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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韦尔德爬出毁坏的车厢时,他看到所有的车厢,除了中间的几节和火车头以外,全部撞得稀烂。火车的轮子四散地滚落在地上,铁轨不是和枕木脱了节,就是被扭得弯弯曲曲。当韦尔德发现竟然没有一个同车乘客愿意和他一起指责列车员的鲁莽行为时,他由恐惧变得愤怒了。相反,大多数乘客却赞扬列车员为使他们准时到达目的地而作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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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事故往往重复发生在老地方。一位英国的剧院经理艾尔弗雷德,布恩于一八五一年在美国旅行时,曾惊奇地报道说,他的一位朋友未能在他家附近的车站取下放在火车上的包袱,对此,他这位朋友一点都不紧张,因为他知道火车经常在一英里以外的地方出事。果然,这次火车真的又在那里出了事,他就从那里取回了他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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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火车出事率之高,同欧洲的铁路比较确是惊人的,就象二十世纪的汽车车祸一样,成了美国人生活中一个公认的特色。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对于铁路上的伤亡事故,全国发出了一片抗议之声;可是,匆促而廉价的工程和热衷于高速度,使得一切补救办法都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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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美国人之下定决心要第一个到达目的地,要快速而廉价地修筑铁路,要快速行进,这一切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它有助于说明美国技术中一些独特的优点,这些优点在当时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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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崎岖不平、弯道多的美国铁路路基就促进了火车头设计的改革。一八三四年,派到美国来考察公共工程的法国人米歇尔·薛瓦利埃发现,火车在一英里的距离内爬高五十英尺(为法国工程师确立的最太极限坡度的一倍)并不使美国人感到害怕。法国公共工程局规定,铁路弯曲线的最小半径是二千七百英尺,但在从巴尔的摩到俄亥俄的铁路线上,弯度半径小到只有四百英尺,而半径一千英尺的弯度则是很正常的了。英国工程师甚至怀疑,蒸汽机车在这些弯道上能否使用,他们当中很少人认为机车能在这样小的半径的弯道上高速度地安全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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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的怀疑得到了证实。费了许多钱从英国远隔重洋运来的机车证明根本无法在弯弯曲曲的美国铁路上行驶。在这些进口的机车中,最著名的是第一台蒸汽推进的火车头(非试验性机车)“斯托布里奇之狮”号在美国铁路上的试车。原计划从卡尔邦代尔把宾夕法尼亚的煤运往洪斯代尔,铁路线经过勒卡瓦森湾的轻便型栈桥;但这段线路对“斯托市里奇之狮”号是不安全的,因为这个火车头重达七吨(比合同规定的重量重了一倍)。一八二九年试车之后,这台著名的机车就被拖进了旁轨,并被拆掉;它的部分零件作为展品送进了华盛顿的国家博物馆。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进口的“斯托布里奇之狮”号和其它英国制造的机车的质量是非常令人赞赏的——坚实、稳固、重型结构,但正是这些特点使它们不适合在美国的铁路上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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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便需要专门设计适用于美国铁路的机车。这种机车必须轻便、灵活,能够在陡坡、急转弯和轻便的木料结构栈桥上行驶。美国设计人员证明他们完全能够胜任这项任务。