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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图书馆藏书的内容表明，在书籍问题上，也象进口其它物品一样，弗吉尼亚绅士们都在追随英国绅士的榜样。按英国的标准，他们可以有学问，但不能书呆子气十足，应该象回避瘟疫那样避免带有自炫博学和藐视专家的习气，他们对各方面都应该有足够的知识，以显得举止得体，并能解决他们个人的一些疑问。但是，正如托马斯·佩顿爵士所警告的，“不要使用会使有学问的人和他们的书籍及朋友感到为难的新字。”在培养绅士风度方面，主要应该是彻底讲求实际。人们衡量一个绅士，不大着重他内心的充实程度，而着重他家里家具的摆设；不太着重他的智慧和学识，而是着重他的宽厚侍人的品德和落落大方的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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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国的模式而论，没有什么东西能鼓舞弗吉尼亚的仿效者成为一个有文学素养或一个有藏书痹好的人。在十七世纪的时候，接近弗吉尼亚社会下层的人很少读过书，大多数弗吉尼亚人可能根本不识字。如果我们提问题的话，不是问有多少人识字，而是问有多少人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文盲，这样问才可以得到一个粗略的回答。殖民时期弗吉尼亚的社会历史学家菲利普·亚历山大·布鲁斯审阅了十七世纪的县志，看了一下有多少人在签名时只能画押，而无法正式笨名。在他所审阅的一万八千个例子中，几乎有一半男性弗吉尼亚白人（包括少数法官）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四分之三的白人妇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是，即使这些数字也可能夸大了弗吉尼亚人的识字程度，因为我们知道，那些会书写自己名字的人，有时既不能读，也不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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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的上层有少数庄园主贵族，即使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拥有藏书量很大的图书馆，但是，人们显然夸大了诸如威廉·伯德图书馆（到一七四四年时，该馆藏书已超过三千六百册）这类罕例的意义。威廉·伯德是一个天才人物，在弗吉尼亚，他的藏书最多。其次可以与他匹敌的，只有科顿·马瑟的图书馆和詹姆斯·洛根的图书馆。其他“弗吉尼亚第一流绅士”，诸如威廉·菲茨休、李氏家族、卡特家族和沃姆利家族，都拥有相当数量的藏书。但是，在殖民时期的弗吉尼亚，这些头面人物从来不是特别爱好读书的人或博览群书的人。对大约一百个私人图书馆的调查表明，这些图书馆总的来说都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得多，接近一半的图书馆藏书不超过二十五册。在一七○○年之前，在弗吉尼亚罕有藏书超过一百册的图书馆。即使到了十八世纪，弗吉尼亚各主要庄园主的财产清单上，藏书只有十余册的现象也并非少见。要说比杰弗逊图书馆更具典型意义的，则是华盛顿所收藏少量具有实用目的的论文以及约翰·奇尔顿的产业。后者的产业虽然估计价值达一千七百英镑，但其中属于书籍类的只有“二本旧的小开本圣经和另外八本大部分是很古老的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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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藏书都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这就是它们的实用性。较大一点的图书馆有相当数量的宗教和通俗文学书籍，其中必然有的书则是圣经和《公祷书》，这是凡有书之处一概都有的。但是，即使这些“宗教”书也都是实用的和强调虔诚的（如贝利的《虔诚的实践》或《人的全部责任》），而不是有关伸学理论的或推理的。这些藏书的内容很广泛，从正统的清教主义一直到自然神论都有，显示了藏书主人主张统括一切的宽宏大量和容忍信仰自由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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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世纪，法律书籍在藏书中占有最大的比例。不但象罗伯特·卡特这样一些人的大图书馆（拥有藏书三百册，其中一百册是法律书籍）是如此，甚至在一些小图书馆里，情况也是如此。阿科马克县一位很有地位的庄园主索塞·利特尔顿上校在一六八○年去世的时候，留下十七本书，其中四本是法律书籍。