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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得岛、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所办报纸，无论以其所表现的才华和幽默感来说，还是以其所具有的娱乐性和指导意义而论，都各有特色。北美大陆各个殖民地的首府都有一份周报，其中好几个城市还出版一份或一份以上的日报。在十八世纪开头的几十年里，当英国第一批地方报纸开始发行的时候，报纸在美国各殖民地的首府已经成为人所周知的出版物。到一七三○年，有四个殖民地定期出版七份报纸。到了一八○○年，报纸已经超过一百八十份。《纽约新闻公报》或《波士顿邮递周报》一七七○年四月十六日吹嘘说：这是真理（此言并不有损于对学院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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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是知识之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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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整个国家，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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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谈话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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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报纸如果没有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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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伟大的民族又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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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报纸就象一桌丰盛的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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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道菜是为所有的客人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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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盘、小盘，辣的、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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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强弱不同的各种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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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末叶，塞缪尔·米勒牧师曾指出：虽然美国的人口只是英国的一半，但美国每年发行的报纸估计在一千二百万份以上，比母国发行的报纸多出三分之二强。一七八六年富兰克林从费城写信说：“近来，大多数人阅读的时间主要是用来看报和读小型期刊，很少有人去读四开本的书。”美国报纸这种早熟的发展情况，从某些方面说，只是正在英国发生的那些事情在殖民地的反映，但当地的许多因素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发展：文化的普及，国土的辽阔，几个殖民地首府的井存且各自具有其自己的政治新闻，以及几个滨海城市间的竞争。美国人所说的关于他们阅读习惯的许多话，不过是一种出于爱国主义的自夸，但是，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塞缪尔·米勒牧师在一七八五年对美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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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在人们中间从未见过的景象，甚至也是这个地球上无与伦比的一种现象。