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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 C.B.亚当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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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合法权益 西蒙·格林利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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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 小亨利·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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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的生平 J.H.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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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生平和时代背景 H.W.金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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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福德伯爵的回忆录 A.C.皮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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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的人 康弗斯·弗朗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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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史之诗人 J.L.拉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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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发展进程 约翰·韦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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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人对美洲的发现 A.H.埃弗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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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邪恶派及其改革 塞缪尔·奥斯古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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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教育 霍勒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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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出现了一股讲学的热潮，满足这种需要的是另一些组织。例如在波士顿，一八三七年至一八三八年的冬天共设立了二十六个不同的讲学班，参加听课的约一万三千人。这个数字仅包括至少开设八门课程的讲学班。全国各地的听众都积极寻求那些有口才、表演风度和名望的讲者，他们能够吸引听众的注意。在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这种现象要少一些，但在西南部和西部数目却是空前增加。我们必须记住，这些人的讲话在印刷出版之前是先讲出来的，而且讲了又讲。这种课程讲坛提供的报酬和机会促进了口头文学的创立。在美国出现了一位文学家，他基本上是靠把他在讲坛上的发言整理出版而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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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夫·沃尔多·爱默森就是依靠这种传统成为美国建国之后第一个世纪里美国文学的主要发言人，他是最受群众欢迎的“文学”讲师，也是在讲学盛行的年代里最受群众欢迎的所有课程的讲师之一。为什么爱默森的文章有些时候似乎显得重复、难懂、相互矛盾和含糊呢，那就是因为我们读到的作品首先不是为了让人去阅读，而是为了让人去倾听而写的。爱默森所追求的主要是耳朵的效应而不在于眼睛，正是在这个方面他取得了令人难忘的成就。对于“讲学社”的听众来说，重要的不是逐字逐句推敲文学作品的意义，而是追求一种口头才能的总效应。总之，可以这样说，艾国文学的特征是以口头表达为主，而当时文学上这一至理名言就是最能说明这一特征的范例。爱默森在讲坛上的吸引力是无法否认的，因为他讲的一些东西是各种程度的知识界人士和深于世故的人都爱听的。即使他招诛的听众并非总是最多，也没有赚取最高的费用，他仍然跑遍全国各他讲学，而且被同一个讲坛一而再、再而三地请回去，根据威廉·查瓦特的研究，一八三三年到一八八一年，爱默森共讲学约一千五百次，足迹遍及二十多个州和加拿大以及大约三百个不同的城镇。在肮脏火车和崎岖道路上长途跋涉一一“投入旅行者的长流，卷进寒冷的旅馆和膳宿店的漩涡”——即使一个身强体壮的人也吃不消的。