安妮公主县的克利斯托弗·科克上尉一七一六年死时遗留下一个拥有二十四册藏书的小图书馆，其中九本是法律书籍。到了十八世纪，法律书籍的比例看来是有增无己，不仅在律师的藏书中是如此，而且在医生、牧师，特别是在大庄园主的藏书中也是如此。在这个新兴地区，所有的财富都与土地有关，在涉及合法权利的问题上经常出现争执，律师供不应求。弗吉尼亚所有头面人物，如县法官、地区议员、教区代表等等都面临司法、立法和行政方面的大量法律问题，他们如果不掌握一些有关英国法律惯例的知识，就无法执行最起码的公共职务。这种法律传统正是他们社会的基石，它构成了弗吉已亚的政治体制和新国家结构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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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一些小图书馆，或者藏书只有二十余册、甚至更少的“图书馆”（其实根本称不上是什么“图书馆”）里，人们还可以发现医学方面的书籍。这些书是用来帮助庄园主或其妻子治疗庄园里出现的疾病的。他们收藏农业、建筑、养马、打猎或捕鱼等方面的手册并非是出于个人的嗜好，而是由于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即使是关于马术或园艺的手册，也是为了使弗吉尼亚人能够具体地再现英国的田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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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弗吉尼亚人来说，建议他们如何过基督教绅士的生活，看来肯定不如指导他们怎样治疗天花来得切合实际，甚至他们重视“经典著作”，主要也不是为了把它作为有教养的绅士们的一种装饰，而是作为汲取有关人类、历史、自然、事务等各方面知识的一种工具书。他们的科学知识和政治智慧的主要来源是古希腊的蒲鲁塔克、亚里士多德和古罗马的普林尼。到了十八世纪，人们拥有的经典著作己有所增加，但数量从来不大，弗吉尼亚人主要依赖别人来阐释这些书的内容。“他们这里没有几位学者，”约翰·克莱顿牧师在一六八四年从詹姆斯顿写回英国的信中这样说道，“因此，每个人都学会做半瓶醋的医生，半瓶醋的律师，尽管一种自然而然的紧迫感促使他们需要多种书籍，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是通过人去了解事物的。”从英国来到弗吉尼亚的人往往难以置信，这里欣欣向荣的统治集团宁愿直接从经验中学习，而不是从书本中学习。这里的文化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在这里，即使是买得起书的绅士也宁愿通过人去了解事物，而不是通过书本。即使当他们看书的时候，他们也是怀着具体的目的进行阅读。休·琼斯牧师在一七二四年时注意到，“不管怎样，通过他们快速理解事物的本领，他们掌握了足够的知识，口语流利，虽然他们的学习大多很肤浅。他们倾向于通过处理事务和口头交谈去了解人，而不是钻到书本里面去，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只用最短的时间、最好的办法，去学最绝对需要的东西。”他们整天在外面奔波，缺乏消遣和松弛，庄园骨理工作占据了他们的全部时间，他们居住的地方僻远、孤寂，这一切都使得他们感到与人谈话比读书更有意思。乔治·华盛顿有一件闻名后世的事，他曾派一个奴仆守候在附近的十字路口，邀请任何一个路过的人和他一起进餐，以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所以，许多旅行者不禁感到，所谓的“南方人好客”，与其说是出于他们的慷慨，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感到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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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的大庄园主象新英格兰的牧师一样，控制了他们所在地区的书本文化。在那里，牧师和世俗人士在文化中的作用刚好调了一个位置，因为弗吉尼亚的许多圣公会牧师（有些实际上是大庄园主的私人牧师）完全依靠他们所服务的庄园贵族的图书馆。基督教会的教区长如果不到罗伯特·卡特在科罗托曼搜集的藏书中去寻找阅读的材料，那他又能到什么地方去找读物呢？这样一来，庄园主这种多方面的“宗教”活动使他们成了所在教区牧师的书籍供应者（因而也成为他们所读书籍的审查人）。由于缺少流通图书馆，他们还成了比较贫穷的邻居和教区居民们的图书馆员。托马斯·布雷牧师一六九六年以后担任马里兰的英格兰教会的代理主教，他认为缺少书籍对于南方牧师的能力和独立性是一种威胁，成立基督教知识促进会的一部分原因就是要补救这种状况。布雷在马里兰、新英格兰、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卡罗来纳都设立了图书馆——但他没有在弗吉尼亚设立图书馆。