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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八 在茫茫大地上，人们结队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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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当第一批欧洲移民跨越海洋，建立起詹姆斯敦、普利茅斯或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时，他们是成群结队而来的。他们结成一体，相互依靠。约翰·史密斯率领了三艘船驶向弗吉尼亚，一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和他一起在詹姆斯敦登陆的共有一百零五个人；满载的“五月花”号除船员和水手外，还有一百零一位乘客，约翰·温斯罗普率领的“阿尔培拉”号发现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时，他的船是四艘船中的一艘（一个月之后又来了七艘）；整个船队总共有六、七百人。那些横越大海的人没有一个是单独行动的。但是，在所有关于美国的传说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恐怕是独身一人横越大陆向西部移民的传说了。我们想当然地以为，殖民旅行者一旦登陆之后，就不再需要依靠集体了，这根本是没有去多想一想为什么。经常有人告诉我们说，开拓精神就是“发挥个人作用”的同义词。奔向新的地方、尝试新的事物的勇气，通常就被认为是单干独行的勇气，亦即完全依靠自己、单枪匹马、全心全力，勇敢进取。据说，只有这样，受威胁的开拓者才能幸存下来。而且据说，这样就产生了美国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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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个别英雄人物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作用。无数个别的男男女女也曾名留青史，历史叙述了他们个人的希望和失望，记载了他们的英勇行径和事业。而集体——特别是那些旅行者在行进期间组成的松散的、非正式的、随时形成而又随时解体的团体，都是没有记日记的，也没有什么信函，更没有编写什么传记。我们都熟悉丹尼尔·布恩、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队、泽布伦·派克以及约翰·查尔斯·弗雷蒙特的名字，但又有几个人知道“俄亥俄同人公司”、“格林和泽西县同人公司”和“巴特尔逊商队”呢？美国移民团体的内情至今仍然是个谜，比起历史上任何其它秘密有过之而无不及。成群结队的人们，为了一个单纯的目标。诸如横越大陆）而结合在一起，要是他们没有形成长期性的政治或财经组织，他们就永远默默无闻不为人知了。如果有人写书的话，定会有上千个地方需要撰写这类团体的事迹，但迄今未见这一类的著作。这类团体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它们的总部，它们是不断流动的。这类团体没有正式的档案，没有受过训练的档案员，没有法庭的记录，也没有土地管理局的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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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偶然也有孤独的旅行者和单枪匹马的探险家。有时，这类人更是最早到达一个地方的人；但他们很少定居下来。只有在课堂上、在电影里和在电视上，一个独来独往的冒险家——斯坦利或利文斯通之辈——才成为明星。在历史上，即使是伟大的探险家，也只是一些能把人们在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环境中团结于一个共同目标之下的人。地理上的伟大发现都是由集体而不是由个人完成的。哥伦布第一次航海的时候，率领了三艘船；第二次他率领了十七艘船，共一千五百人。一个哥伦布，一个瓦斯科·达·伽玛，一个拉萨尔，一个麦哲伦，一个德·索托，这些人的天才都是组织家的天才。一个新社会的创造者和领袖，乃是那些首先带领别人到遥远而危险的新地方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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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也和海洋一样；要安全地跨越蛮荒的大陆，必须结队同行。从美国独立革命到南北战争期间，那些一直向西推进建立定居点的人，就象第一批清教徒移民一样，极少单独行动者。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很多的数字根据；但是在那美国生活方式开始成形的年代里，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率先到远离大西洋沿岸受保护的边界以外地区定居时，都是结队而行的。在形成美国的社会结构方面，很少有比这一点更为重要的事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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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行动的冒险家一般都是传教士、职业探险家、勘探者、响导或者猎人。早期的定居者——那些去而不回、留在那里成为新的西部社会的骨干的人，则一般都结队而行。