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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备印第安人的袭击和牲畜惊跑，在夜里就需要有人站岗放哨，这是商队人数不能大少的另一个理由。“通常，轮流站岗需要八个人，每人隔一天站一次岗，一个晚上四个人轮班，”格雷格回忆一八三一年他在商队期间的情况时写道，“当商队人数少时，站岗人数也相应减少；在商队人数很少的情况下，为了安全起见，有时候每个人要站上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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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想象一下，象一八二六年夏天这条小道上发生的那种事故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有一个名叫布罗德斯先生的人从大篷车上取枪时走了火，枪口正好对准他自己，一只胳臂被打得粉碎。对他来说，集体起了起死回生的作用。商队的伙伴们在他眼看就要死于坏疽病时挽救了他的性命：他们唯一的“手术工具”是一把手锯、一把屠宰用的刀和一根大铁栓。锯齿实在太粗了，他们不得不进行改造，锯的背面很快就出现了一排锐利的细齿。接着，他们又磨快了刀，并把铁栓放在火上烧。这样，他们就开始动手术：一眨眼的功夫，胳臂被切开了，露出了骨头，很快又把骨头锯断，接着用吱吱发响的饶红了的铁栓烫烙伤口。这一招真灵！血管被完全封住了。最后包扎了绷带。于是大家又继续赶路，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那条胳臂的伤口痊愈得很快，几个星期之后，伤员就完全康复了。恐怕这个人现在还活着，他完全可以证明，“烙铁”结扎的好处，因为血管被“封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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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民惯走的小道上，行李更多，妇女儿童也更多，结队旅行的好处也就更加明显。许多人都可追忆起，一八四二年至南北战争这段时间，他们如何在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小道上幸存下来的往事。这些小道，和圣菲小道一样，以密苏里的独立城为起点。在这里，人们组成旅行团体。然后，沿着普拉特河，经过拉腊米堡，穿越怀俄明中部温德河山脉的南隘口，再转向西北，到达霍尔堡（在现今爱达荷州波卡特洛附近），从这里，两条小道便岔开了。俄勒冈小道沿斯内克河到沃拉沃拉堡和威廉堡（后来的波特兰）；加利福尼亚小道则指向西南方，越过沙漠，经过内华达现在称为卡森的地方，翻过内华达山脉到萨特堡（在现今的萨克拉门托附近）。从独立城到萨特堡，篷车道长约二千英里，一般要走五个月。当然，不用大篷车，用骡子驮货也可以。骡子队甚至还有一些好处，那就是赶骡子运货的人发现，骡子队更易于跨越溪流和上下崎岖不平的地势；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比使用大篷车的商队早到一个月。但骡子队没有遮蔽太阳的设备，对孕妇、小孩、老人、病人就不行了。所以，大篷车还是移民们通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大篷车虽然慢一些，笨重一些，拐弯、过河、上下山路都不太方便，有时还会损坏，但从总的方面看，大篷车还是更为可取。因为它可以用来遮荫、避风、躲雨，白天可以当救护车，晚上又可以作碉堡。通常速度每小时行走二英里，即使没有弹簧，也不算很不舒服。身体好的旅客遇到崎岖不平的地面，就下车步行。通常在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小道上使用的大篷车，不是宾夕法尼亚州康奈斯托加河谷德国人设计的那种用六匹马拉的宽轮马车，而是轻便得多的——它只有前一种的一半长和一半多高，长约十英尺，从路面到车顶高约八英尺半，满载时可以装上一吨重，通常由三对同轭的公牛拖拉，而这种大篷车确是非常轻便，即使少了两头牛，一样可以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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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篷车很明显是一种集体的交通工具：它的一切都要求结队同行；在跨越较深的溪流和翻越陡峻的山坡时，拉车的牛要加倍，大篷车只能一辆一辆地通过。人们也想出了许多运用集体力量克服障碍和减少危险的办法。例如，在金沙江峡谷的入口处，有一段只有二百五十英尺的山坡路，但海拔却一下升高一百五十英尺，形成了一个三十五度的陡坡。一八四六年，布朗商队想出了一个把大篷车拖越内华达山脉的绝妙办法：用十五对公牛在山顶上拉动一条装在滚轴上的铁链条，把大篷车一辆接一辆地拉到山上去。从很陡的山头往下走也是一个问题。简单的刹车闸是靠不住的；经常会出现速度太快，导致翻车或牲口跌断腿的危险。例如，在北普拉特河谷的阿什霍洛，有一处高地叫温德拉斯山，山的坡度非常陡，谁也不敢在这里冒翻车的危险；而附近可供砍伐来垫车道以减少速度的树木又很少。因此，各个车队普遍采用的办法是：用一辆大篷车充当卷扬机，以缓和大篷车一辆接一辆地下坡时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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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地区，大批移民集体流动的现象早已绝迹。