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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领导宗教信仰复兴运动的人士定下原则，规定所用语言 必须简明易懂，演说要即席而作。他们当中许多人还规定传教士巡迴传道的原则。对这些人来说，在任何特定时间，只要听到传教士的声音，那里的集合就算是宗教集会。他们才是塞缪尔·洛伦佐·纳普所说的“真正的演说家”，对于他们来说“石头或者树桩都可以代替古希腊的青铜三脚祭坛，即使普通的空气也似乎充满了古希腊特尔斐城的芬芳气息。”宗教信仰复兴运动并非美国发明的，但是，它在美国之所以能够广泛推动并具有强大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所依赖的是向公众演说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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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曾为一种宗教经验提供了活动场所。在美国传教必须立足于社会并面向大众，也要依靠雄辩之才和生动的语言。从先前十九世纪的莱曼·比彻尔（1775-1863）到二十世纪的比利·森戴和比利·格雷厄姆，美国宗教信仰复兴运动取得的成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位先驱者，他的贡献不亚于任何人，就是他创立了美国福音主义风格。这位先驱者名叫彼得·卡特赖特，他是弗吉尼亚州一位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士兵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一个穷苦人但还不到一无是处的程度。”卡特赖特在肯塔基成长，一八○二年他从卫理公会教堂取得了布道者证书，当时他年仅十七岁。他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作为巡迴传教士，他在半个世纪内走遍了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的边远落后地区，用他那高昂的声音、流利的语言、机敏的智慧和健壮的手臂去征服各种怀疑者，为耶稣基督捕捉灵魂。他成为宗教信仰复兴运动营地集会的第一个美国主持人。他的宣讲使成百人俯伏在地上，直到他把他们扶了起来，引到公开忏悔者的席位上，然后唱歌、呼喊以拯救灵魂。在他的晚年，卡特赖特两度被选入伊利诺伊州议会。在他的一生经历中，唯一的一次重大失败就是一八四六年他同亚伯拉罕·林肯竞选国会议员。他企图用“不信仰基督教”这个理由来毁谤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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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赖特对于他自己讲过的话从未失去信念。但是对于那些学校培养出来的和温室里长大的书呆子他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这些人试图用学习所得来代替宗教。他记载了一八三七年在伊利诺伊州温切斯特举行的一次布道会的情况：“到会的人甚多，房子里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的座位是临时搭起来的，没有祭坛，也没有讲坛，但是大会仍是兴致盎然地进行着。教会的成员都极为振奋；许多落后的人都已经悔改，几十名哭泣着和祈祷着的宗教罪民围挤在我们临时搭起来的祭坛周围。”一个“来自下东部的蛮有生气的美国佬，看起来象个很嫩的新手”，还拿着一卷新发的证书，站起来发表了一篇事先精心准备的发言。他是东部教会组织“家庭传教社”派到西部野蛮人这里来的使者。“我们做礼拜的这幢建筑物还没有粉刷好，窗外大风呼呼地吹，房内蜡烛不停地摇曳着，光线暗淡。我们那位传教英雄在宣读他的训诫时显出一副尴尬相。教徒们经受着沉重的忏悔仪式，而且变得越来越不安；他也显得很畏缩，嘴里结结巴巴，而且令人厌恶地咳个不停。约三十分钟后，终于举行伟大的感恩祷告，他结束了讲话，所有群众都深深地透了一口气。我站起来并作了一次训诫，凳子早已准备好，我把那些公开忏悔者引到席位上坐下。他们成群结队而来，一股神圣的力量笼罩在全体教徒的身上。”一个体重二百三十磅的人突然激动起来，他跳起来并大声乞求宽恕。温室里培养出来的那个书呆子不停地对他说“镇定些；镇定些。”卡特赖特却高声训诫着：“祈祷吧，兄弟；继续祈祷吧，兄弟；在地狱里和诅咒中是无法镇定的。”大个子紧紧抓住那个小小的美国佬，把他抱在怀里，从这个凳子跑到那个凳子，直到每个人都感受到那活生生的语言的巨大威力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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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这次伟大的宗教信仰复兴运动，有时也称为第二次“伟大的觉醒”，是一次反对加尔文派宿命论的革命。现在人人都有力量拯救自己：传教士的声调确实可以唤起他们来拯救自己的灵魂。查尔斯·格兰迪逊·芬尼的《宗教信仰复兴讲座》（一八三五年）就是根据这些经验写出来的。对于福音教派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实用手册了。此书在美国初版发行三个月就售出一万二千册。目前这本书已成为近代宗教信仰复兴主义的基本教材，并在国外翻译和广泛出售。