这种情况使得庄园主的个人爱好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加强了，他们所处的偏僻环境并没有使他们培养出对文学品味的独立和多样化的见解。相反，却形成惊人的同一性，即庄园主所在的地方越是偏僻，他们越是顽固地坚持旧的英国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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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弗吉尼亚人来说，书籍基本上只是一种工具，是庄园里的存货。在庄园主寄给伦敦代理人的订货单上，偶尔也可以发现他们订购的书籍。一七六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威廉·纳尔逊指示约翰·诺顿父子公司说：我已在这趟装运货物时，寄给你关于运出六大桶我所种植的烟草的装货单，现答复你五月二十三日的来信。对于你费神送来上好的鲱鱼，我深表谢意。但可能是由于它们配制得不如过去那么好，或者是由于我的胃口变了，所以请你以后不必再寄，因为我实在不想吃了。但我期待在新的收获季节到来之前能够收到我庭园所需要的花草种子、干酪等物以及我信中提出的书籍，并请你再增购以下几种物品：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律评述》，一顶价值六先令有丝带镶边的素色便帽，八岁大男孩穿的八双结实的鞋子和浅口无带轻便鞋，以及另外两个十二岁和十五岁男孩所需的同样数目的帽子和鞋子。弗吉尼亚人的实用主义和新英格兰人的实用主义具有不同的特点。弗吉尼亚人不愿意由一个新英格兰首府来主宰文化，即使从地理角度来说可以这样做，他们也不愿意。与此同时，这些庄园主的文化口味既不够浓烈，也不够强劲，不足以左右北美其它殖民地人民的口味。格调的多样化促使美国文化生活产生一种反对崇尚书本的倾向，同时又形成了一种弥漫分散的特点。如果说，弗吉尼亚人的思想不象新英格兰的清教徒那样乖戾和执拗，他们也同样讲究实际、墨守陈规、平庸而毫无诗意。在弗吉尼亚人中间，不可能产生专攻文学的阶层、或出现文人集居的格鲁伯街、或形成彬彬有礼的文学家集会。他们不是有教养的精英人物，他们只是一些把传统体制移植过来并使之发军作用的事务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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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四十七 费城：书籍市场是如何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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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英格兰人和弗吉尼亚人的角度看，殖民时期的费城在书本文化方面所达到的规模和自由程度使该地区显得有点异国情调。它那种教友会教派的奇特作风，更使它别具一格。因此，在殖民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费城终于没有能够成为美国文化的首府。在这个教友会教徒控制的大都会里，书籍的进口、买卖、阅读和写作的情况使你感到不是身在赞助人的客厅里或放荡文人的顶楼上，也不是身在文化界欢宴聚会的场所，而是处于医生、实业家、店主和机械工人零散的日常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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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敦市塞缪尔·约翰逊的圈子和费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圈子的不同之处，可以看出书籍在较为古老的文化中和在较为新颖的文化中所处的不同地位。约翰逊博士在致切斯特菲尔德爵士的著名信件中，表达了他对他的赞助人那种傲慢态度的极度蔑视；要是在费城，绝对不可能写这样的信。你能想象富兰克林去寻求一位赞助人，在爵爷府高贵的客厅里不耐烦地恭候良久，然后把时间浪费在写信斥责这个喜爱奉承的人的无礼吗！？在约翰逊博士的圈子里，常见的有詹姆斯·博斯韦尔、乔舒亚·雷诺兹爵士、埃德蒙·伯克、奥利弗·戈德史密斯、戴维·加里克和爱德华·吉本等人，照传统的说法，他们都是文人逸士。与此相反，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会社”里，那些年轻而名不见经传的成员中，有一个装玻璃的工人、一个测量员、一个细木工、一个补鞋匠和几个印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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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费城教友会信奉的教义崇尚内向、厌恶教条和强调个人的作用。这一切使教友会教徒不善于妥协，也不善于统治一个庞大的社会，但是，在对待知识的问题上，他们却很讲求实际。