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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个幸运儿，”班克罗夫特早在一八二七年就写信对斯帕克斯说，”你得到上帝的青睐，被挑选出来把一艘好船驾驶到永世长存的港口，你也将作为谨慎的舵手而载名史册。”其实，斯帕克斯与其说是一个历史学家，不如说是一个吹鼓手；与其说是发现真理的人，不如说是赞扬美德的人。恰好，美国历史学研究的创始人是一个极力宣扬崇拜华盛顿的人。斯帕克斯一次又一次地摆出要努力研究历史的姿态。在他出版独立革命时期的外交函件（共十二卷，一八二九至一八三○年）、华盛顿著作和富兰克林著作集（共十卷，一八三六至一八四○年）之前，人们无从得到美国历史这一关键时期的重要文字材料。但是，正如塞缨尔·埃利奥特·莫里森所指出的，对于美国大学里的近代史研究来说，这只是一个“虚假的开端”。斯帕克斯，研究这个题目的第一位教授，身后没留下一个门徒。近半个世纪之后，美国历史才作为一个学科充分发展起来，其中一个原因肯定是斯帕克斯及其同代人对这个题目的表达方法。斯帕克斯在历史研究中的缺陷在于，他不是通过罪恶而是通过美德来展现这个课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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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帕克斯的风格是他那个时代流行的风格。华盛顿著作集的前言是他执笔的，那是一篇虔诚、呆板、毕恭毕敬的传记。华盛顿这位英雄是个威严的人物，他五官匀称，具有不屈不挠的勇气、完美的品德和准确的判断力；“他的品德同他的智慧组成了一个极其和谐的整体。”斯帕克斯在附录“宗教观点和习惯”中为华盛顿不参加圣餐作了巧妙的掩饰，在他笔下，这正是华盛顿笃信宗教的一个论据。”他可能认为公开参加某种宗教仪式不太合适，因为，按照他的观点，这种仪式为世俗世界的活动加上了严格的限制；他还认为，郑重宣誓去履行他所不能完成的义务也是不妥的。这种想法对一个严肃思考问题的人来说很自然。……他是一个非常自觉、一向笃信宗教的人。”斯帕克斯强调，华盛顿的著作中，没有一处对基督教的启示表示过怀疑，对于一个具有这种基督教品德的人，还需要什么更确凿的证据来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富有宽容心的基督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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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著作的编辑工作也是本着类似的精神进行的。从足以编成四倍于十一卷的材料中选择十一卷的内容，斯帕克斯可以自由自在地美化他的对象。虽然他没有加进任何他自己写的文章，但他却任意删掉一些章节，而并不告诉读者；而且，他还修改那些他认为同英雄的身份不符的语言，他在前言中对所有这些作了解释：“在一个作者死后，把他本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文章，特别是信件，事先不经仔细的修改而印刷出版，这对任何作者来说，都是不可宽恕的不公正。”后来，当有人对斯帕克斯的编辑方法提出质疑时，他带着可爱的天真辩解说，他真的是忠实于他的写作对象的，因为华盛顿本人在晚年也修改了他自己早期的信件。只要有可能，斯帕克斯总是选择华盛顿自己修改过的信件（依旧是不告诉读者），而不选用在事件发生的时刻所写的原件。斯帕克斯也自行修改这些材料。例如，华盛顿把新英格兰私掠船船员称作“流氓船员”，斯帕克斯则简称为“船员们”；华盛顿笔下康涅狄格军队“卑鄙的雇佣性”变成了“雇佣性”；他们的“丑恶行为”则被轻描淡写成“行为”；“老普特”被加上了尊贵的称号，成了“普特南将军”。华盛顿轻蔑地把一小笔钱称作“在现在，这只不过是一点跳蚤食”；斯帕克斯则把它润色为“这完全不能适应我们当前的需要”。斯帕克斯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词句，使它们符合英雄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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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十五年之后，才有相当大量的公众舆论就斯帕克斯对华盛顿的不引人注目的修饰提出了异议。一八三三年，斯帕克斯给约瑟夫·斯托里大法官送去一部样本，斯托里私下里热情地称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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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华盛顿还活着，这正是他希望你做的事。”但是斯托里担心，将来某个时候，某个“玩世不恭的批评家”会对这些润色提出非议。