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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万的人渴望着读到他的生平事迹,我基本上已经为他们准备就绪。六个月之前,我就开始收集他的轶事了。你知道,我是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这是我的计划啊!我写他的历史,十分详尽的历史——我追随着他的足迹:从早年开始,到同法国人、印第安人和英同人的战争,独立战争,以至他登上总统的宝座,成为五百万人心目中的英雄,我接下去强调,他的成长和得以升华到如此的高度取决于他崇高的品德:1.对上帝和宗教信条的崇拜;2.爱国主义;3.宽宏大量,4.勤奋;5.自我节制与冷静:6.公正:等等。这样,我就把他高尚的品德(正如麦基恩州长所呼吁的)奉为我们年轻人效法的楷模了。我把所有这些都穿插在饶存趣味和引人入胜的轶事中,读给一些我认为可称之为裁判官的先生们听,如长老会教士、古典文学学者等等,他们全部赞不绝口。全文不超过三印张用十点铅字印刷的英国标准纸(二十五×二十英寸)。我们标价二十五或三十七美分,一定卖得非常快,而成本不会超过十美分。我给我的教区的一个居民(一位高尚的女士)念了一部分。她希望我能把它印出来,还答应要给她的每一个孩子(共十三个)买一本。我想你一定会很快把书卖完,因为这是第一本,我可以立即就给你送去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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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威姆斯来说,凯里的动作太慢。不出三个星期,他又找到了其它途径。一八○○年,由威姆斯亲自编纂的这本八十页的小书印刷了四次。可是,威姆斯对凯里还是紧追不舍,要他把这件事做得“既有经济利益,又有社会效益——所有的人都想了解华盛顿。……我知道你想做好事。……我们可以宣传华盛顿的榜样和美德。亚当斯和杰斐逊都会同意我们这小小的工作的。我想,你很快就会得到好报。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就是——钱。”善心和贪婪的这种绝妙结合产生了威姆斯笔下的华盛顿生平,它注定要成为恐怕是读者最多、最有影响的美国历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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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死后不久,他的侄子布什罗德·华盛顿劝说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撰写一部正式的华盛顿生平史。这项工作也在美国人对美国历史的看法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不是由于工作的成功,而是由于它的彻底失败。费城的出版商C.P.韦恩聘请威姆斯为他征集马歇尔的五卷巨著的订户,每卷三美元。当马歇尔著作的第一卷终于在一八○四年姗姗到达订户手中的时候,这本书很快就成厂当时出版界的一大失败。题为“导言”的第一卷完全充斥着对白哥伦布以来殖民史的卖弄式的叙述;直到卷尾,才有两处随便提了一下华盛顿。沉闷、啰唆、零碎,而且尽是第二手材料。整个著作从一开头直到三、四、五卷,都是这样。用约翰·亚当斯的话说,马歇尔写的生平史其实不是一部书,而是“一座陵墓,底座一百英尺见方,高二百英尺”。威姆斯感到极度厌倦和失望,因为他深知当时公众渴望读到的是有关这个民族英雄的可读性很强的故事。他一再央求凯里把推销马歇尔著作这件事推给别人,给他一些卖得出去的东西。马歇尔著作的惨败还未得到妥善处理,威姆斯就开始全心全意自搞一套新的工作了。他利用马歇尔的错误,于一八○六年修改了自己的小册子。马歇尔书中所缺少的东西,他的书里一应俱全。虽然还是八十页的篇幅,但形式更加多样,事实更加丰富(必要时就编造一些),而且还收进了几条新的趣闻轶事。一八○七年,马歇尔著作的最后一卷出版了,威姆斯也随之从这件丝毫不能得益的事中解脱出来。他用剩余的精力把他的小册子增写为一本约二百页的书(“第六版”,一八○八年)。在书的扉页,威姆斯自称为“芒特弗农教区前教长”,这使所有的读者都觉得他们读的东西是真实可靠的。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根本就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一个教区。自一八○八年之后,威姆斯的书只做过很小的改动和补充。威姆斯于一八二五年去世之前,他的《乔治·华盛顿生平事迹:引人入胜的趣闻轶事,本人的荣耀和青年的榜样》一书印刷了二十多“版”,形式基本未变。开始发行的头十年,销售量大大超过五万册(马歇尔的书只卖了近五千册!),成了当时的一本畅销书。不过,威姆斯做错了一件事。一八○八年,他以区区一千美元的代价把版权卖给了凯里。他劝凯里让他对书再作一些补充或是出一次“精装版”,售价三、四美元,但凯里没有应允。威姆斯一八○九年一月给凯里写信,重弹老调:“你可以用老乔治的骨头赚很多钱,但你必须尽力去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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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威姆斯主要是为了赢得“我们子孙后代敬羡的眼光”才写这本书的,但他的书既不是青少年读物,也不是非小说类读物,而属于一种吹捧文学。