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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团体完全是过渡性质的。不仅团体的每个成员进进退退；而且，如果团体过于庞大，行进不便（正象当初普里查德碰到由萨市莱特队长率领的拥有五十辆大篷车的那个商队），亦可能造成分裂。相反，如果团体太小（正象普里查德一行脱离法什队长的队伍后组织的团体），它就乐于接纳新的成员，以增加大篷车的数量。一旦到达了目的地，为旅行目的而组成的那些团体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的几乎绝无仅有，由于这类团体都是为特定的目的——安全地跨越大陆——而组成的小社会，一旦目的达到，这个社会也就散伙。例如，一八四九年从马萨诸塞通过陆路和海路抵达加利福尼亚的一百二十四个团体中，没有一个在到达西海岸之后还继续结合在一起的。即使在淘金热的年代，也不例外。这和早年的清教徒们不一样，他们具有强烈的团体观念和坚强的信仰，也就是这种信念使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但是，从独立革命到南北战争这段岁月里的所有移民团体（除了极少数显著的例外，如摩门教徒），几乎全是出于个人的需要而结合在一起的。甚至象“巴特尔逊商队”这样一些在六个月里共患难同生死的人，在他们抵达加利福尼亚之后，也很快就散伙了。跨越大陆和海洋的征途，既富于多样性和流动性，又充满了冒险性，因而从中培育出长期影响美国社会的一系列因素，而这正是移民时代留下来的不可磨灭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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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决定原则。在历史上，这么多人参加团体诚属罕见，这些团体不仅是他们亲自选择的，而且实际上还是他们自己帮助组织起来的。这一切发生在西部的移民社会。在这些团体里，多数决足原则就是法律；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明确的理论上的理由，而纯粹是为了简便。素不相识的一些人汇合在一起，必须分配职权，必须批准和修改规章制度，以及作出重大决定；由于没有其它办法来做决定，就采用了清点人头的办法，这些移民社会完全是崭新的，没有传统可言；而且流动性极大，难以形成社会的各个阶级。在这些团体里，财产太少，产生不了权力，而富人也不可能拥有影响力。累世显赫、荣誉或权势在这里也不起什么作用，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一切除了他本人知道以外，其他人谁也不理会。父母、祖父母早就被远远地丢到一边去了；甚至连他们本人来自什么地方，旅行伙伴们都不知道，更不要说是他们的财富、权力或职业了。多数决定原则是对当时活着的和在场的人实施治理的一种最明白易懂、最简便可行以及不那么激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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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作用的社会。在那种环境之下，沙文主义是无法滋长的。一个发挥不了作用的社会不可能赢得人们对它的忠诚。这些为了具体目的而刚刚建立起来的“政府”，本身很难说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只能通过它们的实际表现来衡量它们的价值。人们对一个团体的规章制度并不存在什么神圣的感觉和有多少感情上的依附，神圣和有感情的东西是那些大篷车、骡子或牲畜。这些东西由于它们的使用价值而受到重视。所以，在移民社会里，人们对于“政府”的态度，大大不同于那些因古代战争的光荣或神权帝王的尊严而无条件赢得人们忠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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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界线模糊。移民经历所造成的最重要的后果也许是公私界线模糊。公私界线在欧洲人的生活中是很重要的，它构成了十九世纪初叶欧洲政治争论的基础：即个人领域和官方组织领域的分野——用斯宾塞后期的话说，即“个人对国家”；用政治争论的术语来说，叫做“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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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种种理由，这种界线在美国却是出奇地变得毫无意义了。其中一个理由是，在美国社会萌芽的初期，个人和公众的界线本来就很不清楚。组成社会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个人利益则唯有通过建立有效的社会组织才得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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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民社会探讨法律的过程中，所有这些重要的因素都惹人注目地呈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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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十一 移民社会的自然法则：产权俱乐部和优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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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淘金热之前，就出现了土地热。关于这一点，我们听说得比较少，那只是因为它在美国大部分历史中是以另一种名义出现的。而一个空荡荡的荒无人烟的大陆则为此提供了环境。在旧世界，一个农民要经过多少代的努力才有希望挣得十英亩或二十英亩的土地；而转到新世界里，则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就能获得一百六十英亩或三百二十英亩的土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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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怎样来保护这些土地呢？这些土地都位于没有政府有效控制的社会里；而人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快就获得那么多的土地，正是因为这些土地处于政府的权力管辖之外。如果坐待遥远的业已安定下来的东部送来法律保护，这将意味着丧失捷足先登的全部好处。先行占有这些土地的人，必须按自己的方式来制订和执行自己的法律。