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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克特最有名的探索自然的故事是他在有史以来最冷的一天拯救地球。他首先登上一座山顶,看看毛病出在哪里。“地球冻在轴上,所以转不动了;太阳被夹在轮子下面两块冰中间,它一直在发光并试图挣脱出来,但最终和自己的冷汗冻在一起了。”克罗克特把熊油抹在地球的轴上和太阳的脸上.结果把它们都解救了出来。他吹着口哨,叫着:“加油,不要松劲!”地球呻吟了一声,开始转动了。“太阳又射出了美丽的光芒,它感激地向我致意,掀起一阵风,害得我打了个喷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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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它宏伟的业绩和无畏的精神,也不在于它的猎手们的英勇气概。最有特色的,还是它的喜剧气质。历史上所有的英雄都非常英勇,但既是英雄豪杰,又是小丑式喜剧人物者却为数不多。而使美国的民间英雄具有英勇气概的因素同时也使他们富于喜剧色彩。美国的生活充满了不明确的成分。没有人对它有清晰的概念,这使得美洲大陆成了冒险家向往的地方和未知事物的蕴藏地,使得词汇不断扩大,语言不断变化。这种不明确性充满了喜剧色彩和英雄气质,这两者的存在都是以某种不一致性为前提的:可笑的事物的不一致性和可敬佩的事物的不一致性。在这样一个充满未知数的世界里,在这样一个所有的规范准则不是含含糊糊就是过分夸张的世界里,克罗克特故事的读者从来也不能肯定他们到底应当发笑,还是应当欢呼,也很难肯定他们的所见所闻到底是出色的,糟糕的,还是荒唐的。“或许,……”克罗克特这样写道,“你们会笑我,而不是笑我的书。”在一个比较充分开发、比较知情和比较预测得到的世界里,人们能够更明确所见到的事物的含义,也会更明确他们所应作的反应。克罗克特的夸口同创业者诚挚的乐观情绪、土地推销员公然的谎言和西部移民普遍怀有的希望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别。即使到了今天,当我们为那个时代美国的超人们的宏伟业绩所倾倒时,我们也很少能说出其中的原因来。我们是在赞叹美丽的、壮观的、宏伟的东西?还是在赞叹丑陋可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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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多尔森指出的,克罗克特故事的特点是一种“在丑陋中感到的骄傲,或是由于具备描写丑陋事物的本领而感到的骄傲。”例如,老比尔·沃利斯丑得连苍蝇都不肯落在他的脸上。他十岁的时候,有一次在溪水里看到了自己的倒影,吓得飞奔逃命,一路上高喊救命。“总的说来,他的脸就好象是刚出过水疤……他鲜红的血盆大口看上去象是被钻掘机在他的脸上挖了一个洞,然后又被一头胡乱钉了掌的骡子踢了一脚!”例如:Gullywhumpting, shantendicler, discomberate, absquatulate, homogification, circumbustifikashun, flutterbation,这些难道算得上是字吗?它是表现了高雅呢?还是无知?所有这些故事当中,到底有多少是凭空捏造的呢?一些研究喜剧的眼光最锐利随学者都认为,超然态度——这种从外部来观察自己的能力,是喜剧精神所不可或缺的,康斯但斯·鲁尔克认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直到一八一二年战争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国家地位之后,美国的喜剧精神才得以充分发展。这时,美国人感到更加有保障了,因此能够以一种新的超然态度来观察自己了。类似的超然态度,即从一定的距离之外观察自己,对于英雄气质的产生也是必不可少的。离开一定的距离,既可以造就英雄,也可以发现小丑。伟大的英雄是人们在遥远的地方可以感觉到其存在的人。当然,这种距离也可以是千百年的时间所造成的距离。“从距离中产生魅力,”这句话或许是陈腔滥调,但倒也是一种古老而人所熟知的观点。约翰·韦伯斯特说:“荣誉就象萤火虫,远远看去,明亮闪光;近看时,既不发热,也不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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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距离并非只有一种。以美国而论,在这方面和其它很多方面,空间起了和时间一样的作用。尽管美国人在新国家里不可能和他们的民间英雄相隔数西年,但他们毕竟可以相距数百英里。对那些较小而且单一民族的国家来说,这种距离感是不可能出现的,但在美国却出现了。为了造就英雄以及渲染喜剧色彩,广袤无垠和变化不定的空间提供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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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四○年时,波士顿、纽约或费城同田纳西以至西部边远地区在文化上的差别,恐怕相当于十二世纪的英格兰和六世纪的英格兰之间的差别。