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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废奴主义的宣传品被当地邮局销毁，为了“公众的安全”留难联邦邮件已经成了南方自鸣得意的防患手段。布坎南总统的邮政部长——肯塔基州的律师约瑟夫·霍尔特，一八五九年批准了地方上关于禁止邮寄废奴主义宣传品到弗吉尼亚州的裁决。他的兄弟R.S.霍尔特是一名南方的爱国者，在一八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提出责问，“南方的骑士”敢不敢允许进口北方的冰，来冰镇薄荷冷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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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特殊制度”维护者中的极端分子乔治·菲茨休在他写的《食人生番》（一八五七年）一书中用整整一章专门介绍“主义的哲学”，说明它“为什么在北方盛行，而不在南方盛行”。他提出的理由极为简单，因为北方更需要改革，而南方由于得益于奴隶制，没有什么坏事，因而无改革可搞。他说，改革就象公共慈善事业一样，在南方是多余的，在北方则是必要的。只有一种“主义”在南方具有某种号召力，那就是各种主义中最无激进色彩的禁酒主义，在南北战争前那三十年多点的时间里，禁酒运动是唯一曾吸引南方一小撮领导人的“改革”。继卡尔洪当参议员的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巴恩韦尔·雷特（他有时候被称为“脱离联邦运动之父”）和弗吉尼亚州的州长亨利·怀斯（后来成为南部邦联的将军）都是赫赫有名的绝对戒酒主义者和禁酒运动的先锋。一八三九年，佐治亚州一名富有的种植园主约瑟夫·弗卢努瓦带了一份醒目的禁酒请愿书在州内周游，他在佐治亚州立法机构内征得了五十四票的支持，票数不算少，但却遭到九十八票的反对，因而提案还是被否决了。一八五一年，佐治亚州“禁酒运动赤诚斗士”组织号称有一万三千多名会员，数字相当惊人。弗吉尼亚州布雷莫的约翰·科克将军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富有种植园主，领导“弗吉尼亚大学访问者协会”达三十三年之久，他发起一场运动号召在全国禁酒。一八三六年，科克当选为“美国禁酒联盟”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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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南方人抛出一种论点，认为南方绅士“户外骑马的生活方式”足以说明他们为什么对社会持一种“泰然自若”、不挑不拣的态度，而北方人口密集的城市则成了煽动者和狂暴的改革者天然的藏身之地。无怪乎乔赛亚·霍尔布鲁克一八二六年在马萨诸塞州米尔伯利创立的美国讲学团运动虽然不到两年就建立了近一百个分支机构，但在南方却响应者寥寥。南方的听众不欢迎有争议的演说，诸如波士顿的美国讲学团、费城的富兰克林学社、纽约的古柏联合会以及无数其它团体带到公共讲坛上来的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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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没有大量的欧洲移民，这也有助于南方不受外来思想的影响。在新英格兰，外来的德国超越论和东方神秘主义成了许多改革方案的先导。通过卡尔·舒尔茨这样一个人，德国的政治思想对于在西部建立共和党起了促进作用。在南方则没有什么可同上述情况类比的事例。唯有为了逃避德国的政治迫害（一八一九年至一八二四年）而侨居美国的自由派难民弗兰西斯·利贝尔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他在南卡罗来纳大学任教，但人们怀疑他同情废奴主义，因此，尽管他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却未能当选为该大学校长。南方最富有“欧洲”色彩的特点之一，是不通过素有抱负的移民或失意的革命者而是通过整洁的书籍引进思想。南方北部的主要铁路都通向北面，而不是由海港往南通向，这也妨碍了南方直接从欧洲引进思想。由于南方的新思想主要是从北方输入的，因此，这些改革思想不是完全走样也会部分走样。改革思想从欧洲零零碎碎地传到北方，等这些思想到达南方时，往往一古脑儿搬来，其中包括废奴主义。这样一来，各种改革都带上了北方的色彩。就在这段时期，在北方和西部，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正是扩大公民选举权和群众性政党兴起的时代。在全国性的政治中，“弗吉尼亚王朝”时代，即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和门罗的时代，只延续到大约一八二五年；当时，获得选举权仍必需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新泽西州（于一八○七年）和马里兰州（于一八一○年）废除了有关财产的限制，但是，直到西部几个州（印第安纳州于一八 一六年：伊利诺伊州于一八一八年；亚拉巴马州于一八一九年）获准加入联邦后，白人男子普遍享有选举权的原则才广泛传播开来。民主化的运动逐步在人口稠密的康涅狄格州（一八一八年）、马萨诸塞州（一八二一年）、纽约州（一八二一年）占了上风，随着其它各州宪法的修改（一九一六年至一八三○年），民主化又进一步获得了新的势头。到一八三○年，有资格投票的选民人数比十年前翻了一番。随着争取群众的新政治的出现，各全国性政党的代表大会、大吹大擂的竟选运动、城市里的党派头头、地方政治机构以及精心设计的政治交易……也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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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自成一体的南方，人们认为所有善良的人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折衷妥协和争取群众的手法井没有受到那么高度重视。从殖民时期起，一个人在弗吉尼亚川议会里不必与任何强有力的利益集闭对抗就能够取得政治权力，因为那些能畜善辩的大种植园主干脆就代表那些干那么善于言辞的较小的种植园主。C.S. 西德诺指出：“人们试图并行不悖地前进，而不是相互冲突对立。”