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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白人惊慌失措的这些解释都没有涉及纳特·特纳本人暴动的原因,历史学家对特纳起义的几乎所有事实都有分歧,包括黑人参加起义的人数和动机,白人和黑人受害的人数,但是特纳被捕后发表的谈话看来基本属实,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几个明显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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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意味深长的是:特纳的主人并不残暴,这一事实在当时使许多南方人迷惑不解。根据特纳本人的叙述,他的主人待他不错;他主人的儿子甚至还教他读书识字。因此,特纳反对的不是“特殊制度”的某些弊病(这些弊病南方奴隶制的维护者自己也坦承不讳),而是反对制度本身;他反对的不是某个苛刻的奴隶主,而是反对所有奴隶主。正如约瑟夫·罗伯特所指出,“在特纳身上集中体现了被强迫为奴的种族的强烈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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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是,特纳是一个狂热的教徒,南方人认为这证明他的性格乖戾。被指定为特纳辩护的律师托马斯·格雷写道:“他(特纳)完全是一个狂热分子,轰轰烈烈地干了一番事业。”后来的历史学家也往往把他说成是宗教狂,以此眨低特纳和他领导的起义。他和他以前的清教徒和教友会狂热分子一样,能领会上帝旨意,预卜未来,看到上帝显灵。一八三一年初发生了日蚀,特纳相信行动的时刻即将到来;八月十三日太阳变得“蓝中带绿”,他看到这种太阳的异象,便决定一周后起义。特纳是浸礼会传教士,影响遍及邻近种植园,他母亲鼓励他,劝他把自己看作是奉天命来领导自己的族人摆脱奴役的枷锁。他从宗教中得到动力和力量。尽管南方人谴责他是受北方废奴派的怂恿,北方废奴派也这样吹嘘,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能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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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也代表了背井离乡的非洲移民。他母亲是土生土长的非洲人,是本杰明·特纳的奴隶;纳特本人就出生于特纳的种植园,于是以他主人的姓氏为姓。他三十岁以前换了四个奴隶主,起义发生时他被租给另一个主人,后来他杀死的就是这个主人。他父亲的名字无从考证,据说在他幼年时他父亲就逃跑了。那时候,被剥夺了所有其它社会联系的早熟奴隶,只好“狂热”地祈求上帝指导,这是不足为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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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弗吉尼亚州的立法机构在里士满开会,那时南安普敦县的流血事件结束还不到四个月。大多数人都觉得必须采取行动避免这种事件重演。每当面临黑人起义的威胁或者谣传有可能发生黑人起义的时候,南方通常的做法总是加强控制措施,限制黑人自由民的行动,把释奴的条件订得更苛井加强巡逻。在这些方面,弗吉尼亚州的议员们照样因袭一贯的做法,但是那年冬天里士满的州议会却不止如此,在其它一些方面,一八三二年一月十一日开始的两周辩论是颇不寻常的。它是一次空前的、历史性的辩论,不仅是因为奴隶制的利弊空前绝后地在南方的公开会议上被提出来自由辩论,而且还因为它反映了全国在奴隶制问题上不同力量的斗争。此外,它还向人们展现了赞成与反对奴隶制的各种论点,这些论点是其后三十年间一再被提出的;这次会议显示了南方对其“特殊制度”态度的转折点。辩论在弗吉尼亚举行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弗吉尼亚是美国建国后五位总统中四位总统的故乡,它与南卡罗来纳州对南方的思想意识是起决定作用的。甚至早在弗吉尼亚州议会开会前,己有许多人提出各种建议,主张在本州清除奴隶制的罪恶。这些建议的具体内容虽然不同,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清除奴隶制的唯一方法是赶走黑人。至于在南方白人中是否真正提出过废除奴隶制而又不赶走黑人自由民的方案,迄今没找到这方面的记载。当时,如何“解决”种族问题的分歧集中在如何以最经济和最人道的方式最快地把黑人放逐出国这一焦点上。当然,那些违背本人意愿被送到这里来的黑人,在送走前也无需同他们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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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南方人普遍认为,所有自由的黑人应该离开美国。