而从波士顿到田纳西西部边界的距离则远于从伦敦到阿尔及尔的距离。那些流传甚广的关于克罗克特和边远地区其他英雄的故事都是在遥远的东部各州首府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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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广袤千里、多姿多采和清新悦目的自然风光,形形色色的植物和动物、风俗习惯和服饰式样,所有这些都滋润着美国的通俗文学,有助于出现更多的跟美国主题有关的喜剧和英雄史诗。这种喜剧——英雄传略的通俗文学植根于情况欠明、变幻莫测的整个美洲大陆。它从全国各个遥远的角落收集各种口头传说,然后再讲给其他美国人听,使他们感到新奇、有趣和欣喜。这些人从未见过那些地方,所以无从知道他们读到的东西是荒唐的,还是美妙的。因此,把这个时期美国的幽默和英雄传略称为“地区性”的,只说对了一半。一些故事之所以是“地区性”的,只因为它们发生在某些特定地区的非常特殊的条件下。通俗文学中最出色的一些作品最初刊登在新奥尔良的《皮卡尤恩》、圣路易斯的《觉醒》、辛辛那提的《新闻》和路易斯维尔的《信使》上。后来,通过汇编和再版,这些作品流传到全国,它们的喜剧色彩和对英雄人物的描绘吸引了很多读者。归根结底,它们之所以成为整个国家的故事,是因为有无数美国人,他们虽然远离故事的发生地,但却怀着巨大的兴趣寻求消遣,寻找传奇英雄,以宣扬他们整个国家与众不同的惑染力和宏伟的面貌。这样,地区差别才得以推动国家的通俗文学蓬勃发展。纽约出版的一份杂志恐怕是当时收集和传播西南部和西部题村的通俗文学作品的最重要的媒介。出生在佛蒙特州一个酷爱马匹家庭里的威廉·波特,于一八三一年创办了《时代潮流》。他本想把杂志办成一个体育性杂志,称之为“赛马、农业、户外运动、文学和舞台艺术记事”。可是这种传统的赛马杂志很难找到撰稿人或读者。于是,波特为了适应美国的情况,改变了杂志的性质。“环境不利,又无经验,困难重重。我们慢慢摸索着进入了我国的南部和西部地区,在那里,人们更能欣赏和鼓励我们所提倡的运动。”没有专业作家,他就请了不少业余作家——律师、医生、印刷商、种植园主、商人以及一些没有专门职业的人。他们为杂志创作了大量活泼辛辣的故事和小品。在一八三九年的一期里(这一期增至十二页),波特声称“原文作品占厂近七页的版面,出自至少三十三位记者之手”。到了一八五六年,据波特说,杂志的发行量已达四万份。《时代潮流》后来成了通俗文学的范本,象其它发行期不长的出版物一样,它主要也是登载零零散散的快名作者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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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在《阿肯色大熊》(出版于费城,一八四三年)中夸口说,“短短几年时间,在这个国家里就形成了一种崭新的,独特的和有着永不枯竭的源泉的文学风格,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样说并不是吹牛。他解释道,以前从未有过象现在这样的作家。该杂志所出版的文集汇编中那篇书名故事,已当之无愧地成了美国通俗文学中喜剧——英雄故事的杰出代表作。这篇大作的精髓在于其不明不白。故事中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模棱两可的。甚至连标题仆可肯色大熊》的意义也不明确,可能是指在故事高潮阶段被杀死的怪物,也可能是指讲故事的人自己。当那个怪物——熊终于死了的时候,读者还是想知道可又无从知道到底是猎人打中了熊呢,抑或“那是一只猎不着的熊,只不过气数已尽,所以倒毙了。”最后,这种含糊性还在于有时连讲故事的人也被自己的故事迷惑了。象很多其它通俗文学作品一样,这些故事的关键是一个词:“也许!”“我说:‘朋友们’(我已经开始愤怒了),‘也许你们想把某人叫作骗子。’‘啊,不,’他们答道,‘我们只是听说这种事情最近很常见,但我们根本不相信。是啊,不相信。’——然后他们策马飞奔而去,大声笑着,就象一群鬛狗对着一个死去的黑人嗥叫一般。”在全国文坛上,能够和克罗克特一较高低的只有迈克·芬克。芬克(1770-1823)是最后一代在专供内河运货用的龙骨船上当过水手的人。他一生干过三种不同的职业——先是同英国人以及同印第安人打仗:后来,在汽船尚未出现的年代里,征服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最后,迸落基山设陷饼猎取兽皮去了。芬克一八三○年至一八六○年期间的故事最受欢迎,连克罗克特记事都盛赞芬克的事迹。或许,是怀旧情绪作怪罢,在噪杂的使用汽船的新时代,人们把用人力拉船同河水搏斗的那个时代的英雄们浪漫化了。芬克和克罗克特一样,既是英雄,也是小丑;既善于做出色的事,也善于做荒唐的事——是“一个凶猛的捣蛋鬼和一个无所不能的好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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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一回,芬克在一次有名的射击比赛中,战胜了克罗克特本人。