他们通过在旅途中结成的集体来表达他们的需要和愿望；他们的群体观念也是在结队同行中逐渐形成的，这种结队同行的生活把他们安全地带到目的地。当这些请教徒移民的后代子孙向更遥远的西部推进的时候，他们也象他们的祖先一样，都是集体行动和集体定居；陌生地方的危险把他们团结在一起。这种结社经验最早是在俄亥俄河谷的第一个定居点创造的，随后美国大陆各地都加以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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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家俄亥俄公司是一七四八年由一些弗吉尼亚人创办的，他们派出一位职业勘探家克里斯托弗·吉斯特，对他们的领地进行了勘察。但是，永久性定居点则是后来俄亥俄同人公司建立的，并得到一些参加美国独立革命的新英格兰退伍军人的支持，这些人试图重新碰碰运气。他们的领导人中有鲁弗斯·普特南将军和马纳萨·卡特勒牧师。多才多艺的卡特勒曾经当过律师和医生，也测量过星球的距离，又勘探过华盛顿山的高度，并且首先对新英格兰的植物群进行了有系统的调查。正是他赴纽约说服了国会，允许他的公司以每英亩八美分的价格购买了俄亥俄的一百万英亩到一百五十万英亩的土地。同政府的契约是在一七八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订立的。这一年的年底，普特甫将军便和一支先遣队出发西去了。他们分成两队，一队从马萨诸塞的丹佛斯出发，另一队从康涅狄格的哈特福德出发，同时向俄亥俄河前进。一七八八年四月二日，两队一起抵达西宾夕法尼亚，在尤亥俄吉尼河的萨姆里尔渡口上船，先沿孟农哥希拉河，接着沿俄亥俄河顺流而下。四月七日，全体四十八人在马斯金格姆河与俄亥俄河会合处的东岸登陆，登陆地点就在哈马尔堡的对岸。幸运的是，他们有这么多人，如果人数少一些，那末，可以想象，那些前来做皮货生意的七十名德拉瓦尔族和怀恩多特族的印第安人很可能会对他们另有企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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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迅速按照新英格兰的紧密型定居点的模式来设计他们的城镇。每个定居者获得一小块“城里土地”作居住用，另外一块八英亩的“城外土地”种植农作物。一七八八年七月二日，俄亥俄公司的代理人和董事们在当地举行了首次会议，把这个城镇命名为马里埃塔。随后，他们再一次仿效新英格兰，迅速修建了一所教堂和一所学校，教堂和学校都在七月底以前启用。几个月之内，又有十五户人家和许多单身汉加入这个城镇居民的行列。于是，马里埃塔这时就有了一百三十二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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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随时存在来自印第安人的威胁，定居点必需有严密的警卫。他们在俄亥俄建立的第一个城镇附近就有肖尼族、德拉瓦尔族、迈阿密族和怀恩多特族印第安人部落，以及从纽约撤退下来的“易洛魁印第安六部落联盟”的残部。这些人反复多变，充满仇恨，常常在事先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猝然袭击和杀害没有防卫的定居者。一七八八年五月一日，在马里埃塔附近发生的一次袭击中，有八个人被杀害。企图离开集体去单独定居的鲁莽的开拓者很快就吸取了教训。一七九一年一月二日，怀恩多特族和德拉瓦尔族印第安人的战士又一次攻打了马斯金格姆河上流的边远定居点，杀人放火。于是，附近的定居点便修筑了弗拉依堡，这是一种三角形的护围栅栏，里面可住二十户人家，十个单身汉，以及从下游哈马尔堡来的八至十个士兵。自此，农场堡、贝尔珀里、哥伦比亚、洛杉蒂维尔、华盛顿堡（以后改称辛辛那提）、北班德、加利玻利斯、曼彻斯特以及其它许多地方——这一系列定居点的事迹谱写了俄亥俄一带早期定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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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跋涉奔向不可知的地方去的人们，面对不胜枚举的莫名艰险，就共同联合了起来：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特别喜爱他们的邻居，或者他们之间有任何亲属关系，只是出于相互需要。所有向西部移居的开拓者都认为，集体行动和集体生活是很正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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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苏里的独立城是“圣菲小道”以及“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小道”的起点，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很出名，因为此地是旅行团体汇集的地方。正如乔赛亚·格雷格在一八四八年出版的《草原贸易》一书中所写的，这里或往西几英里的地方，乃是“通注大西北‘草原的海洋’各地的载客装货的总口岸。”在这里，素昧平生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力协作，患难与共，直到他们共同到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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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菲小道从独立城经阿肯色河畔的道奇堡（现在的道奇市）。