不过直到一八五一年，才有“玩世不恭的批评家”开始了这种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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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一位未表明身份的人给纽约《邮报》写了两封信，把斯帕克斯的文本同新近发表的独立革命时期华盛顿给他的军事秘书约瑟夫·里德的信的另一文本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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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英国人——一位尊贵的勋爵和颇有造诣的学者，开了第一枪，对斯帕克斯在编辑中的真实性发动了一场重大（然而最终是不成功）的攻击。美国学术界对这攻击感到愤怒，坚决支持斯帕克斯抬高美国英雄的做法。这表明华盛顿著作是充满一种带个人崇拜色彩的神圣性的。一八五一年十二月，马洪勋爵（后来的斯坦厄普勋爵）发表了他的七卷本《英格兰历史，从乌德勒支的和平到凡尔赛的和平》的第六卷。他是个著名的英国文人，曾积极参加历史手稿委员会的工作。他在附录中指出，“斯帕克斯先生出版的书信中没有一处是完全按照华盛顿的原作刊印的，而是经过了很大的改动，随心所欲地对这些信件进行修改或润色。”他指责斯帕克斯“窜改历史的真面目”。放在这么不显眼的地方的这个评论，假如不是因为它涉及一个如此神圣的人物，一定不会引起注意。著名的上帝一位论教派教士、历史学家、继斯帕克斯之后成为《北美评论》编辑的约翰·戈勒姆·帕尔弗里首先站出来，以评论马洪著作的形式，写了一篇八十页的反击词。在长达三年的小册子论战中，斯帕克斯（当时是哈佛学院的校长）捍卫了自己，也捍卫了他的英雄；后来，敌对行动以马洪勋爵和斯帕克斯的私人交好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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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论的重大意义在于它说明，那些争先恐后地表明自己崇敬之意的美国学者们是遵循正统观念的。支持斯帕克斯的有弗朗西斯·帕克曼、威廉姆·普雷斯科特、查尔斯·萨姆纳参议员（他们为斯帕克斯的“胜利”欢呼）；有詹姆斯·麦基（国务院图书馆馆长、华盛顿文件的官方法定保管人，这些文件已归政府所有）；最妙的是，还有大名鼎鼎的安德鲁斯·诺顿教授，他是因为首先使用新的“批评性的”方法来确定《新约全书》的真实性而出名的。斯帕克斯的书出版后半个世纪中，没有出现过其他有关华盛顿著作的版本，这正是人们对于斯帕克斯的编辑方法普遍感到满意的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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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遗体就英雄遗体的保留权和合适安葬地点所进行的斗争，即使不能和圣杯之争相比，至少也反映出同样的崇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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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逝世之际，国会一致通过一项联合决议，指出：“美利坚合众国将在华盛顿市内国会大厦建立一座大理石纪念碑，请求华盛顿将军的亲属允许把他的遗体安放在碑下；纪念碑的设计旨在颂扬他的军事和政治生涯中的伟大业绩。”华盛顿夫人同意了这个计划。一年以后，一八○○年十二月，众议院又通过一项议案，拨款二十万美元建造一座底座一百平方英尺、金字塔形的大理石陵墓，安葬华盛顿的遗体。那时，国会大厦只有一翼，还没有现在的圆顶大厅和地下室。当时好象有一种打算，就是使华盛顿墓成为整个国会建筑的一部分。一些南方人反对这个计划，他们说，神圣的遗体应当放在原来停放的地方——芒特弗农。部分是由于意见的分歧，一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一八三○年，一个新成立的众院委员会建议，“把乔治·华盛顿和玛莎·华盛顿的遗体安葬在同一个国家墓地里，在坟墓的正中和在国会大厦的大厅里则分别放置一个大小相宜的石棺形大理石纪念碑。……在这上面，也忧是在圆顶大厅的中央，请当今最杰出的艺术家制作一尊华盛顿马上英姿的大理石雕像。……这些纪念物尽管造价不高，朴实无华，却更符合我们国家的感情，而且能够比任何昂贵和豪华的纪念碑或陵墓都更好地纪念华盛顿完美而崇高的品德。”与此同时，当一八三二年华盛顿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迫近的时候，地方主义情绪（南卡罗来纳不承认联邦国会议案的运动进一步激发了这种情绪）越来越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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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布尔芬奇在英国人一八一四年占领华盛顿市并烧毁国会大厦的内部结构之后，重建了中间那部分（一八一八至一八二九年〕，并造了一个地下室作为安放华盛顿遗体之所。