自从一七九四年，安东尼·韦恩将军在“倒树之战”中打败了印第安人之后，俄亥俄河谷就成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带，单身一人或单独一家旅行和定居已属可能之事。定期的内河航运也建立起来了，沿途小旅馆也提供了食宿的方便，道路亦修整了，还开办了邮政服务。但是，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仍保留着集体旅行的形式；因为在那里，印第安人的威胁至少一直延续到一八七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伏牛”和“疯马”两位印第安酋长被打败，以及次年内兹·珀西族印第安人之战结束之后。旅途是漫长的，自然界也仍然存在着许多险阻。我们自然无法确切地知道到底共有多少个结队（包括一、两家以上的人家）西行的团体。但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这样的团体数量较大。例如，在普拉特小道（从卡尼堡到拉腊米堡，全长五百英里），一八四五年由斯蒂芬·卡尼上校率领的第一支大移民队伍，便由长达三英里的大篷车组成。在一八五八年十月和十一月（不是旅行的高潮季节），据说通过怀俄明的南隘口的车队共计有九十五批，由五百九十七辆大篷车和一千三百六十六人组成。这样横越美国无垠大陆的大规模移民在近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用《纽约论坛报》派往加利福尼亚的记者贝阿德·泰勒的话来说：“从其规模、危险性和冒险性而言，它甚至超过中世纪的大规模军事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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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独自一人或一家一户向遥远的西部地区安全地、正常地旅行，那是后来有了铁路以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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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九 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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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国大陆广阔无边，结队旅行必不可少，于是就树立了组织者的权威。对于远离政府管辖范围、远离他们祖先生活的地方以及原有风俗习惯的人来说，必须有人能够说服他们干他们该干的事情。这就产生了对一种新的特殊才能的需要，即是需要有人能够说服或者诱导别人为集体尽力。一个旅行团体的领导人并不具有军事指挥官的权力、传统和威望，但他必须能组织人把事情办好。他必须当机立断地创立一种团结精神，并要在面对饥渴、疾病、灰心丧气、致命的危险和死亡的情况下，在庞杂的集体内部坚持这种精神。一系列的原因促使组织者拥有一种权威，而过去在军事部门或政府部门之外绝少有人能拥有这种权威。在一个传统的定居社会里，许多品质——出身高贵、拥有地产、拥有财富、勇敢、有军事才能、有学问、精明能干或能言善辩——都可能使一个人成为领导人；但在人烟稀少的美国移民中间，领导人必须既是说服者，又是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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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城或往西几英里地方组成的五花八门的旅行团体——“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男人，夹杂着少数女人”，都需要领导人。由组织者来创立大篷车队。有时候，象斯蒂芬·卡尼上校这种人，由于他具有经验和军阶，很容易地就获得了指挥的地位。或者象约翰·巴特尔逊这样的人，他之当上队长，就因为他的身边有七、八个人，而扩大队伍却需要这些人，如果他们的人当不上领导，这些人是不愿意同行的。但是，更经常的情况是，队长的职务是可人竞选的，最后一般都落到那些既有组织才能，又有本领拉选票的人身上；在一般情况下，这种选举还是挺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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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队长——格雷格称之为“杂七杂八商队的习俗”，一般都要经过一番竞选活动和“派性”表演，候选人毛遂自荐后，就到处搜罗支持他的人，宣扬自己的特长和优点。然后，“经过一番争吵和口角交锋”，才正式举行选举。获胜者便被公认为“商队的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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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队长的职权在任何“立法条款”中都是没有规定的，因此，也是模糊的和不明确的，他发布的命令被看作只是一种请求，有时候得到服从，有时候则置诸不理，这要看他手下的人，情绪如何而定。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都会要求队长发布有关当天旅行事宜的命令，并指定晚上宿营的地点：还有许多其它一般性的职能，而他在执行这些职能时大都得到同行人的默许……在选出队长之后，主要的任务便是组织工作。首先是“通知”业主提供他们的人数和大篷车清单。这些人和车一般被划分为四个“分队”，规模大的商队更需要如此。