一八三五年，芬尼受聘在俄亥俄州新建的奥伯林大学设立一个神学系。作为奥伯林大学的校长（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六年），他把自己的影响从宗教界扩展到教育界。另外一位伟大的当代福音主义者莱曼·比彻尔，曾在莱恩神学院对他的学生说：“青年人，把你们自己灌得满满的，直到连一滴也灌不进为止，然后去掉瓶塞，听其自然发展。”宣讲式的宗教几十年来一直统治着美国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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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文学如广阔的密西西比河水一样，也是由几条支流汇集而成的。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夸张文体的广泛流行：詹姆斯·奥蒂斯、帕特里克·亨利、丹尼尔·韦伯斯特、约翰·卡尔洪和拉尔夫·沃尔多·爱默森那些令人难忘的言辞都属此类，他们使用的都是调门很高的语言，他们自我意识很强，十分严肃，甚至近乎庄严。他们的影响遍及整个美洲大陆。通过他们，美国口头文学得以永盛不衰。但是还有另一条支流——不那么矜贵，也不那么动人，但却是典型美国式的——一种民主的、使用当地方言土语的地方文学形式。这种文学不仅能为自我意识强的文学界人士所欣赏，而且也为那些缺乏文化修养的人所接受。这种文学的特色不是调门很高的隐喻和转弯抹角的复合句，也不是奥妙的提喻法，而是充满乡土气味的轶事趣闻，还有荒谬的夸张和言过其实的对话。新近发展的美国文学中，这支“低级”分支同“高级”分支一样，都是利用口头语言，既有真实的也有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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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轶事趣闻和仅属基本常识的事时，所用的语汇也源自夸张文体，只不过是把它诙谐化了。简明和精练取代了华丽和冗长。响亮而有力的词句使得这两派文学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和感染力。这种形式的第一个典型例证就是西巴·史密斯的作品。他用笔名创造出一个人物叫做“杰克·唐宁市长”，这是来自缅因州小小的村镇唐宁维尔的一位朴实的哲学家兼冒险家。“唐宁市长”的书信于一八三○年首先发表在史密斯自己办的报纸《波特兰信使报》上。尽管看起来文化水平低，文笔粗糙，拼写古怪，但也可能正由于这些原因，“唐宁市长”总能抓住事物的要害。起初他是一个出售干酪和桶箍的小贩。有一天他逛进缅因州州议会，而且就这样进入政治圈子。然后，为了寻求一官半职，他来到首都华盛顿，在那儿他成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密友。“唐宁市长”的政治生涯（包括参议员候选人和总统提名候选人）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同当时其他政治人物相比较，他是受人们欢迎的。唐宁仿效本顿，把他选辑的书信集取名为《我在参议院外的三十年》（一八五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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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州拒绝执行国会的法令，当这种纷争达到高潮时，正值南卡罗来纳州威胁要退出联邦。“唐宁市长”报道了他同杰克逊总统的一次谈话（一八三三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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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现在，将军，让我告诉你我对当代事务的想法。当我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我们唐宁维尔的一些孩子每年春天都要到西巴戈湖去，替人帮工一或两个月，把大圆木捆扎在一起划过湖去。有一次，我同伊弗雷姆表兄、乔尔和比尔·约翰逊以及另外两、三个伙伴一起去干活，每人弄上一根巨大的圆木，运过湖去。这天正好刮起大风，风浪把圆木冲击得忽上忽下，颠簸得很厉害，于是我们商量好把圆木一根接一根地捆绑在一起，并在最外侧的圆木上钉了固定船桨的钉子，联在一起划过去。我们就这样划了两三英里，一直很顺利。慢慢地，比尔·约翰逊开始抱怨起来。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安份的冒冒失失的小伙子。他总认为别人比他的日子过得顺利，当他还小的时候就经常抱怨别人面包上涂的黄油比他的要多。现在，比尔正在背风的一侧划浆，他急燥起来，并且说他干的活最重，如果我们当中没有人同他换位置，他就要弄得我们无法安宁。“但是，比尔换到顺风的一侧后划了不一会儿又发火了，说在这一侧干比那一侧更累，他不愿再划了。我们同他说，这是你自己挑选的，你不应该再换了。他更火了，并且大吵大闹。最后，他宣称如果五分钟之内不同他换位置，他将砍断绳子取出自己的圆木，然后单独划过去。在我们还没来得及考虑的时候，他就宣称五分钟已过，举起短斧砍断绑绳，骑在自己的圆本上离开了，上下浮动，就象猴子跳舞一样。他竭力保持自己跨坐在圆木上侧。我们又将圆木重新捆扎好，照样继续挣扎着前进。风刮得很大，我们还是对付过来。但是，比尔划不多远，他的圆木开始翻滚得更加利害，他几乎是无法前进了。慢慢地他头上和耳朵上都溅了水。