由于南方白人对如何控制南方不断发展的城市内黑奴和黑人自由民人口的增加深感忧虑,因而他们更加坚持这一主张。相当多的南方人把这看作只是实现驱除全部黑人的理想目标的第一步。另一种较为温和的建议旨在防止暴动,主张每年送走一定数量的黑人,以逆转种族比例。有人估计,公家出钱每年运走两千黑人,就可完成这一目标。由前总统詹姆士·麦迪逊主持的美国殖民协会主张弗吉尼亚州立法机构抓住时机早日通过向外殖民的方法,全部废除奴隶制;该协会弗吉尼亚州分会的主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认为,不久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应能说服南方各州立法机构从立法和财政两个方面着手促使所有黑人自由民移居他乡。美国殖民协会租了一条船,把约二百名南安普顿县的黑人送往非洲,但是他们在上船前首先在夜间遭受了一系列鞭挞,这是又一种“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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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的废奴主义者中,影响最大的是弗吉尼亚州长约翰·弗洛伊德,他本人也是奴隶主,有十几个奴隶。他在国会工作了十二年之后,被立法机构选为主张州权派的候选人。弗洛伊德在一八三一年十一月的日记中写道:“我要在离任前努力使本州通过逐渐废奴的法律,至少无论如何要禁止在蓝岭山以西蓄奴,”弗洛伊德对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汉密尔顿介绍他的计划:更严格地控制所有的黑人;驱逐所有黑人自由民;逐渐出售以至最后从弗吉尼亚州输出全部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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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十二月举行的弗吉尼亚州议会会议中出现的分歧,反映了弗吉尼亚州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东西部冲突,这也是美国国内更大范围冲突的缩影。反对奴隶制的议员一般来自蓝岭山以西,那边黑人很少,而维护奴隶制的议员则来自蓝岭山东侧和弗吉尼亚东部,那边有许多大奴隶主,占有大量黑奴,为此曾付出大量钱财。但是也有例外,如托马斯·杰斐逊·伦道夫(杰斐逊的外孙)、托马斯·马歇尔(首席大法官的儿子)和里士满的两名著名编辑一托马斯·里奇和约翰·汉普登·普莱曾茨,他们都加入了反对奴隶制的一方。在是否废除奴隶制这一中心问题上,一百三十四名议员的投票情况表明两派意见旗鼓相当:约六十人赞成立即制订废除奴隶制的方案;约六十人(包括有些人同意奴隶制是罪恶的制度,但坚持认为消灭奴隶制的障碍是不可逾越的〕反对采取这类行动;约十几人自称赞成最终释奴,也希望立即发表反奴隶制宣言,但他们又是妥协派,宁可推迟作出决定,而不愿使矛盾激化,这些人维持了力量平衡。最后是主张保持现状者取胜,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主张很容易取得一致意见,而反对奴隶制的人在废奴方案问题上却联合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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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届议会结束之前,代表们提出了各种支持和反对奴隶制的论点——这是一次得到公开广泛报道的辩论,辩论中表现出来的良知、雄辩力、激情和论争自由是美国历来罕见的。最初几天的会议激起了很大的希望,一月七日里士满《问询报》的社论说:“据我们所知,有色人种问题委员会很可能会提出解决有色人种自由民的某种方案——但是,难道我们只能做这些?难道我们要永远容忍可能毁灭我们国家的最罪恶制度继续存在,甚至更加发展?……我国最有智慧的人应立即对此问题予以最大的关注,而且愈早愈好。”有些弗吉尼亚人听说南方同胞揭露、甚至宣扬自己社会的缺点,感到惊愕。一月二十五日进行了最后表决,结果以七十三票对五十八票击败了建议在本届会议制订法律废除奴隶制的动议。这件事的意义几天后由里士满的《制宪辉格党报》的编辑作了如下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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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调查和讨论结果最后体现在下列众院各项明确或含蓄的声明中:(1)本届议会立法废除奴隶制是不适宜的;(2)弗吉尼亚州的有色人种是一大祸害;(3)根据人道主义和政策,首先应要求迁移自由民,然后迁移将来会获得自由的人(目的在于广泛而自愿地释放奴隶);(4)但这样做会使我们财源枯竭;(5)(这是一段意义毫不含糊的声明)当公众舆论更加明朗,人民更明确地表明他们的意见,而且制定出更妥善的措施时;才便于开始执行废奴制度,众院已走到了这一步,我们认为,他们无权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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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一至三二年的辩论表面上收效甚微,但是对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只看表面现象,忽视辩论潜在影响的人们中间,立即产生了一种自我庆幸的乐观情绪。