有人把他们热心公众事业的精神和乐观主义倾注于未来,威姆斯却着眼于过去。那时,别的人都不过是美国某地某区支持公众事业的热心人,而威姆斯却是第一批热衷于国家事业的人之一。和别的热心人一样,威姆斯也把很少根据或毫无根据的臆想称为事实。但我们切不可忘记,美国生活里充着含混不清的东西。在其它地方非常鲜明的区别——事实与愿望、历史与预言之间的区别,在这里却很难区分。威姆斯在开宗明义第一章里是这样描写他的英雄的诞生和所受的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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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很多善良的基督徒仍然很难相信华盛顿当真是一个弗吉尼亚人!“什么?他是个乡巴佬?”他们笑了,“华盛顿是个乡巴佬!哎!不可能!他当然是个欧洲人:这么伟大的人绝不可能出生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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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伟大的人绝不可能出生在美国!——呵,这正是他所以出生在这里的最好原因!我们知道,大自然所喜爱的就是和谐;pariaparibus,意思是说,伟大的事物总是在伟大的环境中产生,这是大自然所乐意遵循的法则。例如,我们在什么地方寻找“自然界最大的动物”——鲸呢?我想,不是在贮水池中,而是在汪洋大海之中。“汪洋大海走巨轮”,并且,在翻滚的浪涛中,也可以看到鲸喷吐出来的巨大水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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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同样的道理,除了在美洲,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寻找天下第一号伟人华盛顿呢?美洲是最大的陆地,破极地之冰而出,延伸开来,直至南方,几乎“纵贯地球南北”;它的两侧,经受着占地球表面一半的海洋的无情冲击。与美洲大陆的面积相匹配的是这片广袤土地上的山山水水:全能的上帝在这里造就了白云盖顶的高山,烟波浩森的湖泊,浪涛翻滚的河流和咆哮轰鸣、一泻千丈的瀑布。所有这些使其它大陆上的一切都相形见绌。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业绩注定要产生在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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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就是简单的推理所得出的结论。因此,我们认为美国是华盛顿当之无愧的摇蓝。他于一七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生在伟吉尼亚州威斯特摩兰县的教皇溪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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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首尾部分相互呼应,最后三章是关于华盛顿的性格特征的,描述了他的宗教信仰,他的乐善好施,以及他的勤奋和爱国主义精神。所有这些都是最伟大的人对最巨大的挑战(即美国本身)的自然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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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姆斯告诉我们,乔治的父亲利用一切机会在儿子身上培养美好的情操。乔治五岁那年的秋天,他的父亲和表兄带着他在一个苹果园里散步。“父亲说,乔治,我的孩子,看看这园子!还记得吗,春天的时候,你的这个好表兄带给你一个那么大、那么漂亮的苹果。我费了好大的劲,你都不肯和你的兄弟姐妹们分吃那个苹果,虽然我对你说,假如你肯这样做,全能的上帝在秋天一定会给你好多好多苹果的。可怜的乔治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深深地低着头,脸上露出惶惑的神情,光着的小脚丫在松软的土地上划着……乔治默默地望着硕果累累的巨大果园。他看到了忙忙碌碌的蜜蜂,听到了鸟儿在欢乐地歌唱。他抬起头,泪光闪闪,轻声对父亲说,‘爸爸,请原谅我这一次。