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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历史上的偶然事件也促使南方采取这种灾难性的过于简单化的做法。在卷帷浩繁的罗马法统辖领域里（西班牙就曾受其管治），许多种族都遭受过沦为奴隶的厄运。但是，在英属北美，除去偶尔把印第安人变为奴隶外（这在经济上从未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从十八世纪初以后，这种现象在南方已基本上绝迹），只有黑人当奴隶。于是，在西方的历史上，奴隶地位第一次和种族差别联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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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南方人就认为，种族差别本身就足以证明奴隶制是正确的。古时候，由于战争或贫困，任何人都可能沦为奴隶。根据那种情况制定的详尽的古老法律到此就成为多余，与现实风马牛不相及。卡尔洪解释道：“困难就在于种族的差别。两者之间的，界限实在太明显了，而且习惯势力和教育程度使两者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他们不可能按照不同于现存关系的任何其它关系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里，尽管在当时实行奴隶制的各州，两者的人数几乎相等。”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全部差别就是白人与黑人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看来就无需在法律上把权利划分等级，而这一点正是罗马法和其它奴隶法的特点。尽管有许多混血儿，但南方的法律一般只区分黑人（即奴隶）和白人（即自由人）。南方人用生物学和种族理论来为奴隶制进行辩护，因而就抛弃了希腊哲学和罗马法视为神圣的根本原则。这样一来，南方人就不知不觉地把他们的“特殊制度”置于最不牢固的基础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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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时期曾经主宰南方宗教感情的英国国教对上述过于简单化的做法也起了椎波助澜的作用。英国教会人士摒弃了罗马的古老传统和罗马天主教对待奴隶制和非欧洲种族的巧妙手法，允许教会认可南方奴隶制的专制特性。英国国教直到很久以后才慢慢地承认到黑人是“可以洗礼的生物”。如果奴隶不是基督徒，他的“婚姻”就不可能是神圣的，因而就无需法律上的认可。随着黑人人口的增长，教会越来越害怕奴隶造反，所以往往赞成禁止对奴隶进行教育，或禁止允许他们集会的规定。在南方奴隶主看来，他们的“特殊制度”必然是静止的和僵硬的，这种制度的僵硬性正是其完美的反映。任何“干预”，即对主人的权力作任何限制，都只能意味着废除奴隶制，没收奴隶主的财产（奴隶）。卡尔洪及其顽固的追随者竟然认为，奴隶制“不仅关系到我们的自由，而且更为重要（如果有什么东西能比自由更为重要的话）的是，关系到我们的生存。在实行奴隶制的各州，两个种族之间的现存关系已经持续了两个世纪……没有别的关系能取代它。”在南方的全盛时期，这种关系变化之微是令人惊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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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奴隶法最突出的特点是其数量之少。只有一些零零星星的有关奴隶服从和限定其权利的规定。南方的殖民者（路易斯安那州除外，因为该州继承了罗马法）对制定一部完整的奴隶法典这项任务感到望而生畏，他们只是偶尔订出一些条例。南方没有任何法律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奴隶法典，足以同保护西班牙帝国的奴隶及其他臣民的西班牙法相媲美。南方在情况紧急时也不时通过一些镇压性的立法（有时称为“法规”）来应付临时紧急情况，但奴隶法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仍然少得可怜，也许可说是现代社会用来管理其劳力及其最重要的财产所依据的成文法中最薄弱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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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出版的关于奴隶法的书籍数量也同样少得惊人。当然，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南方的律师、法官、传教士、医生和政客也写过几十篇为黑人奴隶制辩护的文章。他们申辩说，这种制度是建立在人性、生物学、神学理论和《圣经》的基础之上的，永远受到习惯法和联邦宪法的保护。然而，对日常的奴隶法他们却几乎没有写出什么论文。除去少得惊人的几个例外情况，有关的法律性书籍都是北方出的。关于美国奴隶法的最重要论文——《美国自由与奴役的法律》（一八五八；一八六二）一书的作者约翰·科德曼·赫德就出生在波士顿，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和那鲁大学学习过，其主要活动是在波士顿和纽约。有的北方人，如费城的乔治·斯特劳德和纽约的威廉·古德尔也写过法律论文形式的废奴主义小册子。其他一些人，如纽约的雅各布·惠勒，他们没有什么改革的抱负，却也提供了有价值的法律裁决汇编集。