就象采矿者为了对付犯罪行为而自订法律——自警团的法律一样，西部的农民和居民土地投机者也就自行制订他们的财产法律：而产权俱乐部法律就是这样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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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们遇到的种种问题大都起因于西部新定居点的公地，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公地都归新成立的合众国的联邦政府所控制，而这个政府的总部却设在遥远的东海岸。联邦法律所规定的那些具体步骤，虽然不断地在变化，但至少从长远看来，还是具备有条不紊这种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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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按照东部人的想法，土地测量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的。他们说，如果你不了解你进行交易的土地的确切界限，你又如何能买卖在远方的土地呢？早在一七八五年，联邦法律就规定要对土地进行测量，把土地划分成长方形的“镇区”单位（每块土地六英里见方，包括三十六个“分区”）和“分区”单位（每块土地一英里见方，或六百四十英亩）。这仍然是西部的一大特点。最简单和最有次序的办法，也即能最快得到报酬的办法，就是把这大批土地卖给东部拥有雄厚财力的人；而那些没有适当契约文书就到西部定居的人是靠不住的。联邦政府从一八○三年把俄亥俄——第一个公地州纳入联邦开始，便一直执行着一种政策，即坚持一切未被赠与的土地一概都归它所有（除每个镇区保留一块教育用地之外）；这就使那部分土地处于联邦政府的土地法律管理之下，从而极大地影响着新定居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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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们对这类大方案并不感兴趣。他们或是因为在商队小道上发生了事故，或是因为听信蛊惑人心的谣传，或是因为被土地的外貌所吸引，而沿途在这里或那里停留了下来。他们不等测量土地，也不等政府为他们开路；而他们在出发之前也是不可能为他们的土地获得法律文书的，因为通常的情况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甚至他们停下来的地点也不是固定的。他们出发时都抱着最美好的愿望，这种愿望驱使他们从一个地方走向另一个地方。不管联邦政府的计划和法律多么有条不紊，移民们定居的方式却根本与有条不紊风马牛不相及；因为美国在十九世纪向西部开拓的运动归根结底乃是土地热的一种表现。淘金热引起的混乱只局限于几个特定的地区，而土地热引起的混乱则遍及整个大陆。定居者对土地质量，比对法律的技术细节感兴趣得多。他们根本不待征求法律顾问的意见，就纷纷盖起了房屋，种上了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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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定居西部的早期关键时刻，多数（即使不是绝大多数）首先到达那里的人都是“僭据者”。他们究竟是不是严格法律意义上的土地“所有者”呢？答案就要看对迅速变化中的法律技术细节作何解释了，而最初的定居者对这些法律技术细节根本不懂，也毫不理会。定居西部就象美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一样，是在法律上充满模棱两可现象的情况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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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测量一般部落在定居的后面；因此也必然落在新的社会后面。移民们对官僚机构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这种官僚机构根本不可能分给他们土地，如同采矿者对不能惩办罪犯的政府不满一样。举例而言，在一八二八年底以前，伊利诺伊三分之二的居民都是“僭据者”——定居音所占的土地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是属于合众国政府所有。“僭据者”一词在英国和人口众多的美国东部沿海各州，含有欺诈的坏名声。在那些地方，“僭据者”是指在业已属于他人合法拥有的土地上定居的人，以图通过占有而获得产权，或者利用原土地所有人产权中某些法律技术性问题而从中渔利。可是在西部，“僭据者”则往往是真正首先定居的人，亦即首先占有无人先占的土地的人，也就是第一个到达那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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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法律后来才开始考虑到生活中的既成事实和移民们的需要，并且行动十分缓慢，托马斯·哈特·本顿在担任新成立的密苏里州选出的国会参议员三十年期间（一八二一年至一八五一年），便一贯维护定居者的利益，他领导来自西部的同事们，成功地批驳了对西部所有土地厘订固定的最低价格的主张，并力主土地的价格应按土地的实际质量分为几个等级。尤其重要的是，他促成了法律的修改，使那些事先没有办任何手续就在公地上定居和种植农作物的定居者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法律是慢慢地改变的，但它确实保障了那些先行占有土地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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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定居者的观点来看，这些变化来得实在太缓慢了，而且还包含其它许多规定和条件，使得情况更形复杂化。一八三○年制订的一项临时措施（一八四一年修订成为永久性的条例），才首次向定居者提供了某些重要的法律保障，这是他们为对付非定居的购买土地者所迫切需要的。至此，一个定居者一次就可以用最低价格购进一百六十英亩的土地，但超过这个数量通常就要付出拍卖价格。联邦法律从来也没有和当地定居者的要求完全一致，即使是一八六二年的《宅地法案》也是如此，该法案使定居者（在连续定居五年和支付象征性的登记费之后）不需要再付什么其它费用，就可以获得一百六十英亩联邦土地的产权。但在那个时候，大部分好地已被瓜分完毕，而西部生活方式也已经确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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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象采矿者后来组织起自警团来对付谋杀犯和抢劫犯一样，早期定居的农场主也自动组织起来保卫他们的土地，这是十分自然的事。