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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是谁发明这种轻便房屋。我们只知道它于一八三三年在芝加哥出现,并且在二十年内便在美国西部城市广为流行。第一座轻便结构建筑可能是芝加哥的圣玛丽教堂,它是在被派到该市的第一位神父约翰·圣西尔神父的指导下修建的。这座教堂是平房,三十六英尺长,二十四英尺宽,十二英尺高,有用沥青复盖的人字形屋顶。建筑者(可能也是这种建筑的发明者)是奥古斯汀·德奥达特·泰勒,他是哈特福德市的一名木匠,来到芝加哥刚刚一个月。该教堂耗资大约四百美元,用三个劳力三个月时间建成,这在时间和成本上都差不多是一座常规设计的同类建筑的一半。早期到芝加哥参观的人对于轻便房屋的这种修建速度普遍感到吃惊。一八三四年四月,在一周的时间里,涌现出七栋新建筑;到了六月中旬,又有七十五栋。一位作者在一八三四年十月初写道,一年前市内只有五十栋轻便房屋,“可是现在,上个星期日我数了数,共有六百二十八栋,从每天一栋变为四、五栋,其中二百一十二栋是商店和杂货店。”从委托修建到竣工的正常时间是每周一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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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便房屋”是什么?它的基本新构思是如此之简单并且今天是如此广泛地为世人所采用,以致于难以想象它当初还需要有人来发明。它只不过是用钉子把2×4英寸木板钉起来的一个轻型结构,取代原来用榫舌、榫眼和木钉连在一起的一英尺见方的旧式大梁结构。横着的墙板和立着的壁骨,地板托梁以及椽子都是薄木板(2X4英寸,4X4,2X6,2X8),用钉子钉在一起,拉力朝着木纹(也就是说对着木板的纹理)。“篮形结构”是它的另一名称,因为这些薄木板构成一个简单的类似篮子的骨架结构,里面和外面可以采用任何想用的材料。通常外面复盖着薄木板或者护墙板。再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如今美国大约四分之三的房屋都是这样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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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年以前,主要在新英格兰,钉子的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才使这种卓越的发明有可能实现。用手工一只一只地制作钉子的老工艺为美国的新的机械化方法所取代,钉子生产得又快、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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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劳动力缺乏是促成这种现象的关键因素,这不止表现在一个方面。因为在芝加哥(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人们都普遍地把轻便结构房屋称为“芝加哥建筑”),各种劳动力,尤其是熟练的木匠十分少。如果潮水般地涌入这座新城市的人群要想很快有房子住,但必须用新办法造房。当时,轻便结构住房成为解决美国新兴城市特殊问题的办法。在老一些的居民点,甚至包括合众国各州,房屋的供求关系是比较平衡的。在较老的社区里,需要房子的人可以同朋友或邻居一起想办法,在供膳宿舍、客栈或谷仓里凑合着过日子,直到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在偏僻地区,很快即可盖起一间单坡屋顶的小房子(就象林肯的父亲于一八一六年搬到印第安纳南部时盖的那间)。单身一个人用略长一点的时间,在别人帮助下也可以修起一间木屋。然而,城市居民不能住单坡屋顶小屋、泥草棚或者半面帐篷:他们没有时间去盖木屋,即使是近在咫尺就有足够的木材。木匠人手不足而且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无法使人们相信每栋房都需要他们的技术。急切需要住处的人们难以相信世界上只有一种建房办法,他们也难以相信简单的建房办法是极不牢靠的。反正讲求时效和节约的人对于标准“低一些”的住房也感到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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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还有些芝加哥人怀念结实的砖木结构的“漂亮住房”,抱怨他们的新城市竟然有这么多轻型建筑。可是大部分人逐渐发觉,世人仍然讥笑地称之为“棚屋”的轻便住房实际上比起外表结实的旧式住房要更坚固耐久,榫舌和样眼的结合部易于积存潮气而使木头腐朽。一本在一八六五年广泛使用的建筑手册《伍德沃德的乡间住房》的建筑师作家回忆说,“一栋轻便结构住房看上去似乎不结实,它的名字是保守的技工藐视它而起的;这些人从来惯于把一根木头弄成满是榫眼、榫舌和木钉孔从而使它失去强度和耐久性,却认为这要比另循途径使用木质未受损害的、薄得多的木头更牢靠。”《纽约论坛报》的农业编辑索伦·鲁滨逊指出,用钉子钉起来的薄板轻便住房不仅容易兴建,而且“盖好之后,实际上比起用十英寸见方的木头,花费上百天工夫用凿子凿得千疮百孔、用斧子削木钉来钉牢的房子更结实。”甚至在发明轻便房屋之前,外国人对于美国人搬动住房的方式已经颇感吃惊。新英格兰木屋有时被整座搬起,运到更为方便的地方,当然,搬运时各部分结构需要特别牢固地连结在一起。喜欢流动的美国人发觉轻便房屋易于拆开和再安装。单纯用钉子钉起来的房屋可以很快地拆散;它的部件轻便,可以密实地堆叠在一起,很方便地运走,任何人只要能使用……头就可以再把它安装起来。芝加哥的圣玛丽教堂原来建在该市靠近湖滨路西南角的运河岸上,从一八三三年建成以后的十年里先后三次拆卸和搬迁到新址重建。美国人搬家往往要连同他们的住房一起搬或者先将住宅运走。