值得注意的是，南方律师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著作却寥若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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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以奴隶制为基础居然引以为荣，这种怪现象可以用另一个怪现象来作某种解释（南方人自己也经常注意到这一点），即法律条文——法律书上为数有限的几条规定与实际做法大相径庭。南方“特殊制度”的维护者很难否认，从书上找出来的法律条文看来是非常苛刻的。但是，他们一再提醒人们，南方实际上赖以生存的法律并没有写在书上。南方为数有限的几篇法律论文也警告人们不要把这些法律条文当成南方生活方式准确的描述。佐治亚州的托马斯·科市写的《黑奴法探究》（一八五八）是南方论文中年容最广泛、从法律角度看也是最杰出的作品。科布指出：“由于自然法则和明确的法规，尤其是由于文明和基督教启蒙思想的影响，这里的奴隶制已有很大的变化；因此，往往很难查出许多起护墙作用的纯法律根据，而否定法律依据的存在是会使开明人士大为惊愕的。”正如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官约翰。贝尔顿·奥尼尔和其他杰出的南方人士所强调指出的，奴隶制的第一条“法律”，“就是主人对奴隶的仁慈……奴隶制成了一种家庭关系，就其关系深浅而言，仅次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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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对奴隶制怀有敌意的观察家也注意到，法律书上行文苛刻的条文没有得到严格或正常的贯彻执行。许多法律是在恐惧或歇斯底里的时期通过的，通过后就被束之高阁，等到出现紧急状态时才翻出来。如此反复无常、随心所欲、难以预料地履行法律条文，除了当代那些极权主义国家外，这大概是空前绝后的。维护奴隶制的南方人强调这样会改善奴隶的处境，然而实际上，背离法律条文的做法使奴隶的处境比法律允许的要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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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法律和实践之间的差距是普遍存在的。一八三五年，一位北方的旅行者指出，“法律上对奴隶的限制是严格的，但在事实上并非如此。”南方人的下列申辩是正确的，他们说，废奴主义音从法律书上读到的并不能确切反映南方的真实情况。我们已经指出过，法律不允许奴隶举行宗教集会，但奴隶主并不严格遵守这一条。还有许多其它例子。法律建立了“巡逻制度”。即由地方民兵来限制奴隶的活动，规定是明确而又严格的。然而，在太平时期，这一条也没有严格执行。法官在法庭上要求“巡逻队严格监督，那怕是无关紧要的、轻微地违反法律条文也不放过。”一般来说，法律不允许奴隶做买卖，禁止他们获取马匹、船只、火器，以及其它可以用来潜逃或造反的物品。但是，为了让奴隶更好地为他们的主人服务，或者是从事有用的职业，这一条规定就被置之不顾了。许多法律规定禁止教奴隶读书或写字；被其它地方广泛效法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旱在一七四○年就规定，违者每次罚款一百英镑。为了对抗废奴主义读物的威胁，实际的量刑加重，立法也增多。然而，一八五七年，一位对奴隶制持敌对态度的苏格兰旅行者报道说，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几乎每一个奴隶的孩子部在学习认字；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有二，三十名黑人靠教他们的奴隶同伴识字，每月挣一美元；白人公然在旅馆的过道里教黑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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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布在他著的《黑奴法探究》中解释道：“奴隶不得签订契约的规定也扩大到婚约，因此，在奴隶之间就没有法律上得到承认的婚姻关系。”可是，这方面的事实也远非如此。奴隶之间的婚姻是得到承认的，只是方式各有不同。婚礼由黑人或白人传教士主持，婚礼后有时还有宴会，主人和其他人还送札致贺，这些都是常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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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南方就不可避免地将其不成文法理想化，认为是它使南方的社会得以存在下去，使其制度变得完好。正是由于这是不成文法，就似乎最不容易改变。不成文法不仅是管治南方的准则，而且是君临南方的金科玉律。南方人就象过去的教友会教徒一样，担心失去一切，因此就不容忍任何妥协。教友会教徒靠不成文的神学过日子，南方人靠的是不成文的民法，二者都是僵硬而固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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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二十六 南方绅土如何恪守“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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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人托马斯·杰斐逊在他所起草的《独立宣言》结尾，提出“我们神圣的荣誉”这个最高的保证，来支持英属北美的宪法权利。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南方的绅士把他们的社会礼法变为某种与个人密切相关的东西，南方绅士对待地位相等的人和对待自己的下属一样，不是靠法律条文来管束。