一直通往当时远在墨西哥境内的圣菲镇，这是一条距离最短的捷径。来往的主要是商人，而不是移民。这条小道是罗伯特·麦克奈特和他的小商队在一八二一年开辟的，同年由威廉·贝克内尔上尉立界标定。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这条小道买卖兴隆，无数的旅客组成商队经过这里。格雷格生动地描述了小道全盛时期的情况。一八三一年五月十五日，他率领一小队人离开独立城，这是他许多次成功旅行中的第一次。“格罗弗镇会议厅面前的集合地是我们最便捷的目的地，商人们一般都是分散单个旅行到这里，然后汇集在一起，结合成某种形式的组织，以便在以后的旅途中确保彼此的安全和进行自卫。”一天之内，格雷格的商队就加入了一个有三十辆大篷车的车队，尾随而行。五月二十六日，又有另外十七辆大篷车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在格罗弗镇，他们车队的主体——它的实力已达到近二百人。这个车队一直到七月中旬才到达圣菲镇，在路上整整走了八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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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格记述的商队冒险史表明，为什么结队同行是明智的和正常的。为了对付印第安人只有人多，才能阻遏他们进攻，并且才有办法自卫。“在宿营的时候，大篷车队组成一个‘四方的空心阵’……必要时，还就地给牲口修筑栅栏，并构筑防御印第安人的工事。”如果旅行者没有这种“用大篷车圈成的栅栏”，一到夜里就可能无法圈住他们的役畜和其它牲口。也只有集体，才能对付变化莫测的大自然，给大家提供保护。“我们遇到了一大片非常讨厌的泥沼，”格雷格写道，“在这种场合，周围的土地表面看来很干燥、很平坦，但却经常发生大篷车陷入泥潭的事故。为了互相协助把大篷车拖出泥潭，我们往往得使用两、三倍的人力，‘所有的人齐心协力推着车轮子’——而车主们往往更是半个身子泡在泥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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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备印第安人的袭击和牲畜惊跑，在夜里就需要有人站岗放哨，这是商队人数不能大少的另一个理由。“通常，轮流站岗需要八个人，每人隔一天站一次岗，一个晚上四个人轮班，”格雷格回忆一八三一年他在商队期间的情况时写道，“当商队人数少时，站岗人数也相应减少；在商队人数很少的情况下，为了安全起见，有时候每个人要站上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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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想象一下，象一八二六年夏天这条小道上发生的那种事故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有一个名叫布罗德斯先生的人从大篷车上取枪时走了火，枪口正好对准他自己，一只胳臂被打得粉碎。对他来说，集体起了起死回生的作用。商队的伙伴们在他眼看就要死于坏疽病时挽救了他的性命：他们唯一的“手术工具”是一把手锯、一把屠宰用的刀和一根大铁栓。锯齿实在太粗了，他们不得不进行改造，锯的背面很快就出现了一排锐利的细齿。接着，他们又磨快了刀，并把铁栓放在火上烧。这样，他们就开始动手术：一眨眼的功夫，胳臂被切开了，露出了骨头，很快又把骨头锯断，接着用吱吱发响的饶红了的铁栓烫烙伤口。这一招真灵！血管被完全封住了。最后包扎了绷带。于是大家又继续赶路，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那条胳臂的伤口痊愈得很快，几个星期之后，伤员就完全康复了。恐怕这个人现在还活着，他完全可以证明，“烙铁”结扎的好处，因为血管被“封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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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民惯走的小道上，行李更多，妇女儿童也更多，结队旅行的好处也就更加明显。许多人都可追忆起，一八四二年至南北战争这段时间，他们如何在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小道上幸存下来的往事。这些小道，和圣菲小道一样，以密苏里的独立城为起点。在这里，人们组成旅行团体。然后，沿着普拉特河，经过拉腊米堡，穿越怀俄明中部温德河山脉的南隘口，再转向西北，到达霍尔堡（在现今爱达荷州波卡特洛附近），从这里，两条小道便岔开了。俄勒冈小道沿斯内克河到沃拉沃拉堡和威廉堡（后来的波特兰）；加利福尼亚小道则指向西南方，越过沙漠，经过内华达现在称为卡森的地方，翻过内华达山脉到萨特堡（在现今的萨克拉门托附近）。从独立城到萨特堡，篷车道长约二千英里，一般要走五个月。当然，不用大篷车，用骡子驮货也可以。骡子队甚至还有一些好处，那就是赶骡子运货的人发现，骡子队更易于跨越溪流和上下崎岖不平的地势；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比使用大篷车的商队早到一个月。但骡子队没有遮蔽太阳的设备，对孕妇、小孩、老人、病人就不行了。所以，大篷车还是移民们通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大篷车虽然慢一些，笨重一些，拐弯、过河、上下山路都不太方便，有时还会损坏，但从总的方面看，大篷车还是更为可取。