这就是，不仅是有学问的和有钱的人，而已是人民群众的大多数，甚至是这个社会从事日常劳动的阶级的大多数，他们都自由地、经常地阅读报纸，定期了解每个事件的细节，参加政治事务，参与公共措施的讨论，这就激励他们去增进知识，并争取不断吸收知识的种种手段。可以肯定他说，象目前我们国家这么少的人口，却拥有这么多数量的政治报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总而言之，从来没有见过报刊的售价如此便宜，传播如此广泛，而又如此容易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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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的流动性如此之大，又这样充满新奇感，并且动荡和多样化；因而这种万花筒似的、时效短暂而又具有多方面内容的报纸，正是反映这种美国生活的最适当的文字表现形式。报纸必须实用、中肯，但它不需要人们长时间阅读或集中思考。报纸必须具有文学水平，但它不能把文艺性和表达性同商业和生产领域的生活分割开来。报纸必须公私兼顾，必须考虑到整个社会，只是它的重点是放在活动和特殊事件上面，而不是那些普遍原则。报纸是美国打破一切界限的象征.一位当时的印刷商说：“它们成为向社会所有阶级传递各种各样知识的工具，无数的零碎知识迅速提高了群众的智力，并把他们的阅读兴趣引伸到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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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止报纸“文学气味”太浓方面，没有什么比广告更能发挥作用的了，广告将报纸与日常商业事务联系起来。一位殖民时期的印刷商兼历史学家艾赛亚·托马斯对此作了解释，他说：“报纸每天刊登的有关新书、工程项目、发明、发现和改革方面的广告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旨在开阔和指导公众的思想：广告是唤醒和保持公众注意力的许多办法中值得列举的一种，在当今时代，这种方法已大量采用，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早期的美国报纸得首先证明它自己是一种产品，而不是正统学说的传声筒，在法国，罗伯斯庇尔和米勒波各自拥有自己的报纸，向他们的选民进行宣传鼓动，美国可不时行这一套。杰斐逊曾愤慨地否认自己控制着为他的观点辩护的报刊。只在一七九○年以后，美国报刊才一度为激烈的党派意识所左右，为时约有半个世纪之久，在整个美国新闻史的大部分时期里，美国报刊的独立精神和高质量是和开放社会的商业精神相联系的，务使出钱买报的人感到物有所值。美国最旱期的杂志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在日常生活中，杂志远没有报纸那么重要，因此，在美同，杂志的发展比较缓慢。杂志如书籍一样，是一种“混合的”文字表达形式，既含有各种娱乐忡的内容，又有教导性的内容：而且在版式、趣味的长期性和对印刷的要求等方面，杂志和书籍是相近的。美国杂志获得空前成功，是一个半世纪以后的事，那时杂志成了我同文化的标志，即尽管人们显然缺乏文学素养但部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而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杂志仍具有文学界小圈子刊物的特点，它是为那个小圈子办的。一直到一七四一年，美国才出现了第一本定期出版的杂志。在独立革命之前，美国没有几本杂志，而已部很短命（最长的办了三年），内容贫乏。当第一本有活力的、发行范围很广、具有美国特色的杂志问世时，那已经是十八世纪末叶的事了。早期的美国杂志绝大部分干脆仿效英国的《绅士杂志》和《伦敦杂志》。正如弗兰克·卢瑟·莫特所说，它们只不过是“在殖民地出版的英国杂志”。这些杂志缺乏文学独创性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似乎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用剪刀剪辑拼凑而成的。美国的期刊有个习惯，大约至少有四分之三的内容是从其它书本、小册子、报纸和杂志上抄来的（大多数抄自英国出版物）。在明确版权制度因而使剽窃行为成为可耻勾当之前，这是一种轻而易举的编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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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五十一 为什么殖民她的印刷品是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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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刷机、铅字、纸张和油墨都需要进口，陆上交通又不方便，也没有几个城市的情况下，如果不让政府知道或未取得政府同意，任何人要想拥有或经营印刷厂，那是不可能的。古往今来，很少有象早期北美殖民地的印刷出版事业那样，受到如此有效的控制。