代了“国王的英语”。这种”人民的英语”特别适合于一个没有文化中枢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有权象贵族那样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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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第十一章 没有文化中枢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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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分散在无边无际的北美大陆上的民族，就象是从同一个体点散射出来的光线，所有的光线依然存在，但是热度已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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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约翰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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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身为哲学家或诗人而无其它事业，最好是在故国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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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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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四十四 “从同一个焦点散射出来的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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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文学作品质量低劣，促使市场向外国书籍敞开大门，从而使进口书籍的方式也变得重要起来了。从来没有一个分布如此辽阔而又人口众多的民族，能够这样普遍地接受教育，也从来没有一个如此普遍受过教育的民族居然创作出这么少的纯文学作品。美国文化的这两个特点——整个社会都受过教育和统治集团缺少文化素质，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呢？在现代西欧文化中，印刷文字的使用，当然以出版神圣的宗教文献为殊荣，除此以外，就是特权阶层的观赏文学了，这种文化的价值是根据它们所产生的戏剧、诗歌、小说和散文来衡量的，而这些作品犹如官殿和庄园主的住宅，是贵族文化的丰碑。但是，难道我们一定要根据创建这类丰碑的能力来衡量我们的文化吗？难道我们希望引导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钻到贵族纯文学的神秘境界里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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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文字在美国遭到的命运截然不同，这种作用是文字考古学家按传统标准所难以理解的。美国人特别强调关联性、实用性、“读者兴趣”和广泛感召力。这使印刷品在美国成了一种与别处印刷品不同的东西。具有美国特色的作家不是文学家，而是报刊撰稿人，不是散文作家，而是撰写指导工作手册的著者；不是“艺术家”，而是政论家。他们的读者不是生活在文艺沙龙里，而是在市场上；不是在修道院或学院式四方建筑物里，而是坐在理发店或普通市民家中的壁炉旁。他们这种印刷品内容“通俗易懂“，引人注目的是它的目的，而不是作品本身。它更重视的是目的，而不是形式。它无意造就一个专业的“鉴赏者”阶层，或培养一批重视为形式而形式的初学者。在这里，美国生活所强调的是事物的进程，而不是其结果。人们不大把印刷品看作“文学”作品，而把它看作相互交流的手段。这种倾向在我国过去的历史中是根深蒂固的。而且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部分原因是殖民地时期，我们的文学并没有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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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统治阶级的文学作品一开始就使用已经死亡的陌生的“古典”语言。这种语言生涩难懂，从而助长了那些掌握古老学府钥匙的人们的威望、权力和自尊。在贵族文化的领域里，人们至今仍然认为，现代的作品永远不能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作品相提并论。长期以来，对英国统治阶层进行标准教育所用的一直是古老的古典作品，在牛津，人们干脆把这些作品称之为“大作”。一般都认为，统治集团的未来成员在懂得他本身的通俗文学之前，还该先懂得深奥的希腊和拉丁文学。而在美国，这方面的情况大多相反。一些最有教养的人反而鼓吹不以“古典”标准来衡量学问，除了十七世纪二十年代乔治·桑迪斯在弗吉尼亚翻译奥维德的作品这类富有浪漫色彩的事例，在我国文化中，古典语言知识从来没有象在英国那样受到广泛的崇敬。我们是以通俗文学起步的，这种文学由于其实用性而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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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书籍不象口头语言那样，它必须装在人们的行李里才能携带，所以从某个角度说，可以在殖民时期的美国（或者在它的不同地方）得到的书本文化都是交通设施发展的产物。因为书籍是某些特定地区生产出来的实物，所以它们一般都集中在产地的附近，或者至少是在一些发行中心的附近。所以，在叙述殖民时期美国的书籍问题时，把它描绘成好象各处的情况都一样，那是很大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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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时期，进口和出售书籍的中心，甚至阅读书籍的中心，都集中在大西洋沿岸地区，在水路上旅行一千英里比在陆地上旅行一百英里要容易得多，同样，坐船携带十几本书籍旅行六个星期比携带着这些书籍在内陆旅行十夭肯定要容易得多，书本文化当时基本上是从国外进口的文化。美国生活许多经久不变的特点都源自这一简单事实和书焙进口的独特方式。书籍是一种城市商品。而在独立革命之前，内陆地区并不存在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城市，即使晚至一七九○年，人口在六千人以上的八个城市仍是集中在沿海地带，向西移民的洪流和内地小镇发展的结果之一是那些地区城市中心的兴起。欧洲文学不容易进入这些城市。一直到几十年之后，美国当地出版的第一批书籍才开始取代从英国进口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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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城市隔着海洋向往着伦敦。卡尔·布里登博写道，“由于美国城市的视野是向着东面，而不是向着西面，它们更象是在美国大地上的欧洲社会。”特别是，美国人口分散流动的几条主要干线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从一些东部滨海城市开始的。沿海的几个主要城市分别形成一条条渠道，英国的书本文化通过这些渠道源源不绝地涌向内地，并向广大乡村扩散。殖民时期美国的文学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始终是经过城市扩散开去的，唯一重要的例外是弗吉尼亚，在那里，无数的河流和烟草种植业的发展使书籍涌向许多私人庄园的码头。但是，整个弗吉尼亚的文化还是经过伦敦输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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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五个最大的城市，没有一个能在文化上建立起足以影响殖民地生活的无可争辩的地位。尽管它们在政府形式。旅馆客店和社交娱乐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互相间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地方性差异，这对于美国文化的发展前途关系重大。人们惯于认为波上顿在十七世纪的美国文化生活中具有统治地位，然而。早在一六八○年，纽约（那个时候仍然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和纽波特的城市生活已可以与波士顿相匹敌。虽然波士顿是早期人口最多的殖民地城市，但到了一七六○年，它已经落在纽约和费城的后面。十八世纪时，几个殖民地城市都在竞争首要城市的地位，即使早几十年，费城和波士顿就已是不相上下，纽约市同它们也相差无几；至于纽波特和查尔斯顿，按照英国的地区标准看，也可算是大城市了。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小城市逐步出现，这里只列举其中的几个：朴茨茅斯、塞勒姆、哈特福德、纽黑文、新伦敦和奥尔巴尼。大小先后顺序不断发生变化。当费城一跃而成为人口最多的城市时，人们井没有忘记，仅在不久之前，这个位置还是由波士顿占有的，到了十八世纪末期，纽约人开始盼望他们的城市能够取代费城。但是，从来没有出现美国的伦敦或巴黎——一个在历史上、政治上、文化上和商业上都无可置疑地居于核心地位的大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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