他们很早就生产一种独特的美国机车,这种机车不是美国优良技术(当时还不存在)的产物,而是匆忙地、廉价地修建起来质量低劣的美国铁路的产物;也是由于普遍缺乏资金,特别是缺乏关键性原料(如铁)的结果;再加上美国复杂的地形地貌的影响,而美国的地理特点是距离很远,因而速度始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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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时候,人们只是试图作一些小修小改,但美国新出现的问题却要求作出剧烈的改革。这很快就实现了。美国出现了一位工程领域的先驱者——约翰·布卢姆菲尔德·杰维斯,他不具有那种会使他误入歧途的欧洲经验,而能重新面对美国的现实问题,终于率先在机车设计方面作出了根本性的改革。他造出了一种慢速旋转的有四个小轮子的“转向架”,支撑火车头的前面部分,而把两个大而笨重的推进轮子(开始是两个,后来改为四个)装在后面。他的“乔纳森兄弟”号火车头(有时叫“试验”号)造于一八三二年,就是结合了这种设计的特点。这是第一批有六个轮子的机车。“乔纳森兄弟”号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火车头,每小时能行驶六十到八十英里。当“水星”号(一八四二年)把杰维斯型的非常灵活的弹簧悬挂车厢,同约瑟夫·哈里森的能减轻铁路震动的改良型对等驱动车轮装置(整个装置结构轻巧)结合在一起时,美国先进的机车设计的全部精华就集中体现了出来。“水星”号拉着客车车厢,时速六十英里,在一年内(一八四四年)行驶了三万七千英里——这是当时任何机车所能达到的最大行车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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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又有不少细小的技术上的改进,进一步扩大了英美两国在设计上的差别。英国机车坚实、稳固、重型和制造精良,是力量和准确性的奇妙产物,但它们的性能一般都比较固定,适应性不强。相形之下,美国机车——正如一个受人欢迎的作家在一八七九年写道:看起来“似是一种极不可靠的玩意儿,就象一只松散地编织起来的篓筐”。“机车构架轻巧而外露,但仍然很坚固……发动机则是……装在杠杆系统的支轴上,在各个方面都是平衡的。不管铁路如何延伸,这里低、那里高……篓筐般灵活的机车构架和它的支轴……使机车都能够适应每一段铁路线的特殊情况。”这种轻巧、简单和灵活的特点,以后一直是美国工业设计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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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命赶”的技术也表现出对于时间概念的一种特殊态度——对现在、对未来以及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许,美国的确是个代表未来的国度,但是美国人却很少想到自己是在建设未来。更确切地说,美国的技术是着眼于现时的技术,是由“拼命赶”所形成的,也是由于缺少工艺人才、资金和原料,以及坚信技术会很快更新等因素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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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英国的铁路建设者却是在有意识地为未来而建设。但他们因此也就成为他们严峻要求的俘虏。一位英国铁路建筑家爱德华·沃特金在十九世纪中叶访问美国时曾经指出:“我们把铁路的发明看作是旅行工具的最后改良,所以我们都用‘耐久’的砖灰来建造我们的工程。我们修筑的铁路经得起任何重量的机车;我们铁路的排水系统能够排除任何可以想象的洪水的威胁……我们的铁路桥梁坚固非凡,足以承受重于机车许多倍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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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则是为眼前需要而建设。他们最为关心的是如何用小小的资金来办大事(不管是从表面上讲还是从实际情况讲都是如此);他们对是否经久耐用,不可能考虑得太多。最要紧是迅速地第一个到达目的地,而不是修筑一条铁路线去为子孙后代谋福利。一八四一年,一个美国人在英国国会的机械出口委员会作证时说:“在铁路建设中,省钱和尽快建成是我们特别需要考虑的因素。人们普遍的看法是,最好马上把铁路网扩大到尽可能遥远的地方去,并且只要满足于目前条件所允许的工程质量,而决不推迟对国家立刻有好处的工程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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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快速而马虎地进行着建设,终于没有成为未来的奴隶。他们重申他们的信念,即在美国,一切都会变的——这中间当然也包括铁路建设的技术。对他们来说,铁路根本不是什么“旅行工具的最后改良”。英国人相信未来,认为未来和现在是相类似的,这使他们难以想象有什么东西会过时。