“我有全肯塔基州最漂亮的妻子,最快的骏马和最准的步枪,”芬克挑逗着克罗克特,“如果谁敢怀疑这些,我马上就和他干一仗,比地狱之火烤焦一根羽毛还快。”“迈克,”戴维答道:“对你的妻子,我没什么可说的,她无疑是一位绝色佳人,我的妻子住在田纳西。我也没有马。迈克,我其实不想对你说,你在枪的问题上撤谎了。但是,唔,如果你说的是真话,我倒要证明一下。看到一百五十码开外你的土豆地栏杆上卧着的那只猫了吗?如果它以后还能听得到声音,假如它的耳朵还长在那里,就算我输了。”于是比赛开始。结果迈克“更胜一筹。迈克的妻子正去泉边拿一个装满水的葫芦。这时,迈克朝她开了一枪,打掉了她头上的半个梳子,却没有碰到一根头发。迈克把她叫住,让我去看看她头上剩下了什么。这天使般的女人象玉米地里的稻草人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长年累月,她已经对迈克的各种把戏习以为常了。‘好了,好了,迈克,’我说,如果戴维·克罗克特的枪口在一百英里处指向一位妇女,他的手肯定要发抖的。我认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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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不那么著名的英雄。有的是城市型的,象萨姆·帕奇。他是罗得岛一位纺纱工人,曾经从尼亚加拉瀑市上纵身跳下去而安然无恙(一八二七年),但却葬身于杰纳西瀑布(一八二九年)。他的战斗口号是:“萨姆·帕奇不会犯错误。”他不断地用行动来证明他最喜爱的一个座右铭:“世上无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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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人物都被流动剧团戏剧化了。这些剧团常常到遥远的村子里去,在临时搭起的舞台上或干脆在露大演出。正如多尔森指出的,舞台和报界紧密配合,把地方上的民间幽默带给了城市的观众,因而使这些故事在全国流传开来。鲍厄里街的小伙子莫斯是纽约一个好吹牛皮的救人消防员。他的冒险精神使他到过加利福尼亚的金矿、法国和阿拉伯。他自称“远近皆知,举世闻名”。他的崭露头角要归功于一八四八年上演的一出通俗剧《纽约一瞥》。舞台上的这个北方佬最初是一个小丑,后来逐渐具备了英雄的气质,但却永远只是个介乎小丑和英雄之间的人物。也正是这种难以确定的身份,不断地使观众感到迷惑不解。一八五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路易斯维尔的《纽约其城其事》一剧的剧场节目单里预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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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近皆知、举世闻名的莫斯今晚将出现在我们的剧场……没有任何人比莫斯和莉赛引起过更多的误解。这两位过着清贫生活的男女主人翁总是彼人们看作是无赖和放荡的流浪人,其实情况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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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不错,莫斯是个救人消防员,满肚子俏皮话,喜欢嘻笑打闹。但他本质上没有丝毫恶劣的倾向。莉赛是一位善良、高尚和贞节的女人,依恋着莫斯,除了努力模仿她心上人的特点以外,没有任何明显的缺点,而这个缺点又是完全可以原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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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人佩服詹姆斯·哈克特在詹姆斯·柯克·波尔丁所著《西部雄狮》(一八三○年)一剧中扮演的“猎手野火”。这简直是舞台上的克罗克特,该剧在全国演出了二十多年。人们还喜爱丹·马布尔演的“萨姆·帕奇”或“勇敢的北方佬”。当然还有其他英雄——边远地区的人物、北方佬、船工,等等,完全依当时的潮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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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丑角式的英雄们都是超人。他们并非凌驾于人之上,而是把人夸大了。他们浮夸,高大,具有惊人的效率,然而并不是高不可攀。美国人在通俗文学中寻找英雄,但从未找到过,这并非偶然。美国通俗文学是超人而不是英雄的自然诞生地和生息之处。美国的超人、通俗文学中的戴维·克罗克特们说明,美国人竭力把自己理想化,试图把平凡的事物加以夸大,来制造出一个理想的典范。