因为它可以用来遮荫、避风、躲雨，白天可以当救护车，晚上又可以作碉堡。通常速度每小时行走二英里，即使没有弹簧，也不算很不舒服。身体好的旅客遇到崎岖不平的地面，就下车步行。通常在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小道上使用的大篷车，不是宾夕法尼亚州康奈斯托加河谷德国人设计的那种用六匹马拉的宽轮马车，而是轻便得多的——它只有前一种的一半长和一半多高，长约十英尺，从路面到车顶高约八英尺半，满载时可以装上一吨重，通常由三对同轭的公牛拖拉，而这种大篷车确是非常轻便，即使少了两头牛，一样可以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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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篷车很明显是一种集体的交通工具：它的一切都要求结队同行；在跨越较深的溪流和翻越陡峻的山坡时，拉车的牛要加倍，大篷车只能一辆一辆地通过。人们也想出了许多运用集体力量克服障碍和减少危险的办法。例如，在金沙江峡谷的入口处，有一段只有二百五十英尺的山坡路，但海拔却一下升高一百五十英尺，形成了一个三十五度的陡坡。一八四六年，布朗商队想出了一个把大篷车拖越内华达山脉的绝妙办法：用十五对公牛在山顶上拉动一条装在滚轴上的铁链条，把大篷车一辆接一辆地拉到山上去。从很陡的山头往下走也是一个问题。简单的刹车闸是靠不住的；经常会出现速度太快，导致翻车或牲口跌断腿的危险。例如，在北普拉特河谷的阿什霍洛，有一处高地叫温德拉斯山，山的坡度非常陡，谁也不敢在这里冒翻车的危险；而附近可供砍伐来垫车道以减少速度的树木又很少。因此，各个车队普遍采用的办法是：用一辆大篷车充当卷扬机，以缓和大篷车一辆接一辆地下坡时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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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地区，大批移民集体流动的现象早已绝迹。自从一七九四年，安东尼·韦恩将军在“倒树之战”中打败了印第安人之后，俄亥俄河谷就成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带，单身一人或单独一家旅行和定居已属可能之事。定期的内河航运也建立起来了，沿途小旅馆也提供了食宿的方便，道路亦修整了，还开办了邮政服务。但是，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仍保留着集体旅行的形式；因为在那里，印第安人的威胁至少一直延续到一八七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伏牛”和“疯马”两位印第安酋长被打败，以及次年内兹·珀西族印第安人之战结束之后。旅途是漫长的，自然界也仍然存在着许多险阻。我们自然无法确切地知道到底共有多少个结队（包括一、两家以上的人家）西行的团体。但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这样的团体数量较大。例如，在普拉特小道（从卡尼堡到拉腊米堡，全长五百英里），一八四五年由斯蒂芬·卡尼上校率领的第一支大移民队伍，便由长达三英里的大篷车组成。在一八五八年十月和十一月（不是旅行的高潮季节），据说通过怀俄明的南隘口的车队共计有九十五批，由五百九十七辆大篷车和一千三百六十六人组成。这样横越美国无垠大陆的大规模移民在近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用《纽约论坛报》派往加利福尼亚的记者贝阿德·泰勒的话来说：“从其规模、危险性和冒险性而言，它甚至超过中世纪的大规模军事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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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独自一人或一家一户向遥远的西部地区安全地、正常地旅行，那是后来有了铁路以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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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九 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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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国大陆广阔无边，结队旅行必不可少，于是就树立了组织者的权威。对于远离政府管辖范围、远离他们祖先生活的地方以及原有风俗习惯的人来说，必须有人能够说服他们干他们该干的事情。这就产生了对一种新的特殊才能的需要，即是需要有人能够说服或者诱导别人为集体尽力。一个旅行团体的领导人并不具有军事指挥官的权力、传统和威望，但他必须能组织人把事情办好。他必须当机立断地创立一种团结精神，并要在面对饥渴、疾病、灰心丧气、致命的危险和死亡的情况下，在庞杂的集体内部坚持这种精神。一系列的原因促使组织者拥有一种权威，而过去在军事部门或政府部门之外绝少有人能拥有这种权威。在一个传统的定居社会里，许多品质——出身高贵、拥有地产、拥有财富、勇敢、有军事才能、有学问、精明能干或能言善辩——都可能使一个人成为领导人；但在人烟稀少的美国移民中间，领导人必须既是说服者，又是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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