几乎每一个白人男子从事的都是农业；种植园主只有大小的不同，而不是他们从事活动的性质有什么不同。州议会商议起事情来更象一个商会，而不象是一个多元化社会的立法机构。这就为南方社会确定了以下的模式：它重视的是忠诚和信誉，对折衷妥协则没有什么经验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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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衷妥协实际上近于耻辱，因为荣誉就象贞节一样，不可能有程度的大小。一八三○年之后，南方的绅士越来越忠实于它们的社会礼法，就如同殖民时期的教友会教徒忠实于自我的纯洁和良心一样。这反映出他们对政治艺术的不理解，而且抱着越来越藐视的态度，南卡罗来纳州的编辑本杰明·佩里在一八六○年声言：“即使你们大家现在都去见魔鬼，我也同你们一道。荣誉和爱国心要求我同我的州站在一起，不论这样做是正确还是错误。”这番话同教友会的殉难者玛丽·戴尔的话何其相似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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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宗法社会里没有冲突变成了不言自明的道理。不论什么事情只要对主人有利，对奴隶也一定有利，所谓黑人与白人之间、商人和种植园主之间的利益对立，都是北方宣传家们捏造出来的。既然没有什么值得尊重的“特殊利益”，那么南方每一个正直的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是为整个南方社会说话的地地道道的政治家。唱反调的人将逐渐背上叛逆的黑锅，而凡被指责为叛逆的人，就要到决斗场上去维护自己的名声。政治是一个公开的讲坛，在这个讲坛上，争论永远不会有结果，这只能消磨掉爱国主义这一纯洁朴质的美德。南方人认为，严重的分歧可以在“决斗场上得到解决”，因为在那里，社会礼法会为双方剖白。南北战争最终把整个国土变为“决斗场”。后来当了南部邦联副总统的亚历山大斯蒂芬斯极力主张，南方人民应当“不惜冒任何风险”，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尽管这仅仅涉及到他们的荣誉。”弗吉尼亚州州长怀斯一八五六年宣称：只要南方的荣誉被“扎上一针”，就足以证明可爱的联邦活该破裂，从南方的观点来看，南北战争是为了雪耻，而不是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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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报纸的编辑经受的磨难反映出南方政治的不妥协精神。那些想活命的编辑部小心翼翼，不敢得罪人。既然受到诬蔑而上法院告状被认为是懦弱的表现，那么，当编辑的就只得一手拿笔，一手握着手枪，时刻准备为维护自己的观点而决斗。举例而言，一八三二年，本杰明·佩里的《格林维尔登山家报》反对南卡罗来纳州的“拒绝执行联邦国会法令的条例”，极力主张妥协。这时，对立面的报纸《格林维尔哨兵报》的编辑特纳·拜纳姆就向他发出决斗的挑战。用佩里的话说，拜纳姆是“一个奸诈的蛊惑人心之徒，一个阴险狡猾的诬蔑者。他的所谓爱国主义就是自私的狡辩，他的骑士精神不过是一片废话。”一八三二年八月六日早晨，决斗双方的助手在图加卢河一个岛上的一块林间空地上丈量了场地。佩里是不愿上决斗场去和拜纳姆对阵的。结果，把对方打死了才了结这桩事情。另一例子是，《红色棍棒报》的编辑人休斯顿有一次奚落民主党推举奥尔塞·拉布兰奇（他是路易斯安那州少有的几个从未决斗过的人之一）参加国会，说他“既无头脑，又缺乏男子气概”。结果当然免不了一场决斗，休斯顿被打死，拉布兰奇维护了自己的荣誉。就在南北战争前不久，《里士满问询报》的编辑詹宁斯。怀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决斗了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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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南方利益的维护者竭力吹嘘说他们不受“公众舆论”的影响，似乎公众舆论就是瘟疫。在南北战争前的三十年里，南方主张有少数人学识渊博就可以了，多数人不必有文化。当时为居统治地位的种植园主的子弟办的大学和军事学院兴起来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弗吉尼亚州白人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比马萨诸塞州高；一八六○年，按总人口计算，弗吉尼亚州和佐治亚州的“大学”的比例高于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但南方的公共教育事业就不行了，初等和中等教育制度，以及总的文化程度都远远落后于北方。尽管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南方的文盲要比美国任何其它地方多，因为大多数黑人是文盲，白人中的文盲也远比北方多。南方强调领导者应是受过教育的，这同他们不关心民众的教育是一致的。乔治·菲茨休一八五七年说得很极端（此人说话一贯如此），“为确保取得真正的进步，我们必须解放天才，囚禁庸碌之辈。让少数人获得自由，叫芸芸众生去当各种形式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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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南北战争这段时期，世界舆论强烈反对奴隶制，但南方的绅士则我行我素，置若罔闻。杰斐逊原来认为，“对世界舆论应有的尊重”是爱国主义的支柱，现在似乎反而成了叛逆行为。一八六○年，D.R.亨德利得意洋洋他说：“南方的绅士……要的是自己的正直的见解。他们宁愿当种植园里最下贱的奴隶，当最懒惰、最无知的黑人小工，背上有监工鞭子抽打的血迹，也不愿意成为‘那玩意儿’——最懦弱、最可怜的笑柄——‘公众舆论的奴隶’。