讲学季节是从十一月到次年的三月，这段时间外出旅行是最不好受的，而爱默森又无法忍受寒冷的天气。他向旅馆老板最常说的一句问候话就是：“你们能帮我暖暖身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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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默森活跃生涯的大部分岁月里（至少在一八六○年以前），他写书的收入是微不足道的。他的主要生活来源就是讲学。直到一八七八年以后，他的出版商才每年付给他一笔年金，使他每年至少可以收入一千五百美元，当然，当时这笔钱的购买力比目前要高出好几倍。他每次讲学的规定收费通常为十美元到七十五美元之间，但是在一次大规模的系列讲课中（如一八五四年一月在费城的七次讲课），如果运气好的话他的收入可以超出一千美元。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爱默森曾筹办“私人”系列讲课，他租用会场和出售门票，然后收益全归自己所得，因此他在经济上要冒一点风险，另一方面他也参加“公共”系列讲课，那些主办单位则保证他有一定的收入。直到一八六○年以后，才出现安排讲学并收取佣金的商业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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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迴讲学者同巡迴传教士一样，并不是每次讲学都需要新的内容。当爱默符年老之后，他的每份讲稿使用的次数就更加频繁。例如，在一八六四年，他创作了一个关于“美国生活方式”的新系列讲座，需要讲六堂课。在此后的一年内，他为了讲授这些课程，来回波士顿和密尔沃基之间，至少重复讲这些内容达六次之多。其中“社会目标”这门最受欢迎的课程，五年之内他至少讲了七十次，每次都在不同的十五个州内的不同城镇，净收入超过四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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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讲授同一项课程是爱默森在出版前对其作品进行考验并加以润饰的一种方式，当他开始讲学生涯时，在一八三四年的日记中，他叙述了毕生将要遵循的方针：“某一乡村讲学社的委员会请我去讲学时，我告诉他们我将宣读一份我刚刚写好的讲稿，他们会感到高兴的，可怜的人们，他们很难知道这篇讲稿同在纽约宣讲的或同已经出版的讲稿到底有多大差别，我要在他们身上‘再试探一下’。‘理发师在孤儿的下巴上练就了他的手艺’。”写出他的讲稿并小心地保存好他的手稿，这就是爱默森的实践。当报纸发表他的讲稿全文时，他就要发火，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拥有大量小镇读者的《纽约论坛报》发表了他的一次讲课记录稿时，他非常不满，因为他们这样做会影响这份讲稿的今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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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作家，爱默森的成名最初是由于一八四一年和一八四四年他的两组论文得到出版，这些论文主要选自他的四次系列讲稿。他曾经从各次讲稿中挑选一些章节，编集成册，然后再进行修订。到了晚年，他宣读的讲稿同其最后定稿的出版物越来越接近了。根据经验，他发现一份讲槁一旦能够在讲学社范围内经受得住考验，就差不多可以付印而几乎毋需修改。例如，《代表人物》（一八五○年）发表时加了一个副题：《生活之道七讲》，在一八六○年付印成册，而这是他一八五一年就已经宣讲过的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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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特有的这种由群众来考验的方式中，爱默森创造了一种美国式的听觉文学——它是口头的、探索性和大众化的文学。这种文学具有含糊、重复和自相矛盾的缺点，同其具有的神谕般的模棱两可、响亮和简洁这类优点一样，都是由于善于运用口头语言有以致之。至于讲学的情况，正如博德所叙述的，“其最大的优点就是在听众与作者之间建立了连续不断的交流，这种交流对于双方都是有启发的。当作者向听众宣读他的初稿时，他可以看到哪些讲话产生效果，哪些没有。群众的爱好同文字艺术家在此相遇而取得一致意见。……在这个过程中，一种美国文学发展了起来。这种文学之所以称为美国的，不仅是从由美国人创造这个简单的意义上来说的，而且是由于这种文学反映了美国人的思想和态度。这种文学一清二楚就是本地文学，本地听众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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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爱默森成了美国口头文学最伟大的创造者，但他不是独一无二的。在讲学社盛行的时代，出现了许多学术上的“吟唱者”，他们在自己的言论未印刷出版和提供给读者阅读之前先向听众诵读。许多在讲坛上曾经使听众入迷的演说家现在都已被人们遗忘了，象贝那德·泰勒、L.P.惠普尔、帕克·本杰明和J.G.萨克斯，他们把自己的旅行变为巡迴表演，到处朗读自己的诗章。甚至象不善交际的亨利·戴维·梭罗，也是首先把自己的作品尽量设想成讲稿的形式。他单凭写作是赚不了什么钱的，但是却从讲课中得到收益。赫尔曼·梅尔维尔在巡沤讲学中的成就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大。虽然如此，但是他的作品却是通过口语而得到传颂。在《白鲸》这本名作里，许多人物和语调特色，正如艾伦·海莫特所考证的，都是直接取之于政治演说词和当代口头文学。当代的改革问题也为温得尔·菲利普斯、威廉·劳埃德·加里森、霍勒斯·格里利、露西·斯通和伊丽莎白·斯坦顿的慷慨激昂的演说提供了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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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美国的宗教领袖，象当时政界和教育界的领导人一样，他们的引人注意之处是讲话而不是作品。他们中间的伟大人物——莱曼·比彻尔、威廉·埃勒里·钱宁、西奥多·帕克等人，都是深有造诣的讲坛表演者。