国会两院纪念华盛顿诞辰一百周年联合委员会计划的重点就是如何把华盛顿的遗体从芒特弗农迁往国会大厦地下室。一八三二年一月和二月，国会进行了激烈辩论，南方人不愿放弃这件国家纪念物，提出五花八门的理由，反对迁墓。缅因州的一位众议员指出，这整个辩论就是弗吉尼亚州对整个美国的一场竞争。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莱极力主张迁墓，因为“他要区别对待华盛顿和自亚当斯以来所有其他人。”南方代表们预料南北战争即将爆发，南方势必从合众国分裂出去，因而他们想象着随之而会遭受的侮辱。佐治亚州的威利·汤普森警告说：“把我们尊敬的华盛顿的遗体从他的配偶和先人的遗体身边迁走，从芒特弗农和他的家乡州迁走，放在这个大厦里，看啊！随着合众国的四分五裂，华盛顿的遗体将躺在异乡的海岸上！”还有一些人提出另一种反对意见，他们的论据是，随着人口向西部流动，国会大厦无疑也会西迁。“难道我们的华盛顿的遗体将被丢弃在这国会大厦的残败瓦垣和城市的废墟之中吗？”宾夕法尼亚州的乔尔·萨瑟兰答道：“假如我们的人口要扩张到西部大洋，而政府的所在地也随着迁移的话，那么，我们从此地带走象征权力的旗帜的同时，也会带走华盛顿神圣的遗骸。”还有人认为，只要华盛顿的遗体在这里，就会使国会的讨论保持平静和神圣的气氛。佛蒙特州的乔纳森·亨特声称：“政府所做的任何事都不会象把华盛顿安葬在国会大厦这件事那样，在团结人民和巩固合众国方面产生如此深刻和长期的道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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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六日，离预定举行纪念仪式的日子只有不到一个星期了，芒特弗农的主人约翰·奥古斯丁·华盛顿断然拒绝迁移英雄的遗体，致使这场辩论猝然终止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曾发生有人企图把华盛顿的遗体从芒特弗农墓地盗走的神秘事件。于是，便在那里建成一座新墓，加了锁，钥匙被扔进了波托马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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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纪念和演讲仪式 二十世纪中叶，台众国所有各州在二月二十二日华盛顿生日那一大部举行庆祝。这是唯一成为法定节日的诞辰纪念日（除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之外）。十九世纪初叶，当这个新的国家几乎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历史的时候，每年到了华盛顿的生日和七月四日——共和国自己的诞辰，都要举行充满爱国热忱的仪式。在这两个节日里，最受注意的是每次的例行仪式——一篇讲演，这篇讲演内容重复、辞藻华丽、夸夸其谈、冗长不堪，而且格调雷同，好象是由什么礼拜仪式权威规定了似的。随便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一八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丹尼尔·韦伯斯特在华盛顿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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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纪元的开端，在新世界的前列，屹立着华盛顿。自华盛顿诞生一百年来，世界变了。这变化的大部分都发生在华盛顿的国土上，而华盛顿本人则是完成这些变化的主要人物。他的时代和他的国家是充满了奇迹的时代和国家，而他则是这时代和国家的领袖。演讲者们说，美国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华盛顿的伟大足以弥补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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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七年约翰·泰勒（后来成为总统）在约克敦宣称，英雄华盛顿比希腊英雄利奥尼达斯和圣经先知摩西更伟大，因为，他们其中一个和自己的战士一起身亡，另外一个永远没有进入希望之乡。华盛顿就大不一样了。约翰·昆西·亚当斯认为，华盛顿的性格融合了统帅精神和温顺谦和，比阿伊尼厄斯或大卫王更胜一筹。亚伯拉罕·林肯一八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斯普林菲尔德演讲时说：“给太阳增添光辉或给华盛顿的名字增添荣耀都是不可能的。任何人都不要做这种尝试吧。