我们那个商队拥有近百辆大篷车，还有十几辆四轮马车和其它小车辆；又有两门小炮（一门发射四磅重的炮弹，一门发射六磅重的炮弹），各装在一辆拖车上。各个分队，都任命“分队长”一名，其任务是勘察路途中的沟壑和河道，选择最佳的渡口，并监督每个宿营地的“编排”（草原上的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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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这一类的商队所拥有商业资本大约二十万美元。这种商队最需要的人材，不是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来自边远地区的粗人，也不是穿着毛边鹿皮的神枪手，而是机敏能干的组织者。移民的领导人必须是有能力把大家形成一个集体的人，他能够鼓动、哄骗、或软硬兼施地使他手下的人在陌生的环境里面对无法估量的危险，去执行不熟悉的任务。灵活、热心、富有想象力、宽容的胸怀和足以振奋人心的词锋，比器字庄严、备受尊敬和高贵气质都更为重要，组织才能不仅是在集体旅行中产生的，而且还是通过在人烟稀少的大片土地上生活，从许多特殊需要和机会中锻炼出来的。这里试举皮货贸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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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家北美大皮货贸易企业是哈得逊湾公司，这是一家拥有英王查理二世颁发特许状的垄断性企业。一八二一年之后，在年轻的乔治·辛普逊（一个靠自我奋斗而取得成功的美国式的苏格兰人）强有力的领导下，公司获得了新的活力并重新兴旺起来，这家公司以伦敦为中心，通过精心规划和广设贸易点来开展业务。严格地说，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进行皮货贸易，而不是捕兽取皮，这样做部分地是由于他们做生意的对象——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决定的。阿尔衮琴族印第安人和其他北方印第安部族很早以来就喜爱（以后发展成为迫切需要）枪支、水壶和毛毯，这些东西只有欧洲人才能够向他们提供，所以他们愿意拿自己积存的毛皮进行交换。但是，南部平原和下落基山脉的印第安人还没有被白人腐化到那种依赖的程度，因为野牛向他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原料。由于他们并不那样急于需要欧洲人的货物，所以他们便让白人自己进入他们的地区去捕兽取皮。这样一来，组织问题不是轻松了，而是相反。白人不得不自行组织从捕捉野兽开始的全部活动，而不仅仅是建立几个贸易点，专门等候印第安人送货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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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皮货贸易的历史记录，正如我们在海勒姆·奇坦登将军所写的丰富多彩的著作中读到的，乃是一部关于组织和抵制组织、团体和联络、贸易站和偏僻小镇、忠诚和背叛相互交织的故事。从一开始，运输——使西部皮货贸易成为可能和有利可图的买卖——就是一种集体的事业。首先是出现内河运货船，至少到一八三○年为止，这种船一直垄断着密苏里河上的商业运输，以后才逐渐消失：它的长度由五十到七十余英尺，最大宽度十五至十八英尺，吃水很浅，船的两头尖，从船头到船尾，两侧都装有踏脚板。这种船的设计专门适用于逆流而上的航行，一个人就能操纵。船只前进通常是靠拉纤——一条长长的纤绳，一头固定在高高桅杆上时顶端，桅杆穿过一个圆环，从圆环到船首系有一条撑舵用的短绳；一般采用的办法是二十至四十人沿岸拉纤。在不能拉纤的时候，就安排一些人分别站在两侧的踏脚板上，每人拿一根支篙插入河底，然后用身体顶住支篙沿着踏脚板朝船尾走去，就这样来推进船只逆流而上。在既不能拉纤又不能使用支篙的时候，就用桨划船，船的两侧各用五、六个人划桨。在长达一千英里的漫长旅程中，这种船每天最多能行驶十八英里——每前进一英里都是竭尽全力共同协作的结果。其后，汽船逐渐取代了内河运货船。汽船也是一种集体性的事业，它本身就是一个小社团。捕捉野兽的人和商人，带着工具和货物，从圣路易斯坐汽船溯密苏里河而上。回程的时候，汽船顺流而下，又满载着精疲力竭的捕兽者和商人，这时候他们都已经完成了定额任务，随身带着来自荒郊野外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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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商队和货物集散地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同水路行进比较起来，陆地行进需要更精心的组织工作。西部皮货贸易的商队一般都是在密苏里的独立城组成，在那里把人和货物集中起来，并把货物打包装在骡背上或大篷车里，准备进行长途跋涉。在河流达不到的地方，要从事捕兽活动俾使自己在边远地方的生活过得好一些，舍此便没有别的办法。商队每天平均前进十五至二十五英里，每天晚上在有水草和树林的地方宿营，并组织警戒，以防备印第安人的袭击。他们的目的地是一千多英里以外一年一度的货物集散地，这种货物集散地是事先精心安排好了的，而在这里，喝得酪酊大醉的人到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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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一八二○年起，这种货物集散地就控制着美国的皮货贸易，前后几达二十年之久。