神秘主义的态度是无法预测的：基于同样的原因，教友会教徒拒绝同主动进攻的印第安人作战，他们要攻击的是卖弄学问的坏习气。威廉·佩恩教导他的孩子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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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不必太多。对要读的书必须精心挑选，认真阅读，不论是宗教题村的还是世俗题材的书……读的书多了，意味着沉思的时间就少了。通过与人的交往和为人处世去了解自己和了解自然，这才是真正的人类智慧。只有了解人的内心，才能了解世间人事。真正的知识更多地是来源于沉思和内省，而不是来自读书。因为，读书太多意味着心灵的压抑，意味着扑灭自然的火炬。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那么多无聊文入学士的缘故。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在英国清教主义的广博教义熏陶之下，要求人们博览群书：而费城的教友会则以同样的热情敦促人们注重实践经验。新英格兰的教条可能把博览群书的嗜好局限于建设天堂这一实际目标之上，而费城的教友会教徒却不重视读神圣的经典之作，他们更注意内心世界的活动和社会的罪恶现象。如果说他们信奉的宗教并没有鼓励他们去进行学习，至少也没有限制他们去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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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会教徒和清教徒不同，他们永远也不习惯于进行妥协。随着十八世纪的逐步消逝，他们只是稍微有一点变化，这一点微乎其微的越轨在他们对待书籍的态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威廉·佩恩尽管提出了上面所说的那段警言，他本人却拥有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图书馆，其他教友会的主要头面人物也都拥有“供消遣和求实利”的藏书。在十八世纪初期，北美殖民地三个最大的图书馆中，有一个属于詹姆斯·洛根（与科顿·马瑟的图书馆和威廉·伯德的图书馆齐名）。洛根是教友会教徒，曾任威廉·佩恩的秘书，后来成为保守党领袖。他在去世之前，几乎担任过北美殖民地的所有重要职务。洛根预料，那个为他订购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的汉堡商人，在“发现一个美国熊皮商人居然会对这类书籍感到兴趣”时，一定会深感惊讶。他热爱书籍，把读书视为进入老年之后的一种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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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的文化生活为思想活跃的人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这里的人不象新英格兰人那样，他们不太受正统教义的束缚；也不象弗吉尼亚人那样局限于狭窄的实用主义和政治考虑；更不象伦敦人那样受到文化贵族痹好的影响。这些特点使费城丧失了作为全美国文化首府的资格，但它确实使混杂的殖民地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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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八世纪中期、费城涌现出许许多多教派和不同的信仰方式。安德鲁·伯纳比牧师在一七五九年至一七六○年期间对这个城市的建筑物作过一次非正式的统计：其中包括“一座属于共济会的精致会议厅，八所至十所专门进行宗教祈祷的建筑物，即两座教堂、三幢教友会教徒集会的札拜堂、两幢长老会的礼拜堂、一幢路德教派的教堂、一幢荷兰加尔文教派的教堂、一幢瑞典教会的教堂、一座罗马天主教的教堂、一幢再浸礼派教会的礼拜堂、一幢莫拉维亚弟兄会的礼拜堂；还有一所学校或学院，原来是为乔治·怀特菲尔德先生建来作聚会所的”。这种宗教信仰自由的气氛也鼓励了其它许多方面书籍和思想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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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成了书籍交易的一大中心，随着十八世纪的逐渐消逝，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在一七四二年的时候，城里只有五家书店，到了一七六○年、营业的书店达到五十家之多；而到了一七七六年、整个城市的书店又增加到七十七家。十七世纪末叶，在整个讲英语的世界里，波上顿的书籍交易的地位仅次于伦敦而居第二位。