威廉·拉里默将军一八五六年住在奥马哈一栋轻便住房里,这栋房先在匹兹堡建造,再拆开用轮船运到奥马哈。奥马哈发展起来后,他又把这栋住房搬到了另外的地方。用预制件装配的标准化住房、教堂甚至酒店都可以邮购,然后用船运往西部的农场或城市,这在十九世纪中叶已经成为一项兴旺的行业,到一八五○年,仅仅纽约一地,已建成或签约委建的预制配件房屋就约有五千栋,都是为了缓和加利福尼亚住房短缺的问题。纽约的一家企业用船把一百栋轻便木屋运到巴拿马,再由骡队驮过巴拿马地峡,另外一百七十五栋则水运绕过合恩角。旧金山的阿斯托大酒店有三层半高,一百八十英尺长,包含十家商店和一百间客房,就是纽约这家公司那一年以预制配件形式运到那里装配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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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芝加哥的第一栋轻便结构住房建成后的二十年里,象索伦·鲁宾逊这样有影响的作家都赞扬它的优点。他于一八五五年写道,“设计并安装一栋传统样式的住房,需要一位大师傅,一大群人和大量的劳动,才能把粗大的木头安放到正确的位置,而修建一栋轻便住房需要的技艺就如同修一道木篱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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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二十 多元文化:新兴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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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于都市的含义不很明确,这说明他们为什么乐观地把眼前和未来混淆起来。在英国,“城市”这个字眼有着确切的含义,从历史上和法律上有别于小一些的地方。甚至在亨利八世之前,一个“城市”一般是指有大教堂的市镇;当亨利八世建立起新的主教管区以后,这些新的主教管区的所在地便正式被命名为“城市”。区别是很明显的。因此,十九世纪时只有少数并非主教所在地的地方(如伯明翰)被正式赋予“城市”的地位。在英国名称里,城市下面是市镇,市镇下面是村庄;村庄通常是指比镇小然而又比小村落大一些的一群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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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区别在迅猛发展的美国西部却消失了。所有的居民点,实在的或想象中的,大的或小的,永久性的或临时性的,都叫做“城市”。每个要求得到城市美称的地方,都寻求搞出些都市机构以正其名。早在一七四七年,一位在新泽西州伯灵顿市定居的欧洲人指出,该地号称是“城市”,“实际只不过是有一百六十户人家的村落”。当时在美国,提到“城市”,必须说明是比市镇规模大的居民点,但它也可能“仅仅是一个村庄或小村落的宏伟或充满期望的称呼”(这是美国人特有的含义)。一八二六年德比伯爵饶有兴味他说,“我们在过去的两天里经过了几个城市——然而有的城市几乎连个影儿都没有,有一、两处实际上只处于老萨拉姆那样的条件。”马里亚特上尉一八三四年辛辣地这样说,“一栋未竣工的木屋居然也称为城市,真是件怪事,可是得克萨斯的情况就是这样!”。不止一个旅行家注意到,任何一个矿区,都自称为城市,唯恐人家不知道似的,如弗占尼亚城、卡森城,等等。证明某人的“城市”注定将成为一个大部会的简便方法,就是尽快使它拥有都市所有的各种特征,其中不仅包括一家报纸和一座酒店,而且还要有一所高等学府。新学院的诞生说明这种建立一个完整社会的理想如何推动了美国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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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总统在四次国情咨文中都建议在首都华盛顿成立一所全国性大学,以补各州学府之不足。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于一八一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赞同他的建议并且于一八一七年通过了一项法案。但是,门罗总统等人却认为为了赋予联邦政府这一权力需要一项宪法修正案,众议院否决了这项修正案。创业精神的发展进一步加深了这一疑虑。分散文化机构,已不再仅仅是美国条件下的一种单纯的副产品,而是许多地区的乐观主义者愈来愈重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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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人的观点来看,异乎寻常的是,从独立革命到南北战争这段时期里,很大一部分新的学院都设立在西部边远村落和定居点的边缘。在这段期间创建并续办到二十世纪的一百八十多所大学和高等院校中,有一百所以上建立在原来的十三个殖民地以外。由于人口依然集中于定居时间较长的大西洋沿岸地区,这种分布不均衡的情况就更显得突出。在欧洲,高等院校或大学一般都设立在历史悠久的中心城市;而在美国,它几乎都出现在人口增长和经济会繁荣还属未来的市镇。美国高等教育的这个特点至少有两个解释:一是创业精神使得每个地方都自认为是“西方的雅典”;另一是传教士努力把各教派的力量伸展到岛屿和居民区的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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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殖民时期,这种教派精神就造成了高等学府林立并且相互竞争的局面。