大城市的宗教一直是在浮夸的高调控制之下，作为第一个带有本国成分的美国宗教运动福音派新教就是把自然而优美的讲话作为传播宗教的关键。南北战争前的半个世纪，盛行一时的宗教信仰复兴运动的伟大领袖们，都依靠他们说话的声调来唤醒并振奋他们的信徒。为了获得他们特有的启示，我们必须静听而不是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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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领导宗教信仰复兴运动的人士定下原则，规定所用语言 必须简明易懂，演说要即席而作。他们当中许多人还规定传教士巡迴传道的原则。对这些人来说，在任何特定时间，只要听到传教士的声音，那里的集合就算是宗教集会。他们才是塞缪尔·洛伦佐·纳普所说的“真正的演说家”，对于他们来说“石头或者树桩都可以代替古希腊的青铜三脚祭坛，即使普通的空气也似乎充满了古希腊特尔斐城的芬芳气息。”宗教信仰复兴运动并非美国发明的，但是，它在美国之所以能够广泛推动并具有强大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所依赖的是向公众演说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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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曾为一种宗教经验提供了活动场所。在美国传教必须立足于社会并面向大众，也要依靠雄辩之才和生动的语言。从先前十九世纪的莱曼·比彻尔（1775-1863）到二十世纪的比利·森戴和比利·格雷厄姆，美国宗教信仰复兴运动取得的成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位先驱者，他的贡献不亚于任何人，就是他创立了美国福音主义风格。这位先驱者名叫彼得·卡特赖特，他是弗吉尼亚州一位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士兵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一个穷苦人但还不到一无是处的程度。”卡特赖特在肯塔基成长，一八○二年他从卫理公会教堂取得了布道者证书，当时他年仅十七岁。他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作为巡迴传教士，他在半个世纪内走遍了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的边远落后地区，用他那高昂的声音、流利的语言、机敏的智慧和健壮的手臂去征服各种怀疑者，为耶稣基督捕捉灵魂。他成为宗教信仰复兴运动营地集会的第一个美国主持人。他的宣讲使成百人俯伏在地上，直到他把他们扶了起来，引到公开忏悔者的席位上，然后唱歌、呼喊以拯救灵魂。在他的晚年，卡特赖特两度被选入伊利诺伊州议会。在他的一生经历中，唯一的一次重大失败就是一八四六年他同亚伯拉罕·林肯竞选国会议员。他企图用“不信仰基督教”这个理由来毁谤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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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赖特对于他自己讲过的话从未失去信念。但是对于那些学校培养出来的和温室里长大的书呆子他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这些人试图用学习所得来代替宗教。他记载了一八三七年在伊利诺伊州温切斯特举行的一次布道会的情况：“到会的人甚多，房子里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的座位是临时搭起来的，没有祭坛，也没有讲坛，但是大会仍是兴致盎然地进行着。教会的成员都极为振奋；许多落后的人都已经悔改，几十名哭泣着和祈祷着的宗教罪民围挤在我们临时搭起来的祭坛周围。”一个“来自下东部的蛮有生气的美国佬，看起来象个很嫩的新手”，还拿着一卷新发的证书，站起来发表了一篇事先精心准备的发言。他是东部教会组织“家庭传教社”派到西部野蛮人这里来的使者。“我们做礼拜的这幢建筑物还没有粉刷好，窗外大风呼呼地吹，房内蜡烛不停地摇曳着，光线暗淡。我们那位传教英雄在宣读他的训诫时显出一副尴尬相。教徒们经受着沉重的忏悔仪式，而且变得越来越不安；他也显得很畏缩，嘴里结结巴巴，而且令人厌恶地咳个不停。约三十分钟后，终于举行伟大的感恩祷告，他结束了讲话，所有群众都深深地透了一口气。我站起来并作了一次训诫，凳子早已准备好，我把那些公开忏悔者引到席位上坐下。他们成群结队而来，一股神圣的力量笼罩在全体教徒的身上。”一个体重二百三十磅的人突然激动起来，他跳起来并大声乞求宽恕。温室里培养出来的那个书呆子不停地对他说“镇定些；镇定些。”卡特赖特却高声训诫着：“祈祷吧，兄弟；继续祈祷吧，兄弟；在地狱里和诅咒中是无法镇定的。”大个子紧紧抓住那个小小的美国佬，把他抱在怀里，从这个凳子跑到那个凳子，直到每个人都感受到那活生生的语言的巨大威力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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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这次伟大的宗教信仰复兴运动，有时也称为第二次“伟大的觉醒”，是一次反对加尔文派宿命论的革命。现在人人都有力量拯救自己：传教士的声调确实可以唤起他们来拯救自己的灵魂。查尔斯·格兰迪逊·芬尼的《宗教信仰复兴讲座》（一八三五年）就是根据这些经验写出来的。对于福音教派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实用手册了。此书在美国初版发行三个月就售出一万二千册。目前这本书已成为近代宗教信仰复兴主义的基本教材，并在国外翻译和广泛出售。一八三五年，芬尼受聘在俄亥俄州新建的奥伯林大学设立一个神学系。作为奥伯林大学的校长（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六年），他把自己的影响从宗教界扩展到教育界。另外一位伟大的当代福音主义者莱曼·比彻尔，曾在莱恩神学院对他的学生说：“青年人，把你们自己灌得满满的，直到连一滴也灌不进为止，然后去掉瓶塞，听其自然发展。”宣讲式的宗教几十年来一直统治着美国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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