满怀敬畏之情，我们呼唤着他的名字，他英名不死，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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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欢迎和最广为传诵的是爱德华·埃弗雷特的一篇演讲，这是他为芒特弗农协会购买华盛顿住宅、使之成为一个公共圣地而募集资金时所作的巡迴演讲。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年，埃弗雷特在全国各地把这一篇两小时长的演讲演说了一百二十九次，募集到九万美元。他的演讲——《华盛顿的品德》，马上就成了国家纪念仪式的经典作品。他从年轻时的华盛顿讲起，概述了华盛顿的英雄业绩：“二十四岁的华盛顿是男性力量和美的典范，他具有绅士和战士的所有品德和功绩，他的智慧和思想超出了他的年龄。在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领悟到，爱和信心往往只能通过为人服务而获得。”在“我们民族史册上第一次探讨伟大的名字、伟大的事件和伟大的改革以及力求才智的普遍发展”的时代，华盛顿是最伟大的人物。在俄国彼得大帝、普鲁士弗雷德里克大帝和法国拿破仑大帝堂皇而庸俗的专制之上，放射着光芒的就是华盛顿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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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人们对他的其它方面有什么不同看法，一个象华盛顿那样受到全体人民尊敬和崇拜的伟大人物，绝不是历史中一个孤立的现象。我们不能仅仅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对待它——这是上大的旨意。杰斐逊先生一七九二年写信劝华盛顿不要拒绝再次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在信中说得好，“如果南方人和北方人都有你和他们在一起，南方和北方就会联合在一起。”华盛顿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我们永远也不会象我们的祖辈那样亲眼见到他；但是对他的记忆犹存，我要说，让我们永远记住他吧。让我们把他的诞辰作为全国的节日和假日；让我们永远记住，每当二月二十二日来临，我们举行庄严而愉快的仪式庆祝这个伟大的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从哈得逊河到波托马克河、从南方平原到西部湖泊的公民们，都在举行同样充满感激和爱忱的纪念活动。不仅仅是我们，也不仅仅是他们。越过俄亥俄，跨过密西西比，沿着从东向西移民的逶迤漫长的行程——随着他们的西行，更多的州成立了；移民们正穿过西部草原，蜂涌通过落基山脉的山口，蜿蜒走下群山——在那美好的夜晚，华盛顿的名字和对华盛顿的记忆将伴着天上的月神，从东向西跨越经度六十度，直到她皎洁明亮的情影穿过加利福尼亚的金门桥，安详地去接受大洋洲群星们的午夜觐见。只有在那里，在文明的人类还未留下足迹的野蛮群岛上，华盛顿的名字才是默默无闻的；但是，一旦这些岛屿上聚集了千百万文明的人们的时候，他们也将和我们一起纪念和赞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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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对立情绪越来越尖锐，但对各方来说，华盛顿的光辉更加明亮了。对卡尔洪而言，他是独立的保护神；对韦伯斯特和林肯而言，他是联邦的保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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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已成为国家的救星和国家之父。来自马里兰州的众议员本杰明·霍华德在国会指出（一八三二年二月十三日）：“有史以来，有记载可稽的，只有两个人的诞辰在其死后仍受到人们纪念。这两个日子就是二月二十二日和十二月二十五日。”弗吉尼亚的丹福斯牧师一八四七年七月四日说：“从华盛顿母亲玛丽的永生的儿子那里，我们人类接受了莫大的恩惠，而令人痛心的是，在弗雷德里克斯堡，这位母亲的纪念碑遭到冷漠，迄今尚未建成，诚令人感到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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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像 没有什么能比传统的华盛顿画像更好地揭示围绕着华盛顿的个人崇拜和神圣的气氛了。很少有哪个以同一模型塑造出来的历史人物能如此广泛地流传全球。华盛顿的标准像是由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绘制的。当代很多华盛顿的肖像，都是一七七二年至一七九九年由当时最优秀的艺术家绘制或雕塑的，其中有皮尔一家（查尔斯·威尔逊、詹姆斯和伦布兰特），约翰·特朗布尔、威廉·邓拉普、爱德华·萨维奇、杜·西米蒂那、胡敦、塞拉奇，等等。