建国初期这种局面依然存在。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宗派影响的人都一致认为,不管是好是坏,美国高等学府林立是这种教派精神的产物。一八二七至五五年任布朗大学校长的传教士弗朗西斯·威兰认为,国家立法机构给予他们的资助还不及他们从宗教方面所得到的十分之一。新的不属教会办的纳什维尔大学首任校长菲利普·林斯利要求本校“宗教化”,但是他却于一八三四年抱怨宗派主义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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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高等院校过分多和规模不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毫无疑问是由于五花八门的宗教派别。几乎每个教派都要有自己的学院,并且一般来说每个州至少有一所。俄亥俄、肯塔基和田纳西州的二十所高等院校,除去两、三所之外,都属于不同教派;它们之中当然很少达到应有的水平、大部分只不过是愚弄公众而已。这是一种令人痛心且又不断恶化的弊病。为何分教分派的不是感化所、银行、公路或运河公司,而是高等院校呢?这是很难说清楚的。高等院校旨在向青年教授语言、文学、艺术和科学,而不是任何教派或党派的教条主义的神学,那么为什么它们以教会名称来命名呢?难道它们是要谆谆教诲教派的希腊文、教派的数学、教派的逻辑学、历史、修辞学、哲学?难道每个州有多少教派就得有多少学院吗?难道要大家相互忌妒和猜疑,阻碍学校发挥有益作用和顺利发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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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基督教会(或者至少是美国的新教教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市场,每个教派在这个市场上部力图使自己的特殊产品对所有时能的消费者具有吸引力。教派学校求存的需要成了强大和持续的力量,影响着美国人生活中模糊的宗教信仰。虽然几乎每所新成立的学院都是由一个教派建立并管理的,然而一般来说,学校的校规禁止对院系师生实行宗教测验。每所学校都需要金钱和学生,因而加强了这种由法令正式规定的自由主义。为了使学校对每个人,对有宗教信仰或无宗教信仰的人都有吸引力,教派精神本身成了“无派别主义”的有力起因:有的观察家说“无派别主义”是真正占统治地位的美国教派。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于一八四五年访问美国时指出,“一个无派别主义者对于到浸礼会还是卫理公会、长老会、公理会教堂都无所谓,他们往往同样向任何一个教堂或所有教堂捐款。”各教派创办的院校超越了原教派的范围,这在诸如哈佛、耶鲁、达特默思、阿默斯特和威廉斯这些古老的东部院校中已经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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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我们认真回顾这种美国特有的教派精神的力量,否则便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一八七○年以前,至少有十一所大学设立在肯塔基,二十一所设立在伊利诺伊,十三所设立在艾奥瓦。“家乡传教士”精神是强烈的,例如,一八二八年十一月,耶鲁大学一批赤诚的年轻神学院学生受了《西部在召唤》这部小品文集的激励,聚集在纽黑文的榆林下,宣誓要把一生奉献给教育事业并且到遥远的西部(当时指的是伊利诺伊)去传教。他们自称是伊利诺伊协会或“耶鲁帮”。其中一个叫朱利安·斯特蒂文特的人于一八三○年一月四日于杰克逊维尔建立了伊利诺伊学院,只有九名学生。一八三七年、另外七名耶鲁神学院学生成立了“艾奥瓦教育协会……以便在牢固的基础上为未来的艾奥瓦州建立一所大学。”如同其它西部地区的学校一样,这里所说的“牢固基础”就是一份出售土地的计划。东部教会的支持对于西部院校的建立,如同东部资本对于西部铁路的修建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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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们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传教热情有时发展成为一种宗派仇恨,它分散精力并且影响发展。不过,神学领域里出现的敌视情绪并不是美国的一种流行病。正如弗雷德里克·鲁道夫解释的那样,”拼搏求存的学院确实不再象过去那样缺乏吸引力了。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教派精神有时使自己陷入不愉快的争论之中,那才是不受欢迎的事。”大多数学院力求建立一种“非宗派主义的气氛”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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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国高等院校的资助者于一八五一年称我们这里是“学院之乡”。一八八○年时,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弗雷德里克·巴纳德感到奇怪,为什么人口二千三百万的英国只有四所授予学位的高等学府,而只有三百万人口的俄亥俄却有二十七所。