毫不奇怪,他们没有成功。他们的努力令人吃惊,但结果却是喜剧性的,没有重大的史诗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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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之后,喜剧色彩和英雄事迹趋于相互分离。那套东谈西扯的学问现在是靠乔希·比林斯、佩特罗刊厄姆·纳斯比和阿蒂默斯·沃德办的朴实的报纸来传播,而不是由前呼后拥的体魄魁梧的强人口中转述了。职业幽默家取代了业余哲学家。象二十世纪的艾比·马丁和威尔·罗杰斯一样,他们有时虽然还保留一点乡土气,但也变成只玩弄语言而不注重行动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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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三十九 乔治·华盛顿的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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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戴维·克罗克特和乔治·华盛顿一同安放在国家的纪念堂中,他俩是最不协调的一对。新生的国家崇拜华盛顿,而传说中的华盛顿又是那种与克罗克特背道而驰的人物。通俗文学中的克罗克特和其他超人们总是大吵大闹,野蛮粗鲁,信口雌黄。所有这些特点都是华盛顿绝不具备的。与此同时,使华盛顿得以声名远播的品质——尊严、崇信上帝、冷静的判断力、使命感以及远大的目光则是西部强人们闻所未闻的。然而,克罗克特和华盛顿都是受人民爱戴的英雄,而且都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成为传说中的主人公。克罗克特一类的人物是自发地产生的,他们是美国生活的副产品,而不是美国文学的产物,喜剧式的超人们最早出现在口头传诵的轶事奇闻之中,虽然后来被粗糙的文学形式固定了下来,也没有完全丧失讲故事人的语气。固然,华盛顿的故事也不乏自发性的因素,但总的来说,这些故事还是人们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克罗克特和芬克的故事在窍火边和沙龙里引起人们的反响。它们以粗糙的印刷形式出现在年鉴、体育杂志和无名氏写的笑话中,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并传播开来。半神半人的华盛顿则是文学作品创造的一个笨重的人物。有关克罗克特的通俗文学作品(浮夸的、转瞬即逝的零篇散章,简直难以称之为“书籍”)和有关华盛顿的文学作品(印刷精美的大部头著作,有大量的地图和版画插图,都是著名的政治家和作家的得意杰作)之间的差别,就象故事中这两个人物的性格一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虽然这两个人都是美国的独特产物,但只有华盛顿载入了国谱,这也说明华盛顿的故事和旧世界的表面相似的故事是很不相同的。在旧世界,罗马的创建者罗米拉斯和雷穆斯兄弟、特洛伊之战中的英雄阿伊尼厄斯、法兰克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曼大帝、伊西尼王后博迪西娅、撒克逊国王艾尔弗雷德大帝、法国的路易王和圣女贞德、西班牙的熙德骑士,所有这些人部为他们国家的建立增添了光采。他们当中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可能更具有神奇色彩。但是当意大利、法国、英格兰和西班牙等现代国家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地位之后,这些国家的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给这些模糊的人物赋予历史的现实性,让他们生活在历史的事实中,因而也就更加可信。这些国家是经过漫长的历史逐渐形成其国家地位的,所以当它们作为国家而出现时,已经拥有了传说中的建国英雄,剩下的就是赋予这些人物在历史中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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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情况则不然。这里,一个新的国家几乎是在还没来得及形成自己的历史之前就诞生了。南北战争打响的时候,依然还有活着的人能记得华盛顿去世时的情况,他仍是一个记忆犹新的真实的历史人物。国家面临的问题不是怎样使华盛顿具有历史意义,恰恰相反,是怎样才能使他具有神奇色彩。