他开始上气不接下气，抓住圆木，竭力想爬到上侧，但是他越想往上爬本头越翻滚得利害，而他发觉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要成为一只落汤鸡了。他象傻瓜似的向我们大声呼喊，要我们去拉他。我们再次问他，如果我们把他的圆木同我们的捆在一起，那么他愿意在哪一侧划桨呢？“啊”，他说：‘如果你要我的话，我在哪一侧划都行，只要求你帮我一把，不要让我沉入水底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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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将军，这就是我所想的。如果你们让南卡罗来纳州砍断绳子，那末，你就会在这个国家看到圆木翻滚，这是你从未看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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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宁市长”的信札立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先是在波士顿转载，随后是新英格兰等别的地方，不久就传遍全国。书信所用风格别人广为仿效。竟有那么多人使用“唐宁”这个名字写东西，以致原来的“杰克市长”说他只好靠左臂的伤疤来辨别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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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宁市长”这样的作品在美国通俗文学中出现很多，他不过是这类作品中的第一部而已。它表现出后来通俗文学中出现的许多作品所共有的特征：分成一个个小故事的形式（适宜于先在报纸和杂志上分篇零星发表）；依靠对轶事趣闻的描述；为文化水准很低或根本没有文化的读者所喜爱（西巴·史密斯实际上是在一八一八年以优秀成绩毕业于鲍登学院）；符合于人们基本常识的水平，最后特别重要的是充分发挥日常口语的形式和腔调。“唐宁市长”同后来的通俗文学中出现的最出色作品都有一个共性，他们都是不偏不倚的，他们对一切事物都既看到好的，也看到坏的。他们全都属于基本常识文学这一派，他们认为开善意的玩笑可以比高唱原则发掘出更多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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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笔下的“穷理查”是唐宁的先辈，但是《格言历书》中的“穷理查”仍染有殖民色彩。他不敢充当一个诙谐的大老粗这样的角色。”唐宁之后出现在文坛上的最精采的人物包括戴维·克罗克特（他生活的年代比唐宁要早，但是有关他的有影响的轶事作品第一次出现在一八三四至一八三六年间）。十九世纪中期的年份，是雄辩的夸张文风的全盛时代，也是常识水平的轶事收集者和吹牛哲学家的全盛时代。随后，从新英格兰又传来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假托的何塞亚·比格罗的声音。他的言论经过修饰而出版成册以后，反而不如最初在波士顿《信使报》或者《北大西洋月刊》上出现时那样吸引群众。《比格罗诗槁》中的许多睿智之言至今听来仍是贴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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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飞来一群山乌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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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大的树上叽呱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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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刮风的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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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手解决许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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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这群古怪的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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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不是迎风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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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皮就会被剥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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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去，南方又出现了一个边远地区的骗子西蒙·萨格斯。