对此的一种解释是,创业精神的重要作用决不亚于教派主义,但是巴纳德校长可能认为这一点无需专门提及,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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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大学或高等学府的社会说不上是完整的。通常是教派精神给予最初的推动并且提出具体方案,然后整个社会就不分教派,起而建立并维持这所学院。教会建立的学院倾向于以其打算颂扬的市镇的名字命名。除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学院外,很少学院采用圣徒的名字或其它有教派色彩的名字。后来,也有一些学院以捐助人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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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帮”的成员朱利安·斯特蒂文特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时指出,这种“建校热是当时风靡一时的地产投机业和教派扩充热潮共同造成的。……普遍认为,促使一座年轻城市发展的最可靠办法是使它成为一所学院的院址。”一些被称作“房地产”学院的纯粹是一种商业冒险事业;可是考虑到当时所存在的各种困难和诱惑,这些新建立的社会居然能为其公民提供大量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还是很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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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部地区的一些古老市镇,只要能从宗派主义或明显的地产利益那里稍为得到一些帮助,当地社会互助共济的精神就足以使一座新的高等学府平地而起。宾夕法尼亚州伊斯顿市的拉斐特学院的建立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詹姆斯·麦迪逊·波特是伊斯顿市的律师、开凿运河的发起者,也是一位著名的创业公民。他在伊斯顿市定居不久,就看到其它地方高等院校促进了商业发展和提供了就业机会。他提出由全社会资助成立一所伊斯顿市的高等学院。一八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伊斯顿报纸上出现一则广告,邀请所有有兴趣的公民下周星期一晚六时半在市中心的伊斯顿酒店里聚会。在占据这幢建筑物整个第二层楼的大厅里,公民们召开了会议,并且采取了拟订校章、确定校名和选举三十九人校董会这些最初步骤。这三十九个人包括几名发起人,一些实业家、律师,一位医生,两名报业人员和两名酒店经理。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生在伊斯顿市;只有一人上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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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顿仅在三十五年前才成为自治村镇,一八二四年时看上去似乎有广阔前景,因为它位于利哈伊河和特拉华河汇合处这样一个战略位置,河上的船只除了运面粉和木材给费城的造船厂外,还运来最早的无烟煤。此时它又成了从纽约和新英格兰到西部去的繁忙的陆路要冲。仅在一八二四年的一个月里,就有五百一十一辆大篷车载着三千名以上的移民经过该市往西部去。伊斯顿确象是个有前途的城市。然而,如此之小的一个社区又怎能找到兴办一所高等学府的资金呢?第一次筹集资金的努力失败了。一八三二年校董会聘请乔治·琼金牧师担任首届董事长,他曾经是杰曼敦地方奋力求存的“劳动学院”的领导人。琼金主要依靠学生的劳动建起几幢建筑,从而再度引起社会的兴趣。一八三三年初,当伊斯顿还是一座只有大约三千七百人的市镇时,筹资运动就筹措到二千九百二十五美元。第二年,州议会终于拨款八千美元,条件是这笔钱不能用于教员的薪金。一八三三年七月四日,在为新学院大楼奠基的隆重仪式上,从中心广场法院大厦出发的庆祝游行队伍盛极一时。这是伊斯顿市建立以来最为壮观的庆祝活动,标志着学院对社会以及社会对学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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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新建市镇,一所兴旺发达的高等学府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更为明显。以伍斯特学院为例。俄亥俄州的长老会会议二十年间一直为当地缺少一座强有力的长老会高等学府而感到关切,一八六五年秋终于授权其委员会在任何地方投标,至少要以十万美元建立一所学院,当时约有五千人的伍斯特的知名人士很快就接受了这一倡议。伍斯特市的《共和主义者报》于十月十二日敦促说,“它不仅将成为此地的光荣,而且将抬高整个附近地区和本县房地产的价格,任何人投资都不会吃亏……应在县里努力筹集十万美元。”伍斯特还会因为“当地每个孩子都可以留在家乡上本国最好大学”而成为大都市。十二月初,组织了一次筹资活动,划定各委员会负责的地区。各种理由都反复提了出来——从地产肯定长价到由于大学产生的道德影响会使酗酒率下降等。然而,真正起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创业精神:这所学院必将有助于伍斯特及附近地方的发展繁荣,而个人发迹和社会兴旺是不可分的。不到三周,集资总数达到七万五千美元。一八六六年三月末,与之竞争的曼斯菲尔德市放弃了:只剩下伦敦同伍斯特竞争。伍斯特一个市民在报上写道,他们拟议中的“大学”已使他们成为文明社会众目睽睽之的:韦恩县由于它拟在这方面从事的事业而闻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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