由于没有法院，他们就成立了“产权俱乐部”（有时称“协会”或”‘联合会”）。在迅速开发的西部土地上，一大批这样的俱乐部象雨后春笋般组织了起来。例如，在威斯康星的埃尔克霍恩湾附近，四十户人家定居在一片树林子里，周围的土地已经过测量，划成·‘镇区”单位，但尚未进一步划成“分区”单位，因此，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还不能买卖，一位卫理公会的巡迥牧师于一八三五年经过那个地方，他报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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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欠缺任何法律的情况下，自己开会制订法律。他们测量了土地，确定了“镇区”单位的范围，并肯定认为第十六“分区”，即学校所在的分区，是在他们所住的树林子范围之内，于是他们就立标桩分界，并指定一些专人照料那里的树木，争取一旦按法律规定“镇区”单位实行定居时，树木已长大得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他们还为每个人的林木地定界，圈起来，每户人家部有四十英亩的树木以及他乐意保有的草地。木材是国家重点关心的物资，不能允许任何人进行垄断……当时美国普遍存在一种谅解，其效力相当于土地法，即定居者应该互相帮助以对付土地投机商人，任何定居者都不能对别人的土地打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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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投机商打定届者田地的主意，他会被人打翻在地，强行拖出土地局的办公室。如果打人者遭到起诉和罚款，定居者会答应大家共同负担费用。但在罚款之前，案子应首先交陪审团审理，而陪审团的成员自然定要从定居者中间选出。理所当然，在这类案件中，没有一个陪审团会裁定该定居者有罪，因为这类行为被认为是一种自卫行动……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任何土地投机商敢打定居者土地的主意了。同时，由于没有任何定居者会去打邻人土地的主意，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国会砚定的价格——每英亩一美元二十五美分获得他那份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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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者的自警团只是在出现危险时才需要建立，而定居者的“产权俱乐部”则从一开始就有常设的必要。如果没有这些俱乐部，在未经官方测量的土地上新近定居的农民就无法保证这些土地属于他们，也无法保证他们能从改良土壤中获得好处，甚至也无法保证他们能够收割自己播种的农作物。所以，“一旦草原土地破土耕作”，这种俱乐部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在伊利诺伊、威斯康星、艾奥瓦、明尼苏达、内布拉斯加，以及移民们定居的所有地方都莫不如此。一般说来，组织俱乐部时都是先召集一次当地定居音大会，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负责起草章程和细则，然后选举主事人。每个俱乐部都要确立遴选陪审团解决争端的程序，通常还具体规定在陪审团执行司法任务期间，其主席和执法员所享受的工资待遇。所有俱乐部都设有土地产权登记册，在许多方面都严然以美国政府的常设机构土地局自居。有些地方，它们实际上就是政府，有权惩办一切侵犯个人和财产的犯罪行为。严格他说，这些俱乐部的所作所为是“超越法律”的，但正是这些俱乐部首先建立起法律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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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俱乐部的成员资格，就象取得别的移民团体的资格一样，很容易，并且很快。有时候，定居者大会的主席就可以作出决定：只要家里有烟囱在冒烟的人都可有选举权，并被认为是合法居民。典型的俱乐部章程往往规定：“凡在本县境内居住满两个月者，均应视为本县的公民。”尽管地界不清而常常发生麻烦，测量工作很马虎，成员的流动性也很大，但有关章则却是简单明了的，普遍部能理解，并且能得到大力贯彻。每个产权俱乐部成员都有权得到其他同伙们的保护，但俱乐部却没有耐性搞法律的技术细节；正如威斯康星州格林县产权协会（一八四五年）所作的裁定：“我们认为法律和人类的其它体制一样，必然是不完备的，但这不能成为任何人利用这种不完备去侮辱和压迫他的同伙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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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但“产权俱乐部”法律一般部得到迅速而有效的执行。例如，研究艾奥瓦州约翰逊县“产权协会”的历史学家发现：无视协会章程“强占别人土地”的例子不超过两起。在第一起案于中，一顿鞭打很炔便使犯罪者承认“产权协会”的规章就是社会的最高法律，第二起案子发生在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一个名叫克劳福德的人在艾奥瓦城以北一英里处强占了别人的土地。而根据“产权协会”章程的规定，该处土地产权属于威廉·斯特占斯（协会司法委员会一名成员）合法所有。克劳福德在强占土地之后，拒绝了协会的要求，柜不放弃土地。协会的执法员于是通知所有成员于十一月七日上午十时在艾奥瓦城的阿萨夫·艾伦酒店开会。六十个身强体壮的人准时到会；他们列队走向克劳福德造的房子，当时克劳福德正在屋里忙于盖房的收尾工作。这些人再一次提出要他放弃所占土地；斯特吉斯甚至表示愿意付给他造房子的报酬。但克劳福德又一次拒绝了。于是，“一眨眼的功夫，”该协会一位成员事后报道说，“人们爬上了房子的四个角，接着不到十五分钟，连房子的痕迹也看不见了。克劳福德先生惊呆了，手里拿着斧头，站在他一度占有的空荡荡的房基的中央，人群里有些人暗示说，艾奥瓦河离这里并不远；但另一些温和派的意见占了上风，人群就散开了。”克劳福德和斯特吉斯再次进行磋商。随后，斯特吉斯宣布，事情已以他完全满意的方式得到了解决，这时，人群才开始散去。后来，克劳福德曾经试图向法院控告这个产权协会的某些人，要求惩办他们。但是，在艾奥瓦要找一个本身不是“产权协会”成员的法官、律师和陪审员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克劳福德始终没有获得成功。自此之后，这类事情从此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必要为此目的而动员“产权协会”的成员出来干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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