但对美国人说来,正是这种相信一切东西都会过时的看法构成了美国人信念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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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十五 “拼命赶”促成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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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旅行是一种使人人走向平等的了不起的机会。如同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交通运输体制(正如薛瓦利埃在一八三五年所说的)有助于“不单缩短不同地方之间的距离,也缩小不同阶级之间的距离。在一些地方,当富翁和大人物带着如云的仆从外出旅行,而穷人要到邻村去却只能在泥沙路上孤独地步行和翻山越岭,平等这个词只是烟幕和骗局。贵族阶级明明白白地摆在你的眼前。”薛瓦利埃还指出,在印度、在中国、在中东、或者在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不管政府叫做什么样的名称,农民和工人永远也不会相信,他们是同军人、名门望族、达官贵人处于平等地位的;这些人的随从也可以任意践踏他们,把他们打翻在地。这些,人的行径使他们畏惧,当这些人走过时他们不得不赶紧下跪。相反,在英国,尽管在财产和出身方面存在不平等现象,“技工和工人照样可以从售票处拿到火车票,只要他们口袋里有几个先令,付得起钱,他就有权和男爵、贵族、公爵同坐一个车厢,享受人的尊严,并感到自己和这些贵族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在美国,薛瓦利埃和许多人都承认,可以经常自由旅行的平等精神更为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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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英国,美国各地之间的距离远得多,而普通人旅行的也多,蒸汽机车迫使各色各样的人群长时间地呆在一起。这大有助于缩小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差距。工程上追求省钱,加速制造出交通工具的压力,以及旅行者为了迅速到达目的地而甘愿忍受一切不便的精神,也促使人们更加接近,相互之间更无歧视可言。人们当时急于到一个地方去,因而也就忘记了、忽略了、或者放弃了别的时候在别的地方所存在的那些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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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五年七月的一个大热天,出身贵族的费城人塞缨尔·布雷克从波士顿乘火车到普罗维登斯去,他记述了当越来越多的人挤进他乘坐的车厢时他感到的沮丧心情。“两个从来不修边幅的穷光蛋把我挤到了角落里,炎热的太阳使他们的衣服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咸盐、鱼、黑咖啡和糖浆的混合气味。”不久,又来了十二个“粗壮的工厂女工”,她们马上便各得其所、旁若无人地大嚼起柠檬和青苹果来。美国快速交通工具(不论是汽船还是火车)的这种拥挤不堪现象以及大群人在一起的社会效果,使他感到不胜压抑:富人和穷人,有教养的人和没有教养的人,彬彬有礼的人和庸夫俗子,在经过改良变得现代化的旅行途中,全部挤到了一块儿。其结果是彻头彻尾打成一片。主人和仆人井头牴足地一同睡在汽船的地板上,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膝盖顶着膝盖地坐在车厢里;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在两天之内非常不舒服地跑完原可以在八天至十天内舒舒服服地跑完的路程……说起汽船上或车厢里的女人,则是绝无仅有。所以,在那里,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要象一位绅士,而在那一伙一起旅行的人中间,我也感觉不到准有一点绅士的昧道。当我在客厅之类的地方看到妇女时,我总是习惯于举止得当地尊重她们;但当我看到她们在一大群穿着短裙或马裤的肮脏的移民或出身低贱的乡巴佬中间挤来挤去,以便挤到一百多人的大饭桌前面去的时候,我再也看不到她们矫揉造作的高雅神态了,而只能把她们看作跟平民一伙的人。要使她恢复她的社会地位,让一位女士能和经过挑选的同伙在一起,以每小时五英里的速度去旅行,使她能在一家高级饭馆里斯斯文文地吃一顿好的饭菜……这种老式的每小时五、六英里的速度……自由地做自己行动的主人……这就是我所坚持的方式,也是以后好几代人将会采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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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狄更斯这样的外国人在谈到美国火车时都感叹不已。