北方人把弗吉尼亚看作是南方舆论的传统领导,期待南方其它各州仿效弗吉尼亚的做法;一位北方佬甚至把这次辩论誉为《独立宣言》以来弗吉尼亚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一些北方人利用弗吉尼亚人列举的奴隶制种种悲惨后果来驳斥来自南卡罗来纳的参议员罗伯特·海恩等南方人所持的论点——认为南方痛苦的真正根源来自保护性关税。马里兰的报纸把弗吉尼亚州议会的辩论同马里兰州议会的决定相比,指出后者决定提供大量款项供殖民非洲之用,而弗吉尼亚的辩论除了空话外,没有任何结果,相反却制定了更多的警察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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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辩论在弗吉尼亚以及南方其它地方产生的主要影响是促使赞成奴隶制的人公开站出来为自己的观点辩解,给他们机会发表意见,从而为南方倾注了新的活力,利于它们维护奴隶制。在一八三二年春的州议会选举中,反对奴隶制的若干东弗吉尼亚代表被击败了。有才干的南方作家,不再满足于仅仅反驳人们对“特殊制度”的攻击,或仅仅证明奴隶制并不象人们认为的那么不人道,或认为这种制度对受害者有着某种教化的效果;他们现在开始反攻了。他们采取的新策略与新老思想都有联系,旨在说明奴隶制起了积极的作用,是个好制度。在此之前,国会于一八二○年辩论《密苏里妥协修正案》时,己有某些南方人公然站出来为他们制度的特有美德进行辩护;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支持奴隶制的一系列著作开始出现,其中包括托马斯·库柏博士的著作,证明《圣经》没有禁止奴隶制,并且各地实际上都存在不同形式的奴隶制。但是在二十年代之后的关键的几十年中,弗吉尼亚赞成奴隶制的人们所真正推崇的“圣经”是托马斯·迪尤的《评一八三一及一八三二年弗吉尼亚立法机构的辩论》(一八三二年,里士满)一书。迪尤是威廉一玛丽学院的教授,三十岁,发表此书后四年,晋升为院长,他带领弗吉尼亚学术界为南方的“特殊制度”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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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奴隶制这派的新论点的主要内容不是抽象地维护奴隶制,或仅仅说明这种制度自有《圣经》以来就存在,因而不能取消。他们的观点具有明显的美国特点,使美国赞成奴隶制的信条不同于先前的任何国家赞成奴隶制的派别,而且与本国其它地区基层社会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迪尤从美国,尤其是南方的特有环境来讨论整个奴隶制问题:“这两个显然不同的种族现在以主仆关系相处,难道能把他们分开吗?能把黑人送回非洲老家吗?难道他们真会有一天从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在文明和权利的天平上变得更有份量,以致最后同白人平起平坐?”迪尤论点中的推理是很简单的,其所以简单,是因为它是以一种共通的(带有南方特点的)前提为基础的。迪尤说这一前提在弗吉尼亚辩论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人们对奴隶制问题进行极为透彻的讨论时,有一点看来大家是完全同意的,即一旦释奴,就必需驱逐他们。”于是迪尤避免涉及宗教、伦理和社会理论的区别,而使自己的观点与经济学和日常生活紧密结合。他几乎把问题简化成单纯的运输问题。所以,难怪南方思想家中最具数字概念的J D. B.德鲍说,迪尤“关于奴隶制的精辟论文使整个南方对他感恩戴德,他是受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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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迪尤研究了关于向外殖民的各种建议,然后得出结论说:“我们决不可能用黑人的钱财把他们送走。”于是,他只需提醒他的读者注意这一公认的看法:“释奴而又不驱逐他们”是根本不可思议的。“从经济和道德角度来看,奴隶完全不配在白人中间自由生活。”因此,他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不管奴隶制本身是好是坏,它是黑人在美国生活的必要条件。当然,他还用《圣经》、社会学和生物学的观点来美化自己的论断,这些观点已被运用于实际而且颇有吸引力,在以后几十年中人们也不断地引证这些观点。但是他论点中最新、最有说服力的是其简朴性、顽固性以及浅显的事实依据。难怪《美国电讯报》有影响的编辑、民主党头面人物达夫·格林再版了迪尤的论文,售价仅六分,其意图是藉此把南方人团结起来。站在对立面的共和党领袖约翰·昆西·亚当斯也说迪尤在美国历史上开创了新纪元。