在这个广阔无垠、定居者寥寥无几的国土上，人们找不到什么“秘密印刷厂”——而在十六世纪的英国，这种秘密印刷厂曾捉弄和激怒了政府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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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美的各个殖民地根本不存在今天所谓的那种“出版自由”。一直到一六八六年，英国政府给各个总督的定期指示里还有下面这样的内容：鉴于在你管辖的地区内，印刷自由可能带来极大的麻烦，你应发布必要的命令，确保任何人不得拥有可以进行印刷的印刷机，没有你的特许和首先取得许可证，也不得印刷任何小册子或其它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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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王委派的总督统治十三个殖民地的期间，控制印刷一直是总督的合法职能之一。虽然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也有过于轻率之处，但权力在后台人物手上，殖民地的印刷商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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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机构能煽动人们进行不负责任的抨击，对于这种巨大能量，殖民地当局依然记忆犹新。欧洲的统治阶级不想毫无管制地让人们印制爆炸性的印刷品，犹如他们不可能准许人们没有许可证就生产人药或建立私人军队一样，美国所实行的控制方式，一个时期是这样，另一个时期又是那样，至于是否需要对出版物进行审查，则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垄断出版物以巩固社会秩序，这种欧洲的传统思想在北美大陆上牢牢地扎下了根。美国的实际情况能使这种控制进行得比英国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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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六三九年至一七六三年之间，美国出版物一半以上来自新英格兰，而其中大部分又是在波士顿及其周围印刷的。因此，马萨诸塞对出版物的限制在早期具有最大的影响力。从一六三八年马萨诸塞建立第一家印刷厂起，整整二十年内，并无任何官方的审查机构，坎布里奇印刷出版机构的少量产品没有一项内容是足以惹恼地方官员的。当地社会内部的一些争执（如安妮·哈钦森事件或罗伯特·蔡尔德博士领导的要求改革法律的运动），并没有导致马萨诸塞出版什么印刷品来支持不满现状的人。坎布里奇的印刷出版事业是由哈佛学院的院长负责进行监督的。直到一六六二年，马萨诸塞立法机构由于担心“煽动成立共和政体”，才通过了一项法令，“防止利用印刷手段对地方当局进行诽谤和图谋不轨”，并根据法令建立了审查机构，对付印之前的一切稿件进行审查。所以当时马萨诸塞殖民地印刷业的历史，不过反映了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控制罢了。审查制度执行很严，一直持续到一六八五年。这以后的四十年间，审查稍微放松了一些。到一七二三年之后，殖民政府已不再运用付印前进行审查的办法进行控制了，而是通过内容广泛的诽谤罪法律，不断发出起诉的威胁（有时也确实进行了起诉）。在那些年月里，英国由于人口的增加、印刷出版业的发达和自由思想的兴起，使得政府更难于对出版物进行控制了。但在马萨诸塞，政府仍实行着有效的控制。因为马萨诸塞的殖民政府是根据自己的立法进行治理的，所以英国审查法的废除。一六七九年以后的一段时期），甚至英国所有各项审查法在一六九五年的终止，并没有力美国带来同样的自由。在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审查制度（即出版前的控制）虽然有某些放松，却仍继续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纪。因此，当美国第一家定期出版的报纸《波十顿新闻通讯》于一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在波士顿出现的时候，它的版面上仍然印有审查的标记——那行使露底蕴的文字：“政府批准出版”。而这种做法在英国早已绝迹了。总督行政委员会仍然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力，对冒犯当局的印刷品进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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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版物的有效控制一直持续到独立革命时期。一七七○年，当时还是独立革命早期的鼓动阶段，马萨诸塞庄园事务委员会的英国老爷们抱怨殖民政府未能对“煽动性和诽谤性的出版物”严加惩办。马萨诸塞总督行政委员会答复说，它在宪法范围之内所取得的成功，实际上超过了英国贵族院。“为什么没有人对贵族院提出指责……说他们未能对英国那些煽动性和诽谤性的出版物严加惩办呢？如果说我们这里有这种情况的话，和英国相比那也仅仅是五十与一之比而已。”然而，总督行政委员会为了替自己开脱，还是对冒犯规定的印刷商提出了诽谤起诉。到独立革命爆发时，镇压反对派出版物已成为惯例，印刷自由得不到普遍的支持，也未能为社会习俗所接受。