所有可用的材料和方法部利用了，不仅仅是油画颜料和大理石，还有木头、象牙、腊浮雕、面部模塑、剪影，以及借助于一种机械缩放仪绘制的侧面画像。华盛顿常常长时间地、以同样的姿式坐在那里供人画像。后来成为经典画像的都是被理想化了的。人们始终喜爱的是吉尔怕特·斯图尔特一幅未完成的肖像（“雅典娜神庙”），这幅画弥漫着一种超凡出尘的朦胧感。吉尔伯特。斯图尔特出生在罗得岛。二十岁那年，他认为美洲殖民地不是适合于画家们工作的地方，于是在一七七五年到了英格兰，在另一个美国移民——本杰明。韦斯特的画室里工作了五年。他很快就有了一批上流社会富有的买画常客，并成功地击败他的竞争者拉姆齐、雷诺兹、罗姆尼和盖恩斯巴勒。当他于一七九三年可能是为了逃避债务监禁而返回美国的时候，他发誓要通过绘制华盛顿肖像重新发财。斯图尔特希望能靠出售“大量的华盛顿画像”来偿还英格兰和爱尔兰债主们的债务。他的第一张华盛顿像是一七九五年的一幅人物写生，结果有三十一个买主向他预定了三十九幅。这仅仅是个开始罢了，因为谁也无从知道这幅画像到底被斯图尔特、他的徒弟或模仿者们复制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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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尔特的华盛顿像表情呆板，但这可能正是其特殊吸引力之所在。看起来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形式。它们远不如伦布兰特·皮尔的华盛顿像生动逼真，但皮尔的画却从未象斯图尔特的画那样流行和富有感染力。这其中的原因，正象伦布兰特·皮尔自己所描述的，简单得令人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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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法官告诉我……他的叔父第一次端坐着让斯图尔特画像的那天，嘴里戴着老加代特为他做的一副新假牙。这副牙是用海马牙做的，包括牙齿和牙龈，老大的一副假牙，戴着很不舒服。他不能讲话，讲起来非常困难；他的嘴看起来就象用水在漱口似的——（这都是华盛顿法官说的）。后来，斯图尔特先生自己也对我说，他在给人画像的时候，从未象给华盛顿画像时那样难以和被画者进行交谈。这是他的习惯，因为他想得到自然的表情，而这表情只有在同被画者进行各种交谈时才得以选择和捕捉。这副假牙很碍事，而且对斯图尔特来说，不幸的是每次画像的时候，华盛顿总是戴着它，希望有一天会习惯——但他终于把它扔掉了。我很幸运，我是在他的新假牙做好之前开始我的工作的，我的模特儿每次来的时候都戴着他多年前在纽约配的假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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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牙齿方面的因素，再加上斯图尔特具有把自己的绘画对象理想化的天才，使他绘制的画像完全符合美国人理想中的英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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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最适于表达华盛顿性格和形象的材料是大理石而不是油画颜料。光是雕像的目录就可以编成一本书。法国雕塑家胡敦制作的一尊和真人一样大小的半身像很有名气，被复制了无数次，成了标准像。意大利冒险家塞拉奇按照真人制作了一尊半身像，后来他把这座像放得很大。另外还有著名的卡诺瓦创作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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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作品里，最个人难忘（也是引起最多争论）的是霍雷肖·格里诺的作品。他是一位新英格兰雕塑家。一八三二年，政府委托他为国会大厦圆顶大厅制作一尊华盛顿塑像，费用为五千美元。格里诺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自己的工作间里苦干八年，完成了这尊十英尺半高、二十吨重的塑像。渡越大西洋的运费为七千七百美元，从海军造船厂运到国会圆顶大厅又花了五千美元。为了把这个庞然大物搬进去，必须把国会大厦的入口加宽。然而，塑像到达预定地点之后，又发现地面承受不住它的重量，只好又把它搬出去，放在东门前。到此为止，已花费了二万一千美元。当时，这件事已引起了公众的不满，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费用，还因为——这真是一种讽刺——格里诺神化英雄的努力激起了公愤，认为这是不庄重的做法，因而这努力本身也象是一种亵读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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