这里和英国及其它地方截然不同,根本不区分头等、二等、三等车厢。但是,有时。特别是在南部)则会分开男人、女人、黑人等不同的车厢;偶尔也有供移民或军队使用的专用车厢。狄更斯指出,男人车厢和女人车厢的主要区别是,在男人车厢里每个人都抽烟,而在女人车厢里则没有人抽烟。抽烟的人大多是妇女们要求有女人专用车厢的最有力的理由之一。但专用车厢太浪费(除了个别情况例外),其后逐步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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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仅没有“分开不同等级”的车厢,就算一般旅客车厢的设计也是颇具特色的。任何在英国或在欧洲大陆上坐火车旅行过的美国人,从一开始就会注意到这种差别。起初,美国也和国外一样,每节旅客车厢分成好几个独立的可以关门的隔间(每间可容纳六至八人),在整个旅途中,旅客就呆在隔间里。但是,这种设计却代表了一种传统而保守的技术:早期的双层车架车厢,比马拉车厢长一倍至二倍,只不过是把几节老式车厢装在一个框架上而已。这就是为什么起初火车车厢的门都是开在边上,而不是开在两头。但是美国的火车很炔就采用了一种更加激进的设计。现在,美国旅客是坐在一个长方形象箱子那样的车厢里,从两头进出,车厢里不分隔间。欧洲客车则仍保留着老式马车遗留下来的分开的隔间。直到最近,人们只有在某些欧洲的三等车厢里,才能看到整个车厢打通的、不分隔间的设计;而这在美国却是久已存在的了。在这种打通的车厢里,旅客们(偶尔在妇女车厢里可以看到例外情况)很自由和很随便,可以脱掉鞋子或外衣,让自己更舒服一些。他们也可以吃吃喝喝,和别的旅客随便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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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欧洲上层社会的旅客对此会感到很尴尬。他们说,那些天生爱交际的美国人好打听别人的事情,性情活跃,爱管闲事。西部遥远的距离改变了一些人审慎和爱情静的好习性,客车车厢使几十个不同阶级的人好多天都聚在一起生活。一八七四年,阿冯莫尔于爵夫人记述了她在旅途中极不舒服的情景:“三、四十个人在一起……七天七夜关在一个车厢里,整天挤在一起,晚上睡在架床上,并且都处于同样的气氛当中。”每个人都得在同一个时间睡觉和起床,因为所有的床铺必须同时升起或放下。她看到她的一位平民旅伴,每天早晨都从口袋里取出一副假牙齿。那个旅伴向这位子爵夫人解释说,她无法入睡,因为那副假牙可值钱了,她都舍不得使用,车厢的盥洗室在门口,无论从里还是从外,都关不上。这位子爵夫人抱怨说:“你甚至都不能束起头发或卷起袖子,因为有些男人或列车员肯定会抓注机会对你说,‘好好洗一洗吧,可痛快呢!’”这列火车还出版一份日报——《大太平洋铁路报》,这份报纸也进一步加强了旅客的友好和集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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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美国人不能忍受孤独或寂寞;他们好动,即使是坐火车短途旅行,也无法安安静静地坐着。外国人还注意到美国车厢设计的特点,可以使坐立不安的旅客在火车里逛来逛去,从这个车厢的门出去,跨过没有遮盖的步台进入另一节车厢。美国人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被车子压死或被抛出车厢的危险;尽管有严厉的警告(有一家铁路公司在每节车厢的门上都画上坟墓的图画),美国人还是照样到处乱逛,跟不同车厢的旅客打成一片。美国人还有一种一定要走到最后一节车厢的奇怪念头,然后站在那里,默默地欣赏那迅速向后飞逝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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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备餐车以前,不可能在快速旅行中悠闲地进餐,或享受上流社会那种消磨大量时间的精美“晚餐”。早在十九世纪初叶,美国人爱好“快餐”就已世界闻名了。一位急躁的英国海军军官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上校在一八三九年时就抱怨说,要求旅客快速进餐令人在美国坐火车旅行时感到特别疲累。“火车刚一停下来,所有车厢的门就一齐都打开,旅客们就象学校的孩子一样,一起冲出车厢,围着桌子,大吃馅饼、小馅饼、蛋糕、煮鸡蛋、火腿、乳蛋糕,以及各色各样铁路上好吃的食品,名目繁多,不胜枚举。突然,开车的铃声响了,旅客们就拼命跑回车厢,手里和嘴里都塞得满满的。火车开了。到了下一站,他们虽然并不太饿,却又去大吃一番,借以打破旅途中的单调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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