我再也不会这么小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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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那个有名的关于樱桃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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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说谎,爸爸。你知道,我不能说谎。那棵树确实是我用小斧头砍的,”——最最亲爱的孩子,来呀,快到我这儿来,父亲激动地叫道。乔治,你弄死了我的树,但我却感到高兴,因为你已经千倍地偿还了。我儿子这种敢做敢当的气概比一千棵树还要值钱,即使它们开的是银花,结的是金果。接下去的故事就是讲华盛顿的同学们怎样和他挥泪惜别;华盛顿如何厌恶打斗,但又有出色的武艺;布雷多克战败之后,一个著名的印第安武士发誓说:“华盛顿命中注定不会被子弹打死!因为,我用步枪瞄准他射击了十七次,却不能把他打倒。”还有,华盛顿的母亲怀着他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华盛顿是如何伟大,还梦见了独立革命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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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史实材料对华盛顿的了解、特别是对他早期生活的了解所存在的巨大空白被威姆斯填满了。他用借来的、剽窃的或编造的各种事件填补空白。但这些事情就其性质来说,又几乎是不可能予以反驳的。有谁能够肯定他说在老华盛顿家里没有过樱桃树的插曲?或者玛丽·华盛顿没有做过如此这般的一个梦?也许,象马库斯·坎利夫所猜测的,这些不足凭信的轶事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正是因为它们表现了跟英雄人物有关的某种普遍存在的真实性,尽管表现得很粗糙,也很不确切。当然,威姆斯所讲述的正是很多人所愿意相信的。正是借助于这些故事,威姆斯卖掉了他的书;而借助于书,他也卖掉了另外一件商品——英雄。这是不是一场骗局?天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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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姆斯不过是造成对华盛顿个人崇拜的众多吹鼓手中的一个。华盛顿生前,一些杂志和一般性质的书,例如杰第迪亚·莫尔斯的《美国地理》(一七八九年),也登载一些华盛顿的传记资料。但似乎从未有过一本专门记述他的生平。一八○六年,威姆斯著作的修订本出版以后,又陆续出现了另外几种或多或少让人还读得下去的华盛顿生平,但多为严肃的作品,并非为青少年读者和没有文化的老百姓而写的。在若干年里,威姆斯几乎垄断了通俗作品的市场。后来,一八二九年,安娜·里德撰写的华盛顿生平史发表了。这是为主日学校(当时刚发展起来的教育体制)所写的。一八三二年,华盛顿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塞缪尔·古德里奇为年轻人出版了一本华盛顿传,很成功。他的写作班子曾以“彼得·帕利”为笔名出版过一百多种儿童读物。人们还以很多别的方式歌颂英雄的生平,如长诗和话剧。一位俄亥俄州的学校教师甚至写了一本《拉丁文散文——乔治·华盛顿传》(一八三五年)。与此同时,学者和文人们纷纷用大部头著作复述着华盛顿的生平事迹。华盛顿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一八三二年),马歇尔的华盛顿生平史修订本出版了,只有些微的删节。这件事恐怕最能说明华盛顿的名字在人们当中所能引起的虔诚了。在这之后出版的是一卷本的学校版(一八三八年)。其他人也开始著书,但大多是纪念性的,并不受读者喜爱。这些巨著中比较不那么严肃的是小说家詹姆斯·柯克。波尔丁的两卷集华盛顿生平史(一八三五年),接下去是贾雷德·斯帕克斯所著的虔诚和冗长的华盛顿传,作为他的巨著的第一卷出版(一八三七年)。这些作品中最出色的要算华盛顿·欧文的五卷集了。但他的著作也未能摆脱那时的流行病——枯燥乏味。欧文的这部书在二十世纪还可以找到,有些部分根本就不曾被翻阅过,由此可见,很多人只是买了书,而从未读过。但在当时,华盛顿死后的岁月还只是刚刚开始。神圣的著作 必须强调指出,对华盛顿的崇拜早在这位英雄的著作被收集出版之前就开始了。学者们无从读到真正出自华盛顿之手的文章,更别提一般公民了。对华盛顿的崇拜越普遍,出版他本人著作就越显得多余,从很多方面说,人们对他本人的著作的兴趣也越来越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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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去世三分之一世纪之后,在这种个人崇拜的气氛当中,他的著作的第一版开始发行了。贾雷德·斯帕克斯(1789—1866)早就开始考虑编辑出版一本这位英雄人物的著作。他是新英格兰人,出身贫寒。在哈佛学院毕业之后,他以自己的社交风度打入了波士顿的上层社会。他研究神学,并在巴尔的摩当了几年上帝一位论教派的教士。回到波士顿后,他接管《北美评论》,把它办成了一家全国发行的重要评论性杂志。斯帕克斯才华横溢,具有文人圈子里那种鉴赏艺术和爱好藏书的情操。