亚当斯讲得很对。迪尤把奴隶制放在美国特有的环境来考虑,从而激化了南方的立场与美国其它地方(新英格兰人、西部的移民们和新贵们)的观点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这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是通过建立和发展新的城市,吸引新的定居者,把他们融化到新的社会里而逐渐繁荣的,因此南方的“特殊制度”就显得十分突出,成为鲜明的对照。现在奴隶制问题被称为一个移民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南方人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同意让这些移民留在美国,但把他们排除在美国的社会之外。尽管当时在美国少数民族聚居区一般还不为人们所熟悉,但是南方人不仅创造了他们自己的聚居区,而且还声称这对南方的和平和繁荣是必不可少的。从美国历史的长河来看,与其说是奴隶制度(大多数其他欧洲民族都以不同形式经历和跨越过这种制度)还不如说是“永远无法同化的移民”这种观点,对南方和整个国家造成了灾难。即使奴隶制在法律上被废除之后,黑人是“永远无法同化的移民”的观点仍然根深蒂固地在南方继续存在。只要这种观点继续有市场,“释奴”在很大程度上就无法行得通;按照迪尤及其追随者提出的中心论据,解放黑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迪尤写道:“意大利和法国的奴隶可以得到释放,或者逃往城市,有关他过去地位的一切情况很快就会无人知晓,他可以渐渐同周围的自由人融成一体。但是不幸的是,被解放的黑人永远带着时间不能消除的印记,表明他低贱身份的记号是永远不会磨灭的;‘埃塞俄比亚人改变不了他的肤色,花豹也消不掉它身上的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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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二十四 隐蔽的社团:黑人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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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强加给黑人移民的遭遇同来美定居的其他移民的遭遇截然不同。黑人在启程运往美国的那一刻起,就受其主人所订的各种法规的约束和控制。他只是在抵达美国后才渐渐地被迫认识到自己处于何种境地,必须干些什么。一开始他就处于暴力统治之下,但即使他摸熟了主人的脾性和要求后,仍被告诫说,他不能参加主人更大的事业或为更崇高的目标奋斗。美国的经验是:社会先于政府而成立,即在形成有效的力量促使人民服从之前,人民先要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但这条经验不适用于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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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西迁移的人群中,尤其在新兴城市中,竞争和自愿的精神占上风。建设事业推动者们总是这样说:既然来了,就决心住下去,因为他是自觉自愿到这个地方来的;他喜欢周围的社会,认为这里比任何其它地方都好;他还劝别人也在这个城市定居,并不是因为那些人迫于法律或传统的原因不得不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被当地美好的前景所吸引。但是在奴隶的生活中这一切是决不会发生的。他们生活的特点就是听命于人。奴隶是任人摆布的东西,除逃奴外,他们始终不算是移民,而只是别人的一笔动产。即使他们有时发现自己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例如西南边界的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这也并非出于他们本人的选择,而是根据他们主人的旨意。奴隶感到不能与自己的朋辈享有共同的目标,也不能和他们认同,上述情况只是原因之一。富兰克林·弗雷泽曾指出,奴役黑人的方式是从他被放到“新世界”之时起,就摧毁他的非洲文化和传统习惯。要一个奴隶彻底忘记他原来讲的非洲话而从头学习他主人所讲的语言很不容易。非洲的语言多如牛毛,而奴隶们又来自不同的地方,讲的方言各不相同,所以最初连奴隶之间也难以交谈。这一点同有关口语历史的所有其它问题一样,不易搞清,只能推测。但是,我们掌握的少量资料表明,除了其它因素外,确实存在语言上的障碍,使刚到美洲大陆的黑人更加觉得自己与世隔绝,孤单寂寞。直到今天,在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大西洋沿岸的一个地区,仍有力数不少的黑人讲一种叫古拉赫的语言,其中许多词汇起源于西非二十多种不同的语言。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今天,语言仍然如此复杂,那就不难想象南北战争前的状况。那时大批黑人都是在非洲出生的,而且每年还有更多的黑人源源不绝地从非洲运来。