到十八世纪后半期，这个领先地位已转移到了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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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费城的书籍交易并没有垄断殖民时期北美的全部市场，但它已不断发展和繁荣起来。进口书籍的分类也随之而越来越细了，有些书店发现专门销售某些书籍更为有利。举例而言，詹姆斯·查廷书社主要经营教友会的小册子；斯帕霍克和安德顿书店则主要经营“内容极为广泛，专供北美少爷小姐们学习和娱乐用的书籍”；威廉·伍德豪斯书店专门经营罕见的贵重图书；查尔斯·斯塔汀书店主要经营古典著作和精装书籍；亨利·米勒书店经营德语书籍。到一七七○年，城里已有五分之一书店出售德语书籍。这种自由竞争的气氛也吸引来自法国的书籍，到了该世纪的后期，在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中，没有任何地方的书店有象费城书店那么多的法语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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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商之间的竞争促进了书籍和思想的传播。书籍买卖是最先在报纸上大登广告并运用现代引人注目的推销手段的美国行业。到了十八世纪后半期，报纸上已普遍充满书商的广告（有时是整版的广告）。这些广告有时还连同专门为打开内地书籍销路而偶尔散发的传单和书籍目录，一起流入外地的城镇，书商就是通过这种宣传手法把文化传播给他们的殖民地同胞的。美国早期从事商业推销最为成功的人要算是罗伯特·贝尔了。他是苏格兰人，他的宗教信仰和品德都很“可疑”，他生了一个私生子，并且公开养一个情妇，但这些缺点看来反而使他成为一个更有办法的推销员。他是首创“全国性”广告宣传的先驱，在北美殖民地的几乎所有报纸上，他都刊登广告，宣传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律评述》美国首版以及其它这样书籍的出版。他在北美大陆上到处旅行，收购精选的珍贵藏书，把它们带回费城，然后转手出售或运送到北美殖民地其它地方去。他最著名的一次收购是买下了威廉·伯德在弗吉尼亚的图书馆，用了“多达四十辆大篷车”，把图书馆的藏书浩浩荡荡地运回费城。他配合着拍卖人敲打槌子的节奏，运用他那生动活泼的机智和幽默，把费城的群众逗弄得兴高采烈。他使拍卖书籍发展成美国一种重要的生意。书籍拍卖在欧洲大陆上早已流行，但一直到十七世纪末叶才传入英国，波士顿的书籍交易虽然很兴旺，也是到一七一三年才出现书籍拍卖活动的。只有在繁荣而又自由自在的费城，什么样的人物都有，这种通俗的书籍推销办法才取得最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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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四四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开始通过广告拍卖精选的书籍，每本标上最低的售价，连续三个星期，每天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拍卖，拍卖的书不仅限于旧书，出版商还用这种办法直接向读者出售积存的书籍。贝尔在一七七○年通过广告进行拍卖，列出了他的新书的零售价格，并宣布每本均以半价出售。北美殖民地一位印刷商解释说，运用这种办法，他可以“把死的存货变成活的现金，并可能再购入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把知识传播到美国各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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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人能够与贝尔相匹敌，他的机智和幽默成为费城一项重要的消遣内容。”许多人去看他拍卖只是为了凑热闹，”报纸这样报道说，“他们出于对幽默感的欣赏，向他买一本书，听他的拍卖犹如看一场好戏……他几乎对每一位作家都能说出他们的一段逸事，使得听众哄堂大笑。有时他在身旁放一罐啤酒，诙谐地为健康干杯，他说的笑话五花八门、海阔天空。”十八世纪中期，在这个一度是教友会控制的大部会里，书籍成为一种商品，一种非常有利可图的商品。很难想象一个波士顿的牧师或者一个弗吉尼亚的庄园主会参加这种滑稽表演。对他们来说，书籍是为某种较狭窄和更重要的目的而服务的。但是，如果说贝尔在向城镇里“机械地工作的人们”和过路顾客推销书籍时，表现了他对日益发展的费城书籍市场有着精明的判断力，那也是过于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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