然而，说他们根本不遵守任何法律，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它们会服从一部尽管含糊但却严格、尽管难以捉摸但却要求很高的不成文法，这部不成文法是如何形成的，它如何让人自愿地但又不折不扣地服从，这就是本节要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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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人和奴隶之间，不成文法——仁慈和良心之法，在于体现成文法的精神。可是，在南方地位相等的人们之间，被称为“社会礼法”的不成文法包括的范围更广，内容更带有强制性，遵守社会礼法的南方绅士肯定不仅会撇开成文法，而已会公然违反成文法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严重仇怨。社会礼法的核心是决斗。南方制度的辩护士们把决斗称之为南方伦理道德的试金石，他们这样说是对的。因为它表明南方头面人物甘冒生命危险去维护的是什么。这也帮助我们懂得什么是他们所指的男子气概、体面正派和勇敢无畏。南方盛行的决斗一事特别能说明问题，因为这种做法在法律书上是明白无误地被宣布为违法的。十九世纪初，南方各州正式印刷出来的法律都明确禁止决斗，而且法律行文既不含糊，也不温和。北卡罗来纳州一八○二年颁布的法令规定决斗者判处死刑。还有，南卡罗来纳州一八一二年颁布的法令规定，决斗的全部参加音，包括决斗音的助手，都要判处一年徒刑，罚款二千美元：把对方杀死自己幸存的决斗者犯有杀人罪。决斗者若因此而受到刑罚，就不能从事法律、医疗等职业，也不能进入政府和公共机构任职。有的州，如亚拉巴马州，律师、立法机构成员和其他官员必须宣誓从未参加过决斗，也没有作为助手或以其它方式帮助过决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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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决斗并非南方古老的传统。殖民时期的英属北美各地，包括南方在内，很少发生决斗。从第一个英国移民永久性定居点詹姆斯敦的建立到独立革命的一个半世纪里，各殖民地加在一起才有大约十二起决斗。美洲殖民地的舆论总的来说是谴责决斗这种做法的。在当时，弗吉尼亚的一位绅士可以对决斗挑战置之不理而不丢面子，挑战者本身却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少数几起决斗往往是在军人之间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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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斗是到了美国独立革命时才传播开来的。有门第思想的欧洲军官（英国的、德国的和法国的）来到这里进行一场公开的战争，也带来了以私下火拼来维护绅士荣誉的骑士传统。法国将军罗尚博和德格拉斯所带领的那批青年贵族对于某些纠纷喜欢用决斗的方式来了结；据说，拉斐特曾挑英国人派来的和平高级专员卡菜尔伯爵和他一对一交手。又过了一段时间，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波拿巴垮台后，新奥尔良的法国流亡贵族又刮起了一阵风，路易斯安那人把它称做“作为生活中另一种调味品的决斗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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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立革命到南北战争这一段时期里，决斗事件在美国明显增加，决斗在全国各地时有所闻。巴顿·格威内特签署《独立宣言调后不到一年，就在佐治亚州的一次决斗中被打死（这件事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他的亲笔签名的价格竟大大上涨）。最臭名昭著的决斗是一八○四年七月十日，艾伦·伯尔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间的决斗。决斗的地点在新泽西州韦霍肯高地，汉密尔顿被打死的地点正好是他的儿子菲利普不到三年前在一场决斗中丧生的地方。伯尔与汉密尔顿的决斗促使那鲁大学校长蒂莫西·德怀特告诫学生们千万不要决斗（一八○四年九月九日）。随着北方在其它方面进行改革的热情的高涨，反对决斗的运动也取得了一定的势头。然而，与此同时，决斗却在南方深深地扎下根来，直到南北战争结束后很久，才算销匿下来。一七九○年后才显赫起来的南方政治家当中，很难找出一人是没有卷入过决斗的。当然，见不到记录这些事的官方资料流传下来，因为，尽管决斗是非法的，但遭受起诉的却极少，因此，就不可能有可靠的统计资料。决斗的事很多，我们所知道的只不过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安德鲁·杰克逊、亨利·克莱、劳诺克的约翰·伦道夫、杰斐逊·戴维斯、亚历山大、斯蒂芬斯、朱达·本杰明、w.L.扬西和萨姆·豪斯顿都先先后后向别人挑过战，或者受到过别人的挑战，而且多数人还不只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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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这段时期的历史充满着以显要人物为主角的决斗悲剧。