华盛顿著作出版后,斯帕克斯更是在全国出了名,因而在一八三八年被委任为哈佛大学古代及近代史麦克莱恩教授,这是美国大学第一位历史学教授(教会学校除外)。后来他又出任哈佛的校长(一八四九至一八五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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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到华盛顿家族同意发表他们先人的著作绝非易事。华盛顿遗作管理者和芒特弗农的继承人是他的侄子布什罗德·华盛顿,一个刻板而毫无想象力的人(他在一七九八至一八二九年间担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拒绝了斯帕克斯的请求(一八二六年三月十三日),理由是,他正和马歇尔计划把独立革命时期的书信选编成三卷出版,以后再编辑一本独立革命以前的书信集。斯帕克斯毫不气馁,六个月后,再次劝说布什罗德·华盛顿让他阅读那些文件,并补充说,他无论如何也要千这件事,他决心到所有能够找到资料的地方收集有关文件;既然文件最终还是要公诸于世,布什罗德不如主动答应监督这项工作的进行。斯帕克斯还答应布什罗德,他可以抽掉他认为不宜发表的文件。“如果华盛顿的全部著作能以适合于他的尊严的形式呈现给公众,一定会激起全国公众的兴趣和民族感情,而且还可以指望得到广泛而体面的赞助。”然后,斯帕克斯又补充了更有份量的一点,他答应把所得利润的一半分给布什罗德·华盛顿。一八二七年一月,在马歇尔(斯帕克斯也耐心做了工作)的敦促下,布什罗德·华盛顿终于接受了这个建议。根据双方最后达成的协议,利润的一半归斯帕克斯,另一半由布什罗德·华盛顿和约翰·马歇尔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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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年里,斯帕克斯便收集手稿、复制官方文件,并致力于收集美国历史学界从未见到过的材料。他很炔决定,全书的卷数应根据“市场可能的需求和工作的性质而定”。斯帕克斯的十二卷版(一八三四至一八三七年出版)中有十一卷是著作选编和斯帕克斯撰写的华盛顿传(一八三七年出版),尽管编辑出版费用浩大(一万五千三百五十六美元三十六美分),纯收入还是相当可观。一八三七年,斯帕克斯把第一笔利润分成送到布什罗德。华盛顿和约翰·马歇尔的继承人手中,两家共分得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四美元六十三美分。二十年来,斯帕克斯不断把再得利润的分成交给华盛顿和马歇尔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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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帕克斯的《乔治·华盛顿的生平和著作》受到广泛而热烈的欢迎,华盛顿的遗属认为此书完美无暇,于是送给斯帕克斯一根用华盛顿墓旁雪松树的枝条做成的手杖。爱德华·埃弗雷特在《北美评论》中以六十三页的篇幅把这赞誉推向了顶端:“在他这部著作中,看不出一丝一毫的不真实。”很快就要开始其事业的乔治·班克罗夫特也认为此书的“平实、准确和对真实性的重视,是我倾尽一切语言都赞美不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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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个幸运儿,”班克罗夫特早在一八二七年就写信对斯帕克斯说,”你得到上帝的青睐,被挑选出来把一艘好船驾驶到永世长存的港口,你也将作为谨慎的舵手而载名史册。”其实,斯帕克斯与其说是一个历史学家,不如说是一个吹鼓手;与其说是发现真理的人,不如说是赞扬美德的人。恰好,美国历史学研究的创始人是一个极力宣扬崇拜华盛顿的人。斯帕克斯一次又一次地摆出要努力研究历史的姿态。在他出版独立革命时期的外交函件(共十二卷,一八二九至一八三○年)、华盛顿著作和富兰克林著作集(共十卷,一八三六至一八四○年)之前,人们无从得到美国历史这一关键时期的重要文字材料。但是,正如塞缨尔·埃利奥特·莫里森所指出的,对于美国大学里的近代史研究来说,这只是一个“虚假的开端”。斯帕克斯,研究这个题目的第一位教授,身后没留下一个门徒。近半个世纪之后,美国历史才作为一个学科充分发展起来,其中一个原因肯定是斯帕克斯及其同代人对这个题目的表达方法。斯帕克斯在历史研究中的缺陷在于,他不是通过罪恶而是通过美德来展现这个课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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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帕克斯的风格是他那个时代流行的风格。华盛顿著作集的前言是他执笔的,那是一篇虔诚、呆板、毕恭毕敬的传记。华盛顿这位英雄是个威严的人物,他五官匀称,具有不屈不挠的勇气、完美的品德和准确的判断力;“他的品德同他的智慧组成了一个极其和谐的整体。”斯帕克斯在附录“宗教观点和习惯”中为华盛顿不参加圣餐作了巧妙的掩饰,在他笔下,这正是华盛顿笃信宗教的一个论据。”