所以，当波士顿要求独立的骚动燃成烈火时，激进党派就利用暴民的恐怖行为，攻击那些敢于维护国王和英国议会的作家和印刷商。一七六八年，当马萨诸塞起草新宪法时，内容包括一项赞同出版自由的宣言，宣言词藻华美，但写得含糊不清，可能是由于人们普遍怀疑支持这种新鲜事物是否明智之故。在独立战争期间，所有对独立运动不利的出版物全部遭到镇压，根本不存在任何行之有效的出版自由。在实现和平之后，马萨诸塞的政治领袖们所要求的井非一个“自由的出版业”，而是要求恢复受到”‘妥善管制”的出版业。举例而言，约翰·亚当斯长期以来一直强调说“对出版物发许可证并不能证明这里是自由的。”早在一七七四年，当一个为英国辩护的人争辩说：独立运动对于专制暴君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当时在马萨诸塞，就允许发表截然不同的意见。对此，亚当斯就曾抱怨说，”给保守派的印刷出版机构发许可证是可耻的。”“世界上没有不可能挨骂的十全十美的东西……当一个民族腐败时，出版物可以促使其毁灭。而现在，主管部门每天利用出版物培植和加深这种腐败现象，把传统美德连根刑除，这种做法实在荒谬透顶之极……而出版自由，不是用来推进自由事业，而是用来加速自由事业的衰亡。”约翰·亚当斯和马萨诸塞联邦党诸领导人赞成一七九八年的《外侨及惩治叛乱法》，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所担心的只是怕法律不能有效执行。亚当斯在二十年之后还在警告人们说：“如果要想使人类的情况有所改善，哲学家、神学家、立法者、政治家和道德家们将会发现，管制出版物是他们需要解决的最困难、最危险、但也是最重要的问题。现在人类要是没有它是无法得到治理的、但目前有了它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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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时代的马萨诸塞，一些占统治地位的牧师，诸如处在全盛时期的马瑟家族，部设法绕过法律来贯彻他们自己的主张。一七○○年，英克里斯·马瑟写了一个书，攻击本杰明·科尔曼牧师及其朋友们在海湾殖民地新建教会的种种做法。这位受到指责的牧师起草了一份答复，为了找到出版的地方，他不得不把手稿送去纽约。科尔曼的小册子声称：“请读者注意：波士顿的印刷出版业完全是在阿瑟牧师（他正是我们答复的对象）和他的朋友们的控制之下，我们竟然无法在那里找到印刷商来印刷这些文章。我们之所以非得把稿子送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出版，实乃基于这唯一的真实原因，因为在那里印刷是会碰到困难的。”波士顿印刷商巴塞洛缪·格林则解释说，从商业角度出发，他拒绝印刷是有充分理由的，上一次他未事先经政府当局同意承印了一批东西，结果被责今按官方的要求在出版前重新修改，重新印刷。在北美所有殖民地里，印刷业都是靠政府的资助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印刷出版机构被认为是现存制度的支柱，一旦印刷出版机构出现险情，可能另有企图时，政府当局宁愿不要印刷出版机构，担任弗吉尼亚总督达三十八年之久的威廉·伯克利爵七在一六七一年吹嘘说：“我得感谢上帝，我们既没有自由的学校，也没有自由的印刷业。我希望我们今后几百年也不要有这些东西。因为学识会给社会带来不服从、异端邪说和宗派主义，而印刷会把这些公诸于众，并对政府进行诽谤。上帝使我们将两者都摆脱了。”其后一个世纪弗吉尼亚的一些领导人并不同意伯克利热衷于愚民政策的态度，但至少在出版问题上，伯克利这些对弗吉尼亚的不算过奢的期望在多年内是一直如愿以偿的。一六八二年，政府第一次被印刷出版机构吓了一跳，该印刷出版机构是格洛斯特县富何的地主兼商人约翰·巴克纳进口印刷机倡办的，他没有得到政府当局的许可，便擅自印刷殖民地的一些法律，触犯了规矩。总督和总督行政委员会传讯巴克纳，勒令他停止颠复活动，并且“为了防止由于出版自由而引起的一切麻烦和不便”，还要他找人担保，以保证他行为良好。一六八三年，英国国王颁发指令：为了防止将来出现任何类似的“麻烦和不便”，弗吉尼亚总督应“发布必要的命令和指示，禁止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印刷任何东西。”直到一七三○年，当威廉·帕克斯在威廉斯堡开办印刷厂的时候，弗吉尼亚才有印刷出版机构。从那时以后一直到一七六六年，弗吉尼亚仍然只有一家出版机构，它等于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杰斐逊在许多年以后回忆道：“我不知道弗吉尼亚曾禁止出版报纸。一直到爆发独立革命的时候，我们还只有一家出版机构，做的完全是政府的生意，也没有哗众取宠的竞争对手。任何总督看了不顺眼的东西，部不可能塞进出版物里去。”除波士顿之外，北美殖民地两个最大的印刷中心是费城和纽约节，在这两个地方，政府当局控制印刷品的权威至少一直延续到独立革命（或是靠审查，或是控以词陪罪和由立法机构加以谴责）。在费城，威廉·布雷德福是宾夕法尼亚的第一位印刷厂主（头一次印刷是一六八六年），他和当地政府与公谊会之间不断发生冲突，起因多是一些微小的疏忽。最后，在一六九三年，他因出版教友会内争执双方中一方的小册子而受到起诉，于是厌恶地离开了该殖民地，成了纽约忠实的政府承印人。在以后的六、七年里，费城根本就没有印刷出版机构。威廉·布雷德福的儿子安德鲁·布雷德福于一七一九年回到费城，成为官方的“承印人”，但是，他在满足政府当局的要求方面，比他父亲好不了多少。对反对派出版物进行镇压和控以诽谤罪的情况仍然十分普遍，这现象一直继续到独立革命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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