例如，亨利·克莱对汉弗莱·马歇尔（一八○九年一月十九日），其后又对劳诺克的约翰·伦道夫（一八二六年四月八日）；詹姆斯·巴伦对斯蒂芬·德凯特海军准将（一八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在马里兰州的布拉登斯堡），德凯特被打死；托马斯·哈特·本顿对查尔斯·卢卡斯（一八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圣路易），卢卡斯被打死；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威廉·克莱本对丹尼尔·克拉克（一八○七年夏，在新奥尔良）；埃德蒙·弗拉格对弗吉尼亚州维克斯堡《哨兵报》的编辑（一八四○年）；演员埃德温·福雷斯特对詹姆斯·考德威尔（一八二四年在新奥尔良，考德威尔不接受挑战）；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将军（当他受到挑战时，他表示了歉意井予以拒绝）；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詹姆斯·汉密尔顿据说进行了十四场决斗，每次都把对手打伤；肯塔基州的罗杰·汉森，后来当上了南部邦联的将军；佐治亚州的国会议员乔治·麦克达菲对佐治亚州的另一名国会议员威廉·卡明（一八二二年，在首都华盛顿），其后对肯塔基州的国会议员托马斯·梅特卡夫，最后又对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约瑟夫·万斯（万斯拒绝）；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议员理查德·斯佩特对该州的国会议员约翰·斯坦利（一八○二年）。还有其它许多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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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公职人员之间令人难忘的争斗也往往是在决斗场上进行安德鲁·杰克逊少将（后来担任了总统）一八○六年五月三十日同一位英俊的律师、运动员、花花公子查尔斯·迪金森在肯塔基州洛根县的州界上（为躲避田纳西州的法律）进行决斗。这场决斗的背景是政治上的对立（杰克逊当时已担任田纳西州上诉法院的法官和国会议员），女人的名声，对马匹的爱好和南方骑士的其它名堂。杰克逊这一次表现不够光明磊落（他第一枪没有打响，扣了第二次扳机），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一直都有影响。亨利·克莱同汉弗莱·马歇尔决斗是因为马歇尔攻击克莱在肯塔基州立法机构支持保护制造业的措施是“蛊惑人心”。两人都受了轻伤，但克莱三个星期没有去立法机构开会，他的支持者事后吹嘘说，他们的英雄“是第一个出来支持保护制造业的，并为此而战斗、流血”。朱达·本杰明因为杰斐逊·戴维斯在辩论中使用了有损名誉的字眼而提出同他决斗，戴维斯拒绝了，并公开道歉，表明他对本杰明品格的高度敬重。此后，两人之间开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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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零星的线索表明，决斗在南方的头面人物中是多么盛行，而且公众舆论又是如何乐于宽恕或赞扬这种做法。例如，亚拉巴马州议会一八四一年通过特别条例点出十二名公民的名字，允许他们不作放弃决斗的宣誓；在后来的六年中，亚拉巴马州议会至少有两届通过类似条例。新奥尔良一位女士回忆道：“决斗次数的记录就象向一位美女求婚的记录一样保存着。”有些人声称决斗过五十次。有一个人同他的妻弟决斗；还有父子俩在同一天和别人决斗。一八三九年的一个星期天，仅在新奥尔良一地就有十场决斗。在老的墓地，有许多墓碑上镌刻着：“死于决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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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规则之详尽和冗长也进一步证明决斗的频繁。用得最多的手册是《社会礼法》，或者叫《决斗者本人和助手通用规则》（一八三八年），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约翰·莱德·威尔逊撰写的，再版了多次，最后一次是一八五八年。在路易斯安那州，人们则倾向于采用新奥尔良人约翰·麦克唐纳·泰勒所订的决斗《二十六诫》，因规定得更为填密。各地使用的武器也不一样，在路易斯安那州用剑，在肯塔基州用手枪。真正的绅士是懂得有关礼仪的：下挑战书应当使用“彬彬有礼的语言”，避免使用辱骂性的字眼；应当拒绝非绅士身分的人的挑战：应给予自己的助手适当的权力。社会礼法的细节也得到广泛遵守。一八○六年杰克逊和迪金森决斗的正式安排是由双方的助手签署的，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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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同意距离应为二十四英尺，两入面对面而立，手枪与地面垂直。双方各就各位，一俟发出“开枪”信号、即可以自行决定迅速开枪。如果有一方在信号发出前开枪，我们保证立即开枪把他打倒。发信号者和位置的选择均由油签决定。我们双方同意在涉及安德兽·个克逊将军和查尔斯·迪金森先生荣誉的事件中将遵守上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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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有人向安德鲁·杰克逊挑战，要求决斗。杰克逊“知道此人不是绅士”，遂明确拒绝；但表示愿去任何“偏僻的小树林”进行非正式的射击，条件是双方达成明确的谅解，这不是一次绅士决斗。还有一次，遐迹闻名的决斗者，曾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的小詹姆斯·汉密尔顿，在佐治亚州的国会议员乔治·麦克达菲同肯塔基州的国会议员托马斯·梅特卡夫决斗中，当麦克达菲的助手。梅特卡夫选择用来复枪，违反了规定，汉密尔顿就拒绝让麦克达菲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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