这种组织形式比统治哈得逊湾公司旧领地的那种机构更具有流动性和灵活性，并且在许多方面也更为复杂。在北方，那里的做法是建立永久性的贸易点和碉堡保护下的定居点；但这种做法很花钱，要保证不断的供应也很困难和危险，它们经常激怒印第安人，但它们又难于移动。多才多艺而又富有事业心的圣路易斯商人威廉·阿什利和他的合伙人安德鲁·亨利组织起这种货物集散地的体制，”色使猎取野兽毛皮的人的活动范围大大地扩展了。这种做法不是通过固定的居民点和贸易站，而是通过一年一度的碰头地点进行交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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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什利和亨利每年都指定一个地点作为货物集散地，后来更视乎贸易的发展情况而每年改换地方，这种做法不需要花费全年的维持费用，也不会长期招惹印第安人的仇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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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这种经营办法省钱得多，但却需要更高的组织才能，需要经常注意解决细节问题，要具备变化经营方式的能力，并要赢得大批新人的信任——阿什利和亨利不断地向他们进行宣传。老办法只需要一小批固定的职员，由猎取野兽毛皮的人把皮货送到他们那里去；而新的办法则是招募一些人，把他们派出去猎取野兽毛皮，然后在指定的日期回到指定的地点。在一八年三月二十日的《密苏里共和报》上可以看到他们刊登的一则启事，招募“一百名年轻人溯密苏里河而上，到上流的源头去”。在货物集散地制度的鼎盛年代，曾组织过六百个人的猎取毛皮队伍，这些人分头到落基山脉的溪流地带进行搜索捕猎活动；然后，每个人带着战利品回到他们的总部，那些总部的地点都是事先精心安排的，每年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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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单人匹马的“山里人”的勇敢精神和生存本领，皮货贸易也不可能得到这样大的发展。这些人知道怎样在偏僻的森林里单独生存下来，他们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海狸，怎样躲避印第安人的袭击，而又怎样引诱或拉拢印第安人对他们提供帮助。休·格拉斯是一个早期在阿什利和亨利手下工作过的人，他的传奇般的经历使他出了名。一八二三年，他和他的狄伴们失散后，受到一只大灰熊的袭击，他的伙伴们都以为他死了。但他爬行了近一百英里，到达基奥瓦堡，在那里他恢复了健康，开始新的远出捕猎的活动，并为自己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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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没有组织者，上述成就和吉姆·布里杰和比尔·萨布莱特的业绩是不可能取得的，而且他们的工作也就会无利可图。美国西部史诗中没有被歌颂过的英雄人物，当首推约翰·雅各布。阿斯托或者威廉·阿什利之类精明能干的组织者，正是他们激发起人们的事业心，去实现有利可图的鸿图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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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那些通过他们真正的或者传说中的业绩而燃起人们广泛热情和想象力的“神枪手”和“远方人”，他们的成就在不小的程度上也是由于他们具有说服别人和自己一道千的能力。例如丹尼尔。布恩，他不仅以“能喝光整个酒吧间的酒”而闻名，而且还以他的领导才能而著称。他作为一个活跃的组织者的经历是漫长的：一六七五年三月，他作为特兰西法尼亚公司的代理人，率领第一批定居者到达肯塔基殖民地，并监督建立了布恩自治村镇；他担任过民团的上尉，以后又升为少校；做过向定居者收取购买土地许可证款项的工作；还担任过费那特县的中校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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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早期，大多数在西部取得成就的皮货商、边远地区的人、勘探路径的人，除了少数例外，大都具有丰富的政治经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八五六年共和党第一位总统候选人约翰·查尔斯·弗雷蒙特，他于一八五○年当选为代表加刊福尼亚的第一位参议员，并担任过许多其它职务。丹尼尔·布恩也同样如此，除担任过军事指挥职务外，也曾两次获选入弗吉尼亚的立法机构，又在密苏里当过地方长官。戴维·克罗克特尽管被人说成是得过且过之辈，也曾当选过地方长官，担任过民团的上校，是州立法机构的代表，以后还担任过两届国会议员。威廉·亨利·阿什刊则是皮货贸易的开拓者和货物集散地体制的创始人，他参加过竞选参议员，担任过两届密苏里州的州长和两届国会议员。比尔。萨市莱特也担任过好几个公职，当过总统选举团的成员，他还参加了国会议员竟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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