他可能认为公开参加某种宗教仪式不太合适,因为,按照他的观点,这种仪式为世俗世界的活动加上了严格的限制;他还认为,郑重宣誓去履行他所不能完成的义务也是不妥的。这种想法对一个严肃思考问题的人来说很自然。……他是一个非常自觉、一向笃信宗教的人。”斯帕克斯强调,华盛顿的著作中,没有一处对基督教的启示表示过怀疑,对于一个具有这种基督教品德的人,还需要什么更确凿的证据来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富有宽容心的基督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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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著作的编辑工作也是本着类似的精神进行的。从足以编成四倍于十一卷的材料中选择十一卷的内容,斯帕克斯可以自由自在地美化他的对象。虽然他没有加进任何他自己写的文章,但他却任意删掉一些章节,而并不告诉读者;而且,他还修改那些他认为同英雄的身份不符的语言,他在前言中对所有这些作了解释:“在一个作者死后,把他本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文章,特别是信件,事先不经仔细的修改而印刷出版,这对任何作者来说,都是不可宽恕的不公正。”后来,当有人对斯帕克斯的编辑方法提出质疑时,他带着可爱的天真辩解说,他真的是忠实于他的写作对象的,因为华盛顿本人在晚年也修改了他自己早期的信件。只要有可能,斯帕克斯总是选择华盛顿自己修改过的信件(依旧是不告诉读者),而不选用在事件发生的时刻所写的原件。斯帕克斯也自行修改这些材料。例如,华盛顿把新英格兰私掠船船员称作“流氓船员”,斯帕克斯则简称为“船员们”;华盛顿笔下康涅狄格军队“卑鄙的雇佣性”变成了“雇佣性”;他们的“丑恶行为”则被轻描淡写成“行为”;“老普特”被加上了尊贵的称号,成了“普特南将军”。华盛顿轻蔑地把一小笔钱称作“在现在,这只不过是一点跳蚤食”;斯帕克斯则把它润色为“这完全不能适应我们当前的需要”。斯帕克斯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词句,使它们符合英雄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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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十五年之后,才有相当大量的公众舆论就斯帕克斯对华盛顿的不引人注目的修饰提出了异议。一八三三年,斯帕克斯给约瑟夫·斯托里大法官送去一部样本,斯托里私下里热情地称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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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华盛顿还活着,这正是他希望你做的事。”但是斯托里担心,将来某个时候,某个“玩世不恭的批评家”会对这些润色提出非议。不过直到一八五一年,才有“玩世不恭的批评家”开始了这种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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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一位未表明身份的人给纽约《邮报》写了两封信,把斯帕克斯的文本同新近发表的独立革命时期华盛顿给他的军事秘书约瑟夫·里德的信的另一文本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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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英国人——一位尊贵的勋爵和颇有造诣的学者,开了第一枪,对斯帕克斯在编辑中的真实性发动了一场重大(然而最终是不成功)的攻击。美国学术界对这攻击感到愤怒,坚决支持斯帕克斯抬高美国英雄的做法。这表明华盛顿著作是充满一种带个人崇拜色彩的神圣性的。一八五一年十二月,马洪勋爵(后来的斯坦厄普勋爵)发表了他的七卷本《英格兰历史,从乌德勒支的和平到凡尔赛的和平》的第六卷。他是个著名的英国文人,曾积极参加历史手稿委员会的工作。他在附录中指出,“斯帕克斯先生出版的书信中没有一处是完全按照华盛顿的原作刊印的,而是经过了很大的改动,随心所欲地对这些信件进行修改或润色。”他指责斯帕克斯“窜改历史的真面目”。放在这么不显眼的地方的这个评论,假如不是因为它涉及一个如此神圣的人物,一定不会引起注意。著名的上帝一位论教派教士、历史学家、继斯帕克斯之后成为《北美评论》编辑的约翰·戈勒姆·帕尔弗里首先站出来,以评论马洪著作的形式,写了一篇八十页的反击词。在长达三年的小册子论战中,斯帕克斯(当时是哈佛学院的校长)捍卫了自己,也捍卫了他的英雄;后来,敌对行动以马洪勋爵和斯帕克斯的私人交好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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