这是亚拉巴马的报纸（大约一八四六年）塑造的约翰逊·胡珀的化身。很少有人比声名狼藉的阿蒂默斯·沃德（查尔斯·布朗笔下的人物）更出名。他的名言隽语最初于一八五七年出现在克利夫兰的《实话报》上，他遇事骑墙使他成为人们的笑柄。“我的政治感情确实是和你一致的，我知道他们也必然如此，因为我从未见到过一个不是这样的人。”乔希·比林斯，也可算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亨利·惠勒·肖的笔名。他是办小报出身的。《约翰·比林斯，他的言论》（一八六五年）一书提供了一些当时最广泛引用的警句。随着他的年报《阿尔米纳克斯》的出版。一八六九年至一八八○年），比林斯这个人物的声誉也就更高了。到十九世纪末，继承这种传统的领导人物是不屈不挠的杜利先生（芝加哥报业人员芬利·彼得·邓恩所用的笔名；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九年编辑成书）。到了二十世纪，就是艾比·马丁和威尔·罗杰斯。这种传统也一直流传到出现艾尔·卡普等人的连环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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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牛哲学家是大批的。使他们成名的不是他们的“著作”，而是他们的“讲话”。他们的气质表露在他们的谈吐中。他们从事的是一种流行的口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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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种全盛时期和那种传统之中，出现了两个享誉历久不衰和最具有特色的美国文学巨人.马克·吐温最独特的天才就在于他能把常用的口头语言运用自如，并能使轶事趣闻和起码常识带上文学形式。所有这些，在其他人笔下都仍然是零星散乱的。在整个美国史中，他理所当然地是最成功的讲学者，更为重要的是，直到南北战争以后马克·吐温的主要作品才相继出现（《艰苦岁月》一八七二年，《汤姆·索那历险记》，一八七六年；《密西西比河上》，一八八三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一八八五年）。当时天翻地覆的西部大动乱大部分都已过去。所有这些作品都是怀旧的——是对美国语言早期创造阶段所具有的高调、喧哗和俚语腔的一种微弱回声。美国语言的不断扩充和变化不定的活力决非扩展了的文学形式所能完全控制得了的。当美国语言不再崇尚高调，而且也不再爆炸性地扩张时，马克·吐温才能取得其最大成就。在那个时代，作为口头语言威力的最伟大和最持久的里程碑就是亚伯拉罕·林肯。虽然他是“美国”文学界巨人之一，实际上他全部文学声誉都来自他的演说词。他把美国口头文学中的两种截然不同却又互相补充的流派结合在一起。他把公共演说中的浮夸、累赘和矫揉造作全部加以清除，与此同时，他也把轶事趣闻和常识水平言谈中的庸俗、粗鄙和报纸文章般的短暂性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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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人能象林肯那样成功地把各方面的优点都汇集起来并创造出许多口头文学的经典名作，在一个深得人心的联邦国家里长久传诵。美国语言的单一性提供了前景宏伟的新机会，但只有当这种语言仍然在人民自己的掌握中时，这种机会才有可能变为现实。当时公认为最有辩才的演说家爱德华·埃弗雷特在林肯葛底斯堡演说之前也在那里演讲了两小时，但他的演讲几乎已被人们彻底遗忘。可是，他一八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哈佛全美大学优秀生荣誉学会发表的演讲《有利于推动美国文学的因素》却为他的演讲生涯开辟了道路，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力。在那次演讲中，他声称：在欧洲，以语言多样化而开始的国际异化进程，由于各种各样的种族、制度和民族成见的存在而终于实现了。另一方面，在我们合众国领域内的整个广大地区里，人们不仅操着同样的语言，而且有着同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同样的法律和生活方式、共同的与祖先心息相通的纽带关系。这儿的人们将在一种血缘相近的群体中生存和活动，自人类集聚在地球表面以来，这样的情况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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