……因此，南方的绅士从未受到过，现在也不受世界人民对‘特殊制度’谴责的影响，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是地地道道勇敢的、自食其力的、有良知的人；他们知道自己对职责所抱的信念，并敢于按照这种信念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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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屑于迎合舆论潮流以及无意于协调矛盾双方的利益，也是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政治学说蓬勃开展的原因之一。如果新英格兰人、纽约人、伊利诺伊人对妥协折衷不是如此热衷，他们相互间的区别也可能会更加明显。这个时期是美国政治学说蓬勃发展的年代，而几乎所有可以与旧世界匹敌的美国政治学说成就都出自南方。南方人生活在不成文法僵化不变的绝对统治之下，竟然能成为概括政治思想精革的能手，这确实是人们所意想不到的。第一个出现的政治学泰斗是弗吉尼亚州卡罗琳县的约翰·泰勒。在他一系列坚定有力、逻辑推理缜密的著作中，他坚决维护南方的土地均分论和州权主张。他的主要著作有：《农业论文选》（一八一三年）、《美国政体原则与政策的探究》（一八一四年）、《建国与宪法剖析》（一八二○年） 、《揭开苛政真面目》（一八二二年）、《宪法新论》（一八二三年）。接下来出现的是卡尔洪，他的两部著作《政府研究》与《论美国宪法和政体》（均在他死后出版于一八五一年）是美国政治思想成就的丰碑。最后又出现了佐治亚州的亚历山大·斯蒂芬斯，他所著《从宪法角度看最近一次州际战争》（一八六八至七○年）是剖析南方权利的权威著作——这连续出现的政治学说三巨头在整个美国历史中是无与伦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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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八三九年，那些讲求实际的北方人就用”形而上学政治家”一词来讽刺南方的爱国音，以示“有别于另一类人，即具有发展贸易和交通运输事业这种直接目标的人。北方的报纸每份只专谈政治体制中的某一个“具体问题”，例如：有的主张在纽约开办一所银行、有的主张在费城办一所……等等。”但南方辩护士们所追求的却不是什么具体项目，也不是某个地区，而是越来越热衷于一种抽象的事业——“为了南方”。南方所谓的政治实际上根本不是政治。南北成争之前南方的代表们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甚至是梅肯、奥古斯塔、查尔斯顿等地召开的所谓“商业会议”，几乎就得不出任何实际方案。一位南方人悲叹说，“在寻求发展工业方面，南方是一笔糊涂帐，就象一个新手不知往什么事情上使劲……他们从来不愿意着手推动本地的企业，从来不肯认真考虑具体的经济需要。”南方的政治家们大肆宣扬的是些不着边际的主张，什么保障亚马孙河航行自由呀，在墨西哥的特旺特佩克地峡挖一条运河呀，去尼加拉瓜探险呀，从密西西比河修筑一条直达太平洋岸边的铁路呀，把奴隶制引进中美洲呀……。如果这些也算是政治的话，这实在不是南方所迫切需要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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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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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第二部分 民族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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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定扩张论”是一种科学，它能在你抵步之前，就往定你到最好的地方或其它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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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西·比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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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一大财富就是它的模糊性。美国的变化无常，既是无知的产物，也是进步的产物，它成了乐观主义和朝气蓬勃的根源。虽然很少有人承认这点，可是从独立革命到南北战争之间的年代里，这种模糊性正是美国力量的源泉。美国人已经以胸怀宏大而又变幻不定的希望著称，而不是以他们清楚地瞭解什么和坚定地信仰什么著称。如果说，别的国家是依靠共同的坚定信念聚合在一起的，那么美国人却是依靠一种共同的模糊性和共同的发奋精神而联合一致的。他们的首要事业就是力求探索自己是什么人，生活在哪种地方，处在什么时代，有何能力，以及怎样才能不断扩展并组织起来。他们的美国仍然仅仅是一个出发点。这个国家由于诞生以来对自己就不曾有过任何明确的构思而长期受惠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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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第五章 模模糊糊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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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二三十年之前在地图上占有如此巨大面积的‘美国大沙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它游荡无定，而又难以捉摸。这个沙漠如同一度在这里漫游的印第安人和野牛那样，在日益发展的文明面前步步退让……‘美国大沙漠’被逐出了落基山脉以东的平原，似乎成了地球表面一个浪子和流浪汉。在一段时间里，绘制地图的人把它的位置确定在犹他，但是人们一旦被放逐到那里，这个沙漠又滑到亚利桑那和内华达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