美国历史之短暂给人们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而当时的美国人是有能力对付这些挑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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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他们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是看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忘记了乔治·华盛顿真实的故事,特别是他晚年的故事。没有几个美国人记得,华盛顿的敌人远远超过了他应该有的数目;他一生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在就任总统期间,他曾经遭受了恶毒的诽谤,这情形在后来的总统身上是很少发生的。假如我们不记得华盛顿生命最后十年里所受到的猛烈攻击、苛刻对待、凌厉的党派偏见、恶毒的谣言和无耻的谎话,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十九世纪初那大理石雕像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在所有反对联邦主义者的人们(其中包括杰斐逊及其追随者)的心目中,华盛顿是头号恶棍。随着杰伊条约的签订,华盛顿的不得人心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个条约是由华盛顿委派的特使约翰·杰伊同英国谈判签订的,旨在解决独立革命结束时悬而未决的或其后新产生的分歧。当条约内容于一七九五年三月公布的时候,怒潮席卷了全国。南方人反对有关偿还独立革命前所欠债务的条款(大部分是弗吉尼亚人负的债):新英格兰人则反对关于限制美国船只航行到西印度群岛的规定。人们认为华盛顿应对条约负责。富兰克林的孙子本杰明·贝奇把攻击华盛顿的言论收集起来,在费城他的《曙光报》中大量发表,并让共和党人所办报纸,如纽约的《守卫报》、彼士顿《纪事报》、《肯塔基先驱报》和《卡罗来纳公报》大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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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曙光报》指出,“美国人民正期待着具备篡政者特征的那个人死亡。”它在一七九六年十二月又补充说:“如果有哪个国家由于一个人的存在而堕落,这就是华盛顿统治下的美国。”一七九七年三月六日,在华盛顿离职,由约翰·亚当斯接替总统的时候,贝奇说:“假如说有什么令人狂喜的时光,那就是此时此刻。每一颗同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连结的心都应当欢快地跳动,因为从今天起,华盛顿的名字再也不能被用来进行政治罪恶活动和使腐败行为合法化了。”华盛顿被控犯有各种罪行,包括盗窃公共财富。随着一些报纸的发行量有所减少,杰斐逊亲自敦促共和党人为之奔走征集订户,以支持报纸的发行。他把这些报纸称为言论自由和代议制的最后堡垒。联邦党人通过声名狼籍的一七九八年《外侨及惩治叛乱法》(很多反联邦党人的主要作家都是欧洲移民),就是旨在对付这些出版物。华盛顿本人虽然遭受着恶毒的攻击,还是批准了这些立法。他说(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确实这样说过),这对于防止“国家分裂”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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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华盛顿于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去世的时候,他绝不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人物。人们不仅对他的判断能力、甚至还对他的正直品质也公开提出了疑问,人们嘲笑他不惜使用十分可疑的所谓合法手段来惩罚他的敌人,并压制其报刊。但是他命中注定要在死后升华到一个高度,一个他生前从未达到过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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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华盛顿最终成了半神半人和美国之父,而是把华盛顿理想化的过程竟然如此迅速就全面展开。美国人怀着满腔热情很快把华盛顿奉为圣人,没有任何事能比这一事实更好他说明他们是多么迫切地需要一个崇高的、可向之顶礼膜拜的民族英雄八这也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说明新世界在信仰欲方面存在着特殊的潜力,在欧洲历史中,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把一个人奉为神明;而在新世界,这在几十年内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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