直至一八五八年(宣布贩卖非洲奴隶为非法后半个世纪),仍有的四百二十名黑人直接从非洲运到佐治亚州的一个港口。不难设想当时语言不通造成了多大的混乱!奴隶主不屑学习奴隶的语言;奴隶之间又无法用母语交谈,所以只好学习或创造一种“洋径浜”语言来交谈。非洲移民是没有家庭的。没有记载表明美国存在过一般的非洲家庭结构;各个家庭都被进口奴隶的人口贩子粗暴地拆散。同时,奴隶制度又设置了种种障碍,使黑人不能象南方的白人那样在美国建立自己的家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黑人没有姓。当然,到美国定居的移民中,不单单是非洲人没有家族姓氏,在十七世纪,瑞典人、亚美尼亚人、犹大人都没有把姓带来。据汉德林夫妇的分析,到十八世纪,这些人都又取了姓,唯独黑人没有。奴隶制造成的种种不人道结果,最严重的莫过于阻挠和转移母爱。富兰克林·弗雷泽在其经典著作《美国的黑人家庭》(一九三九年)一书中说:”母亲不能随意对孩子有自发的感情上的流露,哺乳和抚爱孩子也受到限制,因此她常常对自己的孩子显得很冷淡,这成了很自然的事。”南北战争前几十年中,家佣奴隶买卖兴旺起来,孩子与母亲分离便日益普遍,因为在奴隶居住的地方不可能单独建立家庭。黑人褓姆与其“白人孩子”的关系转移了她母爱的冲动和注意力,因为主人要求她细心照料爱抚白人孩子。弗雷泽指出,关于理想化了的黑人母亲的种种传说,主要起源于黑人褓姆的传统(对她们来说,母爱只不过是为别人尽义务而已),而不是起源于她们在奴隶制度下为自己孩子作出牺牲的故事。黑人家庭中母亲至上,是奴隶制的残酷现实造成的,在这种制度下,她的主人把她的孩子看作是自己的财产,夫妻关系的也由于外来因素而变得非常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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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奴隶和黑人自由民都是没有公民权的,也不能参加政治社团,如各种城镇会议,所以就更感到与世隔绝。同样,奴隶显然也不会感到自己与社会命运相关,因为只有拥有财产、参加经济竞争、与人合股开办企业的人才会有这种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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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奴隶不是任何社会的一分子。甚至他同自己劳动的种植园或自己所尊敬的主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不征求他的同意而结束,主人可以擅自决定奴隶新的劳动地点。赞成奴隶制的许多经济上的理由之一是:劳动力可以由雇主随意调迁。许许多多不依奴隶意志而转移的或者奴隶根本毫无所知的事情——奴隶主宣告破产,接遗嘱清偿房地产,烟草、大米、棉花等农产品价格的变动,甚至白人主人一时高兴或动怒,都可以迫使奴隶离开自己的家乡、家庭和朋友,到一个并非自己选择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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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黑人在什么地方才能感到自己是生活在自己的社会之中呢?他的处境同两个世纪以前到美国来定居的清教徒移民颇有一些共同之处,甚至威廉·布雷德福关于早期移民是出于宗教原因而迁来美国的解释也或多或少适用于黑人。“事实上,他们永远也不可能登上毗斯迦山,从这荒凉的原野看到美好的前景,产生希望,因此,他们除了乞求苍天之外,四顾茫茫,从外界任何事物中都得不到安慰,也得不到满足。”所以,黑人力图摆脱其孤立处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无需从非洲后裔身上寻找一些牵强附会的表面论点来说明黑人笃信宗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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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感情的加深可以略微减轻一些奴隶制带来的痛苦,这种感情是出自个人内心的,十分天真、炽烈,不为习惯势力和人为的问题所动摇。在黑人身上,清教徒所指的“公开的”和“隐蔽的”教会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这在过去和今后都是罕见的。美国黑人的宗教体验是与众不同的,由于他们深深感到惶恐、孤独、无能为力,他们只能祈求上帝保佑,以求减轻他们的痛苦,这种在黑暗中探索的感情迄今在黑人灵歌中仍有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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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有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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